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衣食住行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七十八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七十八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一百二十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十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一万,不出五年会倒下三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二十多个秘书对总理一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衣

  周恩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四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咔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咔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六十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一百二十元。后来市场价就是一百二十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颏,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五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五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十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四包刀片,每包五片,共二十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二十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二十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股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三十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一站三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二十五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交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花,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齕咬力,总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一群皮毛裹身的各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默哀,送葬。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八点到下午一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五个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毛衣毛裤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性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在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干什么或美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个时候,你给毛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胸襟上的菜汤是否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弄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扣子扣错一个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恩来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裤,都要叠放整齐,从不乱扔,更不会胡乱一揉一堆;他从外衣裤到内衣裤,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每一个扣子,抻展每个衣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细揩拭去溅到身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毛的勤于梳理功鸟儿。
  毛泽东喜欢“乱”,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乱他越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乱”,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恩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乱揣东西。手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裤兜里,左边的裤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的材料就放入贴身的内衣袋中。这种条理性和规律性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发生手忙脚乱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口一词,才勉强动手去解领扣、衣扣。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坚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赤脚穿凉鞋。
  记得一九五四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热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总理在公开场合一直严整地穿制服,偶尔在游览时穿过西服;他有一身西服,基本没怎么穿,好象只在日内瓦会议和出访非洲时穿过那么几次。
  总理自己礼貌严整,对周围人也这样要求。有次,某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总理去参加了。虽然时值盛夏,总理依然制服加身,严格齐整。他向使馆内走去时,目光在跟随的政府官员中一扫。政府官员受总理影响,也都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个个衣冠楚楚。唯有黄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就来了。
  总理招招手,叫来礼宾司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黄老,怎么穿短裤来了?主人会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你请他赶紧换条长裤再来。”
  但是,这种礼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边的时候。
  总理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处来看望。面对闪光灯和照相机镜头时,胡志明脚踏“陆海空”胶鞋,身穿制服,保持了他平日的形象。记者拍照一结束,胡志明马上脱衣换绸衫,一边催促:“都快把制服脱掉,我先脱。”他特意关照老朋友周恩来:“我知道你礼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儿。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没那么多礼。”
  胡志明历来没那么多“礼”,在他的总统府里也是这样,新闻记者一拍照完,他就忙脱衣服,宽松一下自己。周恩来出访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到这里也就只能随胡志明紧着脱制服了。
  回国后,这个故事从我们三组传到一组(负责毛泽东的卫士组叫一组,刘少奇的为二组,周恩来的为三组),又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听后一笑:“恩来也能被脱了制服。”
  毛泽东进城二十七年,在我的记忆里只去过西花厅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习惯召人来,没有或极少有串门的时候。他见到的周恩来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象他还会在外事活动中被动员脱下衣服。
  也巧了,周恩来访问过越南,胡志明又来访问北京,也赶上个大热天。毛泽东一俟拍照告一段落就脱衣服,一边脱一边催促胡志明:“脱脱,到我这里来就是到家了,放开些,随便。”
  那天也确实闷热,毛泽东脱得剩下个背心时,仍在催促胡志明:“脱脱,脱光了谈话舒服。”
  胡志明脱下制服就想停,见毛泽东脱得剩个背心,只好继续脱。等他只剩件背心时,毛泽东已经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脱了。到家了,随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抚长须呵呵笑了。他笑起来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折叠扇用力合上,客随主便,一下子脱光了膀子,两位领袖人物就这么光着膀子高谈阔论天下大事。
  这件事传到总理耳中,我们开玩笑说:“幸亏总理没去,总理要是去了可该怎么办?”
  总理只是笑,末了说一句:“也许就谁都不用脱了。”
  总理穿衣还有个大讲究,是只有我们这些身边人才知道的,外界难以知晓。就是讲究保密,有时甚至是“严格保密”。
  从莫斯科到阿尔及尔,从日内瓦到雅加达,许多国家的服务员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有个皮箱子,警卫人员看守很严,里边不知藏有多少重大机密或钱财。特别是到第三世界国家,一旦决定给他们援助,有的服务员就指指那箱子,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援助我们的钱都锁在那个箱子里面吧?”
