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尼克松访华

 




  1、美国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失败
  在尼克松对华缓和的政策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中美之间矛盾与隔阂的根源也就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关系,就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对于缓和政策应该认识到,它不是真正地消除敌对,实现和平友好。而只是基于形势和利益的考虑采取的短暂性行为。表面上是温情脉脉,但实质上仍是基于国家利益而进行不断的竞争。尼克松也曾就此坦陈:“我们并不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而走到一起的,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只要我们有一致的利益,我们就必须学会减少不同理想所产生的消极作用。”〔1〕尼克松所说的共同利益,对于中美来说,就是要共同对付苏联,而在中美双边关系上虽然必须作出些友好姿态,但从根本上来说,美台关系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是尼克松对华积极政策中所存在的消极因素。在美国总统即将访问中国的时候,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又放到了中美关系的面前。从一九六一年第十六届联大起,美国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从一个本来只需要按照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将其反映于程序上的问题,变成了由谁代表中国交与各国讨论决定的所谓“重要问题”。而所谓“重要问题”则必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美国借此手法来排斥新中国,维持关台关系。
  到了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六届联大,美国政府还想在联合国问题上作文章,拉拢台湾、伙同日本阻碍中国取代国民党代表。四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认为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这是企图在联合国为制造“两个中国”埋下伏笔。八月十七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八月二日“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正式要求把所谓“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联大议程。其中,美国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同时又主张“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是要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此前,七月十五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十八国政府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联大议程,并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而就在七月十六日,中美两国就同时发表了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这个美国外交新转变,对于瓦解原美国政策支持者,扩大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阵营无疑是极具关键意义的。时间上如此巧妙的衔接所产生的效果,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似乎有不协调之处。八月二十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国代表在联合国的提案是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大暴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声明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阿尔巴尼亚等十八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唯一的合理的主张。〔2〕
  第二十六届联大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从十月十八日开始到二十五日晚结束。其间,阿尔巴尼亚等联合提案国从十八个具名国增加到了二十三国。而美日采取各种手段对所有能施加影响的国家代表作工作,企图推迟表决,但最终失败。二十五日,大会拒绝推迟表决。在表决中美日提案被大会否决,二十三国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由于以上两项提案表决的结果,“双重代表权”提案尚未付诸表决就成了废案。对此结果,基辛格曾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一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反映了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潮流的变化和世界人心的向背,严重挫败了美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长期执行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敌视政策和其他反华政策。
  同时,从中美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进入联合国扫除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台湾代表占据联合国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中美之间的问题只是美国武力占据台湾的问题了。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也促使美国政府对于改善中美关系的急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加快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2、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准备。周恩来设宴欢迎美国代表团。在祝酒词中,他非常热情地指出,“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3〕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周,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那些下级人员,秘书和飞机的机组人员。这就奠定了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
  基辛格此次是来谈判尼克松访华的公报。他交给周恩来一份尼克松批准的公报初稿。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传统格调写就的,它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它用这种办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周恩来对此的初步反应是,该初稿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在同毛泽东谈话后,他说: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他宣布美国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提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不是真实的反应”。美方的初稿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美国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中国并不怕面对现实的分歧;此外,美国还必须同台湾断交。美国目前的初稿是陈词滥调,苏联人才会签这样的公报,但他们既不会认真对待也不会遵守它。〔4〕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基辛格坦陈自己的看法:“我尊重周总理的信念,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而背弃我们的老朋友,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尊重我们。我们不会同台湾断交。我们之间的问题必须由历史去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单纯为了记下哲学上的不同观点,而是为了规划一条道路。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到总统访问的时候再草率地拟定一份公报,但这要由周总理决定。”〔4〕表示如果完不成任务,也作好了空手回国的准备。
