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静待美国

 




  对周恩来远东地区国际战略(包括如何处理中美、中日和对台湾政策)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中苏分歧。中苏关系的严重障碍,使周恩来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都失去了援助,陷入困难的境地。中国的革命外交战略和批判苏联的立场,都使中国一时难以调整外交路线,只得以惯性沿着原来的路线滑下去,对美政策呈更加强硬之势。
  苏联撤走专家之后,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对美政策和对战争的估计。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他谈道:“今天中国人民为什么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搞得这么激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警告美帝国主义,是为了限制它进行挑衅。我们一方面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冷战和实力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拒绝跟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总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美帝国主义认识,对中国不可以挑衅,也不可以不理或轻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制止战争。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或者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设法把战争推迟的。”〔1〕周恩来的话,说明了他确信,中苏关系出现严重问题之后,美国对中国更轻视了,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武力威胁,以中国当时的力量而言,只有把国内反美斗争搞得更激烈一途。八月三十日,他和斯诺就中美关系问题做了长谈。他通过斯诺向美方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两国之间存在的争端。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应达成的原则协议包括两点:第一点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点是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至于什么时候撤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2〕九月五日,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电视访问,又重申了上述原则立场。这两次谈话,可以被认为是周恩来为九月六日即将举行的第一百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吹风。同年九月六日,中美双方举行了第一百次会谈。中国方面曾在第九十八次会议(一九六○年六月七日)中,否定了美国准备接受中国记者来美的提案。该提案以“在宪法和美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条例的范围内”为条件,因而实际上否定了平等互利的原则,表现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不承认和歧视态度。第一百次会议一开始,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王炳南大使就互派记者问题提出了新方案:“努力消除两国人民间的隔阂,初步改善当前的两国关系。两国依据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推动和促进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的撤军问题。因此,两国政府协定以下条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成双方新闻记者到对方国家进行新闻采访。”方案列举了以下四项条款:
  一、两国政府同意,对希望到对方国家采访的新闻记者,必须首先向对方国家政府申请批准,每次两国政府批准入境记者人数要相同;
  二、两国政府同意,依据现行或今后制定的法律及条约,对已获批准的对方记者的入境问题,不加以阻碍;
  三、两国政府同意,对允许来本国的对方新闻记者提供本国新闻记者在对方国家采访时,所享有的同等方便条件;
  四、两国政府保证,本国新闻记者在对方国家采访时,绝对不从事违反本协定前言所述宗旨的活动。〔3〕
  中国政府方面和周恩来本人对中美第一百次会谈十分重视,打开僵局的基本思路是:从交换记者入手,推动和促进和平解决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从而改善两国严重对立的国家关系。九月八日,美国国务院声明,不希望美中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互派记者,干脆否了中国方面的提案。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中美会谈一百次》。社论追述了中美会谈的全过程,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抨击的同时,该社论没有忘记社论的主旨,即要向美国再次传达正确的官方信息。社论指出:“中美会谈需要解决的,是由于美国的武力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而造成的两国之间的国际争端,这个争端只能由美国同意放弃使用武力,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军事力量来解决。”〔4〕社论引人注目地强调:“五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支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有关裁军、撤销外国军事基地,禁止核武器的建议。”〔4〕在一篇关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社论中,在中苏关系出现严重障碍之后,强调了中国在外交政策中与苏联的一致,这是其引人注目之处。社论的最后,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继续谈下去的立场及对今后谈判的方针:“我国在中美会谈中,一直是抱着坚定的立场,一方面认真地同美国谈判,努力谋求协议,另一方面也并不对谈判存着不切实际的幻想。”〔4〕以上都是周恩来的观点。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肯尼迪政府上台。