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住房问题的探索

 




  (一)管好城市房地产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达西柏坡后,随着收复和解放的城市日益增加,管理城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1948年4月28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对赴哈尔滨参加工会会议的代表们说,过去我们对敌人实行的是破坏政策,今后管理城市和工厂是我们自己的事了。管理城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管好城市房地产.1949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北平市房屋问题的布告》是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后发布的;《中央关于解决外侨在华房产的办法》的文件则是周恩来亲笔起草的。这是进城后管理城市房地产的两个重要文件。前一个文件声明:“城市房屋之占有关系及由此所产生的租赁关系,有别于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现在不但不应废除,而且应该予以合理之保护。”后一个文件强调外侨在华买卖房产不采用明文规定一律通用的办法,而只采用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解决的办法。
  建国后7年,一方面城市房地产经济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加强城市房地产管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经验,城市房地产管理比较混乱。1956年5月2日,周恩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号召要管好城市房地产。他说,房地产现在收房租,如何维护房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民用房子,就是公用房子也是个大问题。北京建筑了1400万平方米房子,比整个旧北京(连郊区)增加了70%,就等于又造了一个北京城。老的北京城有几百年―把辽、金、元、明、清加上北洋和国民党共几百年(七个朝代)的时间作为一百,我们7年就建造了70%。如果这种房产不很好管起来,很快就会坏的.周恩来认为城市房地产,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房地产特别复杂,管好城市房地产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但建国后7年,没有管好城市房地产。原来由财政部管,他们没有办法管。曾经一度属内务部,他们也无法管,周恩来主张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城市房地产。
  (二)高干住房要出钱
  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是供给制,这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1948年4月28日,周恩来在西柏坡提出管理城市、发展生产不宜实行供给制。他说,工人工资要和军队待遇有所不同,因为工人是有持续性的,一般的供给制应该是短期的、临时的,长久下去不行,它不能刺激生产。
  建国后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在十三级以下干部以及职工中虽然逐渐实行了工资制,但还存在着一定的供给制成分,如粮食配给与低房租;在十三级以上的两万多高级干部中仍然享受供给制待遇,住房子不出钱。1955年7月1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4次会议上作了实行工资制问题的发言。他说,现在是按劳取酬的时候,应该实行工资制。不实行工资制,就不会过日子。只有实行按劳取酬、实行工资制,才能好好过日子,把国家搞好。周恩来主张对两万多高级干部也应该下决心实行工资制,不要被那两万多人把我们难住,不要满耳朵尽是那两万多人的呼声。其实这两万多人怎么苦也苦不到长征,也苦不到瓦窑堡。他说,实行工资制以后,高干住房子要出钱,可以从少出慢慢增加,每个人多少平方米,房子多了,可以空出来,国家不怪你。我那天打听了一个部长,他就要找人,不然出不起那么些房钱,但是如果找不到,把房子空出来,只管你用的那些地方。这是许可的。因此,住几十间房子的就要考虑了。在周恩来看来,实行工资制,住房子要出钱,就能在住房问题上实现公平,并能调动住房余缺与抑制过多占用住房面积的问题。
  (三)为什么职工住房紧张
  1957年9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口头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说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索职工住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职工住宅基建投资44亿元,建设职工住宅共约8000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单价为53元),职工住宅的建设速度这样快,仍感不足。到1956年底,还有约250万职工要求解决住房问题。造成职工住房紧张的原因何在?周恩来认为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由于职工某些福利待遇过高和规定的不合理,影响职工家属,大量涌入城市。我国当时农村户口迁入城市不受限制。职工工资水平的安排,没有很好地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只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造成了部分职工工资水平偏高,特别是职工福利待遇过高.以北京为例,1956年38个中央企业的附加工资和各项福利费支出,平均为工资总额的24.8%,个别企业如石景山发电厂竟达到40%。这就影响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另外,某些福利待遇规定不合理,如职工的公费医疗也给农民进城以很大的吸引力。
  第二,在工业企业和城市建设中大量拆除原有房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仅1956年北京、武汉、太原、兰州等175个城市就拆除旧房248万平方米。
