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1〕

 




  (一)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访问印尼,两国外长在联合公报中说:“很有必要在短期内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经过中国、印尼等国的推动,一九六四年四月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会议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在非洲举行,东道国由非洲统一组织选定,设立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筹备。不久,阿尔及利亚提出申请,经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通过决定,由阿尔及利亚任东道国,主持常设委员会。由于东道国物质准备不足,计划中的会议推迟至六月二十九日开始,六月二十四日先举行亚非国家外长会议。
  六月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应纳赛尔总统的邀请访问阿联,原定分别如期去阿尔及尔开会,但忽然发生意外情况,引起外交波折。
  六月十九日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国防部长布迈丁组成革命委员会,总统本·贝拉被捕入狱。六月二十日,阿当局宣布,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及外长会议日期不变。这时,英联邦首脑会议(以下简称英联邦会议)正在伦敦举行。六月二十一日晚,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代表英联邦十三个亚非成员国政府致电阿当局,要求亚非会议延期,并要求保护本·贝拉的生命安全(电文公诸报端)。
  当时我任驻英代办。六月二十一日午夜,我接到外交部急电称,阿政变是阿内政,中国政府持不干涉立场,亚非会议应如期在阿召开,命我紧急约见英联邦对我友好的亚非五国(巴基斯坦、加纳、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的首脑或外长,敦促他们如期去阿开会,并请他们推动英联邦另八个亚非成员国的首脑及外长届时去阿参加。
  经联系,我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先后拜访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他曾与我多次交往,比较熟悉)、乌干达驻英高级专员(英联邦各国间使馆馆长不称大使,而称高级专员,以下简称高专)、肯尼亚外长穆隆比、坦桑尼亚驻英高专。
  布托说:巴原持与中国相同的立场,并已致电阿当局,支持如期开会,但昨晚英联邦十三个亚非成员国领导人开会,除巴总统阿尤布·汗外,都对阿政变强烈反感,都不愿去阿开会,要求推迟,巴只好同意延期。我问:为何由加纳总统代表十三国政府提出?布托说:集体提出更有分量。恩克鲁玛去年险遭暗杀,后能平定乱局,由他代表提出,可间接表明对阿政变的怀疑态度。布托还说,他从昨晚讨论中看出,亚非国家非军人出身的执政者憎恶军事政变,由此可判定,去阿开会的国家不会多,巴转而认为延期是较佳选择。
  乌干达高专说:要求延期是包括奥博托总统在内的十三国领导人的共同决定,但他将向总统转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
  穆隆比说:肯尼亚总统未出席这次英联邦会议,由他代表。第二次亚非会议事,是肯总统来电指示他要求延期,他不能改变总统的决定。
  坦桑尼亚高专说:尼雷尔总统要他转告我,要求延期是尼首先提出并得到其他十二国领导人同意的,坦尊重中国的立场,相信中国也会尊重坦的立场。
  上午十一时左右,我回到代办处,将上述交涉情况电告国内。但只写了要点。未及详述,因发生紧急情况:(一)加纳驻英高专来电话,邀我下午一时到他官邸,恩克鲁玛总统请我午餐,我答以应邀。(二)值班的同志给我一份刚收听的当地新闻广播记录,大意是:(1)中国驻英代办正向英联邦亚非成员国施加强大压力,要他们改变原决定,如期去阿开会。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可能同意接待英联邦“促进越南和平使团”(以下简称“英联邦和平使团”或“和平使团”)。(2)对“和平使团”,西贡已来电欢迎,华盛顿将发出邀请,莫斯科暗示可以考虑,河内尚无反应。关键全在北京。我即召开代办处党委会对此进行讨论。
  (二)
  一九五五年法军撤出南越,美国控制南越傀儡政权,南越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后,美国指挥南越伪军并派出“特种部队”进行镇压。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制造“北部湾事件”,开始轰炸北越。一九六五年三月,美国派海军陆战队到南越参战,同时加紧轰炸北越,并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
