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定地维护中苏友好

 




  中苏双方的理论交锋,或曰中苏论战,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双方论战的内容都是一些所谓的马列主义原则问题,如当今的时代、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阶级的党还是全民的党、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全民国家等等。如果用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人类认识发展即深化的原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来看,已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四十多年实践经验的苏共,对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应该说是更深刻的,他们的一些理论提法是更应该予以谨慎对待的,因为他们有过更多的实践。周恩来较早地觉悟到这一点。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时,他对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应采取的对策增补了一条,即第六条:“我们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将不同意见强加于人。”〔1〕这就是说在双方争论中要允许持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一时难以一致,可以留待后人,采取了对理论问题较谨慎的态度。历史没有按周恩来的设想发展,而是随着争论的日趋激化,国际上的反修导致出现了国内的阶级斗争论,党内资产阶级论,最后出现了十年动乱。在这种动乱的年代中,中苏关系最终也走上破裂的结局。〔2〕对中苏论战,俄国学者有专著予以研究。他们认为“这种思想论争带有纯粹经院哲学的性质”〔3〕。但是,整个中苏论战还是应该,也可以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在最后阶段,论战触及到双方最高领导人并使双方领导层内出现内部分歧,这就是最危险的信号了。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我今天不是谈我们过去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问题,如果谈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也不认为我们当时讲的都是对的。〔4〕阎明复曾说:“今后,随着前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大概到二○一九年,大家就会看到一份苏联官方在一九八九年的材料(保密期一般是三十年)。这份材料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做了很肯定的评估。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苏联官方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这份材料的准确内容我不清楚,但肯定有这份材料。在材料中,对中苏双方都做了批评,但是更多的,则是从苏联的角度来检查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并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与中国闹翻,这是苏联卫国战争以来最大的外交错误。”〔5〕以同样的角度来分析,中苏论战给周恩来处理远东复杂的国际政治外交关系,增加了困难,打乱了周恩来的外交格局。尽管他置身于此激流之中,也为延缓两国关系的恶化而绞尽心力,但最终不得不为中苏关系恶化后的处理问题做打算了。
  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方面来照通知,要撤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后,立即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会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时,谈到了苏联撤退专家事。他说:“我们的态度是我们需要这些专家,我们挽留这些专家。苏联专家工作得很好。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苏联政府一定要坚持,那当然是很大的遗憾。我们不得不被迫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的意见。没有别的选择了。苏联专家代理组长雷索夫通知我们:八月份将派八次国际列车来接他们。我们的复照去了,他们将采取什么态度还要等一等。”〔6〕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院士认为,撤走苏联专家是赫鲁晓夫个人感情用事的结果。撤专家的决定,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内部也是有人反对的,认为用这种办法去压服中国是不可能的。据说,当时通过秘密渠道传到赫鲁晓夫耳朵里的信息,是中国正在鼓励在华专家反对赫鲁晓夫,这是他感情用事的原因之一。针对这样一种严重的局面,周恩来在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关于苏共领导错误的性质问题,要有分析,要讲明白。赫鲁晓夫在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是半修正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能说苏联整个国家变坏了,他们还是反帝国主义,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两党两国的主要部分还是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它对马列主义是部分的修正。我们要承认赫鲁晓夫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兄弟党中有反华情绪,甚至于说我们是‘黄祸’,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当然是愤慨的,但不能造成反苏情绪,这决不允许。关于错误的影响,要强调不大也不小。一时看起来,乌云压城城欲摧,但不久就会雨过天晴,乌云总要过去的。”〔7〕“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他们注意原则性、根本性问题。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7〕这段话丝毫未提苏方撤走专家问题,但暗示影响是“不大也不小”,仍强调双方争论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问题,肯定了苏联方面仍在坚持反帝国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因而还是中国的盟友,双方之间国家关系主流是好的。当时,越南的胡志明曾致力于中苏之间的斡旋,进行调解。赫鲁晓夫曾向胡志明表示,从激烈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看,我们和中国人在加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8〕从而反证周恩来的判断是对的。周恩来的冷处理对防止国内出现反苏行动并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的严重后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月三十一日,在与陈毅商量之后,他又派出赴苏代表团,谈判中苏贸易问题和重新援助项目问题。以实际外交行动,挽回双方的关系。在这一段时间的中苏论战中,周恩来也深深领悟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形势之复杂多变。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周恩来应邀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十九日,作大会发言并宣读毛泽东的贺词。讲话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联结起来的,是在共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维护这种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列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共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9〕这是一篇以团结为基调的讲话,讲话“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一句后,又加上“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这反映出当时中共对老子党儿子党关系的强烈不满。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等就双方分歧的主要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会谈长达九个多小时。这对于双方加深了解有积极的作用。
