三、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两个阶段

 




  1、调整对台湾的政策
  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在国内引起了一些反响。从周恩来本人的立场来讲,对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抱有很大希望。这个希望有两层内容:一是争取中国在美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回国,这将成为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生力军;二是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从而改善中美关系。这两项内容不是并重的,第二项内容在客观上更具实际意义。这从中美大使级会谈时中方代表的连续提案内容中可以看出来。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周恩来在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周恩来在通报了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将要举行的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后,强调:“这次中关大使级的会谈也应该像中美双方同意发表的新闻通告中所说的,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以便对和缓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贡献。杜勒斯先生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美国在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将遵循同各国人民进行合作的原则。这句话如果意味着美国将愿意同中国合作,那末,这次中美大使级的会谈应该能够为中美之间关于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作准备工作。”〔1〕同时,中方组成了以章汉夫、乔冠华为首的中美会谈指导小组。利用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可以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都获得好处。内政方面是指对台湾当局的工作,外交主要是指对日本外交。
  开展对台工作,其基本出发点必须是一个中国的大前提,有了这个共识才好谈及具体问题。当然,国共双方存在着这样的共识,蒋介石也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2〕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谈判基础。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对关蒋关系产生了冲击。八月二日,在国民党立法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案,其内容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抗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3〕同月四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在(中美大使)日内瓦会谈前,曾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保证,这虽然暗示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但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共,而且决不商谈与国府有关的重大问题。我们相信美国。”〔3〕在台湾当局之外的社会舆论却另有见解。《朝日新闻》的特派员河村从台北发回的报道说:“台湾报纸的论调从过去一贯的亲美态度,一下子变为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中央日报》专门集中报道了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强调,从目前的形势看,美国是没有损伤国府的权益,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即美国的态度是会随时改变的。”〔3〕当日内瓦会谈就民间人士送还问题达成协议后,台湾方面便敦促美国中止会谈。美台关系出现了细微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在周恩来的预料与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应该调整中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政策。
  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之前,亚非万隆会议之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代表政府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两种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同时强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4〕。这无疑是对台政策重大的调整。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武力解放台湾的立场。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第二届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台政策。其中包括:“(台湾方面)凡是愿意一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他希望:“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5〕可以看出,周恩来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和平解放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在于对方。中国的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的解决,中美摩擦的主要因素将消除。〔6〕同年三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马坤,请他向蒋介石等人转达几句话。“首先,你可以向他们说,”周恩来对马坤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泽东,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是一九四六年,你住在吴铁城家里的时候,那次谈判破裂以后,接着就打了三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说,我们永久不再谈判。内战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7〕周恩来告诉马坤:“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7〕周恩来对台湾当局发动的和平攻势于同年六月又有新的进展。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以政府的名义提出:“愿意与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8〕周恩来的这些话是根据事态的发展而有的放矢的。众所周知,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五日蒋介石致函艾森豪威尔,提出要“反攻大陆”。五月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复信,反对台用“武力反攻大陆”。〔9〕由于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正在举行,美方不打算让会谈破裂,所以持反对武力反攻大陆的立场。