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发展科技、突破尖端是需要花钱的。一九五二年,周恩来开始酝酿研制原子弹、导弹,写信给竺可桢征求意见,竺可桢认为研制原子弹、导弹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花大钱,动一动都要以亿元来计数。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举、资金短缺,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即使束紧裤带,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正如后来陈毅所表示的那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
  同时,我们也不能脱离国力条件,任意地花大钱搞尖端。我们要在国力许可的范围内突破尖端,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
  对此,周恩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在听取首次核试验汇报时指出,我国的核试验不要多,搞一次试验就要取得尽可能多的资料,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研究了第二次核试验准备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这次试验一定要准备好,要吸取上次核试验的经验,更周到、更细致、更妥善地做好全面安排。在效应试验上,要搞清楚在空中、地面各种条件下杀伤和被破坏的威力半径。总之,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数据和资料都要得到。中国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1〕
  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测试和“效应”方面实现了军用、民用“多方收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而美国第一次核试验花了几百亿美元。周恩来说,我们是后来居上,也应该后来居上,因为人家已经为我们探了路。
  周恩来确定的“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方针,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循这一方针,我国从一九六四年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共进行了30多次核试验,较之美国的800多次和苏联的600多次,我国核试验的次数是很少的。但是,我国核试验的效益是相当高的。钱学森说:“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2〕

  【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264、243页。
  〔2〕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不尽的思念》第291页。



 
 

2007/09/10

六、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漂泊的树 E书作品  支持键盘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