  一九六五年六月英联邦会议开始之初,讨论越南问题。六月十七日晚,英联邦会议通过决议,同意英国首相威尔逊的提议,组成英联邦“促进越南和平使团”,由威尔逊任团长,由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尼日利亚总统巴利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任团员,准备与主要有关政府(中、美、苏、越南、南越)接触。
  我在党委会上说:关于英联邦“和平使团”事,我们已及时电告国内,请求指示,尚未得复。恩克鲁玛很可能向我提出该团去北京,我准备表示报告本国政府,并以个人名义表示不同意。理由是:(一)对美国扩大侵越战争,越南政府和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阐述立场。今年四月,英国驻华代办处三次照会我国外交部,要求同意英国政府派特别代表去北京讨论越南问题。我国外交部复照指出“不适当”,“不受欢迎”,“不能考虑”。(二)英联邦会议几天前通过组成“和平使团”的决议,人们会认为我国外交部对我已有指示,我的行动现已受到注意,新闻界已放出空气。如果我对恩克鲁玛只表示报告本国政府,不以个人名义表示不同意,将造成中国政府允予考虑的印象,产生不利影响。我还说:如国内认为表态不当,由我个人承担责任。党委多数同志不赞成。政务参赞沈平认为我应以个人名义表示不同意,并赞成我提的两点理由。他说,如外交部认为这样表态不当,他愿分担责任。沈平同志的话,鼓励我下了决心(沈平同志已作古,志此聊表对他的敬意和怀念)。
  (三)
  这天(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时,我赶到加纳驻英高专官邸。不久,恩克鲁玛带领他的几位部长来了。恩对我说:今天是“工作午餐”,只谈英联邦“和平使团”,不谈其他。
  入席后,恩说:越南战争日益扩大,美国大规模轰炸已使北越遭受惨重损失和伤亡,持续下去,北越可能毁灭,必须迅速结束这一战争。对此,中国有巨大影响力。他理解中国政府为何拒绝联合国秘书长进行斡旋。英联邦虽只有二十一个成员国,但比联合国公正,也更有权威。英联邦“和平使团”决定首先去北京同中国政府商谈,促进越南和平,希即发给签证。
  我说;我将报告本国政府,先谈谈个人意见。针对恩所说的“北越可能毁灭”,我简述了越南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有关声明,然后指出,越南战争是美国破坏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挑起的。首先要分清,美国是侵略者,越南是被侵略者,不应同样看待。亚非国家都应反对侵略者,支持被侵略者。不谴责、不制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却要向被美国侵略的越南和支持越南反抗美国侵略的中国索取和平,这是不公正的,没有道理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协议,是一九五四年在联合国之外达成的,联合国无权干涉越南事务,英联邦没有资格插手越南问题。英联邦成员国中,英国积极支持美国侵越,澳大利亚派兵帮助美国侵越。英联邦居然组成“促进越南和平使团”,这是难以解释的。这个使团要求去中国,是难以接受的。
  恩说,他有反帝、反殖的丰富经验,在“和平使团”中具有“支配力”,不但威尔逊会听他的话,美国政府也会尊重他的意见,他能使“和平使团”取得对越南和中国都有利的和平。
  我说:我理解阁下的良好愿望,钦佩阁下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的贡献,但美帝国主义也想借助阁下的声望,去做对它有利的事。
  恩激动地问:我怎么会做对美帝国主义有利的事?我说:阁下参加的这个“和平使团”,就是积极支持美帝侵越的英国首相威尔逊策划的,美帝在南越的傀儡已来电欢迎,美国政府准备发出邀请,这就说明,这个使团对美帝有利。因而对中国来说,这个使团是不受欢迎、不能考虑的。
  恩更加激动地问:我要去北京,难道中国政府不欢迎?我说:作为加纳总统,阁下如去中国访问,一定会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但作为英联邦“和平使团”的成员,就是另一种情况,鉴于中、加两国的友谊和阁下在亚非国家团结反帝斗争中的地位,我建议阁下退出这个“和平使团”,并运用阁下的“支配力”,使这个使团解体。
  恩大声问:这是中国政府的意见吗?这是周恩来的意见吗?我说:周恩来总理正在开罗,他期待在阿尔及尔同阁下会晤。我先已说明,我是谈个人意见。作为中国驻英代办,我所谈的个人意见是我所了解的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我将把阁下同我交谈的情况,迅速报告本国政府。
  为了缓和气氛,告辞时,我来了点“英国式的幽默”。我对恩克鲁玛说:阁下告诉我,今天是“工作午餐”。我一直忙于同阁下谈话,没有品尝到席上的美酒佳肴,只“工作”而未“午餐”,但我仍要感谢阁下的盛情款待。恩马上叫人把一些饮料和食品送到我的汽车上。在归途中,我的饥渴得以缓解。