美国对台政策,就是将台湾当作对付大陆的一个筹码。周恩来以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建议,抓住了历史机遇,使和平统一的工作进入了可具体操作的阶段。这个建议也对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九五六年七月七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与蒋介石举行会谈,讨论了美台关系问题,交换了对中国大陆采取对台“新政策”的看法,并向蒋转交了艾森豪威尔的信件。〔7〕所谓对台新政策,就是指调整后的对台政策。中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做法及这个政策本身,引起了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注意,其影响力深远。同年七月十三日、十六日、十九日,周恩来在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人陪同下,三次接见曹聚仁。从接待出席的人员名单来看,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在谈话中,就曹聚仁问及周恩来十几天前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时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时说: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0〕与曹聚仁谈话后不久,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对解放台湾的两种方式给予了确认,并对这两种方式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即: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而避免使用武力,实际上是政府的首选方案(这个和平方式曾在历史上被证明过是可以行得通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和平解放北平)。如果和平谈判失败,或者没有举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那么政府才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决不能动摇。一九五六年十月七日,周恩来宴请并同曹聚仁谈话,出席作陪的有张治中、邵力子、徐冰、屈武、童小鹏、罗青长。曹聚仁为台湾方面探询,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人将如何安排。对此,周恩来非常认真地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又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创造气氛。当场,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通知有关地方政府,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加以关照。〔11〕周恩来对台开展的和平攻势,得到了台湾当局一个不太大却又具实质性的回应,即一九五七年春,台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被派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会见了宋宜山。〔12〕双方会谈涉及实质性问题。中央政府方面提出:一、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这已与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上的提法不同。那次会议上,周恩来说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协商”。二、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之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其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员前往干预;相反,台湾当局可遴选委员进北京参与全国政务之规划。三、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宋宜山返台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13〕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与埃及友人毛希丁谈话时说:“现在和平解放台湾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发展,但也不能希望太快。”〔14〕
  2、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两个阶段
  (一)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九月十日
  会谈的议题为,双方民间人士各自返回自己祖国的问题。事前,双方已达成谅解,避免在议程问题上进行冗长的争论。谈判首先讨论各自国家遣返某些公民,然后讨论“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某些实际问题”〔15〕。美国在其本国公民成为人质或战俘后,历来都投入全力营救,这是一个传统,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政府出于诚意和对美方的友好,于第一次会谈开始,王炳南大使便在谈判席上说,“在谈判之前,我受命转达下列消息”,即中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提前释放十一名触犯中国法律的美国飞行人员。〔16〕这里所谓奉命,即奉周恩来之命。王炳南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作出的上述决定,希望能对今后的判谈产生积极影响。”〔16〕对中国政府的上述决定,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双方开始谈判的当天(八月一日),在华盛顿发表谈话说:“美国向所有积极促成这种人道主义措施的人们表示感谢。”〔16〕态度比较积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乔治(walter F.Geoge)也表示:“即使会谈为没有任何效果,单就释放本身而言,进行美中谈判就是有价值的。”〔16〕从会谈开始的气氛来说是比较好的。
  从八月二日起,双方进入民间人员送还问题的会谈,这是第二次会谈。中美两国代表一致决定,此后的会谈全部转为秘密会谈,对新闻媒体只许发布下次会谈日期的简短消息。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周恩来曾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他认为,因为留在中国的美国民间人士数量较少,估计第一次实质性谈判达成协议并不困难。周恩来的估计是不错的,然而,周恩来没有估计到,谈判还出现了一个难点。双方首次出现的谈判难点是:
  中国方面提议通过第三国的斡旋办理送还手续问题,但美国人认为,如果他们自己认可通过代表中国的中介即第三国来干预留居美国的中国学生问题的话,岂不是悄悄地、暗地里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政府了吗?因此,美国方面否定了此次提议〔3〕。
