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走出中苏结盟模式

 




  在中国开展的对美日外交过程中,甚至从美、日两国自身以及整个世界格局变动来讲,苏联因素都是至为关键的。正是因为中苏分裂,才有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与改善,才有了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可以说,苏联因素在使二极世界变动为多极世界,在远东形成中、美、苏三角态势的过程中是至为重要的。在引发了这一切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动后,苏联也高度警惕中美日的密切接触,非常担心中美联合共同对付自己。苏联就此在新闻媒体上大肆攻击中国与帝国主义联合,抛弃了道义。并快速与美达成缓和,以防止出现更大的对苏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暂时的中美苏三角态势。由于苏联对中、关都无计可施,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日本身上,极力阻挡日本与中国的进一步结合以免加重对苏联的威胁。这主要集中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苏联施加压力,大加阻挠。
  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提出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提案。同年十一月,两国开始在东京举行谈判。按照《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规定和几年来中日友好关系基本上得到正常开展的情况,本应顺理成章地通过谈判,较快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由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包含有反霸条款,在要不要把反霸条款列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中国方面主张列入,日本方面却有不同考虑。以中国方面而言,反霸条款包括中日双方承诺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本是中日和平友好应有之义;至于反霸条款还包括双方各自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与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关,如果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不列入这一条,就是从《中日联合声明》所已经达到的地步后退,就其对现实的国际政治的影响而言是不可取的。中国坚持该意见的真正原因在于它认为,苏联搞霸权,不仅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威胁到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而日本方面最担心的则是,“如果接受中国的主张则会刺激与中国对立的苏联”。〔1〕苏联是日本的近邻,战后又占据着日本北方四岛。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又呈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在苏联奉行的对外积极进攻战略下,日本认为美国已丧失在日本的制海权,苏联海军已包围了日本。其次,由于日本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强,万一航线被苏切断,日本必将陷于困境。再次,日本在七十年代奉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对中苏实行等距离的外交政策,以及在推进对华关系方面还受到亲台势力的一定牵制。由于以上种种,谈判迟迟没有结果。当时日本外相宫泽喜一提出所谓“宫泽四原则”:(一)不只在亚太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反对霸权;(二)反霸权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三)反霸权不意味日中联合行动;(四)不接受与联合国宪章有矛盾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时影响中日关系的外因,已从中日邦交之前的美国及日美安全条约起主要作用,变为苏联及日苏关系起制约作用。日本方面的态度影响了当时的中日关系的发展。
  诚如日本所担心的,苏联在反霸条款上反应强烈,并以日苏关系要胁日本,大施压力。在苏联看来,中、美、日关系的改善,无异于是三方联合在亚太地区共同对付苏联,因此,苏联必须予以阻止和破坏。由于中国与苏联尖锐对抗,美国实力强大,这两者对于苏联来说都不是短期内采取过硬手段对付得了的。因此,苏联把目标对准了剩下的日本,因为在北方四岛,开发资源上日方有求于苏联,苏联正好借机打这张牌,向日本施加压力。一九七五年二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预备谈判开始不久,苏驻日大使匆忙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表示担心。并说,希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对苏联产生不良影响。一九七六年一月,苏外长葛罗米柯对三木首相说:“如果日本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就必须重新考虑日苏关系。”一九七八年,在中日条约谈判出现积极动向后,苏联驻日大使向外务省事务次官传达了苏联政府对中日条约的声明,“苏联对直接影响苏联利益的行动不能袖手旁观”如果缔结包括针对苏联的条款的条约,苏联也许不得不修改对日政策的轨道”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库德里夫采夫甚至威胁:“如果缔结含有反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那么苏联将对日本采取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对抗措施。”〔2〕
  虽然日本受苏联远东战略的制约而在反霸条款上未作出有益于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决断,但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福田纠夫组阁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终于因为一些因素的变化而取得了进展。促使福田内阁决断的有以下因素:其一,当然是中国方面坚定的反霸立场。中美、中日关系走近之后,苏联并未收敛其扩张和侵略气焰,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日渐增大,为中国自身安全计,反对霸权主义早已是中国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二,中日经济关系加深对政治关系的影响。被称作经济界大本营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说:“外交是由政府负责,但是经济界也有自己的见解。日中关系应该友好地发展下去,应该尽快缔结友好条约。”〔3〕其三,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所表现的态度使日本大为失望。苏联利用日苏关系企图阻止或推迟中日缔约,使得希望发展或维持日苏关系以谋取北方四岛解决的日本不敢有大举动,对苏也不敢采取强硬态度。但苏联在日苏关系中始终回避两国领土问题,这使日本万分失望。在对苏没有成果的情况下,还不如对华采取积极政策。其四,美国的支持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美国为了联合中国制约苏联,对日中缔约不仅不反对,而且还起促进作用,希望借此形成美日中对苏战略格局。一九七八年,美日首脑会晤时,美国国务卿万斯表示,“中苏铁板一块对世界是威胁”,“美日欧要一起帮助中国”中国经济生长出日美欧自由主义机制,便不会脱离我们,所以(美国)想尽早推进与中国的正式对话,只是国内有麻烦,还是由日本先开头炮吧”。卡特也就此敦促福田首相:“希更积极地推进。”〔4〕还说,“作为美国来说,反对霸权不存在问题”,并预祝日中缔约成功。〔3〕同年五月,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后顺访东京,对福田挑明:“美国不反对条约中加进‘反霸权’条款,希望迅速缔约。”美的支持为福田内阁减少国内牵制起到积极作用,日本的对华缔约,也更便利了以后中美建交的进行。
  基于此,福田立即指示为重开日中谈判作准备,还表示条约以尽早缔结为好,不想拖拖拉拉,搞成不上不下的状态。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中断三年之久的日中条约谈判恢复进行。八月十二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其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中也明文规定了“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同年十月,邓小平在日本东京讲话指出:这次缔结了条约,从政治上进一步肯定了两国友好关系,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他还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他特别提到“饮水不忘掘井人”,多年来,广大日本朋友为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推动了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发展;我们深切怀念那些曾经为中日友好披荆斩棘,开路架桥,却已离开我们的先驱者;他们虽然不能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喜悦,但他们为中日友好献身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5〕
  中国已走出了中苏结盟的模式,这一立场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确定的。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关系正常化相比较,可以看出中日关系正常化质量更高一些,因而,留给后来人的麻烦也就相应地少了一点儿。

  【注释】
  〔1〕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2〕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24—625页。
  〔3〕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25页。
  〔4〕园田直:《外交秘话》下,1980年11月3日《日经商业》。
  〔5〕《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2007/09/10

五、走出中苏结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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