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抓铁道交通安全和铁路建设

 




  “文革”动乱中,不仅派性武斗破坏铁道、交通,而且管理混乱、有章不依也造成铁道交通事故增多。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严格铁道、交通管理的同时,多次直接抓铁道交通安全工作。
  1968年9月28日,周恩来针对9月份北京附近铁路出了三次事故,写信给军委办事组,不仅要求采取措施保证首都及其附近的安全,而且提议向全国大小军区发一电话通知,要各地采取措施,保证不出破坏事件。
  1969年5月29日,北京站发生两列客车正面相撞的重大事故。原因是一位内赫机车司机受极左思潮影响不遵守红灯禁行的规定.5月30日,周恩来亲自到北京站调查处理这一事故。7月26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向大家讲述了北京站撞车事故的情况:这回北京站出事故,给信号完全不看,红灯也往里开,黄灯打了招呼,叫他慢他不慢,红灯还不停,还往里闯,那边出来蒸汽机车,就在东便门大桥,内燃机车一冲,两个车头接了吻,后头的车拱起来了,出了大事故。同时,他又要求全国铁路部门对此要引以为戒。他说:铁路规章制度很重要,极左思潮不允许。北京站撞车,就是没有认真执行规章制度。
  1970年9月7日,由上海开往重庆的23次旅客列车行至黔桂线贵阳附近,因司机在不良的线路上超速运行,造成6辆硬座车脱轨。同年11月29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机务段还发生了470号机车锅炉爆炸这一铁路历史上罕见的事故.对此,1971年4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指出:1970年出的事故是空前的,是解放以来事故数字最高的一年。无论如何,不许可再发生这么多的事故。同时,他表扬了交通安全工作做得好的“毛泽东号”机车组和古冶机务段。他说,“毛泽东号”机车安全运行这么长时间,二十五年了,从哈尔滨解放到现在,行车二百三十五万公里,没有发生大的事故,天天行车,没发生事故,这不是小事。要把“毛泽东号”的经验推广开。对古冶机务段,他说,十年没发生事故,还节约了煤,应该很好推广他们的经验。
  1971年12月31日早晨,周恩来在国务院《电话摘报》上看到“南昌铁路局樟树潭车站列车正面冲突事故”的消息后,当即批示:“是个人责任心不强,好规章制度取消,还是有政治原因?请苏静、政工组告交通部严查并予处理。”同日,他看了长江航运公司“东方红104号”客轮触礁事故的电话记录后批示:“先念、国锋同志阅。请苏静同志负责抓紧,彻查触礁原因,并作出适当结论,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教育交通战线上的领导和广大于部、群众。”
  1972年5月25日,周恩来对交通部1972年s月27日《交通情况日报》关于山东省南部一部分地区农民扒车情况严重的报道作如下批示:“即送世友、得志、佩璋、建勋四同志:请你们看看,这与鲁、苏、皖、豫四省有关,务望你们电话告省地委、军分区、各县市动员各公社和城市居民进行群众教育,加以劝阻,有关地方、车站徒手军警加以宣传拦阻,但切不可动用武器,也不可打骂,还是实行四不或五不。”同年10月18日,周恩来对一载炮弹车厢发生爆炸作出批示:“请先念同志约苏静、杨杰、李震同志一商,解决运输装备问题不容迟疑和吝啬,因小失大。”
  1973年9月20日,周恩来在公安部关于兰州铁路局管内双塔车站外线路上发生爆炸事件的《电话摘报》上批示:“请公安部协助交通部与甘肃省委、兰州军区进行彻查.如必要,两部可派一组人去,在省委领导下至现场工作。”
  “文革”期间,周恩来抓交通安全,不仅亲临现场处理交通事故,而且在会议上宣讲交通安全工作,并因时因事对交通安全作了很多的批示。他既重视对发生交通事故原因的分析研究,以便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也重视对交通安全工作做得好的单位总结经验,予以表彰,以便发扬光大、普遍推广.这在当时动乱约形势下,对扶正压邪、稳定交通,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积极影响。
  还必须指出,“文革”期间,由于周恩来对铁道、交通事业的高度关注和卓有成效的领导与管理,不仅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下限制住了对铁道、交通的破坏,而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力发展铁道、交通事业,使铁道、交通建设仍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
  铁道建设方面,建成了成昆、贵昆、湘黔、焦枝、汉丹(汉口西至丹江口)、宁铜(南京至铜陵)、杭长(康桥至长兴)、京原(北京至原平)、通让(通辽至让湖路)等新铁路,延长了东北林区铁路牙林、汤林等线;营业铁路里程从1965年的36406公里增加到46262公里。这些建设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特别是成昆、湘黔铁路和北京地铁建设,周恩来更是多次直接过问。
  成昆铁路全长1091公里,北接宝成、成渝铁路、南与贵昆、昆河铁路相通,对开发西南资源,加速国民经济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国防,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革”动乱开始后,正在修建中的成昆铁路北段因武斗被迫停工,周恩来当即指示铁道兵部队坚持南段施工,并维持停工地区秩序.1969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号召:一定要在1970年7月1日修通成昆铁路。筑路大军奋起响应。因受武斗威胁而离去的数万名铁路职工在半个月内赶回工地,停工两年的成昆铁路北段工程于9月1日恢复施工。铁道兵部队这时已完成南段施工任务,加强了北段的施工力量,终于按期在四川省西昌礼州接轨通车。1970年6月27日,周恩来对参加成昆、焦枝两线通车典礼问题作出批示:“中央给两路贺电今晚可发出。请先念、秋里同志办。吴法宪同志到成昆线,纪登奎同志到焦枝线,以中央名义,参加通车典礼,不要铺张浪费,要做增产节约的模范。”成昆铁路工程艰巨浩大,举世罕见。全线共完成正线铺轨1083.3公里,路基土石方9688万立方米,隧道427座,桥梁991座,全线桥隧总延长占线路长度41.6%,全线122个车站中竟有41个车站建在桥梁上或隧道内。这样的工程在当时动乱的形势下建成,更是一个奇迹。