  不仅如此,美国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提供留美中国学生名单的要求,又以有些中国人是想回台湾的,因而担心提供名单会对这部分人造成间接的压力为理由,加以拒绝。据统计,当时大约有四十多名美国民间人士在中国,大约有五千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由于美国方面迫切要求解决第一个议题,因此,双方还是绕过了难点,很快达成协议。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周恩来告诉大使,中美大使级日内瓦会谈“目前仍在讨论第一项议程,但已经没有多少争论了”〔17〕。周恩来告诉赖嘉文,中国政府将委托印度政府协助处理愿意回国的旅美华侨的回国事宜。同时,请大使将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平民回国问题协议声明修正稿转交印度政府。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罗迈进,告之:对中国在日内瓦中美会谈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遣返双方民间人士的《中美两国大使协议的声明》,目前双方对草案本身已无争论,只是在文字上美方提出还要做某些改动。随后,将草案副本交给苏联临时代办,嘱其转交本国政府。〔17〕从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仅四天时间,双方就共同确认了声明的草案文本,可见速度之快。从八月一日到二十五日,双方基本上没有大的周折,比较顺利地达成协议。
  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王炳南通知约翰逊,中国将再释放九名美国滞留中国人员,其中包括六名妇女。三天以后,九月十日,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18〕
  王炳南大使对这个《协议声明》有如下的评价:“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英译为agreement announcement,后来尼克松和周总理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报发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18〕在这个奇怪的《协议声明》之外,相关的内容还有如下若干: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对居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如其希望回国的,在确认其具有回归权利的同时,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适当措施使其回归权利得到迅速行使,今后亦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
  ②中国方面宣布,英国政府已被委托,对希望归国的美国人就归国事宜提供以下帮助:
  a.所有留居中国的美国人,如果认为其回国受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政策阻碍时,可以通知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大使事务所,要求他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交涉。如果美国有要求的话,英国政府有权对此类事件进行调查核实。
  b.所有留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希望回国者,当遇到旅费方面的困难时,英国政府将为其提供必需的经济帮助,以保证其回国。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公布的以上事项,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大使事务所也将同样予以公布。
  美国方面也宣布,凡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希望回归的,如果受到阻碍时,印度驻美国大使馆将对这些中国人予以上述同等范围内的帮助。〔3〕
  从对第一个议题的协议执行的结果来分析,中美双方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周恩来曾经就此说过,中国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点来说,会谈就很有价值。周恩来自称,他一辈子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是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恩来这样说,自有其深刻的体验。当然,中国方面还争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扩大了自身的国际影响。美国方面实现了在华美国人返国的愿望,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不少舆论方面的支持;还有最后一点,“艾森豪威尔政府成功地维护了国民党中国的利益以及它的国内的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的关系。总之,最初促成会谈的那些压力暂时减轻了”〔19〕。
  (二)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第一议题双方达成谅解后,美中会谈从第十五轮会谈起进入讨论第二个议题的阶段。原来商妥的议题是“两国间尚待解决的其他实际问题”。第十五轮会谈从九月十四日开始。王炳南大使提议,希望能就“禁运问题”和“更高级的美中会谈的准备问题”进行讨论。中国方面提出的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抱着诚心诚意要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愿望的。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已向外交工作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外的联系。然而美国方面早已确定了其谈判方针,即“遣返平民的工作没有圆满履行之前,我们不转入讨论其他问题”〔20〕。因此,约翰逊答复说:“由于达成协议的关于民间人士送还问题的声明尚未履行,现在讨论其他问题为时尚早。”〔3〕对此,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代表团九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如果美国方面坚持在履行完第一议题的协议事项前,不能商讨其他问题的话,这无疑是将会谈无限期地推迟。因为中国在美人数很多,待他们全部回国后再谈,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在中国方面的敦促下,双方又就需要讨论的问题拟定事项。中国人强调那些可以为他们赢得一定程度的默认的项目,例如放宽贸易限制,新闻记者互访、外长会晤等等。”〔20〕“因此我们建议讨论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的问题,而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也只有这一问题了。”〔20〕这是后来成为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美方代表雅各布·比姆的回忆。据一九五五年十月初,国外某报纸自日内瓦发法新社电讯,周恩来在北京表示,所有远东问题的解决都会促进美中会谈。实际上,表明了中国不反对谈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的问题。十月八日,美国代表提出一个草案,建议在台湾地区放弃行使武力。中国方面于三周后,即十月二十七日提出自己的方案,强调中美两国之间的纠纷决不诉诸武力,并建议举行两国外长会谈,解决台湾地区局势紧张问题。〔21〕周恩来在会谈外面也大声加以呼吁。此前,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公谊会代表团时,介绍了中美会谈的情况。他强调:“要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就必须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大使级的会谈是不能解决这种性质严重的问题的。”〔22〕分析中国一再呼吁举行两国外长会谈的真正动机,是避免谈判陷入僵局并深入了解美方的意图,仍然对谈判本身抱有希望。〔23〕