同年三月七日举行的第一百零三次会谈,是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的首次。据《朝日新闻》特派员河村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说。美国方面想从互派记者等问题下手,试探性地探询与中国关系的改善。〔5〕实际上,中国方面也是对会谈寄予希望的。“王炳南以简捷和善的陈述开始,提到这是新的一年里的第一次会议,新政府已在美国开始运作。又说,尽管过去的五年里缺少进展,希望美国政府现在能够提出新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案。发展关系所必需的,对于美国来讲,就是从台湾撤军。并总结说,即使台湾问题在过去十一年里没有解决,相信会在今后十一年内得到解决,越早越好。”〔6〕这完全是一种对会谈充满希冀的口气,与第一百次会谈时的口气完全不同,也与一九六○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口气不同。然而,美国大使比姆依据美国国务院的九百三十一号指示电文的第一段作了回答,而使王炳南深感失望。他本来期望着美国能在台湾问题、U一二飞机问题方面有新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王大使退回了比姆递过来的美国打算派往中国的记者名单,并说,只要美国还占领台湾,互派记者是困难的。还说,中国方面仍坚持第一百次会谈时提出的互派记者方案。〔6〕当时,周恩来从香港《真报》上了解到,美国又出台了“一个半”中国方案。其内容是:(一)承认中国对台湾有宗主权,(二)中美双方对台湾均不使用武力,(三)台湾仿效苏联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在联合国的地位,同中国同时出席联合国。周恩来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基本政策没有变,正在耍新花招。对美国的动向要特别加以研究。他强调,搞外交的对现实的敌、我、友的情况都要了如指掌。〔7〕
  苏联是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赫鲁晓夫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致信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现在已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一二十一中型歼击机方面给予技术援助,这使周恩来感到满意;二月二十七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称苏联方面要以贷款方式供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糖。这对农业欠收,人民的口粮正在用“瓜菜代”的方式加以解决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8〕苏联的外交行动使周恩来在解决对美关系时,还要再看一看。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便大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引起了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反感。从一九八一年“双十节”开始,蒋介石便不止一次地叫喊反攻大陆。他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青年节的演说和四月二十二日在复活节的讲演中,均弹此老调。五月份,中国政府得到蒋介石切实备战的确切情报。中共中央认为,这肯定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为了摸清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命当时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即刻赶回华沙,约见美方代表凯伯特(John Cabot)。〔9〕双方举行了临时会谈。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一开始,王炳南表示,中国政府给予台湾地区的局势以严重关注。“蒋介石集团正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准备入侵中国大陆。然后他详细讨论了台湾的军备,包括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增加的帮助。他说美国在玩火,这种进攻对美国毫无益处,美国将对此负责。”〔10〕王强调,“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不敢进攻大陆。”〔10〕王炳南还向凯伯特介绍了中国方面的军事力量状况。凯伯特表示,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然后凯伯特“要求他保证中共(Chicom)将不会进攻台湾,经长时间沉默后,王回答说中共(Chicom)进攻问题不会发生”〔10〕。之后,肯尼迪于同月二十七日表示:“对维护台湾、澎湖列岛的防卫与和平,必要时我们决不推辞采取行动。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说到底,是防御的,我们将继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方针。”〔11〕中美大使级会谈化解了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没有进一步激怒中国,而是承担了责任。其外交目的,是不想再把中国推回苏联那里,维持并扩大中苏分歧。〔12〕周恩来指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将美国承担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责任的消息,以数百字之文刊登于头版右下角,显示其重要又不甚重要。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上旬,在广东边境某地,可能是东沙岛,周恩来会晤了蒋经国和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的陈诚。双方就“一个中国”的问题达成共识〔13〕。
