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发后有关各方的态度

 




  一、四月十二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对飞机失事事件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他说:“这次灾祸有某些十分异乎寻常的特点。在飞机坠入海中之前十分钟,我们还接到了飞机上发来的正常电报。过后不久一定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对于这一切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
  四月十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责我外交部声明“荒谬”,“没有丝毫根据”,“有一种强烈的宣传动机”。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如果这一事件涉及破坏行动的话,那大抵是来自共产党中国内部,可能是来自中共党内的分裂分子。”《纽约先驱论坛报》诬称:“中共为了在亚非会议上引起亚非国家反对美国和英国的情绪而破坏这架飞机并不是不可能的。”
  台湾蒋帮官员说:飞机“绝非被人破坏”,“此种推测,荒谬无稽,不值一驳”。“中共的‘破坏’叫声未免太迅速,几乎在飞机还未落海前就大呼‘破坏’”。又诬称:“飞机是中共破坏的,旨在鼓动反美并为‘解放香港’打下基础”。
  美联社四月十三日东京电称,一位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孟买到香港的意大利商人皮诺拉抵东京后说:该机在孟买准备起飞时,机长和地勤人员激烈争论后,“宣布这架飞机发生机械故障,不宜飞行”,为了进行修理,延误四个半小时。“这架飞机从香港起飞后,可能毛病又发生了。”印航负责人对此严加驳斥,他说:“这架飞机在离开孟买时,一切完好无损。截至失事时止,航行没有故障,没有掌握真实就发表据说是一位旅客的谈话,是极不妥当的。”
  二、在接到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发出的紧急求救的信号后,印尼派出两架飞机进行搜寻,新加坡英国当局亦派出多架飞机及快速护航舰“丹皮尔号”进行搜寻。四月十二日晨,在新加坡东北五百公里处印尼所属的纳士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机身坠入离海岸一公里的水中。有三位机上人员在一个小岛上被“丹皮尔号”救出,他们是: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师卡尼克。“丹皮尔号”还找到三具尸体,一具是飞行机械师顿哈的,一具是飞行事务员皮门塔的,另一具则无法辨认。
  由于飞机失事的地点在印尼领海,按国际民航法规,由印尼组成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委员会主席是印尼民用航空局空运处处长伊马汪。印尼和英国船只打捞飞机残骸。
  三、四月十三日晨六时,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召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宣读并面交一份照会。杜维廉对照会中所说“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出抗议,声称尚未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应该等待调查的结果。他还说:四月十日张越通知艾惕思时只讲到可能会有人捣乱,而未说有人企图进行破坏,但香港当局仍然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他要求中方提供所掌握的详细证据。
  张闻天指出:英方的抗议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指责是有充分理由的。香港当局知道机场上有美蒋特务在活动,从那里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首先得有决心。有了决心去查究,此案是不难弄清的。
  同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约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时说:香港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美蒋特务,非常可能在机内放了定时炸弹。
  四月十三日下午,艾惕思将香港总督在当天下午一时十五分对报界发表的声明函送张越。声明说:“香港政府于上周末接到英国代办处的一封电报说,中国外交部曾经得到情报说,中国国民党同情分子可能对搭乘印度航空公司即将离开香港飞赴万隆会议的一批记者进行捣乱,请香港政府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
  声明说:“在四月十一日即星期一上午,新华社有一位代表打电话通知高级警官说,十一名记者及一名越盟代表即将于该日下午搭乘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启程离开香港”。“该新华社代表当日及此后一点也没有提到怀疑有人捣乱。”香港政府“仍按照北京代办处的电报采取了行动”。
  声明的第二段颇多破绽,欲盖弥彰。第一,如上所述,董越千在四月九日夜应即将周总理的紧急指示打电话通知黄作梅,香港“新华社的代表”绝不会在四月十一日上午才通知港方。第二,如果“一点也没有提到怀疑有人捣乱”,香港“新华社的代表”为何要打电话给“高级警官”?第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是十一人。香港新华社作为接待单位,知道他们的国籍和职务,怎么会通知“高级警官”说“十一名记者及一名越盟代表”要乘印航飞机离开香港?怎么会把十一人说成十二人?
  四、四月十七日,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在孟买发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事件的声明。声明说,据三位生还的乘务人员提出的报告,使飞机失事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本身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原因造成的”。
  声明说:“截至爆炸和起火时止,飞机在各方面都飞行得很正常”,“这次悲剧的确切原因必须由正式调查委员会在详细检查飞机残骸后肯定”。
  五、四月十七日,英国代办处送给我外交部一份“备忘录”,作为我外交部四月十三日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的答复。