  第三,一般房屋造价高了,影响建筑面积的增加。60年代初,周恩来在主张抑制社会集团消费的同时,仍然坚持降低房屋造价,扩大建筑面积。1961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1958、1959、1960这三年995亿元的投资里头,楼、堂、厅、院、馆就用了22亿元.22亿元数目好像有限,但这是一个高级的消费。楼、堂、厅、院、馆的建筑面积占了整整3000万平方米.如果把22亿元用在建造职工宿舍,标准就可以降低,就不是建筑3000万平方米,就可以建6000多万平方米,可供1200万人住,
  第四,城市房租政策和住宅管理制度很不合理,公房房租偏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根据国务院统计局1956年职工家庭收支调查,住公房的职工平均每户每月负担房租2.1元,占家庭收入的2.4%,占本人工资的3.2%.国家收回的租金,一般只达应收租金的1/3到1/2左右。这就造成了部分职工卖私房要公房,公房的供给总是满足不了职工的需求。周恩来非常气愤地说:现在公房收租低,甚至不收,住民房还要补贴。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呢?有的职员把他的房子卖掉,还要公家给他房子。计委就有这样一个人.因为公家给房子嘛,
  (四)怎样缓解职工住房的紧缺
  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通过对职工住房紧张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缓解职工住房紧张的具体办法:
  一是根据可能适当地增建职工住宅。二是提倡职工自建一些标准低的住宅。为鼓励职工自建住宅,可以由本企业事业单位给以一定的数目贷款,分期扣还。三是整顿各种福利待遇和采取其他措施以加强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四是对住民房的职工房租补贴,采取措施,逐步取消.五是适当提高职工住公房的收费标准。租金一般地应该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一般平均每平方米应收租金为。.25元。按照每户16一2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计算,每月房租4一5元,一般占职工工资收入6一10%,平均8%左右。提高房租要分步骤进行。第一步,未收租的一律收租,收租太少的应该提高。第二步,达到应收租金的水平,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待第一步行之有效一年后再议。
  周恩来提出的缓解职工住房紧张的五项办法,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以解决住房供不应求的问题。一、二项是主张通过国家、企事业单位、职工个人的共同努力以增加住房的供给。三、四、五项是从抑制需求特别是通过抑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缩小住房的供求之间的缺口。在五项办法中,周恩来突出提高公房房租的办法。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周恩来更多地强调了抑制需求的作用。不抑制对住房的需求,住房供给再多也无济于事。所以,他最后强调:必须制定严格的房屋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而且运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依靠群众力量来监督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五)住房商品化问题
  50年代周恩来对住房问题的探索中,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管好房地产是管理好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管好城市房地产,必须抛弃战时的供给制,实行工资制,贯彻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人住房子都要交付租金,房租要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尽管周恩来是从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上,从坚持货币工资制和反对实物供给制的角度上指出住房问题上的等价交换原则,并没有提出生产商品性住房和公房的买卖问题,但他的思路却是通向住房商品化的一个纽结点。可以想象,如果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实行公房房租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的房租原则,就不至造成拖累至今、积重难返的住房问题。
  遗憾的是,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因反冒进不断受到指责和批评,并被迫在中央南宁会议、中央成都会议上多次检讨,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及以前对住房问题的探索被中断了。“大跃进”中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和扩大社会福利被看成是共产主义,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收取公房房租的主张化为泡影。“文化大革命”中,工资制、按劳分配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收取公房房租的主张,也因具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嫌疑而被束之高阁。改革、开放中产生了住房商品化的新思路。但由于住房问题难点太多、积压甚久,住房商品化的实行举步维艰。重温周恩来关于公房房租要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的思想,对当前的住房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如果全国普遍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收取公房房租,自然会促进职工购买房屋,实现住房商品化。相反,在全国普遍存在福利性低房租制下,住房商品化只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如果在低房租制基础上,又弄虚作假,低价出卖公房,这实质上是一种新的“共产风。”



 
 

2007/09/10

一、对住房问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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