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工资问题的探索

 




  周恩来根据反冒进的正确认识,对当时劳动就业、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方面的积弊的认识和主张,集中反映在1957年9月他向八届三中全会作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但是,“大跃进”和批判反冒进使这些有价值的主张受到了冲击和排斥。
  (一)就业、工资和福利方面的积弊
  党的八大前后,周恩来多次指出1953年和1956年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八大会议上,周恩来批评1956年计划“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1〕经济建设上的冒进,不仅集中表现在建设规模同国力不适应、同财政不平衡上面,而且还具体表现在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工资的增长、劳保福利的提高严重脱离了农业基础、脱离了实际。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了城镇就业、工资、劳保福利增长过快的问题。第一,在劳动就业上,“出路主要放在城市、机关、企业、事业,没有强调面向农村山区,参加农林业生产。”“特别是1956年新增的人员超过计划146万人,因而造成相当严重的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2〕工业职工过多,脱离了农业基础,内部构成也不合理,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当时我国工矿企业非生产人员一般地达到全员的20一30%,甚至还有达到40%以上的,影响了职工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的提高,第二,在职工工资方面,同基本建设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一样,“1953年和1956年工资增长比较快。”“1956年对部分人员的工资标准规定得高了一些,升级面宽了一些,特别是由于新增职工人数过多,因而工资总额增长过多,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开支和市场消费资料供应的紧张。”〔2〕同时,影响农民盲目流入城市。青年一就业,工资过高,不仅增加购买力,刺激物价,而且促使青年人早婚,不利于计划生育.第三,在职工劳保福利方面,“主要缺点是走得快了一些,办得多了一些,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不相适应,”1956年北京38个中央企业的附加工资和各项福利费支出,平均为工资总额的24.8%,个别企业如石景山发电厂达到40%.
  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受过去战时体制的影响,我国继续实行了一段时间的供给制。1955年下半年开始实行货币工资制,但供给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八大前后,周恩来对我国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对集权和分权、公有制经济主导下的私有经济、分配体制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
  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在经济体制初步探索的基础上,指出了当时分配体制上劳保福利比例过高所造成的弊端。劳保福利过高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和职工家属大量进城的原因之一。同时,“助长了职工对国家的依赖心理,要求‘一切由国家包下来’,而不能鼓励职工群众克勤克俭、互助友爱、依靠自己力量和集体力量克服困难的精神。”特别是公费医疗和住宅方面的福利,弊端尤为严重。
  (二)提出解决就业、工资和福利问题的主张
  第一,关于劳动就业问题。首先周恩来联系人口问题分析了劳动就业安排的困难。解放以来,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国家救济工作的进行、和平的生活环境等四种因素在起作用,我国人口增长很快。1957年人口数由1952年的57400多万增长到64000多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城市新增的青年劳动力中包括大学、中专毕业生和青年学徒在内,需要就业的将有600多万人.而往后需要安排就业的人越来越多。“对于我国人口的这一发展趋势,必须有充分认识,才不致缺乏预见。”其次,要解决劳动就业的困难,长远的和根本的方略是注意解决人口过速增长和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较慢的矛盾,物质资料生产的有计划性和人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国家不要忧愁10万万,这是在20世纪可以看到的.所以,一条就是怎么样有计划的生育,使我们的增长不要那么快,这是中心问题。”〔2〕为了抑制人口的过速增长,周恩来重申他在1955年和1956年多次强调的晚婚和节育的主张.如何实现晚婚和节育?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的途径大抵有三个方面:一是对青年就业人员实行低工资,以工资等经济手段导向晚婚。二是各级领导和各类组织都要重视计划生育,向广大群众开展计划生育的教育.周恩来对大会代表说:“这件事情要拜托大家,向在座的拜托拜托,要很好地教育群众。”〔2〕三是引导群众采取节育避孕的措施,破除羞谈避孕的风俗习气。再次,必须从现有的农业基础,从提高办事效率和提高主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来考虑劳动就业的具体安排。当时我国城乡人口的构成,城镇人口9200多万人,农村人口54800多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为14.4%,农村人口比例为85.6%。在我国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发展不能过快,城镇就业人数不能增加过多,城镇人口比例不能过高,否则,农业背不起,还要退下来。扩大城市就业面,必须尽量避免妨碍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提高的不利途径。周恩来提出通过退休制度、新学徒制度、扩大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组织废品利用和旧物回收、提倡妇女参加家务劳动等途径来扩大城市就业门路。
  第二,关于职工工资问题。周恩来从我国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针对1956年工资增长过多过快所引起的弊端,主张“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首先,工资水平的确定不能脱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能脱离农业基础,必须同国民收入物质构成中的消费品数量相适应,“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其次,在职工内部要反对两种偏向,既要反对违反按劳付酬原则的平均主义,又要反对在工资待遇上的高低过分悬殊的现象。在反对平均主义方面,周恩来特别强调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收入区别。“不加区别地对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实行一样的工资待遇。如果这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积极性,反而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不利于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
  第三,关于劳保福利问题。周恩来主张调整过高和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克服一切由国家包下来的错误倾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恩来向全会提出了公费医疗和房租的改革主张。在公费医疗改革方面,周恩来主张“私人诊所,不宜过早过急合营、联营。”主张“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门诊、住院和药品),取消一切陋规,减少国家补贴。”〔2〕在房租改革方面,周恩来说:“必须适当地提高职工住公房的收费标准。租金一般地应该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对住民房的职工房租补贴,也应该采取措施,逐步取消。”另外,在工资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关系方面,周恩来主张“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直接工资的比重,适当减少附加工资和福利补贴的比重。”这体现了周恩来赞同采取货币工资制度,尽量缩小供给制成分的思想。
  (三)批反冒进,周恩来的正确主张被排斥
  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虽被全会通过,他的主张在当时却没有也不可能被推行下去.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所作的《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不仅同周恩来报告的指导思想有着明显的分歧,而且开始排斥周恩来的正确主张.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是“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这同周恩来在报告中主张劳动就业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工业的发展、城镇职工的增加、工资与劳保福利的增长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是不同的,同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主张是相反的。在劳动就业与人口问题上,毛泽东此时也说:“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但又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这同周恩来在大会上苦口婆心力主晚婚和节育相比决不是五十步和百步的问题.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反冒进一次又一次升级。周恩来在重压之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检讨。
  “大跃进”是批判反冒进的产儿。“大跃进”的许多做法同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解决劳动就业、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正确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大跃进”中9000万人上山砍树、大炼钢铁,城镇人口比例突破20%,背离了周恩来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发展、城镇职工的增加必须与农业水平相适应的正确主张,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大跃进”中,不仅城镇职工的公费医疗和房租的改革化为泡影,而且广大农村也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使几个月就吃空了一年的粮食.这同周恩来尽量减少国家包下来的主张更是大相径庭。
  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讲话,对劳动就业和人口问题、工资问题、公费医疗和房租问题所提出的主张不仅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治国良方,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9页。
  〔2〕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6日。



 
 

2007/09/10

二、对工资问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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