  备忘录说:英国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接受任何责任,对于中国政府没有给予时间去进行任何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提出控诉一点,提出强烈的抗议。
  备忘录说:四月十日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通知英国参赞,国民党分子可能要对一批中国记者于次日离港前赴万隆会议时进行捣乱,请求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子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备忘录说:在四月十一日十一时二十分左右,新华社代表一人以电话通知香港警察署特种事务处长称,十一名新闻记者及越南代表一人将于同日午后不久乘印航飞机离港,但并未提到有任何扰乱可疑之处。香港当局鉴于来自北京方面的讯息,在飞机于十二时十五分到达香港后,随即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以保证该批人员在机场上不受骚扰。当该飞机在香港时,一名警官指挥警察守卫,未经许可之人不准接近或登上该机。飞机约于十三时二十六分(香港时间)起飞,并无事故。因此,在全部调查完成之前断言失事原因实属过早,香港警察方面在香港正在进行调查中。如使此项调查能够确定真实失事原因,“有关方面势须供给其所能获得有关此项失事情况之全部材料。英国政府兹料中国政府将准备如此合作”。
  六、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蒋元椿的《英国当局一定要负起责任》一文,对英国政府在十七日向我国外交部提出的备忘录作了批驳。蒋文指出:英国政府拒绝承担对这次不幸事件应负的严重责任,要求我国方面事先对特务将要施行破坏的情形予以详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香港当局有责任加以多方面研究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的问题。
  蒋文说:英国备忘录表明,香港当局在十日得到我国政府警告以后,在足足二十四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并未采取预防措施,直至十一日中午十二点左右,在印度飞机到达香港之前不久,香港警察当局才采取所谓“进一步的预防措施”,而其目的也仅仅是“保证该批人员不致在机场受到骚扰”,对飞机也只是作了一般的警戒,并没有像备忘录所说的“采取了一切措施来保证乘客和飞机之安全”。
  文章说: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证实飞机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的原因造成的”。“外来的原因”只能是当飞机停留在香港的时候发生,而这个“外来的原因”只能是美蒋特务在飞机从香港起飞以前在飞机的什么地方安置的爆炸物。
  该文说:我国政府在事先向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提出的警告和事后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英国备忘录硬说我国政府断定失事原因“过早”,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国政府有一切根据作这样的判断,并且有必要及时向全世界揭露美蒋特务分子的这一罪行。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香港英国当局迄今没有进行认真查究》为题,刊载新华社二十二日讯: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十九日说,英国将在香港对飞机失事事件进行“充分的调查”。然而,香港当局一直没有进行麦克米伦所说的“充分的调查”。相反地,香港当局一再传讯了在香港的新华社人员,向他们提出同飞机失事毫不相干的问题。有消息说,香港当局人士在十五日说,香港警察局的特别部门的调查人员“花了很多时间”来讯问一个所谓“属于共产党”的工会的一些机场工人。香港当局的这些行径,只能说它是别有用心。
  电讯说:香港当局一直没有认真地对启德机场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彻查和追究。杀害我国人员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有消息说,破坏飞机事件被揭露后,在香港的美蒋特务曾经担心要被逮捕。但是由于香港当局所采取的纵容的态度,这些特务人员放心了。
  七、我国传媒连续发表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谈话,中国和外国报纸的报道和评论,波兰外交部和越南外交部的声明,谴责美蒋特务的罪行,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调查破案;还连续发表了许多国家的总理、负责官员、外交使节以及外国新闻团体、新闻工作者的函电,表示对我国遇难烈士的吊唁。
  四月十六日,新华社发表了以宋庆龄为首的“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名单”。四月十七日下午,首都各界五千多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四·一一遇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上悬挂了十一位烈士的遗像,摆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送的花圈。大会致电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转“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遇难人员家属,“表示吊唁和慰问”。此外《人民日报》发表了《追悼烈士,誓必解放台湾》的社论,还刊载了揭露美蒋利用香港进行特务活动的材料。
  八、四月二十六日,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接见了英国代办杜维廉。杜维廉说:中国的报纸、广播电台、甚至高级官员都继续指责英国当局,英国政府对此很不满意。希望中国政府能将失事前所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可能找麻烦以及事件发生后断定飞机是被破坏的所根据的情报供给我们,以便利香港当局的调查。何助理表示他可以报告本国政府。



 
 

2007/09/10

三、案发后有关各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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