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五次发脾气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五十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雳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八点开始,总理往往是十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谧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未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低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右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五十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怕”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七十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二百八十人”。
  有关部门就照二百八十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二百七十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一九六五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六十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七十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一九四七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二百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五十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
  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
  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打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满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钓鱼台五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恩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五十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三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三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戛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十五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十五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三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2007/09/10

第五章五次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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