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一九五一年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过十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热血,有温情,转眼间二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三十碗五十碗饭,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八、九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荻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一九六七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掬,“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谧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苓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想起当年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十点,总理仍然未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十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一九四○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一九五七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六月二十九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六十二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二十三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十一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二十三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二十八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十一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一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追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迸发前的沉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崛起、跃动;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捺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一九五○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情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一九五○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四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一九五四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一九五二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十六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一九四○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四岁时她就教我识字,五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仄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二十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五十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八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十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五分钟的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五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五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一百八十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三十度,伸直到一百五十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十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一九五四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一九六七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们的工作,三十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七十多小时,前后达一百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三○一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在一九五六年以前,他是泡澡;一九五六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三十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2007/09/10

第八章休息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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