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毛泽东的评价和《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发表后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与评论

 




  一、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周子健(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干十日改变计划。”“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6、457页
  二、罗青长: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他们阴谋“闪击延安”,一举消灭我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策划的又一次新的反共高潮。七月二日,胡密令各部队于七月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在这关键时刻,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深入虎穴”指示打入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及时获悉了敌人在陕北的军事部署情形,立即报告了组织,使党中央得以采取相应措施。中央一方面进行了军事部署,一方面在政治上发动宣传攻势,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蒋迫于内外压力,又鉴于其“闪电战”计划的彻底败露,于七月十日下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毛主席称赞,在这个时候,凡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3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8页
  三、刘大年:研究抗日战争,“档案材料要抓紧收集,不见于档案的战争亲历者头脑里的活材料更应抓紧收集。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世了,健在的人多半胡子头发也白了。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抗日战争在这些人是所见世,在今天四十多岁以下的人是所闻世或所传闻世。我们应该抓住所见世的人掌握的资料,把许多事情弄准确,留下信史。举眼前的例子,今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熊向晖同志的《周总理的魅力》一文所讲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幕,刷新了事情的面貌。以前的讲法如今需要改变。而且照熊文记载,其意义超出事件本身之外。”
  ——199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抗日战争研究分1991年第1期
  四、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八卷第二期编者按
  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自本年(一九九一)元月七日起连载熊向晖所著《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长文,一周后,此间《联合报》有《胡宗南吃败仗身边有共谍》香港通讯,因系片断报道,语焉不详。《传记文学》特征得原作者同意,将原文、全文一字不易地予以转载。本文是两年来《传记文学》发表《中共地下党活动史料》,继江阴要塞之后,又一石破天惊之作。胡宗南抗战八年在西北屯养大军、训练干部,主要任务即“看住共产党”,因而有“西北王”之称。万万没有想到他身边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更是中共的情报人员。这正如同《传记文学》征稿启事所言:“国共两党之争,国民党站在明处,共产党躲在暗处,国民党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共产党对国民党则了如指掌。”胡宗南之败,乃至国民党之败,毋宁说是当然之事。
  熊向晖原名熊彙荃,安徽凤阳人,一九一九年生。清华大学肄业,一九三六年(民国廿五年)在清华参加共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同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归周恩来直接领导。抗战初期在长沙打入第一军青年战地服务团,颇受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的赏识与培植,后由胡选送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第十五期入伍,毕业后一直在胡身边工作。抗战胜利后,再由胡保送至美国留学。一九四九年起先后担任周恩来助理,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继宦乡任驻英代办。其后曾任驻墨西哥大使、中共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一九五四年曾随周恩来、一九六一年随陈毅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一九八二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一副董事长(董事长荣毅仁)兼中共党委书记(最近已离休)、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传记文学》陆续发表中共地下党活动史料,旨在为民国历史求真、求全,而不是为抹黑哪一个,更不是为丑化哪一个。民国人何其不幸,到今天为止,没有一部客观而公正的民国史。由于海峡两岸的隔绝,更由于积习已久的“鸵鸟心态”(逃避现实)、“太监心态”(主子第一)、“特务心态”(保密防谍)作祟,许多重要史料不是被销毁了,就是删改扭曲,剩下的只有几个少数人的“神话”了!可喜的是台湾最近几年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新史料,更可以实事求是地为历史说话。以台湾标准求之于海峡彼岸,虽然为时尚早,但今日大陆上发表史料的勇气与搜集史料的努力,已逐渐获得海内外史学工作者的肯定了。