  一九六三年,对周恩来说来,是对美外交上并不轻松的一年。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共举行了五次,内容涉及双边关系(释放美国在押人员、U—2飞机入侵、美从台撤军)及一些国际问题(禁止核试验、老挝问题、中苏关系、越南问题)。无论哪方面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明显的共识,中国方面也没提新的提案。这一年,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对中国领空和领海的侵犯是频繁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面临来自美蒋勾结形成的军事威胁,这就是周恩来的基本看法。该年年底(十一月二十七日),他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要进一步研究蒋介石军队可能袭扰大陆的新特点和我们的新对策。总参系统立即作了研究布置,增补了反袭扰的规定。〔14〕这一年,苏联驱逐了中国驻苏使馆外交人员,双方开始在报刊上公开论战。对周恩来正确判断形势,作出相应对策产生了极大干扰。周恩来从敌、我、友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全面分析形势,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和美国正在利用中苏分歧。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周恩来同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谈话,其中强调“西方是利用中苏矛盾。我们不上西方的当,不受挑拨”〔15〕。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亚非十三国之行程中,即将离开阿联时,在开罗共和国宫举行记者会。开罗《消息报》记者问:阿联同中国和苏联都是朋友,我们对中苏分歧感到遗憾。现在这种分歧是思想意识分歧,还是已发展到政治分歧?周恩来回答说产中苏两党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但我们相信,这种分歧终究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百九十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的。”〔16〕“至于某些国家想利用中苏分歧从中渔利,是一定要失败的。中苏两大国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6〕“所以,一旦有事,中苏两国人民会肩并肩,手拉手地站在一起的。”〔16〕周恩来猛烈抨击了西方和美国企图利用中苏矛盾渔外交之利的作法,对中苏关系的前景表示谨慎的乐观。可以说,在中苏关系最困难时期,周恩来仍然坚持修复中苏关系,广泛争取亚非拉中间地带朋友,对抗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的总体外交战略。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凯伯特一王炳南举行第一百一十八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凯伯特显然是试探性地提到了中苏关系问题。对此,王炳南立即予以有力地回击。他说:“在中美双方的大使级会谈中,不宜谈论第三国。”〔17〕“王把苏联描绘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王强调,对于任何人来说,表示喜悦或试图从分歧中谋利,现在尚为时过早。”〔17〕这番话使凯伯特十分尴尬。这也再次证明,中国高度警惕美国在中苏分歧下的外交动作。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与陈毅接见巴基斯坦大使罗查时,对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做了总结:“美国想与中国进行贸易等往来,反映出它外交策略的两面:一方面想借此压苏让步,另一方面也在试探中国的态度。不管美苏有什么变化,即使是很小的变化,我们都要慎重考虑。”〔18〕其实,美国对中苏矛盾加以利用的政策,在凯南主持的研究报告中于一九六二年就提出了。此报告共七十七页,题目是《中苏分歧与美国政策》。报告的结论是:中苏的分歧是严重的,短期内不会弥合。美国应利用这种分歧,单独处理中国或苏联问题即分而治之。〔19〕周恩来是了解美国政策动向的。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2—343页。
  〔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3〕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
  〔4〕1960年9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
  〔5〕参看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朝日新闻社政策研究室调查报告,内部使用(1966.7)。
  〔6〕《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rsaw,March 7.1961.5P.M.
  〔7〕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95页。
  〔8〕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89页、第394页。
  〔9〕吴冷西:《严师的教诲》。
  〔1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rsaw,June 23.1962.8.P.M.
  〔11〕《世界综合资料》,1962年6月下旬,第13—16页。
  〔12〕后来,美国政府又将对中国的挑衅保持在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主要是以U一2飞机对中国领空的侵犯和以驱逐舰侵入我青岛海域等。为此,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有激烈的交涉。
  〔13〕参看香港《明报》,1998年3月5日。关于60年代初的这次秘密会见,海外媒体曾广为报道,1998年3月中央电视台也首次披露。
  〔14〕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97页。
  〔1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16〕《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385页。
  〔1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rsaw,November 13.1963.7.P.M.见《Foreign Relations 1961—1963 China》Vol,X X Ⅱ,P.405—408.Washington 1997年。
  〔18〕《周恩来年谱(l949—1976)》中卷,第572页.
  〔19〕参看《The sino一American conflict and U.S.Policy》,and《summary》,December19,1961,in Box 14,Themson Paera,KennedyLibrary.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2007/09/10

四、静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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