  (四)
  下午三时左右,我问到代办处,即将上述情况电告外交部,并写明“未及请示,如有错误,请予批评”。除沈平同志外,几位领导成员为我担心,认为我说的太多,有些话语气太重。我也有点惴惴,准备挨批。
  下午四时许,布托来电话,要我马上到他住处面谈,我立即前往。布托说,他已听说恩克鲁玛请我午餐,他希望知道谈些什么。我作了简要介绍。布托说,威尔逊倡议组成“和平使团”,得到英联邦国家绝大多数领导人的同意,巴不得不表示赞成。当时,威尔逊立即提出,巴、中关系密切,巴总统应该参加这个使团。但巴坚决拒绝,威尔逊大为不满。
  当时我想,对“和平使团”事,我已向恩克鲁玛表了态,也应按同样口径对布托表态。于是我对布托说;感谢你向我介绍这些情况,我将报告本国政府。我个人对巴赞成组成英联邦“和平使团”表示遗憾;对巴拒绝参加这个使团表示赞赏。希望阿尤布·汗总统运用自己的影响,打消这个“和平使团”。
  我将上述情况报告了国内。
  当晚九时左右,坦桑尼亚高专来电话,说尼雷尔总统请我马上到他住处面谈,我立即前往。鉴于尼坚决主张亚非会议延期,我决定如尼不提此事,我也不提。
  与恩克鲁玛不同,尼雷尔沉着冷静。他也向我询问恩克鲁玛同我交谈的情况,我作简要介绍。尼雷尔说:六月十七日晚英联邦会议将近散会时,威尔逊突然提议组成英联邦“和平使团”,我当场发言反对,我提出的理由与你向恩克鲁玛谈的相类似。尼又说,散会后,他找恩恳谈,指出这个使团性质可疑,起不了好作用,中国政府不会同这个使团接触,劝恩退出,至少不要持积极态度,免得被动,但恩不以为然。尼说,恩基于激情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和决定,但他的动机还是好的。
  我对尼雷尔说:非常感谢总统阁下向我介绍这些情况,我将迅速报告本国政府。我十分敬佩总统阁下对英联邦“和平使团”持坚决反对的立场,希望总统阁下运用自己的崇高威望,打消这个“和平使团”。尼说,他将尽力而为。
  我将上述情况电告外交部。这是这一天中关于“和平使团”交涉第三次报告国内。
  (五)
  六月二十三日晨,我接到外交部急电,告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已于二十二日到达阿尔及尔,亚非外长会议仍定于二十四日召开,命我紧急约见英联邦对我友好的亚非五国首脑或外长,告以上述情况,敦促五国外长在二十四日前去阿,并请他们推动另八个亚非外长参加。
  经询问,二十三日上午英联邦各国首脑和外长举行全体会议。鉴于时间迫促,我采取了被公泰晤士报》等称之为“使英联邦首脑们大吃一惊”、“干扰联邦会议”、“大胆而没有先例”的行动:乘车直驶英联邦会议会场——英国王储东宫。我对值勤的英国官员说,我有急事要见布托外长,不能延误。他推托无效,只好引我到会客室,并把布托找来。
  布托不等我开口就对我说,他已知陈毅外长到达阿尔及尔。布托告诉我:(一)英联邦十三个亚非成员国领导人又开过一次会,重申二十一日晚的决定,再次要求亚非会议延期,并一致通过,若亚非会议仍要如期召开,他们绝不参加,也不派外长参加,对会议的任何决议不予承认。(二)将上述决定电告阿当局,同时电告阿联总统纳赛尔,并向新闻界宣布。布托说,他已与阿尔及利亚外长通过电话,得知阿虽想如期开会,但实际困难很多,去阿开会的很少,原定二十四日召开的外长会议也将推迟。布托还说,亚非首脑会议肯定要延期,也不宜召开外长会议,他在考虑如何使会议延期而不致就此终结的办法;
  鉴于尼雷尔昨晚同我谈话时态度友好,我请布托转告尼雷尔同我一谈。尼派其驻英高专代见。他听取我的陈述,向我介绍十三国的上述决定,并说明尼不会改变立场。我请他转告乌干达总统奥博托见我,奥也派其驻英高专代见,他表示现阿政局不稳,他将向总统转达我的陈述,但乌不能违背十三国领导人的共同决定。我请他代为约见肯尼亚外长穆隆比。穆会见了我。他说,作为英联邦亚非成员国,肯须尊重十三国中多数(实际上是一致)的意见。作为现任的非洲统一组织主席,肯须尊重非洲多数国家的意见:如非洲多数国家如期去阿开会,肯也参加;如不足半数,肯就不能参加。
  我将上述情况电告国内,说明由于英联邦“和平使团”事尚未获复,我未约见加纳总统及其他加纳官员。
  英国报纸报道了十三国的上述决定,还报道了尼雷尔、奥博托、穆隆比、巴利瓦(尼日利亚总统)、夏斯特里(印度总理)分别发表的声明,表示要求会议延期,绝不如期去阿开会。此外,据英国新闻媒介报道,布迈丁政府派两位资深驻外大使于六月二十一日到伦敦,向亚非十三国游说,遭到冷遇。我本以为他们会同我联系,但他们在英数日,并未找我。
  六月二十三日近午时分,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驻英高专打来电话,我让秘书接,问有何事。对方说:威廉斯总统邀请中国代办午餐。我让秘书答称:中国代办感谢威廉斯先生邀宴,但因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不便应邀(威廉斯是英联邦“和平使团”成员之一)。
  (六)
  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我先后收到外交部关于“和平使团”的四份复电,内容主要有:
  (一)你同恩克鲁玛的谈话很好,应使英联邦“和平使团”胎死腹中。已将你二十二日来电转开罗周总理,将由周总理直接电复恩克鲁玛。(后来我听说,这份复电是按毛主席的批示写成的。)
  (二)同意你对布托(关于“和平使团”)的表态。希即约见布托,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予以重申。
  (三)同意你对尼雷尔(关于“和平使团”)的表态。希即约见尼雷尔,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予以重申。
  (四)同意你婉拒威廉斯邀宴。
  六月二十五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威尔逊首相关于英联邦“和平使团”的“指导声明”。也在这一天,我国外交部经英国驻华代办处照会英国政府,拒绝英联邦“和平使团”来华,并揭露和批驳了英国政府“为美国侵略者效劳”的言行及“和谈”阴谋。从此,英联邦“和平使团”销声匿迹。
  (七)
  遵国内指示,我再次约见尼雷尔。我说:我奉中国政府之命,向总统阁下转达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十分钦佩尼雷尔总统阁下对英联邦“促进越南和平使团”持坚决反对立场,中国政府希望总统阁下运用自己的崇高威望,打消这个所谓的“和平使团”。
  尼雷尔说:感谢中国政府对我的过高评价。这件事已成为过去,不会再有人提到它。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代办先生谈谈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中国政府说,阿政变是阿内政,不应干涉。我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但不同意以此作为如期在阿开会的理由。我和本·贝拉共同战斗多年。本·贝拉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公认的民族英雄,也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布迈丁逮捕他,指责他是叛徒、民族败类,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布迈丁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在亚非会议即将召开时发动政变,政变后能否稳定局势,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现在去阿开会,客观上就是支持布迈丁,反对本·贝拉,干涉阿内政,我绝不这样做。有人提议改在另一个非洲国家开会,我不赞成,不但时间来不及,也不合程序。在阿开会是去年非洲统一组织第二次部长理事会议决定的。现在不可能再开这样的会。我主张延期举行,得到亚非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同意。延期举行并不意味支持本·贝拉,反对布迈丁;并不构成是否干涉阿内政的问题。我的主要考虑是:亚非会议的目的在于增强亚非国家的团结。现在在阿开会,一些国家参加,一些国家不参加,不论哪一种占多数,都会造成亚非国家的分裂。延期举行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一难以挽救的不幸局面。我对布迈丁不了解,但不抱成见。延期举行可有一段时间进行观察、了解,如果布迈丁能够稳定局势,对非洲国家采取友好政策,将来仍可在阿开会。但中国政府坚持如期去阿开会,还劝说一些亚非国家也如期去阿开会。有人说,这是周恩来强加于人,是中国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深知周总理一向坚决反对强加于人,中国政府不会向弱小的亚非国家施加压力。我认为,周总理和我一样,不希望来之不易的亚非会议流产。可能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我要指出,在如期去阿开会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作为周总理的敬佩者和中国的诚挚朋友,我坦率地提出这些情况和意见,请转告周总理加以考虑。我相信周总理会认为延期举行是目前维护亚非团结、避免亚非分裂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在尼雷尔讲话过程中,我只听不说,没有表态。尼讲完后,我说:感谢总统阁下接见我,我将把阁下所谈的迅速报告本国政府。我随即将上述主要内容电告外交部。
  (八)
  遵外交部电示,我再次约见布托,以中国政府名义,重申我此前关于“和平使团”对他的表态。布托说,“和平使团”已经“和平地死亡”,他现正努力使势难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因延期而“和平地死亡”。为此,他已取得阿尤布·汗和尼雷尔等人的同意,定于六月二十六日去阿尔及尔,当天回伦敦。不是去参加外长会议,而是向陈毅外长和阿外长等提出使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因延期而“死亡”的办法。
