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亲自处理铁道、交通点上的问题

 




  在动乱之中,周恩来关注铁道、交通这一国民经济的命脉,不仅重视作出事关全局、影响全面的决策,并努力贯彻实施,如停止串连,实行军管,实行大联合等等;同时也重视铁道、交通中个别例案特别是难题的解决,以求以点带面。
  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八·二六”、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共五、六百人进驻成都铁路局,向军管会提出设立办公室、安电话、发电报。北京的学生说.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成都铁路局军管会认为他们这样做,不符合中央停止串连的指示,但又不敢表态,于是打电话到北京请示如何处理.4月21日下午,周恩来的秘书张作文将此事写成书面汇报报周恩来。4月23日,周恩来批示:“请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先去一电话,看能否劝走,如无效,再考虑发正式电报。”这一批示,既严肃地维护了中央停止串连、对铁路实行军管的决定,支持了成都铁路局军管会的工作.又巧妙地让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出面处理,使红卫兵组织不能有恃无恐,使中央文革亦不能公开支持串连。上述事态,按照周恩来的批示处理,很快得到平息。
  1967年9月初,京广线湖南段因派性武斗铁路运输中断4天。9月7日9时,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黎原向国务院电告这一事态,当日,周恩来收到来电后,马上写信给黎原即转胡勇、叶冬初并湖南省革筹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浙江“风雷”两派头头,责成湖南省革筹小组,“工联”与“风雷”两派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无条件地立即恢复湖南段铁路交通。信中说:“对两派之间发生的问题,希望根据以下原则通过谈判解决:(1)必须坚决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坚决制止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的一切武斗;(2)已经夺取的解放军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收回,不得用于任何一派的武斗;(3)铁路局内两派争论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与局外单位进行相互联系。”周恩来所提三条原则,切中要害,言简意明,不仅对解决京广线湖南段事态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全国制止武斗、化解派性、保证运输生产正常进行产生r重大影响。
  与铁路中断同样严重的是轮船在港口卸不了货。1967年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特别是运输降到最低的水平,主要的是轮船运输的码头货堆了不少,外国船在港口卸不了货,每天罚款,国家财产损失相当大。1967年10月1日,福州军区电话报告:英国一艘“加斯”号商船1日到厦门,按规定应检查,但因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船无法靠岸。英船上有三个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要求尽速靠岸。军管会向两派做工作无效。周恩来惊悉这一事态后,于2月凌晨3时起草了给厦门军管会并转“促联”、“革联”两派群众组织,并告厦门调查组的电话稿。他针对上述事态严正指出:“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立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1〕由于周恩来的重视和态度严厉,上述事态很快得到平息,10月2日上午10时英船靠岸,下午开始装货。
  1968年2月4日上午11时,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向总理值班室反映了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2月2日,桃山集至三铺站间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到桃山集、曹村、大粟园的调度电话中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客货运输中断。2月3日,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老黄河桥被炸坏,陇海线中断,2月4日晚11时,国务院信访室接到的由河南开封54次列车全体旅客拍来的电报说:因郑州以南桥梁被破坏,火车已在开封停车27小时,要求中央火速解决。周恩来得知上述情况后,与有关人员紧急磋商,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当夜,他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其中写道:“像另纸所报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因此,目前必须首先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从济南、蚌埠(12军)、开封(1军)各调一团交68军统一指挥,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前,在今晚提前实行。碰头会各同志同意这一意见。妥否,请予批示,以便立即下达命令,并在明早补报林副主席。”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并告林彪同志。”由于周恩来及时而坚决地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遏制住了在铁路十字线、三角线上的破桥、破路的犯罪活动。
  1968年5月、6月,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连续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的严重事件。6月17日晚,周恩来接见来京开会的广西干部.6月18日,韦国清等提出柳州铁路通车方案,温玉成向周恩来转呈这一方案,并写了书面请示。当天,周恩来审阅书面请示和通车方案后批示:“拟原则同意。但先决问题:一、桂林地区必须立即停止城郊武斗和沿线打抢;二、柳州分局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各回岗位,抢走援越物资必须全部送还,全市必须停止武斗,各回本单位,不许串连支援.三、南宁地区必须恢复革命秩序,撤除工事,不许再进行武斗.四、柳州全线必须在三天内(二十二日前)通车。如果考虑以上不能实现,则在京从广西来开会的军事同志必须认真开两天会,将全部困难所在讲清楚,以便好报告主席、林副主席下更大决心,采取果断措施,恢复全线通车。”周恩来对武斗造成铁路、轮船交通中断,向来深恶痛绝,总是主张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制裁肇事者,以便迅速恢复交通。为解决广西问题,在周恩来过问下,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在中央《七·三布告》的威摄下,柳州铁路局全线铁路交通很快恢复。
  在周恩来精心过问与直接负责下,1969年铁道、交通形势有所好转。1969年铁路运输货物5.179亿吨,比1968年增长26.4%。但是,总的动乱局面在继续,周恩来对铁道、交通点上的问题,仍毫不松懈地予以关注,具体地作出指示,及时地想办法解决。1969年2月2日,周恩来针对徐州铁路通车情况,写信给温玉成,指示在京学习的69军和徐州地方两派代表回去一部分人,“协助铁路上两派与地方脱钩,进行革命大联合,支持铁路上军管人员和部队行使权力。”1969年5月18日,2246次货车在保定被抢劫。周恩来于5月19日、24日两次对此事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河北省军区、38军一起解决。24日,他在温玉成写的关于保定地区铁路运输情况的报告上批道:“可考虑先在正定―涿州线上沿站设四方面联合小组做两派工作,务使抢车事件在五月份停止下来。同时,也要在分配上按报告迅予解决。”同蒲铁路是山西省南北交通大动脉.1969年7月7日,周恩来针对南同蒲铁路中断,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恢复南同蒲铁路全线通车的措施不力,在给陈伯达、谢富治、纪登奎的信中提出了批评:“全文只一处提到如继续发生以上类似事件,一定要严追,依法严惩首犯。但如何禁止,如何严惩,并无交代,闹事者仍可置之不理。请考虑要他们进一步出一布告,严禁各项,如违定以武装逮捕,分别依法惩处。”周恩来的批评与指示极大地促进与保证了南同蒲铁路全线通车的迅速恢复。

  【参考文献】
  〔1〕《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13页。



 
 

2007/09/10

四、亲自处理铁道、交通点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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