  每逢这时,我们只能笑着摇摇头,但马上又感慨万千地点点头,心里别有一番酸涩的滋味。实在说,给他们的每一项援助,都与这个皮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其实是总理的行李箱,里边装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条总理在家使用的棉被。这是出于卫生和安全上的考虑,也是因为总理用惯了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国不使用宾馆的高级被褥。总理这条被子的被面是绿色平纹布,被里是粗糙的白市布,中间一个薄薄的棉花套。还有个荞麦皮枕头,进城后始终是这个枕头,很旧了。
  有件睡衣,进城时就穿着,早磨光了绒毛。由于总理睡前有办公习惯,背部着床多,所以那里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洞,我们就动手补,渐渐磨成大洞,补不胜补,就将整个后背换掉,破了再补,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有三双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特别是脚掌部分,几乎每星期都要由我们拿去补一次两次。卫士成习惯了,总理一上床,就检查他的袜子,发现新洞,马上拿走去补。第二天早晨再提着袜子进来交给总理穿。这种情况直到有了尼龙袜子后才稍好些。尼龙袜子结实,不那么容易破。
  总理的毛巾更不好见人。擦脸巾磨得没了绒毛,渐渐像了纱布,渐渐磨出洞,洞越来越大时,总理就将毛巾从中间剪开,将两边换到中间对缝起来继续用。因为毛巾都是中间使用多,先磨破,而两边很少磨损。
  总理的擦脚巾更不好说,是用废纱布缝起来当脚巾,几十年就是这样用纱布。
  总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卫国”,这个牙杯用到去世。无须多说,“保家卫国”四个字,就说明了这个杯子的年头和质量。
  总理使用的是猪鬃牙刷,白玉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时的力士牌香皂没有香味,碱性大,我曾帮他买过一块檀香皂,结果挨了顿批:“你是不是还想买些香水头油回来?”
  从此,再没人干这种“讨人厌”、“讨人嫌”的傻事。
  总理的内衣内裤,件件补丁摞补丁。因为怕国外有传染病,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安全,所以他的内衣内裤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况总理的内衣裤补丁那么多,拿出去影响未必好。万一是用搅洗机,这样的衣服肯定会被搅破。在家我们可以帮总理洗衣,在国宾馆显然没办法,没法拿出去晾晒,万一被照张相,还不知会引出什么故事来?所以,出国就只能交大使馆,请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每逢这时,都是大使夫人亲自动手为总理洗,许多大使夫人都是边洗边哭。记得总理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的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个洞;所有这些衬衣,只有领口袖口是换了新,露在外面一圈不会被人发现里面的内衣破旧成什么样。她一边洗一边流眼泪,轻轻喃出几声“总理……”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叫外国服务员看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去,该收的收,该藏的藏,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中国人民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缝到中间用。毛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理从来不两手抓了毛巾用力拧干,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毛巾里的水。这样毛巾虽然不会挤干,擦着不如拧干的毛巾舒服,但挤毛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毛巾会拧断纤维,这是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十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十九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减为访问十四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三件衬衫,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三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四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五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两国政府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五项原则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五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赫鲁对签署这五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二次买衣服吧。
  第三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四次作衣置装是在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十四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不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十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五十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五十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二次、第三次那种有目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十四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我们的总理,却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总理十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七十年代,已经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一九七五年三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食

  周恩来爱吃什么?平日吃什么?吃东西忌什么?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内容。
  有人说,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自然是喜爱吃江浙风味。他的厨师桂怀云就是江苏人,说明他喜欢江浙风味的饭菜。
  这话不准确。周恩来的一生,去过地方太多了,其中生活战斗过较长时间的地方,不但有东北、天津、江西、安徽、湖南、陕北、重庆、南京、北京等饮食风格迥异的中国各地,而且有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世界各国。总理是个很讲究“入乡随俗”的人,不爱吃的东西吃几次也就适应,慢慢变得爱吃。他爱吃的东西还会少吗?
  比如狗肉,这曾是总理最讨厌的一种食物。
  从我一到周恩来身边,就知道他讨厌狗肉。因为那时的革命队伍中,江西出来的老红军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亲戚,所以这两地的人都爱吃狗肉。不但吃起来香,聊起来也香。周恩来一听聊狗肉,就厌恶地皱眉头:“那东西我连味都闻不得,想不出你们怎么会馋狗肉?”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肉,周恩来一定避开,嘴里念念有词:“我才明白五台山的人为什么都讨厌鲁智深;他本来不错,就是喜欢吃狗肉……”
  当时我跟随周恩来在重庆,重庆周公馆的“馆长”就是龙飞虎。这个人的名字很反映他的性格,他就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从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已经很熟很有感情。
  龙飞虎特别爱吃狗肉,他不理解天下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狗肉?周恩来不吃狗肉是多大的误会和不幸啊!
