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的一件批示〔1〕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定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再次来京,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并代表尼克松同周恩来总理进行预备性政治会谈。事先周总理多次召集有关同志讨论,拟定方案,报请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批准。
  十月十九日,总理的秘书钱嘉栋(后改为钱嘉东)通知我当晚九时到总理处开会。
  会上,总理检查了对基辛格再次来访的准备工作,听了国际形势的汇报,提出一些问题,与会的同志作了答复。
  谈到日本问题时,总理说,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把我们排除在外。由于一些国家反对,蒋帮也没有能够参加。九月八日,四十八国的代表在美国制定的对日和约上签字。一九五二年四月,日本和蒋帮签订了双边“和约”。总理询问这两个“和约”的若干情节,在座的同志没有人回答。
  于是我说;一个多月前,我写信给钱嘉栋同志,附上两份材料——《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关于对日和约的记述》、《蒋帮“外交官”张士丞关于日、蒋“和约”的记述》,可以参考。
  总理说,没有看到。他问钱嘉栋收到没有?钱嘉栋说,有这个印象,马上去找找。
  总理问我:信是哪天写的?我说:九月十二日。总理笑了,说:九月十二日,偏偏是九月十二日!
  我才想起,九月十二日晚上,总理在人大会堂获悉林彪阴谋异动,多方制止。林彪叛逃后,总理采取各种应变措施,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不一会,钱嘉栋取来那两份材料,总理让我讲讲主要内容。他听后,认为很重要。
  散会时已近午夜,次日(十月二十日)午后,我看到总理在我给钱嘉栋的信上所作的批示,批示是用铅笔写的,全文如下:
  “特急件钱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三十本,(明)今午交我,版未拆。周恩来20/101971”
  总理的这件批示,表明以下几点:
  第一,总理是批给“钱”(即钱嘉栋)办理的。他写了“请”字。这就表明,即使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也是那么谦虚,那么尊重,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官架子。
  第二,总理写了“明”字,以为还是十月十九日;旋即发觉已是十月二十日凌晨,随将“明”字圈掉,写了“今午”。在末尾写的日期“20”也是从“19”改过来的。这表明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忘了时间。
  第三,基辛格定于十月二十日午前抵京,总理定于十月二十日下午四时同他会谈,总理根据这两份材料,提出一个重要论点,但这并未列入主席审批的会谈方案。按当时规定,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阅看的文件,都必须铅印,份数必须是三十。总理写了“特急件”,划了三个圈,并写了“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三十本,今午交我”,为的是在同基辛格会谈前,由他亲笔在铅印本上写明意见,分送主席及政治局成员核定。这表明,总理善于根据所掌握的新情况,及时提出新看法。同时也表明,在重大问题上,总理坚持集体领导共同决策的原则。
  第四,总理不但将这两份材料印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还要印发给其他有关同志,以便他们也了解这些情况,有利于处理相关的问题。为此他要外交部保留版面,只是他将“版勿拆”误写为“版未拆”。总理误写而未改正,这是极为罕见的。但这是总理批给他的秘书的,时间要求很急,他来不及重新校正。他是在开了三个小时的会以后回到办公室的。还有大量重要文件待他阅批。可以想见,他批这一件时,已经非常疲劳。而这一年总理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真正是“鞠躬尽瘁”。
  第五,总理在对他的秘书的批件上,也郑重其事地签署了“周恩来”的全名,而且写明了年月日,有些大官或小官,在签批文件时,只写姓,不写名,或者只写名,不写姓;而且往往不写日期,即使写了日期,有的只写某月某日,有的只写某日,很少把某年某月某日写全,这给新来者及后来者造成很大困难,这种懒惰、不负责任的坏作风,总理一向是坚决反对的。
  第六,总理是在十月二十日凌晨作出这一批示的,中间经过钱嘉栋、外交部(办公厅)、外交部印刷厂几个环节。不到二十日中午,装订好的“铅印三十本”就提前送给他本人。这样高的效率是总理长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的结果。总理规定,他直接领导的部门及其下属的重要单位,必须昼夜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总理常在夜间亲自打电话检查,如果无人值班,或值班人员回答不了应回答的事情,总理就对该部门的领导人提出批评。六十年代,总理带头精简,身边只留下三位秘书,但在西花厅,昼夜二十四小时总有一位秘书值班。因此,即使遇到像上述的紧急任务,也不会发生任何延误。
  主席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周总理身上就体现了一种精神。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精神,或者,就可以称作“周恩来精神”吧。这是我们应该永远倡导和学习的一种精神。

  【注释】
  〔1〕原载《瞭望》周刊1993年第2期,1993年1月11日出版。



 
 

2007/09/10

周恩来总理的一件批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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