  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内,对中苏关系的状况表示忧虑的人很多。比较突出的一位,是老资格的王稼祥(第一位驻苏大使)。他认为,不应把中苏关系搞得过分紧张,他非常担忧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远东国际政治格局之变动。在一九六二年二月,王稼祥通过研究大量国际国内情况的资料,经过反复思考,又与不少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党提出一些建议。他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以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二,建议发表一个正式的对外关系声明,全面地、准确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第三,注意国际斗争的策略。第四,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0〕王稼祥建议的核心,就是要妥善地处理中美、中苏、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兄弟国家间关系,特别是要妥善处理中苏关系。在“文革”中,王稼祥不止一次地因这些建议而写检查。在检查中,进一步披露了他的真实想法:“我对许多国家,以其地理条件和经济情况的不同而持有一些区分……此外,就是我们处于三年灾害的内忧时刻,要极力避免外患。因此,我主张与苏联保持国家关系……我当时还赞成与美帝也应该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10〕王稼祥的建议周恩来看过,并未表示不同意见。从当时周恩来在实际外交工作中所推行的路线来分析,他的主张与王稼祥的建议是相近的。只不过,周恩来更注重去推动。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充分注意到苏联理论或意识形态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时,更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理论基础的变化是否导致了苏联对华政策的部分或根本改变,以及中国方面的应变措施,此即所谓务实外交。
  由于中国方面采取了许多主动的措施,进一步避免中苏关系恶化,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中苏关系出现相对的积极发展。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11〕在这样一个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空前重要的会议上,重新强调向苏联学习,而且是当作大政方针提出来,表明可能是国内问题压过了对苏争论,需要在中苏争论上降温。作为中共领袖,再次重申中苏友好的基本国策,意义很大,这推动了中苏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中国国内,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中苏边境车站的中国铁路员工及家属在与苏方接触中态度生硬,部分人有反苏情绪,甚至查出边境来往列车上有反苏的字画。据周恩来得到的报告,这种情况不在少数。于是,他分别指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四省区,“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12〕。为了避免在苏联人民和铁路员工中造成错觉和不良印象,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他再次提议,请彭真主持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此事,“并立即派出几个检查小组(以公安为首,分至齐齐哈尔、满洲里、绥芬河、大连(有苏联随修船来的海员在港)、二连、集宁等地留住该地一个月,协同有关部门进行逐车的严格检查,并协助当地党政部门对当地员工干部进行教育。”〔12〕为了挽回影响,向苏联方面展示出中国政府的正确态度,他于四月十七日,接见参加中苏研究黑龙江流域生产力问题联合学术委员会第四次总结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祝贺中苏双方的科学家们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签订的中苏协定中所规定的科研任务。一九六三年十月初,北京市连续发生群众尤其是小孩子辱骂苏联等外国人事件。周恩来请彭真在北京市范围内进行中苏人民友好、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的宣传教育,特别要讲清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绝不是反对苏联人民。他特别指出:“目前虽绝大多数是小孩子闹事,但可以看出社会上有一点不健康的民族情绪的苗头,即使是一点点,我们也必须从教育上预为防止,以免坏人借此挑衅。这种教育似应一直传达到街道居民小组和机关宿舍。”〔13〕同时,周恩来请陈毅通知外办为中央起草一个通知,电告全国各地进行中苏两国人民友好的教育。上面的指示发出后,十月二日,周恩来以总理身份接见几位苏联国际象棋选手和作曲家。事后,他说明了这样做的目的:“这几位苏联国际象棋选手身份并不高,我见他们,有代表性,是表示对苏联人民要大大友好。”〔13〕他再次批评道:“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友好的情绪,反对修正主义引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情绪,这是不对的,是不健康的民族情绪的萌芽。”周恩来的所作所为,真可说是于细微处见维护中苏友好的原则精神,处处表现出识大体、顾大局。但中苏友好毕竟深受分歧影响,双方的国家关系又随着不断论战而起伏跌宕。如前所述,本来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中苏关系出现好转,其原因之一,是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在国际会议上应避免挑起争论,求同存异的建议。根据王稼祥的建议,在七月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作法,没有就苏联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国代表团的这种作法,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甚至苏联控制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为此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金奖。〔14〕后来,毛泽东公开批评中国党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作法,口气十分严厉,引用了“三和一少”的说法,这是康生对当时王稼祥一些现在看起来是正确主张的概括。这时,毛泽东的思想上已形成这样一种见解,即国际上存在着的帝国主义的压力,国内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残余,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根源。既然如此,修正主义决不仅是苏联一国的个别现象,有可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股势力,中国也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有这样的温床。