  “太可惜了,周副主席一定是受骗了,误会了。”龙飞虎对我们工作人员嘀咕,“怎么还会不吃狗肉呢?这么冷天,狗肉多暖身子啊。”
  当时正是冬季,重庆潮湿阴冷。这种潮冷有时比北方的低温更容易僵化人的肢体。龙飞虎想个主意,做了闻不出狗肉味的狗肉,并给我们讲一段假回民不吃猪肉的故事。说一位同志虽不是回民,却从来不吃猪肉。有次请他吃猪肉馅饺子,骗他说是羊肉的。因为放的调味品浓,加上长期吃不到肉,太缺油水,所以这位同志一个劲说饺子馅很香。吃完了,才告诉他是猪肉馅。从此这位同志就吃猪肉了。
  龙飞虎用同样的办法,做了狗肉请周恩来吃。他也不多语,反正是红烧肉,不说红烧什么肉。周恩来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饭后,龙飞虎笑眯眯问周恩来:“周副主席,身上暖和了吧?”
  “吃过饭当然身子暖了。”周恩来很舒适地回答。
  “还是狗肉暖身子。”龙飞虎先含蓄一句。
  “什么?”周恩来睁大眼,接着打了一个呃。
  “周副主席,今天请你吃的是狗肉。”
  “啊?”周恩来勃然变色,将手按在了脖根,像有些恶心,可也吐不出去了。他发起脾气,厉声责问龙飞虎:“你怎么强迫人哪?你就这么个搞法子啊?胡闹台!”
  龙飞虎并不害怕,低着头听骂,也不多解释。周恩来心地善良,发多大脾气不会伤害人,所以听他骂不会产生思想压力。
  周恩来顾不上多骂,忙拿了香茶水漱口,又连喝几口,压压胃里的翻腾。末了还捏几叶茶片含嘴里。龙飞虎已经溜跑了,我们都忍不住笑,周恩来也只剩了苦笑,对我们叹口气;“唉,龙飞虎这个人哪,侵犯人权,骗我吃狗肉。”
  后来,周恩来多次说这个话。那时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国家的大讲“人权”,讲滥了,讲假了,但那时国民党搞恐怖统治,侵犯人权的话常可以听到。周恩来就常说起“龙飞虎骗我吃狗肉。”其中当然不乏亲昵。毕竟龙飞虎是出于关心爱护周恩来。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接受狗肉了,并且渐渐吃出好味来。建国后,金日成首相常来中国访问。朝鲜人更爱吃狗肉,周恩来多次请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阳菜,也吃狗肉火锅。
  吃狗肉火锅时,周恩来和金日成吃得开胃开心。金日成说:“没想到周总理也这么爱吃狗肉。”周恩来说:“这要感谢我过去的一位秘书龙飞虎,他骗我吃狗肉,我当时还骂了他,可毕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渐渐能吃狗肉,爱吃狗肉了。可见接受一种新事物不容易哟……”
  此后,周恩来多次为吃狗肉的事表扬龙飞虎,说帮助他接受了一样新事物。
  一九五九年,周恩来陪金日成到广州参观,广东省的同志宴请金日成。周恩来事前向金日成打招呼:“今天广东省委的同志请你吃蛇肉。这是广州的名菜,你怕不怕呀?”