  五、张佛千:《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读后
  《传记文学》上期及本期连载的熊向晖作《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是国共两党情报战的最大案件,更是主角回忆的第一手资料。熊向晖原名彙荃,“彙”是表示行辈,他的兄弟姊妹都叫“彙×”,“彙”下面那一个字又都是草字头。他追随胡宗南先生,兼理副官、参谋、秘书业务,胡睡后他才睡,胡未起他先起,如影随形,十分亲信。胡对熊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加以很好的照顾,为对其他部属之所未有。
  熊对中共的最大功劳是延安之役。胡投下了他所训练的三个集团军共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对于延安,本可围而歼之,但攻入延安以后,大鱼全部走光,小鱼甚至虾子都未捉到一个,而且在以后延安外围战斗中,好几个号称精锐的师都被共军歼灭。名义上是获得占领延安的战果,实际上是伤亡惨重的大败仗。熊文中记下周恩来引述毛泽东的话,熊一个人“顶得几个师”,这句话实在不足以形容熊的重要。
  我在去年(一九九○)四月第一次回大陆,目的之一是游览从前所未到过的东北及西北大部分,在中国旅行何必受旅游团体的限制,当然要通过旅行社办手续,第一站到北京,好几年前好友程开椿(是胡宗南最早的随从参谋,后来担任第八战区、第一战区的兵站司令,退到台湾又做胡的办事处主任,胡对他始终信任,胡逝后,他依子女赴美)曾由美赴北京,函告我受熊热烈招待,其后闻熊患膀胱癌退休,所以这次我到北京,以为他是缠绵病榻,计划到北京后再托旅行社打听他的住所,不料在飞机上巧遇一位老友,与熊同是当年学生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他知道熊病已痊愈,并告我熊的电话,我到北京住进北京饭店已是晚间十时,电话熊宅,熊太太说熊每晚服安眠药才能睡,不能叫他,明早八时前请再来电话。第二天七时半熊先来电话,他八时到医院例行理疗,八时半即来看我,他吩咐随从秘书十一时半再来,问我“谈三小时够不够?”我笑说;“不够,再谈嘛。”以后又接我到他家谈,《传记文学》所刊一文的内容,都已详细告我,当时并未说他要写出来。熊在西安因工作特殊个人无自由,所以极少与外界(包括胡的部属)发生关系,因为我的工作,随时向胡直接请示,所以与熊接触比较多,又因我们有乡谊,也比较亲切。我至北京初见,他即说:“我告诉老伴,你是我的老友好友,要收拾一间屋子给你住。”我深谢他的厚谊,还是住旅馆方便。
  我在赴大陆以前,看《传记文学》所载毛泽东的卫士及侍医的回忆录,写毛泽东在延安不守后,一直留在黄河南岸,不怕危险,亲自指挥战事,深觉毛的料事如神与精神可佩,在听了熊的谈话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胡的大军,兵分多少路,哪一个部队走哪一路,每天随时都有情报,毛对胡军行动,了如指掌,所以毛可以在胡军三十多个师密集的空隙中安全游走,更能伺机对胡军作致命的突击。
  后来因为西安共党地下电台破获,才明了熊的身分与工作,这时熊已由胡保送至美读书,立刻知道自己身分曝光。胡当然痛愤至极,要求戴笠不公布(编者按:此处可能有误,戴死于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胡互相联络,关系十分密切,戴可能连局内高干一律瞒住,但他绝不敢瞒蒋委员长。于是蒋始明了延安之役所以致之的原因。就情理推测,蒋对胡可能也痛愤至极。我国最有名的军事家郭寄峤上将曾告我:胡在西昌即将失守时,蒋坚决不准胡来台,郭时任副参谋总长,一再坚请、甚至直言“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的坚持,在蒋的默许之下,胡得于最后一分钟乘机飞台。所以胡到台后,每年旧历元旦,首先向郭拜年。郭在回忆录中也记述这一节。最初我十分奇怪,就过去所知,蒋对胡信任之专,倚界之隆,逾于寻常,何以最后弃之绝地而不顾,我在北京与熊谈话以后才得到解答。在熊案揭穿以后,延安之役,已成过去,当时国军向国内国外大肆宣传,以为这是对共党扫穴犁庭之战。熊案既不能公布,又不能追究胡的责任。如果能围而歼之,只要堵住黄河南岸,即有重大战果,国共战争的历史就会重写,可能不致有大陆沦亡渡海逃难的结局。因此蒋对胡之痛恨,可以理解。论者或以为胡的大军入川勤王,未能扭转西南局势,当时因素甚多,蒋之恨胡,这应非最重要的原因,而延安之役才是最大的关键。我想,大溪档案中,蒋的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解答。胡来台后,除准其所请戍守最前线的大陈岛,后又退守澎湖,再后则无下文,不但谈不到参谋总长,连陆军总司令都无份。回想对日抗战之初,派他在西安练兵,负经营西北的全责。胡兼主任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规模之大,几乎是其他九个分校之和。据关系方面传说,全国陆军团长以上的干部由胡保荐的占百分之八十,信任之深实际超过陈辞公。当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创立,特命胡兼负组织处长的名义,由康泽代理负责。可想见蒋对胡的器重,前后对照,相待真有天渊之别。
  这里,我要为胡说几句公道话,胡十分重视人才,也重视对人才的磨练与驾驭,尤其重视对共党潜伏的防范。因为胡开始西安练兵大业之际,三十多位著名大学的大学生适时到达,人人优秀,共产党的熊向晖、陈忠经、申振(现在大陆);国民党的徐先麟、洪同、陈大勋(现在台湾),都是人才。李芳兰(在美国)也是能力极强的女性。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我绝对不相信,也不会想到他是做情报工作的人。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这里,我也要为熊说几句公道话。有人见到《传记文学》所刊熊文的前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