  周恩来当晚提出他的公报初稿。这份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毫不妥协的立场阐述中方立场,而留下空白由美方阐述其立场,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乍看大惊,但进一步思考时,就承认周恩来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他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而如果双方能形成某些共同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基辛格接受了这个格式,而周恩来也同意从阐明中国立场的那一部分中删掉最尖刻的几句话。双方概述了主要的共同立场,特别是关于反对霸权的那一段,毕竟这是导致中美接近的最根本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美国表示承认台北和北京都认同的“中国的统一”这一点,但又不支持它们各自的说法。最后,基辛格将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定义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基辛格自认为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比他所说过、做过的任何事情更使周恩来印象深刻,因为按照这个说法,中美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也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文件,它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础。公报显明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严峻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霸权的关切,双方承诺使关系正常化。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未作决定,但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而双方同意的部分则需要加强。基辛格认为到二月份尼克松访华时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基辛格登机返美之前,周恩来就得知美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但他没有告诉基辛格。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说,在基辛格刚要离开之前,他已知道了联大表决结果,但他不愿意第一个告诉他,使他难为情。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为首的先遣队来华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当晚,周恩来与其交谈到凌晨三点。周恩来的谈话触及中美两国感兴趣的每一个话题,特别详细地谈了越南问题。六日,周恩来再次接见黑格,答复四日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要点是:(一)随着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不断加紧破坏,中国对此已有准备。(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亚的动作更暴露出它扩张主义的面目,次大陆也将从此动荡不已。(三)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也带来不利因素;(四)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五)中美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情感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这个关键问题采取积极态度。会晤中,他还对当天转达的基辛格口信发表评论说: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须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5〕周恩来的这些低调讲话是想给美方降降温,他不想让美国在宣传上占更大的便宜。
  此次来华,美方本希望使用卫星播发电视、图片和电讯号,中国政府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但周恩来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并说:不要一听一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他让熊向晖转告美方负责人齐格勒:第一,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一时至二月二十八日二十四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齐格勒听后很佩服中国人的精明,更佩服中国人处处注意维护国家尊严。
  在另一件事情上,美国人也更深刻认识到了周恩来的魅力。黑格曾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黑格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觉得这种观点在美国很典型,中美谈判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美国来保护中国。他觉得应该通过批评黑格的观点使尼克松来华之前就不抱这种想法。为此,他严肃指出,我们反对霸权,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他并出示了几份材料,指出,Viability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能接受。黑格对此表示道歉,并表示收回那句话。一月七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路线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结束后回国。
  到此,中美会谈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尼克松对他的中国之行非常重视,作了充分准备。邀请了一些了解中国的著名人士给他介绍情况,阅读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6〕记熟不少毛泽东诗词,还学会了用筷子吃饭。当然,对于此次访华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项目中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还有基辛格两次访华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和中央情报局专门提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包括经历、性格、思想、为人、爱好、著作摘要等等更是他精心准备的内容。他针对访华之行说,这不是能产生极大乐观和巨大失望的旅程。必须承认,二十年的敌意和没有交流不会通过一星期的会谈就会消除,然而它标志着两国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新的一章将开始。现在,新的一章如何书写,可能在本质上要受即将发生的会谈影响。希望新的一章是有更多交流、是以谈判而不是以对抗来记录的,新的一章也应该不存在武装冲突的记录。〔7〕他也避免引起苏联不满。在答记者问时说道:“与苏联进行的是谈判,与中国进行的则是对话。”因为中美进行谈判前必须要进行实质问题的对话。他强调:这些实质问题首先是双边问题。
  中国方面,周恩来也作了细致周到的准备。周恩来将接待工作总方针确定为:“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8〕在参观、游览等活动安排上,根据客人不同情况做了多种准备,供他们选择。在其他方面,中方也做了安排。例如,对在宴会上要演奏的中关两国乐曲都进行了精心挑选,力求创造适当气氛,取得最佳效果。他还多次与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及毛泽东医疗组成员研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的治疗和会见尼克松问题。
  二月十八日,尼克松离开白宫前发表讲话说:“这将是一次和平之旅。当然我们并不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二十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将到那里进行的一周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瞻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求某种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针对此演说,周恩来召开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作是潜在的敌人。他要求新华社的报道要注意这一点。〔9〕
