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门峡工程的两次改建

 




  三门峡水库一九六○年九月开始蓄水,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水库就淤了15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了,而且潼关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黄口处,也淤了“拦门沙”。
  面对三门峡工程出现的淤积问题,周恩来一方面承担责任,检讨自己未能将工程办好;一方面总结、消化历史上的治黄经验,借鉴、分析苏联水利建设经验,认真谋划如何改建。
  从一九六二年三月起,三门峡水库决定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淤积仍继续发展,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三十多公里的耿镇附近。当时,陕西省意见很大,水电部和黄委会在解决方案上又有分歧。为统一思想,尽快作出治黄决策,解决三门峡淤积问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至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治黄会议。
  会上,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被称为“不动”派。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掉大坝,被称为“炸坝”派。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主张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被称为“拦泥”派。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被称为“放淤”派。周恩来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引导大家互相听取不同见解,辩证地看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作总结讲话,提出治理黄河总的战略方针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他要求各派都要克服片面性,要从全局看问题。“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他认为泥沙淤积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燃眉之急,不能等。”“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他综采各家之长,决定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两条隧洞,改建四根发电引水钢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库区淤积之急。他说:“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他嘱咐在设计和施工中“要兢兢业业地做。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随时给北京打电话,哪一点不行,赶快研究”。〔1〕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北京治黄会议,不仅决定了对三门峡枢纽工程的改建,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而且明确了治理黄河的战略方针,大大推动了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
  三门峡第一次改建即二洞四管工程,一九六五年一月开工。四管工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竣工,七月二十九日投入运用。两洞工程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先后竣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二洞四管全部投入运用。
  二洞四管工程提高了三门峡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减缓了库区淤积,为进一步改建赢得了时间。但泄流排沙能力仍感不足。为此,一九六九年六月,周恩来委托刘建勋、纪登奎在三门峡市主持召开了晋、陕、鲁、豫四省治黄会议,研究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和黄河近期治理问题。
  为加强第二次改建的技术力量,周恩来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去,参加研究怎样解决三门峡工程改造的问题。一九七○年一月,周恩来对他们说,黄河的泥沙问题研究得怎么样了?要把黄河泥沙整个的情况摸清楚,沙从什么地方来的,淤在哪里,怎样处理,这是你们去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改建,于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挖开8个施工导流底孔和改建了5个电站坝的进水口,大大提高了泄流排沙的能力。
  通过两次改建,基本解决了库区的泥沙淤积,保持了一定的长期有效库容,为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库和治理黄河开辟了新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华社报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周恩来在重病中看到这一报道,要人打电话问钱正英:“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是否属实?”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仍旧惦记着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3-438页。



 
 

2007/09/10

六、三门峡工程的两次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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