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恩来与石桥湛山构想之受挫

 




  1、石桥湛山的设想
  石桥湛山(一八八四——一九七三),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九二五年任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董事长。一九三九——一九四三年任商工省专门委员。一九四六年出任吉田茂内阁大藏大臣。其后因主张削减对美提供“终战处理费”而被借故整肃。一九五四年,石桥湛山出任鸠山一郎内阁通产大臣。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石桥湛山当选为首相,对改善日中关系问题有自己独到见解和抱负。但不久便因病于一九五七年二月辞职,病愈后留下后遗症,生活行动均有不便。当时像他一样主张积极改善中日关系的人士居劣势。尽管如此,石桥不怕在党内孤立,不顾右翼顽固势力的攻击、咒骂,抱病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亲自访华,希望在晚年为中日关系作出贡献。九月二十日,石桥与周恩来发表会谈公报。公报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并且指出,为着实现上述目的,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增强两国人民的相互间的信任,改善两国的现存关系,并且为早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而进行合作。同时,公报也主张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1〕这些主张,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反映了亚洲和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人民对此衷心地表示欢迎,在日本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石桥先生这次访问中国,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2〕一九六三年,石桥(时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总裁,带领约三十名国会议员)二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于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谈。石桥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掘井人之一,为改善中日关系整整操劳了十八年,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周恩来曾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即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同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正芳外相访华),驰电祝贺石桥湛山先生米寿。贺电中说,承蒙先生努力,今天,中日关系即将迎来新阶段,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这种努力。〔3〕
  石桥反对日本利用中苏对立从中渔利,主张日中美苏四大国均保持友好。他提出“日中美苏和平同盟”设想,即日本在与中苏缔结和约时要将美国加进来,也可以理解为将日美双边同盟扩大到中苏,形成日中美苏四国“相互安全条约”他认为,中苏分则两伤,合则两利,中苏相争将不利于东亚和平,日本也将受其影响。他一直主张,日中美苏四国缔结和平同盟,保障各国的安全,提高各国人民的福利水平。
  一九六三年访华启程前,石桥致信周恩来,阐述了他的主张,并告一。月十日之前一直在北京,希望能够同他单独地充分交换意见。十月九日,周恩来和石桥晤谈两个半小时,其间周恩来主动说明:“中国从五十年代就倡议中日关苏间的和平同盟”。石桥立即问道:“当真如此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太值得庆贺了。那么请问,今天您还是这个意见吗?”周恩来说:“当然,我这个想法没有变化。”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能做到这样当然最好,但看来离实现还很遥远。”石桥说:“如果您还是这个意见,我就不认为很遥远,总而言之,机会到来时,请您支持。”〔4〕
  石桥后来在文章中写道:“通过这次访华,(一九六三年)我确信,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空想,而是可能实现的愿望,这一点最使我感到欣悦。”他还写道,“迄今为止,我曾多次提过这个设想。一百九十六c年,苏联的赫鲁晓夫总理告诉我说,他完全赞同我这个主张。现在,中国的周恩来也发表了上述意见。这就是说,日中美苏四国中,中苏两国是同意我的主张的,剩下的就是日本和美国了。”
  石桥认为,结成和平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北方领土有希望获得解决,同时,同美国之间也可找到解决冲绳的途径。“缔结这个同盟,受益最大的就是日本”。石桥认为,对于美国来讲,和平方案是美国摆脱困境的好办法。“因此,如缔结四国和平同盟,对各方都有好处”。对于其他国家,石桥认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会希望加入,四国也不会妨碍其他国家加入。这样一来,太平洋就可能真正太平了。“因为这个四国和平同盟可同联合国一道发挥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巨大作用,任何国家都不会不赞成。因此,可以说,我一直坚持的这个主张,虽然看起来有很多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实现。通过这次访华,能确认我的信念有望实现,我感到幸福。”〔4〕
  石桥湛山的设想是很好的,但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在两极对立的情况下,作为对立阵营内的各国关系的变化完全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紧张程度的变化。石桥设想出台之时,正值美苏激烈竞争时期,关系和缓根本不可能,这是两极体制下美苏竞争状态所决定的。
  石桥湛山的亲华疏美的言行使他的设想推行起来也有极大困难。一九五二年,他曾响应中方邀请组团访华,但遭到当时外务省的阻挠。一九五六年,他表示:“日本虽然不能立即承认中国,但将努力消除中国在国际上所受的刁难,采取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办法。”一九五九年,他与周恩来发表会谈公报,重申日本有识之士从未容忍那种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思想和行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5〕。
  石桥内阁成立之初,中国新华社有以下报道:“石桥在战后曾出任吉田内阁的藏相,他以反对美国和吉田集团的财政紧缩政策而出名,他主张扩大日本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6〕另外,《纽约先驱论坛报》曾有述评,对石桥内阁表示警惕:“中共一旦使日本依靠于它,并使中共贸易成为日本贸易收入的重要部分,则中共即可紧紧地控制日本,各国家竞相成为左右日本经济的主要角色。对此,西欧各国绝不能给予可乘之机。”〔6〕由此可见石桥亲华与美国对他的警惕态度。
  一九五九年,石桥与周恩来会晤后,曾致信岸信介首相。全文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先生:
  鉴于目前世界形势的发展,请岸首相利用安保条约修订签字的机会,向美国总统提出如下措施,说尽情理以求得其同意。
  一、两国合作,实现日、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
  二、召开日、美、中、苏、印五国会议,协商稳定亚洲的根本大计。
