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通运输要便利起来”

 




  “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这是周恩来倡导的并在国家建设中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之一。
  建国前夕,1949年7月23日,周恩来在工会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恢复生产建设中国的伟大号召.他说:“我们要恢复生产,必须靠交通运输杨通。”恢复交通运输,“首要的是恢复铁路.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今年要恢复百分之八十,明年不仅要恢复余下的百分之二十,而且还要有新的发展。”〔1〕
  建国初,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反复阐明恢复经济、调整工商业,首先还是要修铁路,修水利,这是根本的工作.1950年8月24日,他对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们说:“以中国之大,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与工业先进国家不能相比。这件事也必须在恢复工作中大力来做,〔2〕20天后,他在阐述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时,更明确地指出,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内外交流、城乡交流,“而先决条件就是交通运输要便利起来。”〔3〕“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并和内蒙古贯穿起来。”西南也是这样,“不但成渝铁路要修起来,汉东的两条铁路还要连起来,铁路要通过去,通到贵州、云南,另外还要通到湖南、广西,这样把西北、西南贯穿起来,西北、西南才能发展。”〔4〕
  这一时期,周恩来直接过问了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修建和中长铁路问题.成渝铁路是建国后兴修的第一条铁路,周恩来亲自审查设计方案,1950年6月15日开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成渝铁路与荆江分洪工程是当时经济工作方面最有影响的两件大事。
  中长铁路即中国长春铁路,根据1945年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规定,将在30年内在中国保持主权的原则下,由两国共同管理。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第一次出访苏联,不仅签订了塔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前一个协定规定,苏联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移交前,继续实行两国共管。回国后,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解决中长铁路问题的我方草案,并于1950年4月25日电告高岗。周恩来解决中长路问题,在充分维护中国主权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学习苏联铁路管理的经验,以促进中国铁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关于修建天兰铁路,1952年1月7日,周恩来复电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意一月五日送来的关于天兰铁路在一九五二年底铺轨通车的决定。”并指示“必须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底以前做出天兰全线重点工程的技术设计。”天兰铁路于1950年4月15日开始施工,1952年10月1日铺轨通车,1954年8月交付正式运营。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周恩来在阐述基本任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多次强调交通运输是先行部门,是开路先锋。1953年9月8日,他说:“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连结起来。”〔5〕20天后,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先行企业,就是动力、地质勘察、交通运输,它们是开路先锋。~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有两万四千多公里铁路,但是,以全国人口、地区来说,交通还是极不发达的。如果不把西南、西北、华北贯串起来,那么,新的工业基地就不能建设,城乡物资交流就不能发展,全国经济还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这是不行的。”〔6〕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7〕周恩来不仅率先提出了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概念,而且把交通运输现代化作为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目标的具体内容之一。后来工交并称,交通运输现代化并入工业现代化之中,四个现代化没有单独列出交通运输这一项。但是,周恩来对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的认识,却从来也没有淡化过。
  为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并争取得到苏联帮助,1952年8月17口至9月22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建国后周恩来第三次访问苏联。这次访问中,中苏两国政府就苏联帮助中国今后五年的经济建设广泛交换了意见。其中有多项内容是关于交通运输建设。9月4日,周恩来拟稿致电毛泽东并中央,报告中、苏二蒙三国对修中蒙间铁路的协定草案,并详细分析了修与不修、修宽轨与修窄轨的得失利弊。该铁路中国段一一集宁至二连段于1953年5月开工,1954年末交付临时运营,1955年12月正式运营。9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代表团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当年12月31日在哈尔滨举行了中长铁路正式移交仪式,周恩来亲往参加。在这次访问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于1953年5月达成了苏联援助我国141项大型工程的协定(1954年10月扩大为156项),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则是其中的一项。这个厂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1956年10月15日正式投产,制造出中国第一批卡车。
  1958年7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及参赞康南皮利。当得知印度大使因郑州黄河铁桥被水冲坏,因而取道上海来京时,周恩来当即阐明修桥修路、交通先行的重要性。他说,郑州黄河大桥系1904年建的,现已过了保险期,此次洪水冲坏了一个桥墩,月底可修好。我们新建的双轨大桥要到明年才能修好。我国现在在长江上还只有一座大桥,将来还要多修桥,长江和黄河都需要五六座桥,要发展生产,需要交通先行。三年“大跃进气由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瞎指挥,主观蛮干,拼设备、吃老本、打乱仗,交通工具、设备损失严重。“拿汽车来说,大概三分之一不能用,三分之一待修,只有三分之一能用。民间的运输工具损坏的也很多”。〔8〕
  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工业的发展,要看农业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农业能够提供多少人来发展运输。”“因为各种工业,最后都要归结到运输问题上。”“我国现在约有四千个城镇,其中大、中城市共一百八十三个。四干个城镇共有人口一亿三千万,可是一百八十三个大、中城市就占了八千万人;另外的三千八百个城镇是五千万人。东西要运到一百八十三个大、中城市里,都要经过铁路、轮船、码头。像湖北的宜昌、沙市没有铁路,物资调运就要经过轮船。怎样运到铁路、轮船上来呢?以前全是手工业的运输,如头顶、肩挑、背驮、手推,这是人力运输;还加一部分畜力运输,如用大车运、马驮、驴驮、牛驮、骆驼驮,等等。我们的城市规模那么大,分布那么广,供应的东西那么多,需要很多的运输力量来为之服务。”〔9〕周恩来针对农业、交通运输业与工业的关系,不仅强调了农业是基础,也强调了交通运输是先行。就交通运输业与农业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交通运输业也需要以农业为基础,不能离开农业基础盲目地片面地发展交通运输业,不能过多地占用农业劳动力从事运输;另一方面,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是交通工具的发展,不仅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价值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大量地减少因手工运输而占用的农业劳动力。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八项办法,其中之一是:“除了要抓煤、木、矿石的生产和建设以外,还要抓好运输工作。”〔10〕同年11月23日,周恩来针对铁道兵有关问题指出,这几年铁路上不去吃亏大了。先行官没有先行。以后计划不能再忽高忽低的。要木材,要煤炭,铁路上不去是不行的。
  “文革”期间,学生串连、派性武斗、打砸抢、破坏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使交通运输危机四伏。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接见铁路交通系统的代表,一次又一次地做铁路交通系统两派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反复申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11〕1967年10月29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两大任务,铁路是关键性的地位。铁路运输牵连到各方面,铁路责任之大,在工交企业算首位。铁路是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铁路断了,一切都受影响。1967年11月30日,周恩来接见郑州、西安等铁路局在京开会和学习代表时呼吁:铁路、公路、邮电、电话、电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停.1968年1月30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再次强调: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到全国七亿人口的大事。周恩来指示铁道部:铁路上不论什么时候发生重要的事情,都要立即报告给我,不要怕影响我的休息。他每天都要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了解铁路运输情况。当时,不论哪个地方铁路、航运发生了问题,周恩来总是不分昼夜立即进行处理。周恩来这种对交通命脉的重点维护,为减轻“文革”动乱对国民经济的破坏起了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页。
  〔2〕《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4页。
  〔3〕同上,第53页。
  〔4〕同上,第60页。
  〔5〕《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2页。
  〔6〕同上,第162页。
  〔7〕同上,第176页。
  〔8〕《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47页。
  〔9〕同上,第420、421页。
  〔10〕同上,第447页。
  〔11〕《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12页。



 
 

2007/09/10

二、“交通运输要便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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