  金日成笑笑说:“总理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也是接受新事物么。”
  骗周恩来学会吃狗肉的龙飞虎,后来作了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有一次,他想总理想得厉害,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二十五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五十元去。”
  赵秘书说:“是二十五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五十元!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不过,有些食品是无法像龙飞虎骗总理吃狗肉那样行骗的。比如总理太累太热了容易流鼻血,但有时鼻血流得也叫人莫名其妙,好象无缘无故就发生了。
  邓大姐特别相信中医,坚信中医比西医更能“正本清源”。她请一位老中医给周恩来检查,老中医详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不慌不忙说出一番道理。中医学里那些玄奥的词句我听不懂也记不住,但那基本意思我是明白记住了。
  老中医说周总理“火大”,不能吃长翅膀的东西。比如鸡,鸡的正常体温就比人高出二到三度。周恩来火大,怕热,吃了带翅膀的飞禽就容易上火流鼻血。他最后的结论是:周总理忌食飞禽,特别忌食鸡和鸡汤。
  邓大姐很相信中医的“正本清源”,便严格规定炊事员不要给总理吃鸡和鸡汤。这件事要换成毛泽东,大概马上会顶牛唱反调,越不叫吃他就非吃不可。但周恩来不会专门唱反调。又非原则问题,他取“无所谓”的态度。
  我当卫士长后,与卫士高振普商量。我们不信总理吃不得鸡,但又不能当面跟邓大姐唱反调,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在家从不给总理吃鸡,总理也从不提出要吃鸡;外出开会给总理安排点鸡丁鸡块吃,总理也从不说他不要吃鸡。我和小高终于得出结论:总理吃带翅膀的飞禽,并非一定要上火流鼻血。
  但我们从不明说。还要尊重邓大姐对中医的相信,在邓大姐面前,总是态度一致地向客人解释:“总理不能吃鸡,吃鸡他容易上火流鼻血。”
  先讲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人们对总理爱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忌食什么就可以有大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体介绍。
  总理爱吃的东西很多,可以点出一大串;不爱吃的东西极少,几乎具体说不出什么东西,只能比较而言。比如有人说:“总理爱喝豆浆,不大爱喝牛奶”就是比较而言。其实总理既喝牛奶也喝酸奶,只是比起豆浆来,更喜欢喝豆浆罢了。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弄个冰糖肘子吧?”或者:“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美国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水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操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搓搓脸,手掌从脸上搓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方睁开望住我:“能弄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摇头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我身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食欲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色,叫人看了打心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他刚吃了药入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办理,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浪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十七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帮手忙脚乱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欢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总理抽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抽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间系的围裙,真有些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欢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红烧狮子头,这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强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阳菜系。
  周恩来在春天的时候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红烧肉与毛泽东的红烧肉有不同。毛泽东的红烧肉就是肉,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肉喜欢和萝卜一起红烧。北京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肉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水萝卜,又嫩,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吃菜季节性很鲜明。水萝卜是春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春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红烧肉。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水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对值班卫士姜贵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肉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萝卜同肉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欢吃烧豆腐;抽闲下厨,烧豆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的烧豆腐叫熬豆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流行,叫做“钱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抽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称作家)
  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几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干吗,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粱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还是馋这一口。”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一九六四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鸡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鸡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十二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根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玉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大烩菜、钱油熬豆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豆类菜;像蚕豆、豌豆、绿豆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鸡毛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白菜、圆白菜、油菜苔、肉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白菜,都是总理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欢吃一些小菜:煮盐水黄豆、炒咸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欢迎的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
  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一九五四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一九五四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五十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二级,邓大姐六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二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二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一百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交党费、房租,私人用车交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交。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五分钱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一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类似的批评,我们都碰到过。刚进城时,我记帐交钱还不够认真,挨了几次批,认真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议起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说出几件例子。我们共同回忆后,确实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那个年代,干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细;总理既廉洁又心细,公私分明,一丝不苟。一九六一年,中央办公厅曾组织专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中央首长身边的人下来时有没有拿过吃过公家的东西而未付钱。调查后,毛泽东很生气,命令从他稿费中拿出二万元退赔他身边一组吃用的帐。周恩来身边的三组最清廉,没有此类问题。
  这是总理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既清廉又细心的结果。
  总理吃饭,二忌铺张浪费。
  记得有次我们随总理去广州,他连续工作四十多个小时,只睡了四个小时就起床了。工作与睡眠的时间比是十比一。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身体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总理刚来到餐桌旁就不高兴了,把我们叫去,厉声批评道:“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
  我们知道总理的脾气,在此类问题上历来说一不二。忙去找服务员。服务员不肯撤:“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首长叫端上来的,已经端了还能再撤下去?”
  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作,累垮了身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
  “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五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一元就买走了,你的一百元工资就变成五百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一百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十一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八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二角五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八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住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郎腿”,这是用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恩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荞麦皮枕头,六十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棉枕头,替换下荞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三至六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三十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三○五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困难。
  一九六五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我们种试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脱,木料干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也是应该修修了。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二万元。
  “什么?二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二干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二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二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乱”,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入医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过。
  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赵紫阳多次建议邓大姐修建前厅、水池、走廊。邓大姐不同意。赵紫阳反复劝说,特别提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邓大姐才点头:“可以保护性地修修,但不能铺张。”
  然而,一旦动工便顶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养了鱼。长廊油漆一新,绘画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气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对,没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修;不仅因为邓大姐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更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拿出钱来保护好古建筑。
  但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再进西花厅,看到那高级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违背总理生前的愿望和一贯作风。将来一旦对外开放,群众看到那么漂亮的庭院会作何感想呢?而实际上,总理何曾住过一天这么豪华的西花厅?
