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中日关系的思考与展望

 




  曾任日本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的中江要介在《中国的走向——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标题:周恩来借日中邦交正常化谋求什么。他在书中写道:
  仅靠自力更生搞经济建设被证明行不通之后,周恩来的目光转向日本,因为除去已分道扬镳的苏联,与中国最接近的先进国家就是日本了。日本具备拥有最尖端的技术的优势,它已发展为居世界前列的大国。周的目的,就在于得到日本的经济力量和尖端技术。
  然而在日本与中国之间横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大暗沟,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排斥的意识形态。更加严重的是,从日中甲午战争到大东亚战争,使中国受到的虐待。但这些暂可搁置不论,也不能没有对今后中国发展所必须的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所以周提出了“存小异求大同”的想法。
  提倡将意识形态这种属于根本性的差别视为“小异”,超越遗留至今的怨恨,使其服从发展日中友好合作的这一“大同”。从周来说,为捞取实利,他把难忍的痛苦埋在心里。把所有的暗沟化为“小异”。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中国的未来,对日本经济力量和技术所需要的迫切程度。〔1〕
  中江指出周恩来对日本的需求是经济力量与技术,这是一种深刻的认识。如果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周恩来在日本方面投入的巨大精力也确实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但如果说周恩来依靠邦交正常化谋求什么,那则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种因素在内了。毕竟,以当时中国的困境而言,虽然中美关系出现新局面,但如果和日本不改善关系,以致日苏联合威胁中国,则中国仍然会处于巨大危险中。可以说政治因素还是首要的。国家生存是一切事业进行的前提,这在周恩来的思想中是时刻存在的。当然,在谋求政治好处的同时,必然也会如中江所述会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因为中国已不可能再从苏联获得必要的科学技术及资金方面的援助。不可否认,这也正是周恩来对日外交的目的之一。
  周恩来关于中国对日关系的思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周恩来深刻而清醒地了解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角色。
  作为中国的总理,他最清楚新中国的实力与状况。他曾强调指出,我们现在要努力把自己搞好,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2〕也是我们最急迫的事。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把经济发展起来,还要几十年的时间,至少二十世纪内做不完。〔3〕在国际地位上,他指出,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我们的责任加重了。中国有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为国内工作需要花很大力量,参加国际活动还没有准备得很好。〔4〕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5〕。他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条漫长的道路。〔6〕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否定中国的大国地位。对于尼克松“五大力量”的观点,他持保留态度,认为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达到此地步,即使将来中国发展了,也绝不做超级大国。〔7〕对于英国前首相希思关于“新的力量”的观点,他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并指出,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应有“自知之明”我们在国外有影响,但主要还是在国内,我们国内的工作负担很重。〔8〕他说:“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9〕在否认中国要作超级大国之后,周恩来也表露了对中国未来发展和国际角色的期望。他说:“从整个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他指出:要把中国搞成这样一个新中国,将来强大以后也不去主宰世界和干涉人家的内政。要对世界有所贡献,而不是去统治世界,强加于人。〔10〕这些表述,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表露了周恩来对于世界政治的深远的思考。这样的对中国的外交界定,对于开展中国外交工作和积极进行对日外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在界定中国绝不称霸的外交框架下去谋求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在核试验问题上,中国坦陈其和平立场,并谋求日方对中方立场的理解。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曾说,中国不是核大国,我们还在试验阶段,我们每次只在必要时才进行有限制的试验。中国搞核武器是被迫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中国主张还是要召开全世界各国的会议,共同达成一个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11〕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他又请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转告田中首相:感谢田中首相在众议院答辩时讲,中国的核武器不威胁日本。日本是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家,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的。林佐一公使对我们这次氢弹试验向我们的司长提出抗议,根据贵国政府的立场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很理解,正如田中首相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我们应该相互理解。大使阁下知道,我们搞试验的尘埃要通过我国四亿人口的地区。如果说有害的话,我们自己首先受害。我们不会拿这个做儿戏的。〔11〕
  在中日邦交问题上,周恩来承认日本对华政策只能是跟着美国走。因此,在批判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时,也充分理解日本这一立场。到了一九六九年之后,中苏分裂,中美接近导致了世界格局大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了日本对华政策,才有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周恩来曾明确讲,中日关系正常化,这其中也有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功劳,因为尼克松先来了,田中才跟着来。〔12〕
  为了顺利实现中日友好,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站在人民的立场、用历史的眼光正确解释了中国政府在赔款问题上的态度。周恩来指出:“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13〕在中日北京高峰会谈时,周恩来也指出,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14〕后来在谈及这一决定时,他解释道:赔款我们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15〕这是从两国友好以及为日本人民着想方面加以解释的。如果从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所作的说明“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的”〔16〕这一句话来理解,就更可以看出新中国对日在战略大局上的长远眼光,也才可以信服这一决定对中日两国的深远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索要的赔款,客观上挤压出一个德国法西斯。
  其三,周恩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的中日关系作了深刻阐释。
