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审时度势、积极慎重

 




  治水首先是个经济问题,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水利工程属于社会的基础设施。但是大江大河的根治和重大水利工程的修建,投资大,工期长,必须遵循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滞后或过分超前都将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治水又是个技术问题,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而违背自然什么都做不通。越是规模重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越复杂,一旦技术上失败造成的损失也越大,不仅祸及当代,并且还要贻患子孙后代。治水还是个社会政治问题,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水利纠纷处理的好坏,水利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而且影响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周恩来曾说,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是上天,二是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又说,水利比上天难,治水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还必须通过技术问题去解决。对待上述问题,周恩来的思想是审时度势,既积极又慎重。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提出“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1〕他说,战争把交通破坏了,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要一手抓交通,一手抓水利。后来,他亲自过问了江、淮、河、汉、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周恩来主张积极治水、反对听其自然的消极思想,同时,也反对轻举妄动、急躁冒进。周恩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2〕对待水利建设他更加强调.“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3〕他曾说:“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4〕
  苏北刚解放不久就着手治理沂河,周恩来赞扬这种积极治水的精神,同时又指出,治水不能仅凭热情,治错了会劳民伤财.1950年11月3日,在讨论治淮报告时,周恩来说:治水和打仗一样,不能错过时机,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5〕
  1963年海河大水后,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周恩来亲自到天津积极部署治理的具体措施。同时,周恩来强调,根治海河要全面安排,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不能一哄而上,天女散花把钱随便花掉。
  周恩来亲自过问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其审时度势、积极慎重的治水思想更为突出。周恩来赞赏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雄伟气魄和远大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周恩来反复强调理想不能代替现实。1961年7月,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有首诗,其中有一句“高峡出平湖”。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周恩来赞成把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并要求为之准备条件、积累经验。但他认为正式兴建三峡工程的条件尚不成熟,时机尚未到来.1958年,周恩来主持的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讨论,作出了先上汉江丹江口工程的重大决策.1970年,周恩来支持了先上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重大决策。两度避免了贸然进军三峡,又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1970年12月24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林彪,“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6〕毛泽东在12月26日,即在他生日的那天写了“赞成兴建此坝”的批示.个别领导以盲目崇拜的心态对待毛泽东的批示,忽视了周恩来“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的要求,又重犯了仓促上马、主观蛮干的错误.对此,周恩来向一些领导干部指出,砍头事小,葛洲坝事大。他说,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1972年11月,研究葛洲坝工程时,他又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葛洲坝工程的胜利建成,与周恩来以审时度势,积极慎重的治水态度来过问这个工程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4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9一410页。
  〔3〕同上。第408页。
  〔4〕同上,第446页。
  〔5〕同上,第435——438页。
  〔6〕《周恩来书信选集事》608页。



 
 

2007/09/10

十、审时度势、积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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