  但是,中美大使级日内瓦会谈是愈谈愈谈不拢。双方在放弃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问题上是互提方案,又互相否定。十一月十日,美国又重提一个新方案,即放弃行使武力是指双方在追求这一和平政策时,相互不施以不利影响,这适用于一般情况,尤其适用于台湾。此提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拒绝。十二月一日,中国又提出对十月二十七日提案进行修改后的关于放弃行使武力的新提案。美国以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为由,加以拒绝。此后,中国方面不再提举行两国外长会晤的方案,并再次否定了约翰逊大使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在第三十二次会谈中的修正案。会谈实际上已陷入僵局。为此,有必要再次重申中国方面的立场。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中国外交部单方面公布尚未公开的会谈经过。同时,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放弃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间的纠纷,是中国所一贯提倡的。但就美中两国的国家关系而言,绝对不能把不使用武力与美中两国任何一国的国内问题混为一谈。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占领,是属于美中两国之间的国际纠纷,但中国人民对自己的领土台湾的解放则是中国的主权,属于中国的内政。”〔24〕对此,美国国务院一月二十一日声明:“台湾不属于中国,美国也没有占领该地区。美国对台湾负有权利和责任。相反,中国倒是应该执行尽快使美国居留民归国的协定。”〔24〕显然,美国持强硬而无礼的态度将会使会谈夭折。三月四日,中国外交部奉周恩来之命再次谴责美国对日内瓦会议无诚意,致使会谈毫无进展。声明强调:“对于美国利用美中会谈的工具来阻止中国行使主权的企图,我们不会沉默以待之。”〔24〕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以激烈的言辞,呼吁推进会谈。
  此后,从三月至五月的三个月中,又举行了十一次会谈,没有任何新进展。一九五六年五月五日,在接见印尼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周恩来对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发表了看法。他说:“台湾海峡仍有风波,连杜勒斯也说这些地方无和平。一方面存在着紧张,同时中美又在日内瓦进行谈判,这是一种很复杂和有趣味的情况。一方面美国要在台湾制造紧张,威胁中国,霸占台湾,而且更主要的是威胁在美控制下的国家,防止他们摆脱美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担心战争扩大,反对美国侵略集团。因此,美国不得不在日内瓦谈判,它想使人相信中美正在谈判,战争打不起来,和平有希望。但是真正和下来,美国侵略集团又不甘心,因为那样它就不能紧张世界,霸占基地,倾销军火商品。”〔25〕在作了一些分析之后,周恩来强调:“因此,在日内瓦真正达成协议,美国又不愿意。”〔26〕最后,周恩来将这种又紧张又谈判,又不能达成协议的奇怪现象,归咎于“美国好战集团的动摇、被动”〔26〕。应该说,周恩来对美国不愿意达成协议,正在动摇的判断,是正确的,及时的,对会谈的进行有指导意义。然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分析过程,带有书本化的色彩,显得过于简单。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并没有说中国方面的相应对策。据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并参与一九四六年与马歇尔将军谈判的陈浩女士所持的观点,周恩来在处理对美国的关系时,往往遵循一条从一九四六年谈判后得出的经验,即跟美国等西方国家办外交,没有道理的就要顶回去。有道理的可以和谐地解决。我们不主动挑衅,但对方要来挑衅,必须给予回击。谈不成怎么办呢?用武力做后盾,必须经过较量。陈浩女士认为,这一体会已成为建国后,我国与西方大国办外交时的一条重要原则。〔27〕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中国政府的立场趋于强硬,但还不是决裂。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奉周恩来之命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方面没有谈判诚意。这样,会谈双方在放弃于台湾地区行使武力的问题上陷入僵局。这是必然的,因为双方立场截然相反。中国方面认为,台湾解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美国方面认为,它与国民党台湾当局签署了条约,因而在台湾地区负有防卫义务。双方在短期内不可能寻求到共同点。一九六五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指出:“我们与中国人的真正问题在于我们的不同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不同认识。”〔28〕费正清的判断是我们理解中美日内瓦会谈双方难于谈拢的原因的钥匙。还要指出,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奉行强权政治,欺弱怕强,也是使会谈难以进行的根本原因。使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既难以进行,又不破裂,是美国的外交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在周恩来指示下,中国方面寻求在其他领域达成共识或谅解的可能性,而尽量不使谈判破裂,因为中国内政也需要维持这种谈判。八月初,中国政府单方面邀请十五个美国重要的新闻机构派记者来华访问。少数记者冲破美政府禁令来华,之后被美政府吊销了护照。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第五十六次会谈中,中国代表再次提出关于禁运问题的协议案。而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内部也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进行争论,〔29〕其内容主要是,为改善中美关系,缓和紧张局势,拆除两国间现存的贸易屏障。为此,双方就具体措施进行磋商。〔3〕而美国将这个问题与放弃使用武力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拒绝。九月二日,中国外交部声明抗议美军用飞机入侵中国领空。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在第五十八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再次作出努力,表现了最大诚意,又提出了关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草案。主要内容为:“为加深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恢复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传统,中美两国各自采取自主的措施,拆除目前妨碍两国人民自由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障碍。”美国代表仍以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尚未解决而拒绝加以讨论。中国方面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中国外交部十月十六日在《关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问题讨论的声明》中指出:“中国方面就文化交流问题提出议案是符合两国人民寻求互相理解的愿望的。如果在这种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上,双方能达成谅解的话,就会积极改变中美会谈的气氛,从而对其他中美间有争议问题的解决起到良好的作用。”以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是周恩来人民外交概念中的组成部分,是对正式外交的推动,是较一般和外围的作法,它没有具体实质性的外交目标,因而是一种量变的积累。美方连这一点也加以拒绝,就预示着会谈已失去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次寓意深刻的文化外交活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至十二月向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国派出以楚图南为团长的近百人的中国艺术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按周恩来的要求,就是多交朋友、多谈文化、多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方面成就,向美洲各国人民介绍一个新的中国的形象。这次在美国近邻中的文化访问,究竟对美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对南美几个国家的影响确实是空前地好。〔30〕访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记者进行了接触,并与之交了朋友。但是对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影响甚微。