  且不论两种意见各有多少道理,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闪烁的理想和风尚的光辉。
  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朝人群中“扎堆儿”。
  一九五四年十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恩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态。
  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恩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干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处当干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干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一时难建起来。”
  “给领导干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二百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二百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二百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
  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入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毛泽东睡觉难,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压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四小时,晚入睡一小时就少睡一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入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入睡就越难以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也算一种休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床上搀扶起来,“强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多则睡四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不够二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二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二小时,至少睡够五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二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一小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一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三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四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四小时,那就说不定了。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一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
  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一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二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二”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二十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七十八岁,这个七十八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四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六十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一九九○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很。到了八十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三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三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吸的运用,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筋的高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性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繁忙,有时激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入定”,这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钟也罢,“入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缝插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精力和思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精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性的休息方法来实现的。
  总理坐车喜欢提醒司机老杨:“慢点,开慢点。”他喜欢提醒这句话,是因为他喜欢坐快车。他一生抢时间抢速度,能坐飞机就不坐火车,那么坐汽车当然希望车能开得“飞”起来,快一点就能多干一点工作。
  基调是快,必要时就须关照司机放慢。
  我的观察,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总理会关照司机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鲜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情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
  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们跟随总理,乘一辆嘎斯69吉普车去河北平山县的岗南水库。汽车飞快地驶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老农民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那时的牲口见汽车少,马被汽车惊了,乱奔乱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跳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已经爬起身,看样子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水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一九六○年在北戴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马车。惊马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身毒痂,触目惊心,总理却像父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农民的病情,马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马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进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出,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女孩子骑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出来,撞到总理的车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女孩子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女孩子衣服挂破一块,马上叫警卫去买件新衣服给那个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二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金明技术一流,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我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调头,戛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三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元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四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恩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出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坚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疏漏,转交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交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出现疏漏。”
  帐记下了,交通部门如果忘记或没按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交通部门要挨批,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交通部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生用私车漏交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子女,但侄子侄女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时,已是晚上七点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干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七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秘书问:“你干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干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干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成。这是安全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坐专列的。他只喜欢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浪费,主要是浪费时间,工作不允许。”
  周恩来乘专列时,很注意不要随意停车。毛泽东对这一类事不大注意;专列行驶中,工作累了休息,并不在意专列行驶在单行线还是双行线,到站还是没到站?一旦想睡觉了就睡。他一睡觉。有关部门便会通知司机停车。有时专列停在单行线上,便会造成其他列车晚点。
  周恩来对这些具体事是非常细心。有个说法不全面不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实际情况:毛泽东只想他所关心的大事,周恩来则还要时时想到关心到别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尔坐了专列,不到站决不许专列停车。他多次告诫我们:“要保持同司机和铁路部门的联系,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搞得其他列车运行晚点。”
  建国以来,周恩来只坐过有数的几次专列;一般专列行动,容易影响其他列车晚点,但周恩来乘专列,从未影响过其他旅客列车的正常运行。
  总理外出,主要是坐飞机。在重庆时,我就跟随他乘坐到一百多次飞机,前面讲过,多次遇险,却从未因此远离飞机。建国后,他的专机是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二○八专机”,国内外都知道,很有名。机长是张瑞蔼,改革开放后出任中国联航总经理,是一位非常有经验,有技术,有胆量的优秀飞行员。
  对于总理的喜欢坐飞机,张瑞霭曾开玩笑问总理:“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你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
  总理笑着说:“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说着,右手在面前轻轻带过一下:“我喜欢坐飞机,可不等于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等于不关心铁路建设哟。他们不要对我有意见哟。”
  总理对于他的机长张瑞霭是很感自豪的。尼克松访华,要坐他自己的专机去杭州、上海访问。总理不同意。
  “你们在我们境内旅行,应该坐我们的专机嘛。”周恩来坚持道。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帮助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
  当周恩来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尼克松对周恩来竖大拇指:“飞得很好!”
  总理粲然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
  总理乘飞机的故事很多,张瑞霭写过回忆文章,我在前些章节也写过一些,这里不多讲了。我只讲这样几句话:
  总理逝世后,有人计算他操劳天下事,乘飞机所飞距离,可以飞到太阳。当你计算这段飞行距离时,你是否想过?他那颗伟大的心就像太阳一样永远光照着人间!



 
 

2007/09/10

第七章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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