  在这人称解冻时代的重要时期,由日本倡导两国合作,使世界历史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直接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和幸福作出贡献之途,不言而喻实属恢复我国自主性和积极性之举。吾辈深信此亦国民真切希望之所在。
  石桥湛山
  大久保留次郎
  一九六○年一月十二日〔7〕
  此信有受中国利用之嫌,在一九六○年的美日政治中属于被打击之列。石桥的设想总的看来是不合时宜的。
  2、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思考
  一九六三年,周恩来与石桥会谈时,提到五十年代他关于远东地区和平方案的谈话,反映了周恩来最初关于远东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对此,周恩来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曾说:
  “本年七月三十日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说:‘为了实现印度政府首先提倡的集体和平,中国人民希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以代替口前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应该说明,为了响应印度尼赫鲁总理首先提出的建立集体和平、扩大和平地区的主张,早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我就曾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的义务的方法,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我们并曾经声明,我们这一主张不排斥亚洲以外的任何国家。其后,中国同印度和缅甸一起倡议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一致通过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又进一步为建立集体和平和扩大和平地区开辟了道路。因此,我们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的主张,就是根据这一系列的形势发展而提出来的。”周恩来并着重指出:“我们所主张的这一个集体和平公约是完全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的。它的目的不是要在各国间制造分裂和对立,而是要谋求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以代替目前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我们相信,这一主张的现实性,将会随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形势发展而更加明显。”〔8〕显然,此路不通。但其探索精神可嘉。
  在考察周恩来对中日关系问题的态度与思考方面,一九六三年他与石桥湛山的谈话是极具重要价值的,他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寻求国家安全以保证发展的形象得以生动体现。在会谈中,当谈及中日和约问题时,周恩来认为美日“媾和”以及日台“条约”给中日签订和约造成了最大的障碍。对于解决中日问题的方式,他指出:
  “第一种方式,从我们这方面想,日本最好废除日台‘条约’,和我们正式缔结和约,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这样做有困难。因为旧金山条约是在美国控制下签订的,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很大,日本要废除这个‘条约’,就牵涉到美国的问题,困难很多。”
  “第二种方式,如果日本不废除日台‘条约’,另外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约,这对我们来说也有困难,会造成‘两个中国’,而且比‘两个中国’更坏。这里有个很大的矛盾:台湾说它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我们说我们代表整个中国。当然,我们才是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怎么能同时存在两个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呢?这是极大的矛盾,中国人民决不同意这样做,就是蒋介石也不同意这样做。国际法上也找不出这种例子,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
  “另外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日本现政府的负责人,首相或者外相,来访问新中国,并且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两国之间虽无和约,但可以友好相处,为促进亚洲的和平而努力,战争状态也就等于不存在了。这是最勇敢的做法,但是日本现政府的负责人没有这种勇气。”
  “第四种方式就是前任首相来访问中国,发表声明,承认新中国。前任首相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是前属社会民主党,现属社会党的片山哲先生。其次就是阁下两次访问中国。阁下不仅仅是前首相,而且是执政党的议员,代表着自由民主党的一个方面,只承认新中国而不承认台湾,为恢复中日关系、推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而努力。这是间接的方式,也是积累、渐进的方式。现在我们实际上是采取第四种方式,彼此采取第四种方式而争取第一种方式。期待阁下也为此而努力。”〔9〕
  谈到日本对台湾的感情问题时,周恩来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并强调指出:“任何国家,人们的感情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总会有一些不健康的感情。拿中国来说,也有一小部分人觉得日本过去长期侵略中国,看到和日本讲友好,也觉得接受不了。但是,政府要区别多数和少数,特别是要区别绝大多数和极少数。中国政府是能够区别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主张,不仅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两国政府也要逐步走向友好。……日本的绝大多数爱国志士也是愿意促进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不仅在野党如此,执政党也如此。”〔10〕
  针对石桥认为“在野党和民间团体虽然支持中日友好,但起不了决定作用,这主要是他们没有执政”的看法,周恩来指出:“但是,在野党和人民团体却代表了日本人民要和中国友好的愿望。执政党能起决定作用,它有权力签订或废除条约,也有权力搞互相往来。执政党有这种地位,问题要看领导人的见解是否英明。”〔10〕
  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指出:“日本政府如果把台湾问题看成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和新中国建立关系,让中国自己去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就不复杂了。”周恩来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谅日本的处境,他说:“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了解日本的处境。日本是战败国,旧金山会议是在美国控制下召开的,日本不能不同美英和其他国家一起签订‘和约’。但是这是不平等的,特别是美国要控制日本,日本完全是被动的,因而也不得不同受美国控制的台湾缔结了‘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被排除在外。当时去缔结‘和约’的是吉田政府的代表,吉田追随美国,对中国不友好。但是,我们理解日本的处境,虽然日本和台湾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我们仍然愿意和日本人民友好往来,不仅是人民之间,政府之间的非正式往来也在进行。”