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田中内阁的声明,在日本得到各党派、团体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与支持,同时在中国也得到了反应。七月九日晚,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谈到田中组阁问题,他说:“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下台。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1〕田中内阁进而在七月十日由二阶堂官房长官发表政府意见认为:“日本政府表现在日中关系正常化方面的热情充分为中国方面所理解,是桩好事情。政府认为,目前日中政府间进行接触的时机正在成熟。因此,今后打算由政府负责稳步地采取具体措施,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2〕七月十六日,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进一步指出: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田中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中日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反对苏联。如果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周恩来还谈到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及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协(正统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总评、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等友好团体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努力,推动了日本政府,请佐佐木更三转达中方的谢意。七月十八日,田中以答复在野党所提问题的形式拟定了“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姿态”,内容如下:一、关于战前和战时一个时期内我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麻烦,认为应该虔诚地反省;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有关关系正常化的“复交三原则”,作出基本认识,政府能够充分理解;三、打算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前提下进行政府间谈判。〔3〕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以信使身份担起了日本的基辛格的角色。来华前,他根据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晤谈情况,整理了一份包括十几项内容的所谓田中政府对恢复日中邦交态度的记录。其中,日方提出交涉的问题有三:第一,结束战争状态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根据日本与台湾和平条约,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因此在联合声明中没有必要再提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假如中方坚持要提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可采取由中国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的方式,第二,复交三原则分开的问题。(一)中方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点,日本政府可以承认;(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理解并尊重中国的这一立场;(三)“日华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这一条日本表示比较难办。日方提出,复交三原则的前两条可写进联合声明,第三条的内容日本政府通过别的途径来实现。第三是,日方提出在联合声明前增加一段前言的问题。〔4〕在北京期间,竹入与周恩来、廖承志进行了多次会谈。日方认为很棘手的问题在会谈中出乎意外的为中国全部接受。中方同意日本的建议,由日本政府以适当方式宣布废除日华条约,也同意联合声明增加一段前言。但在“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要写在一起”上僵持不下,只好留待田中访华时解决。周恩来最后拿出的中国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这充分表明了中方的让步与诚意。竹入返回日本后,将赴华一行的材料交给了田中角荣,这就是著名的《竹入笔记》。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气氛高涨的形势下,按照周恩来的具体指示,即会见日本各方面的友人,推动形势向前发展,孙平化、肖向前于七月二十二日在日本,与大平会谈时转达了周恩来对日本政府首脑访华的邀请:“周总理认为,如果田中首相或大平外相能到北京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同周总理举行直接会谈,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起来,更加欢迎。”〔5〕大平回答说:“对田中首相和我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都是我们豁出政治生命要搞的,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说也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因此,要在充分考虑对内对外的各种问题和今后的政治日程之后,再考虑访华的日期。”竹入返回日本后,大平向孙、肖转达了田中的话,说田中感谢周总理对他的访华邀请,“将愉快地访华”。双方还就今后的安排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会谈消息传到中国后,八月十二日,外交部长姬鹏飞发表声明,称“周总理欢迎和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十五日,田中会见孙、肖,表示已决定访华,但要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过早公布具体时间,希望通过访华一举建交。此后,按照周恩来“很有必要,这是政治”的批示,孙平化等从日本飞抵上海。这次航行开辟了战后日本民用飞机直飞中国的航道,也是为田中首相访华直飞北京的试航。
  八月三十一日,桥本课长一行作为先遣到达中国,对日程及礼宾安排等细节与中方协商妥当。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北京、东京同时向全世界发表公告: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接受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6〕这可说是继尼克松访华后又一爆炸性新闻,但早已在许多人的预料之中。
  在日台关系的准备方面,大平正芳外相在七月二十五日回答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虽然日华之间不可能保持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却希望维持与台湾在经济、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关系。田中并派椎名特使赴台安抚。蒋经国驳斥了日本的政策,但似乎“台湾方面并不希望日台关系破裂。双方却有这样的意图:即想要以最低限度的损失来走完这段必由之路”〔7〕。田中亦安抚自民党内的台湾帮,并表示了坚决的对台友好态度。据说田中曾对大平外相说:“大平君,我们做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样。反正人是要死的,要死就一块死吧,我是有这个准备的。”大平外相也同样做好了精神准备。他曾对相熟的记者说:“不知什么时候,我会被反对势力所杀掉,但愿老天助我一臂之力,令我谈判成功。”