  湘黔铁路东接京广、浙赣铁路,西连黔桂、川黔、贵昆铁路,并在怀化与枝柳线十字交叉,是联系西南、中南与华东间的重要通道。1970年,周恩来亲自审定了湘黔铁路的选线方案。2月28日,李先念向周恩来转送了铁道部军管会关于湘黔线选线报告,并告:国务院业务组讨论,大家倾向贵阳接轨方案。3月4日,周恩来批示:“即送军委办事组审阅,拟以向贵阳接轨方案报中央请批。”3月7日,军委办事组报告:“总理:关于湘黔线选线问题,遵照您的批示,军委办事组进行了研究,同意‘向贵阳接轨方案’。”3月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等写了书面请示:“湘黔线铁路选线问题,经过铁道部仔细研究和比较,并经过踏勘和审查资料,又征求湖南、贵州革委会和军区意见,均认为‘贵阳接轨方案’较‘遵义接轨方案’为好。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亦同意这一方案。现将铁道部报告请示呈上,请予批准。”毛泽东阅后批示:“照总理意见办。”同年9月,湘黔铁路分东、西两段先后大举复工。全线于1972年接轨通车,1975年1月交付正式运营。
  关于北京地下铁道建设,周恩来不仅对设计、施工、领导等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而且当面听取汇报、亲临现场视察,并做出具体指示,1970年2月6日,周恩来听取杨杰等汇报后指示:北京地铁当前施工力量不统一;如铁道兵、地铁局、水电部、北京市四股施工力量未形成统一领导,这样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二期工程的施工力量由铁道兵统一领导,刘贤权为小组长,吴德、杨杰为副组长。二期工程的投资,物资、材料的申请分配问题,统一由铁道兵归口负责.二期工程的设计,把第一期工程认真进行总结,发动工人讨论,肯定可行经验.找出缺点、错误加以改进.1970年4月23日,周恩来视察北京地下铁道工程。他说,修建地下铁道,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但在世界上就不是新的了。我们要吸取先进经验,采用先进技术,要注意有所创造,提高质量,要加强防护能力.在周恩来关注下,“文革”动乱之中,北京地铁建设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
  水运交通建设方面,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部署下,全国水运职工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在发展远洋运输、建设沿海港口和水运工业中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1970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全国计划会议的情况汇报后,果断地决定在“四五”计划期间将中国的远洋运输船队由110万载重吨扩大到400万载重吨,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依靠租用大量外国船舶的被动局面.经周恩来批准,李先念和余秋里亲自组织国家计委、交通部、外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利用中国银行贷款平均每年购置近100万载重吨船舶的计划。到1975年,中国远洋运输船队达到500万载重吨.周恩来在作出关于壮大远洋运输船队的重要指示的同时,还对发展船舶工业和水运工业进行筹划,并委托粟裕具体负责这一工作。
  1971年以后,随着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我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港口设施能力和远洋运输能力明显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出来,货等船、船等泊位、仓库和堆场积货如山的紧张状况时有发生。1973年2月27日,周恩来指示:全国只有92个1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太少了。这是基础,不搞上去怎么行?港口问题一定要解决,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港口问题,港口是发展水运繁荣经济的基础,要配套建设,包括装卸机械,供油、供水和港务船及其他运输生产设施等等。他委派粟裕和谷牧一起组织一个小班子,深八搞些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予以实施。同年3月2日,国务院组建了以粟裕、谷牧为首的港口建设领导小组。随后,沿海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建港指挥部,国家增拨专款,优先供应物资,特批进口设备,扩充建设队伍,掀起了全国性港口建设高潮。五年后,共建成商用运输泊位78个,内含1万吨级以上泊位55个。
  “文革”期间,周恩来对航空交通、公路交通建设亦同样予以高度关注。1972年1月21日,他写信给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余秋里,请余秋里同志“把长汽、二汽、京汽、南汽抓一抓”,希望解决汽车生产的质量问题。他十分重视中国民航的国际通航问题。1975年4月27日,他要李先念转告谷牧:“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
  交通部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是经济建设的先行官,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所在。周恩来在极其困难、极其混乱的局面下,竭尽全力地维护交通命脉,这不仅对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维持全国的大局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2007/09/10

五、大抓铁道交通安全和铁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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