  一九五七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多事之秋。这一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仅进行了十次,基本上是每月会谈一次,会谈进入拉锯式阶段。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至当年年底,双方谈了二十次。一九五六年全年双方谈了三十一次。一九五七年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离开加德满都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周恩来坦率地告诉记者们,中美会谈陷入僵局,因为美国老想让别人让步,而他自己却不让步。〔31〕在此之前,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旬,周恩来在印度的一次记者会上,更详细地介绍了中美会谈的情况:“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改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日内瓦的中美会谈中,我们提出了建议,为的是缓和并消除台湾的紧张局势。我们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召开外长会议来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在举行这个外长会议之前,可以作某些工作来改善这种关系,例如取消贸易禁运,鼓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进行文化交流和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互相访问。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一切努力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相应的反应和赞同。”〔32〕周恩来向世界舆论介绍,中美会谈陷入僵局,责任不在中国方面。美国方面也洞悉一切,凡是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进一步承认的外交行动一概免提。三月初,周恩来又向全国政协通报了中美日内瓦会谈陷入僵局的情况。这时,周恩来本人已做好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将马拉松式地谈下去的思想准备。他本人也已意识到,美国有可能采取新的步骤来中断会谈。〔32〕一九五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接见以华伦·麦肯纳为团长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不厌其烦地挨个儿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有关中美双边关系中许多敏感的问题。这次会见应该看作是对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的一个推动。同年九月十二日,在第七十次会谈中,中国方面提出了互派记者的提案:“两国政府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为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同意允许对方记者访问本国,进行采访活动。”但美国大使约翰逊又拒绝了此.提案。〔3〕关于在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所涉及到的两国记者交流问题,美国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一九七三——一九七五)约翰·H·霍尔德里奇有如下说法:“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当时精明的周恩来下令取消中国限制美国新闻界人士来华采访的禁令,并邀请美国十五家新闻机构派代表来中国旅行一个月,(颇相似于延安采访团)从而触动了美国新闻界。但国务卿杜勒斯拒绝解除禁令,不允许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接着,美国新闻界批评国务院。一年后,杜勒斯放宽禁令,允许二十四家新闻机构派代表去中国,并暂定六个月为试行期,如果这些新闻记者能在中国自由报道,届时可以延长期限;不过,美国没有向中国新闻记者提供对等的互惠。对此,约翰逊大使解释说,中国新闻记者必须符合美国规定的逐个申请签证的要求。因此,中国方面拒绝这种安排。”〔33〕在一九五七年底双方暂时中断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之前,中国大使在会谈中提出的最后一个提案是两国司法合作问题的提案。该提案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了相互给予司法方面的协助,中美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就司法合作问题进行协商。为此,两国政府将指定专家进行商讨,决定就两国司法合作协定的实质和具体办法进行商谈。”该提案既充满了合作的精神,也考虑到实际需要。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美国加里福尼亚州北区区法院曾致函中国司法部,要求中国政府协助完成司法程序。因为该院正在市理的诉讼案中,被告的辩护人是中国人,需要从中国证人那里搜集证言。〔34〕美国大使约翰逊选择了另外一种回绝的方式,当面通知王炳南,奉调转任驻泰国大使,今后的会谈,美方代表是驻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Edrin W.Maroin。对此,王炳南指出:“召开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是由双方共同商讨决定的。美方随便指派不够大使资格的人为代表是违反规定的。”随后,便退出会谈,也没有定下次会谈的日期。
  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开始,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止,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双方仅解决了一个互相送返各自侨民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仅用了一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就是双方各持己见,从未能在哪怕一个细小的问题上,再达成协议。从谈判过程来看,中国方面在会谈中提出各种提案也好,在会谈外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也好,周恩来直接发表有关谈话也罢,目的只有一个,即:使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这种努力是与周恩来对国际形势正趋向缓和的判断分不开的,也和周恩来对美国一中国一台湾这复杂的三角关系的正确分析有关,即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改善大陆与台湾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因此,从周恩来的意图上讲,不希望会谈破裂,王炳南拂袖而去,很可能得到过周恩来的默许,其手法强硬,但目的仍是促谈。