他强调:“我们的办法是:美国霸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作为国际问题来处理,中国人民如何解放台湾则是国内问题。”〔11〕他说:“日本朋友也应该有一种信念,台湾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日本政府、日本执政党应该看到方才先生所说的那种感情是少数人的情绪,是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思想,不能把它当作重要因素。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今后还要继续,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日本不要台湾一恐吓就照顾。”周恩来继续说:“我相信,具有独立传统的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摆脱美国的日子肯定会逐步接近。我们不要管其他方面,只要逐步推进中日关系,关系就可以改善。但是,自由民主党内有一部分人士想利用这个问题做买卖,压我们。譬如,日本在联合国的代表主张不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作为程序问题而提议作为重要事项,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来通过。这种作法是给美国当先锋,对我们是不友好的。自由民主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至少应该弃权。更坏的是使新中国和台湾互相牵制,忽而和新中国好,忽而和台湾好,这种做法不会有好结果,对双方都不利。我们欢迎石桥、松村、高碕等先生的那种单刀直入的态度,有问题应该全部谈出来,我们诚恳地交换意见。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的,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是只要我们推进,采取积累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他特别指出:“大平外相到美国去说,中日两国有亲近感,日本不能参加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我们欢迎他这种话。”〔12〕
  这次谈话反映了周恩来对该时期中日关系的清醒认识及深刻思考,他对于中日关系前景、进展和方式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给予了精彩论述,对于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是极具意义的经典会谈。如果意识到这次谈话是在周恩来的外交行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进行的话,那么,这次谈话对于理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的思路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国同法国建交。国际社会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给日本当政者一个巨大冲击。在此情况下,国内从事对日工作的同志自然要思考和探讨中法建交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一种意见认为,法国、日本同属于第二中间地带,日本的力量和日美矛盾均有一定发展,法国能做到的事,日本不久也能做到。因此,中法建交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下一个争取目标便是日本。周恩来对此作了严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还不能说中法建交后下一步就是日本,意大利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周恩来说,最近有一份报告中提出要日本抛弃美国、抛弃台湾。这不仅短时期内做不到,长期也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作长期的斗争。现在日本靠美国的倾向还未根本改变,只是扭过去一些。对日本不是要它反美,而是同美国闹独立性。日本自民党虽有许多派,但在台湾问题上都是一致地含糊其词,大多都有野心。在这个问题上,自民党里除已故的高碕达之助,还有石桥湛山、宇德宫都马等少数人之外,真正接近我们的目前尚为数不多。法国讲“台湾归属未定”只是说给美国听听,他们对台湾没有野心。日本则不同,吉田茂、岸信介之流就是想把台湾分出去。在台湾和祖国统一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日本的斗争是长期的。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现在法国有四十五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腰杆硬,敢和美国闹,日本只有十八亿美元,而且许多是美国银行贷款,所以说日本现在还不行。但从长远看,大有文章可做。关键是中国本身力量强大起来,也需要日本人民力量的高涨,看来还要七年,七年之内我们鼓鼓劲,把国内建设搞好。对日本这个间接同盟军一定要联合,又斗争。否则对方就认为我们又软,又急,认为我们可欺。我们一不能软,二不能急,要稳坐钓鱼台。他把同日本统治集团打交道的经验概括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果如周恩来所料,日本首相在国会答辩时宣称:法国虽然同中国建交,但正如法国因同西德的关系并不承认东德一样,日本因同台湾的关系不能与中共政权建交。〔13〕
  总之,从与石桥设想类似的和平方案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关于中法建交对中日关系影响的分析,都展现了周恩来的冷静与清醒。他对日态度是宽容的,是朝着中日未来的美好合作努力的。但在基本原则上又毫不退缩,决不以原则作交易,充分体现了他的外交识见与国家利益观。他对这时期中日关系的透辟分析,也为新中国正确判定对日政策,进一步开展对日外交奠定了基础。

  【注释】
  〔1〕参看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会谈公报(1959.9.2),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453页。
  〔2〕参看1959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周恩来总理和石桥湛山先生会谈的重大意义。
  〔3〕参看《周恩来和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4〕《周恩来和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10页。
  〔5〕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周恩来总理与石桥湛山会谈公报》。
  〔6〕《昭和宰相列传》,日本现代评论社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12。
  〔7〕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8〕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217页。
  〔9〕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2—683页。
  〔10〕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4页。
  〔1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5页。
  〔1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页。
  〔13〕参看《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236页。



 
 

2007/09/10

三、周恩来与石桥湛山构想之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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