  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大前提下,中日关系作为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使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环节,显然会起到积极作用,所以美国也对此表示欢迎。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日美首脑会谈时,双方一方面强调日美安保条约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指出:“(美国)总统最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是意义深远的第一步。同时希望,(日本)总理大臣不久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会有助于亚洲紧张局势的缓和。”〔8〕一九七二年九月,田中访华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毕。大平外相对田中说:“中国方面的真正意图已经摸清,现在就等干了,你过去是说一不二的,那么让我们下决心大干一场吧。”田中立刻答到:“人生一世,花开一度,干吧!”〔9〕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一行访问北京。临行前,田中对女儿说:“不错,爸爸确实跟你约好的,要带你看看全世界,以往确实这样做了,但这一回访问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就好像一块厚窗帘的那一边,那里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我也没有准确的信息。而且,在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我的访华之行。我是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下毒、打黑枪的情况下动身访华的。你是我唯一的孩子,不论出了什么样的事,你都不要慌乱,要毅然按正确的判断行事。”田中还信心十足地展望:“总会有这么一天,日中两国的人们,能够面带笑容自由往来。正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爸爸豁上一命动身去北京了!”〔10〕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田中首相一行飞抵中国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当天下午三时半,双方进行了首次会谈。双方先阐述了各自的基本立场和想法,一致表示,要通过谈判,一气呵成,一举恢复邦交。由于日本对于中国对日美安保条约改取宽容态度这一点还没有充分认识,所以田中首相阐明日方的保留态度。周恩来很大度地回答说:“这不成问题。”并指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的好坏,是日美之间的事情,我们不千涉。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本非常重要,你们坚持这个条约是可以理解的。”〔6〕他还高度评价了田中首相上台以后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次讲话。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说:“总之,要求大同,存小异。”田中欣然同意:“那当然,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
  第二天,周恩来会见田中时对答词中“添了麻烦”的提法表示了反对。他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用“添麻烦”来表示,就像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太轻描淡写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田中解释说,在日文里那样的表达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表示,这个表达如果从汉语看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
  二十六日,中日举行会谈。日本方面提出:结束战争状态和战争赔偿问题,已在日台条约中解决,联合声明中不应再用这类词句。“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一点日本也不能同意,因为这个条约是经过正式手续缔结的,日本政府不能说缔约本身是无效的。在台湾问题上,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方表述,日本也不能完全赞同、可以表示“理解和尊重”并说,联合声明的正文写上“日本政府理解并尊重日中复交三原则”是不合适的。这是日本条约局长高岛益郎依据条约理论阐释的日方立场,很显然较之竹入义胜来华时的态度大有倒退。对此,周恩来在与田中会谈时以严厉的态度谴责了日本的倒退作法。他说:“高岛条约局长是为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而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实质性地指出了中日双方邦交正常化的性质,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周恩来还就战争赔偿问题再次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他指出,高岛所说日台条约已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是不正确的。你们签订那个条约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他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众所周知,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大陆,我们拥有战争赔偿的要求权。我们放弃战争赔偿,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的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经说过不要赔偿,这种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11〕但在对日本的做法批评之后,经过周恩来与大平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周恩来将“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改成‘结束不正常状态”。这样日本就不用再一次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了”。另外中方还放弃了“把复交三原则一起写在联合声明里”的意见。周恩来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增加反对霸权条款,答应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对于以完善对苏战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对日政策的大目标已经很令人满意,也应该给田中一份“人情”。不过,中方也提出两点要求:(一)“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要求联合声明前言后半段提一笔”。(二)“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力这一条到底怎么办,想听听大平外相的意见”。大平正芳外相借鉴草签《日韩联合公报》的类似经验,将上述两条,最后定成为:(l)“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放弃对日本国战争赔偿要求”。〔12〕二十八日凌晨,终于完成联合声明的全文。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一致同意于九月二十九日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为表示中国方面的诚意和决心,周恩来书写“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赠给田中,他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田中也书写了日本古训“信为万事之本”回赠周恩来。二十九日上午,中日两国在中日政府建交联合声明上签字。仪式结束后,根据约定,由大平正芳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平庄严宣布,由于两国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作为对联合声明中日方立场的重要补充并实现对中国的承诺,大平以极其明确的语言宣告废除日台条约。他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13〕这一讲话内容于当天也传达给东京的法眼外务次官以及台湾驻日大使彭孟缉等,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即日发表对日断交宣言。自一九五二年以来一直持续的日台间的外交关系在二十年后结束。虽然在联合声明中没有涉及继续保持日台业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但是周恩来已悄悄地承认这一点。大平发表对台断交宣言后,日台之间仅剩下经济、贸易和文化等关系。后来,大平曾说:“在那个时候,那是唯一的选择。”他的话中蕴含着这样的意味:(一)国内外要求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非常强烈;(二)虽然当时“四人帮”掌握着大权,但是周恩来在毛泽东同意的条件下,希望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周的这种迫切性在他一系列对日态度中也多有体现;(三)通过椎名特使访台,最终促使台湾被迫重视维持业务关系,表现出现实的态度。〔14〕九月三十日清晨,田中一行回国,周恩来将客人送到上海机场。周恩来与田中握别,并特意拜托说:“回去后,请转达对天皇陛下的问候。”这使田中既吃惊又感动,在不少中国人仍然要求追究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气氛下,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请田中转达对天皇的问候,这是何等的气度与政治胸怀。田中站在舷梯上向周恩来深深鞠躬,表达他的崇敬之情。