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国内在对苏和对美关系的宣传方面,显示了中国人的盲目。对苏一切都好,对美一切都坏,处理方式简单化。五十年代,有影响的《学习》杂志在谈到如何正确认识美国时曾说,美国是“和平的敌人、民主的敌人、文化的敌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35〕。这种分析,代表了当时舆论。正是在如此强烈的反美情绪下,周恩来促成并全力推动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表现了他的冷静、客观,为国家利益工作的品质,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冒着一定的风险。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成果寥寥,周恩来承受了很大压力。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断之日,正是周恩来被点名受到批评之时。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任命陈毅为外交部长,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同年六月九日,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但是,中美关系的一度缓和确实在文化教育界掀动了不小的波澜。资深院士申洋文教授回忆道:“还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那就是一九五六年因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美国政府放松了对我国留学人员的控制,使大批滞留美国的爱国留学生放弃了在国外的优厚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携家带小,争先恐后回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效劳。……一九五六年秋季,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北京大小旅馆饭店,住满了留学归国人员及其家属,等待国家给他们分配工作岗位,情况至为感人。”〔36〕

  【注释】
  〔1〕1955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2〕1956年1月6日周恩来接见全日本电机机器工会联合会访华代表团时,谈到了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他说:“我们和蒋介石的问题是国内问题,蒋介石也说这是国内问题,要另外解决,我们自己解决。”又说:“我们不要美国代表蒋介石,蒋介石也不承认美国代表他……。”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务院提出对台托管,蒋不同意,没得逞。
  〔3〕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报告(1966.7.20)日文、社内用121。借此机会向提供这份宝贵档案资料的日本友人表示谢意。
  〔4〕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常委15次会议上讲话,见《建国后重要文献》。
  〔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0页。
  〔6〕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基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页。
  〔9〕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336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98页。
  〔11〕《周恩来年谱(l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23页。
  〔12〕关于宋宜山访问大陆的内幕情况,详见苗生《被搁置香港的秘密使者宋宜山》,《人物》1999年第9期第31页。
  〔13〕吴小宝:《周恩来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作的重要贡献》,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1998年2月天津。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页。
  〔15〕(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3页。
  〔16〕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报告,社内用121(1966.7.20),日文。《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1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18〕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19〕《华沙——中美会谈》,见(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0〕《华沙―中美会谈》,见(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5页。
  〔21〕约翰·H·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22〕《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23〕美国人曾向中国提议举行外长会谈的动机另有分析。见约翰·H·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24〕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1966.7.20)社内用,第7页。
  〔25〕《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l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26〕《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27〕参看陈浩《周恩来在1946年谈判中》,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2天津,未刊稿。
  〔28〕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9〕参看贾庆国《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的讨论》。见:《美国研究》,1990年第2期。
  〔30〕参看楚图南《人民外交史上的丰碑》,见《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314页。
  〔31〕《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32〕《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第205页。
  〔33〕约翰·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34〕参看《美中大使级会谈》。中国外交官、学者王立在其著作《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中也提到这个问题,并指出是为了保护鲍蕙尔。
  〔35〕《学习》第3卷第4期,1950—11—20。转引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36〕申洋文:《人才成长与事业成就》(上),见《南开周报》,1999年6月18日。



 
 

2007/09/10

三、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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