  布托说,最使他焦虑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总理的处境。中国政府力主如期在阿开会,做了许多动员和宣传工作。周总理在开罗发表公开讲话,打电报给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要求支持中国的主张。现在会议延期,人们会认为是中国的挫折。敌视中国的人会十分高兴,可能渲染这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大失败,借此削弱周总理的国际影响,贬低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对中国不利,对巴基斯坦及其他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国家更不利。他想出一个可能维护中国尊严的办法,建议周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商量,电邀巴总统在二十七日英联邦会议结束后访问开罗,由三国领导人就亚非会议延期问题发表冠冕堂皇的共同声明。接到邀请电后,他可促使巴总统应邀,并可参加共同声明的起草。布托说;印尼总统苏加诺正在法国,他是万隆会议东道主,最好也邀他去开罗。我急电告国内,并很快收到复电,要我面告布托:周总理感谢布托外长的建议,已商纳赛尔,分别电邀苏加诺和阿尤布·汗于二十八日去开罗,请布托务必促使阿尤布·汗应邀。
  六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纳赛尔、苏加诺、阿尤布·汗和周总理在开罗会谈。六月三十日发表新闻公报,内称:“四国领导人充分考虑了从阿尔及尔回来的四国外长的意见并赞同常设委员会关于推迟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决定。四国领导人确信,会议延期对亚非团结不是一个挫折……”
  用这样的方式来收场,确实很高明,这是来自布托的建议,体现了周总理择善而从的领导作风。
  (九)
  一九六五年初秋,我回国休假。陪同周总理访问阿联的罗青长同志告诉我:(一)六月十九日总理飞往开罗途中,在专机上听到阿政变的消息。总理就认为,如期在阿开会怕是不行了。(二)总理到开罗后,接到国内来电,说中央同意有关同志提出的阿政变是阿内政,亚非会议仍应如期在阿开会的建议。外交部约见驻京有关国家使节,说明中国的立场,并指示有关驻外使馆展开活动。(三)总理在开罗为此作工作,感到困难很大。六月二十三日总理电告中央,建议会议延期,中央复电同意,但希查清阿新政权对如期在阿开会的真实态度。(四)关于阿新政权的态度,几方面提供的情况不同,看法也有不同。总理很为难。原定在阿联正式访问的日期届满,总理已在开罗举行过答谢宴会,只好到亚历山大港等地参观。(五)总理看到尼雷尔同你谈亚非会议问题的电报,马上致电中央,据此建议中央决心延期开会,中央复电同意,总理才松了一口气。
  不久,总理找我谈话,谈到亚非会议事。总理说:布托善于出点子,他的建议帮了大忙,已对他表示感谢。总理还说,坦桑尼亚是小国、弱国,但小国、弱国的领导人未必小、未必弱。对亚非会议,尼雷尔的视野硬是比我们大,他的见解硬是比我们强。我已让何英(驻坦桑尼亚大使)告诉尼雷尔,说我完全同意他同中国驻英代办关于亚非会议的谈话,对他的周密考虑表示钦佩,对他的正确主张表示敬意,对他提出的批评表示接受和感谢,请他今后多提宝贵意见。
  总理问我:尼雷尔同你谈话时,还有什么人在场?我答:只有坦桑尼亚驻英高级专员。总理说:你回到伦敦后,请这位高级专员吃饭,把我让何英告诉尼雷尔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他。我说:何英已经告诉了尼雷尔,似乎不必再对他的驻英高级专员讲。总理说:为什么不必?怕丢面子?何英告诉尼雷尔,尼雷尔未必告诉他。既然他在场,就应该让他知道我们的态度。人家是小国,人家对,就要勇于承认人家对,向人家学习,人家才愿意向我们提意见,对我们有好处,这对小国也是一种尊重和鼓舞。我们是大国,不要像有的大国那样文过饰非,这才能取信于人。一九五四年,海南岛驻军由于判断失误,打落一架英国民航飞机,死了一些人。我们用政府的名义公开道歉,给了赔偿。这并没有使中国丢脸,人家反而赞扬中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外交风格应该光明磊落。
  我返任后,按总理的指示向坦桑尼亚驻英高专讲了。他起初非常惊讶,听完后非常感动。他说,他还没有机会见到周总理,通过这事,他才懂得为什么尼雷尔总统一直认为周恩来总理是他最敬佩的政治家。

  【注释】
  〔1〕原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1996年出版。



 
 

2007/09/10

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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