  二月二十一日九时,尼克松一行飞抵上海。稍事休息后,由前往迎接的乔冠华、章文晋等陪同,于十一点三十分到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人前往迎接。尼克松到达北京时,特意要在这举世瞩目的时刻纠正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不同周恩来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以突出他本人的非凡举动。因此,决定在他同周恩来握手之前,不让其他人跟随下机。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诫要留在飞机上。当尼克松同他的夫人走下舷梯一半时,周恩来等开始鼓掌欢迎,尼克松也鼓掌相报。在他走到舷梯尽头时,就急忙伸出手向周恩来走去,主动同周恩来握手。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他对自己此举很满意,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欢迎仪式是简朴的,它标志的是这两个国家从敌对走向缓和的过程中的一个中途站。在他们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午宴结束后不久,毛泽东要见尼克松。周恩来当即作了安排。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两个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想信仰各不相同的、最革命的左派和最反动的右派坐到了一起,但会晤却是在幽默、戏谑与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谈及“哲学”时,尼克松称赞毛泽东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立即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当谈话转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指出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介绍给中国的。尼克松则针对毛的“不过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搞清”一句,指出“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在临结束时,尼克松表示这次会晤对于中美双方都是很不容易的决定,都冒着很大风险,但要善于掌握时机。并说,“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要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在会谈中,尼克松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关心的“大事”是苏联的威胁。
  毛建议,虽然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双方媒体仍不得不继续相互指责,放放空炮,因为两国敌意已深,不可能马上改变,而且台湾问题又尚未解决。在数月以后,基辛格在白宫细心琢磨这次谈话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公报的每一段落,在这次谈话中都有相应的一句。
  对于这次会谈,中国政府在几小时之内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中方把这次会见说成是“认真、坦率’夕的。这显然是要表明,毛泽东本人赞许尼克松的访问。苏联方面对此大为不满。一位苏联外交官指出,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见时,中国人称之为“坦率”的交谈;但尼克松会见毛泽东时,中国人却说他们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交谈,这种区别使苏联人感到沮丧。
  在此后的一星期里,毛泽东再也没有露面。于是周恩来便成为会谈的导演。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开始发挥他那使基辛格为之倾倒的品格:他的幽默感,他对每一件事的细致了解,他的坦率,以及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哲学感。
  中美会谈分四个层次进行:一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二是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实质问题;三是姬鹏飞与罗杰斯会谈双边关系;四是全体会议。公报则由乔冠华与基辛格在尼克松参观、游览时商谈。
  当晚,周恩来举行盛大国宴欢迎美国客人。在祝酒词中,他对美国客人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说:“总统应邀来华,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又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10〕尼克松则在答词中说:“过去的一些时候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越过它进行会谈。”并指出:“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民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如果我们两国人民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是黑暗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会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他表示:“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11〕在双方祝酒后,尼克松听到军乐队演奏周恩来特意为他挑选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时非常高兴,对周恩来说:“这是我在一九六九年为我的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周恩来即举杯说:“为你的下次就职干杯!”〔12〕为此尼克松敬酒时还特意到乐队前表示感谢。周恩来在宴会中间曾离席五分钟,审定第二天见报的照片和版面。次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八条措词友善的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报道,还在头版登出了三张尼克松的照片(两张同毛在一起,一张同周在一起)。基辛格将这份《人民日报》视为收藏家的珍品。
  周恩来与尼克松总统进行了多次实质会谈,虽然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台湾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双方都努力不让这些分歧阻止中美之间刚刚开始的新型关系。在美国军力问题上,尼克松指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可待以后再议外,他认为美国应维持在欧洲和日本的军事存在,并使美军留在太平洋。他强调,在这一点上中国同美国的利益同样大。并说美国必须依据苏联的行动来制订政策,决心不使美国落后苏联,这对中美有共同利益关系。否则美国对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同美国订有条约的各国提供的保护就毫无价值。
  谈到中美关系,尼克松坦诚地说,他多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中国领导人不同意的,但今天世界变了,中美关系也应随之而改变。他指出,中美不应是敌人,虽有分歧,但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双方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各自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他希望实现一种突破,这不仅将有益于美国,而且在以后岁月里有益于世界,他说他就是为此而来的。谈及美日关系,他指出,中国依据自己意识形态和哲学所申明的立场他能理解,但他希望中方能够理解美国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因为如果美国撤出日本,苏联必然会进入。尼克松也自嘲自己似乎是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但他坦诚地指出,“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13〕在苏联问题上,周恩来完全意识到尼克松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尼克松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并对尼克松表达了他的看法。会谈中避不可免的是台湾问题,对此尼克松申明了他的五项原则: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式回大陆的企图;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决定在四年内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他还表示,由于国内政治上的困难,他不能马上放弃台湾,但希望能在第二届任期内完成美中正常化。周恩来当即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掉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当有选择嘛。他还强调指出:“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的(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14〕
  在签署公报方面,基辛格觉得中国比美国更迫切需要签署一项公报,一方面可以向中国人民说明尼克松到中国来是对的,另一方面可以给苏联看看中美进行合作的一个具体例子。因此,他认为要由中方主动一些。而事实上,中方确实为此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作出了很大让步,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周恩来就此曾对乔冠华说:“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极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无法估量的。”二月二十六日公报完成,二十七日在上海发表。
  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公报应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它所阐释的具体原则和结论,二是它所寻求目标的方向。〔15〕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也认为,尼克松的希望,正是这次加快两国交流的历史性开端,会为建立一种更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作出重大贡献。〔16〕尼克松二月二十八日在马里兰州表明他访华之行背后的主要动机之一,在于阻止给下一代美国人带来的第四次战争。〔17〕