  总体看,中日关系正常化与中美新外交的比较,日本由于与美国利益的不同而在台湾问题上作得较美国更彻底一些,也正因此才先于美国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则是浓重的东方特色,这在与美国开展的外交中是没有的,突出表现在两件事上。其一是田中与大平作诗一事。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行将签署联合声明的那天早晨,大平正芳和田中相互慰劳说:“好极了,没有白辛苦一趟。”然后便各写了一首诗,田中的诗后来遗失了,大平的诗留了下来,诗句是这样的:“长城延延六千里,汲尽苍生苦汗泉;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民心;山容城壁默不语,荣枯盛衰凡如梦。”其意何指,难释。其二,在田中北京谈判期间,曾会见了毛泽东。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田中一套《楚辞集注》。这件事引起日本新闻界极大的兴趣,纷纷评论说毛泽东送此书给田中作为礼物有三层意思:一是挑选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和他的诗集来赞扬田中的爱国精神,用以告诉日本人民,田中正在完成的任务,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二是表示知道田中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对田中来华期间赋汉诗一事给予评价;三是表示赞赏田中来中国之前对访日的基辛格说过的一句话。据报道,当基辛格问田中为什么急于访华时,田中明确答复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15〕感于周恩来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殚精竭虑,田中称周恩来是日中邦交之父,后来的中曾根也说周恩来是日中邦交最大的恩人。大平正芳后来在中国全国政协礼堂作演讲时也对此段历史进行了回忆。他说:“我在七年前的一九七二年秋天,作为外务大臣与田中原任总理大臣一起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性大事业访问了北京,我们心中充满了很大的期待和与此可以比拟的很大的不安。但是,由于已故周恩来原任总理阁下的‘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句话所表现的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这一不安得到消散,完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大事业。回顾当年之时,风格泰然自若的伟大思想家已故毛泽东主席阁下的神采和不知疲倦的超人般的政治家、中国人民敬爱的已故周恩来总理阁下的音容笑貌,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愿在这里缅怀两位伟大领导人的丰功伟绩,祈念他们的冥灵幸福安详。”〔16〕一九七三年三月,日本首任驻华大使赴任时,田中首相亲书信件,再次邀请周恩来访日,信中写道:
  周恩来总理阁下:
  去年九月,应总理阁下的邀请,我和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起访问贵国,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同总理阁下亲切会晤。尔来,已经过了半年的时光。我看到总理阁下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发挥着伟大的指导力量,日理万机,谨表祝贺。
  日中联合声明发表前夕,总理阁下曾表示,日中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如果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抱有信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曾说,日中两国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来对待两国间的问题。现在,两国互换大使,日中关系自去年秋天以来有了扎实的进展,证明了阁下和我的共同信念。
  在当前的日中关系中,有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第九条签定各种实务协定以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问题。我愿意通过这些磋商,扎实地扩大和巩固日中关系的基础。不言而喻,随着日中两国政府间实务关系的加深和关于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的协商进行,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同意见和一些分歧,但我坚信,如果两国政府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去对待,就一定会进一步增进两国关系,使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牢固如山。
  另外,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形势下,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两国间的基本立场也会有所不同。目前,国际形势正在走向缓和,各国进行自主选择的动向正在发展,为顺应这种形势,我认为我国应尽量拓宽外交幅度。还有,目前的国际经济正处于转折时期,为使国民生活建立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上,在资源、贸易等方面,我国的方针是不仅同贵国实行合作,还要同其他各国进行超越社会制度的合作。我深信总理阁下一定会理解我国的这种基本立场和方针。
  我回忆起半年前,我曾表示,邦交正常化是走向明天的第一步,愿在历史的潮流中开辟新的局面。我想与总理阁下亲切会晤,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国际形势及其趋势以及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为此,我再次邀请总理阁下来我国访问。
  鉴于日中两国一衣带水,两国间的交流正向各领域发展,借此机会,我愿告诉阁下,我正在研究将来日中两国政府主要成员定期在北京和东京亲切会晤一事,以创造加深相互了解的机会。
  最后,我愿表示我的信念,日中两国政府今后恪守联合声明的精神,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而合作,是有利于日中两国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福利的。就此搁笔,祝阁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角荣
  昭和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7〕
  这是一封对中日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信函,如果周恩来赴日本访问能够成行,势必会继田中访华之后再将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而以后历史发展中的一些挫折或许会少些,中日关系会发展得更密切、更顺利一些。但,由于国内方面的原因,周恩来终未成行。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同时,如果从另一角度看,这封信也体现了日本在协调美国对华政策的同时,也表现了极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希图在外交上有更大的收获以利于日本的所谓多边自主外交的运作。

  【注释】
  〔1〕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2〕《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3〕《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4〕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73页。
  〔5〕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6〕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7〕《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
  〔8〕石丸和人等:《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二卷,第230页。
  〔9〕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20页。
  〔10〕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第547页。
  〔11〕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
  〔12〕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13〕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280页。也见197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4〕《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15〕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77页。
  〔16〕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
  〔17〕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13—614页。



 
 

2007/09/10

三、日本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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