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改写了中共“八大”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论断,重新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15〕而后理论界也渐渐得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内部动力是阶级斗争的共同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有什么人能对这样一种趋势加以阻止。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他认为,中国科技水平很低,有些还停留在三四十年代水平。试图再次唤起人们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重视。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苏联契尔沃年科大使。毛泽东风趣地对契尔沃年科大使说,中苏之间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体战。我们首先提议不公开争论,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16〕苏联方面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做出积极反应,于三月三十日以苏共中央名义邀请毛泽东访苏,意在交换意见。周恩来以健康原因毛泽东不能赴苏,答复苏联契尔沃年科大使。后来双方达成谅解,再派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原则问题交换意见,这些问题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等。鉴于双方会谈毫无结果,周恩来同意中共代表团早日回国。同时向代表团要求:要争取发表共同公报,并注意写明:“在中苏两党这次会谈中,双方相当扼要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现在双方同意停会,并准备在适当时间再继续举行会谈。”〔17〕这是一种所谓的平行写法,给外界的印象是,交换了意见,仍存在分歧,还要再交换。从趋势上来看,是积极迹象。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共不得不予以答复。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经中共中央讨论的评论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公开论战。中共方面一共发表九篇,时间持续至一九六四年七月,是为“九评”特别是第九篇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使赫鲁晓夫大怒,他下令加强书报检查。塔斯社领导因在塔斯社一般电讯上刊登了这篇文章的译文而被解职。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苏关系已不可能再好转了。事实证明,“九评”中的许多观点都是经不住检验的。
  综上所述,在中苏关系中出现不愉快事件,以至于发展为公开论战的全过程中,周恩来能够从美苏、中苏、中美关系及远东国际关系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其基本的处理方法是,强调双方关系中的主流方面,积极寻找交换意见、清除分歧的渠道,尽量将双方论战的调子降低,目的是加速推动苏联援建的新项目实施,再次体现了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如果这种论争影响到双方签署的一系列经济援助协议,那么,就应该避免这种争论。但周恩来无力这样做,或者说,他只是想将论争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以不影响国家关系大局为限,显然,他的想法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从直观上看,当时中国的对苏态度还是处于不固定的、波动着的状态中。在这当中,周恩来以务实的、积极的态度推动中苏关系稳步向前发展。不过,给人的印象是,国内舆论的基调和务实的对苏政策之间并不协调一致。中苏发生论争以来,整个西方世界极为关注,他们对中苏分歧的产生和前景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判断和预测。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对中苏分歧看法的电报,时间是一九六○年九月十日下午四时。该电报认为:“他们(中苏双方)实际上将不可能成功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而且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些分歧将会更加尖锐。当然,我并不期望,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关系会完全崩裂,但这也不排除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吵上而引起的党的关系上的破裂。”〔18〕事态发展的结果,不幸被美国言中。中苏关系分裂,最大的受益者当属美国。历史有可能得出不幸的结论。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72页。
  〔2〕1976年10月29日,在由基辛格主持的美国务院内部会议上,格莱斯廷认为,中国过去的苏联政策是自我伤害。所谓过去的苏联政策,即中苏争论导致关系恶化。
  〔3〕《冷战年代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藏罗斯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页。
  〔4〕参见《回顾和思考》,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2.2,第23页。吴冷西也认为,当时中共的许多理论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丁明整理,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2,第32页,阎明复的发言。
  〔6〕《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254—285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4—345页。
  〔8〕列·杰柳辛:《关于中苏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陈夕译,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3,第101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0—441页。
  〔10〕参见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及注释18。
  〔12〕《周恩来年谱(l949—1976)》中卷,第455—459页。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83页、第584页。
  〔14〕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3,第97页。
  〔15〕参看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1962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16〕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35页。
  〔17〕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66页。
  〔18〕Thempson《Telegram From the Embassl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oscow,September10,l960.4p.m.见《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t States 1959—1960》China Vol.XIX P.721—723.



 
 

2007/09/10

二、坚定地维护中苏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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