  首先,他认为中日关系的关键是和平共处。他指出,中日关系近代以来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和平种子。”“我们要在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所谓‘同文同种’也好,‘共存共荣’也好,不是为侵略别人,也不排斥别的国家,我们为的是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17〕周恩来认为,和平共处,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日关系新的基础就是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平等互利、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他指出,中日两国政治上的和平相处,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完全独立,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对于经济合作,周恩来主张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在指出中日之间加强经济合作是建立在双方共同要求的基础上,进而概括了平等互利,有发展前途、关系可靠、中国有支付能力等几个特征。并指出:“如果我们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发展前途是无限的。”〔18〕中日邦交恢复后,他曾针对与东欧进行科技项目合作的报告批示:“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状况,反而求其次?”〔19〕一九七四年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最后一次接见大平正芳时说:“中国应该向贵国(日本)学习许多东西。”这句话是周恩来的真心话。外国人士也曾注意到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说法,并进而评论说,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的真正目的在于谋求先进国家的科技力量和技术设备。
  其次,中国很注意日本的发展前途。周恩来希望日本能够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开展自主外交,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指出,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是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消除战争状态,缔结和平条约,走向和平共处,反对侵略和战争势力。〔20〕中日关系不同于别的国家。我们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不是联合起来反对任何人,我们是反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反对侵略。我们坚持和平、友好。太平洋总有一天要变成真正的太平洋。〔21〕
  周恩来认为,日本现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继续膨胀,军事力量随着扩张,走军国主义道路;另一种是,日本真正摆脱大国的控制,走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搞自卫武装,不侵略别人,也反对别人的侵略。〔22〕中国人民是支持日本人民争取走和平、独立、民主道路的,因为这样一条路不仅对日本人民有利,对中国、远东、对世界的和平也有利。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是通过上层的关系来接近人民群众。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23〕同时,对于日本一些人梦想复活军国主义,周恩来也提出了警告。他指出,有一点自卫力量是应该的,但有的人借搞自卫武装恢复军国主义那一套,这种人虽不多,能量却很大。〔24〕走日本的老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作为友好邻邦,我们愿意指出这一点,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是没有前途的。他再三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以历史为鉴,努力消除近几十年来的不愉快事情的影响,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使中日友好关系永远地发展下去。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在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上,周恩来指出:中日联合声明中没有接触这个问题,并不表明中国对这个条约没有意见。但是我们认为,中日建交把台湾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不接触这个问题,说明中日建交不针对第三国。又说:田中首相最近讲到日美友好关系仍是日本外交基轴,我不反对他们这样说。现在不需要提马上修改日美安全条约。〔25〕
  在台湾问题上,周恩来说:邦交正常化后,在两国关系中的确有台湾这个障碍,要承认这个事实。但是,这一点我们总是要解决的。中日两国不要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就使大的方针受到妨碍。大的方针就是签订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这对改进远东形势有好处。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不要因小失大。小局要服从大局,不能大局服从小局。要名正言顺。只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一部分日本人一定要和台湾来往,这是题中必然出现的文章,我们并不重视。但是有一条,如果是代表日本政府或国会去的,问题就大了,那就不行,那就等于承认两个中国。如果是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看待,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26〕他还指出,日本国内至今仍有少数人对台湾怀有殖民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情感,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从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率三个世界”理论也可以看出,中国认为日本是反霸斗争中的同盟军。对日本的期望大于对美国的期望。在以反苏为主要目的构建起来的这个理论当中,把日本划为“第二世界”。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中、日、苏三国关系从理论上看,必然是中日应该实行联合,而这一点对于当时中国来讲,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至少日本可以牵制苏联的一部分精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三个世界理论在突出苏联威胁,在与美日联合以缓冲中国困境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日渐加重的情况下,中美、中日关系改善之后,更能理解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意义。

  【注释】
  〔1〕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11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4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18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8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2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73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
  〔13〕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3—554页。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4页。
  〔17〕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页。
  〔18〕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页。
  〔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页。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9页。
  〔2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0页。
  〔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页。
  〔2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3页。
  〔2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页。
  〔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页。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9页。



 
 

2007/09/10

四、对中日关系的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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