  在最后一次宴会上,尼克松心情舒畅,他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二十二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做的事情更重要。”并说:“今天晚上,我们两国人民把世界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了。”这一句显然有些不妥,周恩来对此默然不语。后来毛泽东曾针对尼克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评论说,是他改变了世界吗?我看首先是世界改变了他。
  美方一行人二十八日飞离上海。尼克松夫人帕特对尼克松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尼克松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抵达华盛顿时,尼克松一行受到凯旋英雄式的欢迎。二十九日,詹姆斯·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标题是《尼克松先生极盛之时》。他写道:“他(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树立了一个遵从常识的典范,一个正确外交的典范。”这个观点占了压倒的优势。但也有不以为然者,认为这是“美国外交上招致灾祸的一次冒险”〔18〕。西方新闻界也发表了种种评价:法新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说,“他们得到台湾,我们得到蛋卷儿”;《费城公报》说“尼克松飞回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也有不少肯定的报道,《费城问询报》说,“从短期看,尼克松付出的代价比得到的多;但从长远看,他也许获得了远比付出代价更有价值的东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尼克松总统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决定要做的事”。
  毛泽东也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执行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所取得的满意成果极为重视,他特意指示为周恩来从上海归来安排一个五千人欢迎的盛大场面。
  为应付中美接近所产生的国际变动,周恩来送走美国客人后,相继访问朝鲜和越南,向他们通报中美会谈情况,让他们放心。美方此间也迅即向台湾表示,将继续维持其对台承诺。
  《上海公报》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它奠定了新的美中关系的基础,向世界表明中美两国都希望结束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敌视,都希望关系正常化。作为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公报对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公报标志着中美共同对付苏联的准战略格局的形成。对作为谋求共同遏制和抵抗苏联威胁的美、中两国来说,上海公报事实上确认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存在,并成功地实现了中美接近。这在三角战略中是极富战略意义的。上海公报的发表,使苏联此后的任何举动都要考虑美中联合的现实,这是上海公报及此前一系列中美接近所具有的最核心意义。
  中美的接近,使中国得到了政治和外交上的好处。公报的发表,实质上既消除了来自美方的威胁,又形成联合美国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态势,中国的顾虑大大缓解。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尼克松访华,也加快了日中关系的改善,九个月后,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双方也对中美会谈表现了高度的清醒,都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良好开端,但关键还要在于以后的行动。尼克松在返回美国后对他的国民说,他此行在杭州留给中国的是一些红木树苗。正如美国人民所知道的由树苗长成森林中的巨人要经过许多年。因此,他也希望他此次访华之行所撒下的和平种子也如同那些在杭州的树苗一样,不要期望即刻得到成果,而要付诸于时间、努力和耐心。周恩来在三月三日也说,此次中美高级会晤,说不上哪一方“胜利”。将来,要用实践来证明《联合声明》是否有效。〔19〕周恩来的对美外交是在对苏外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进行的,中美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才使双方走到了一起。双方走到一起的基础是异常脆弱的,因此,这次对美外交的宣传轰动效应似更强一些。特别表现在美国方面。

  【注释】
  〔1〕傅红星编著:《周恩来外交风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页。
  〔2〕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3〕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5页。
  〔4〕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507页。
  〔6〕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10.1972.
  〔7〕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05—306.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1—512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2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11〕197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12〕张光:《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背景与经过》,载《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13〕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14〕郝雨凡著:《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15〕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13.
  〔16〕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14.
  〔17〕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15.
  〔18〕参看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19〕《周恩来年谱(l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页。



 
 

2007/09/10

四、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尼克松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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