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最后一次”〔1〕

 




  (一)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下午三时许,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七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那时周恩来还有个名字叫周翔宇。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
  总理正在病中。五月六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抵京,五月十一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抵京,五月十七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抵京,都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这三国元首解释:周恩来总理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六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恰好碰上青长同志。我们走到那间会客室,刚交谈几句,总理进来了——比预计的时间早二十几分钟。
  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
  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五十七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五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五十七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五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
  原来那是五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四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
  我感到困惑,探询这五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一九一五年十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十一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十七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
  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五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青长同志问总理:是不是边吃边谈?
  总理对黄春谷夫人说:对不起,我只顾同春谷兄“弹老弦”,几乎忘了请黄大嫂吃便饭。好,现在就去餐厅。
  餐桌上在每人面前摆了一把汤勺和两副刀叉。总理说:今晚请春谷兄、黄大嫂吃西餐,没有预先准备,临时点菜,从菜谱上选自己爱吃的点。就照他们的安排,每人一汤两菜。现在外国朋友来的多了,许多人愿吃中国菜,也有人不习惯。我要试试他们的西餐做得怎么样。
  总理对餐厅的服务员说: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菜量不要太多,够吃就行。不够,可以添,不要吃不完剩下,造成浪费。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
  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你们明天一早去长城,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就不多留你们了。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总理同黄春谷夫妇握别后,又对青长同志讲了几位因病住院的党外人士的名字,要青长同志一一探望,希望他们安心治疗。(几年后,黄春谷夫妇故去。)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二)
  当时“没有想到”,是因为从这次接触中,我感到总理精神很好,看不出病容。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但不久报载,总理于五月二十四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五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五月二十九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六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六月一日,总理搬到三○五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也好,但他毕竟是七十六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上海中医伤科专家魏指薪、李国衡善治此病,我于七月六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我向肖主任讲了青长同志电话的内容,肖主任听后,眼眶有些湿润。他说:你的肝炎还没有治好,不能离开医院,为了不使总理失望,破例给你五天假。他向我交代了必须注意的事项。经询问接洽,当晚我乘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送一位国宾的专机回到北京,立即打电话告知青长同志。
  第二天(九月三十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另附一张通知,其中第一段是:“您的席位在第一区第三十八桌,请于下午七时十分前由人民大会堂北门入场。”
  我于六时三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十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七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也有人坐着不动,那是于会泳、刘湘屏……一小撮。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我忽然发现,坐着不动的那一小撮不知什么时候也站起来了,也在有气无力地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震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四百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九月三十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二十一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二千二百八十二人名单,人数最多的一类是“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先进工作者、批林批孔先进单位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五七’干校代表、工农兵学员代表、红卫兵代表、街道居民代表”共八百四十一人。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九月二十八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已经毛主席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三人,其中包括萧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九月二十八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九月二十九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2〕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三)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个字“托、托、托、托”。
  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
  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
  青长同志嘱我保密。
  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九月八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
  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十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四辑,总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总理逝世已十六年,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注释】
  〔1〕原载1992年1月7日《光明日报》。
  〔2〕参见《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7页。



 
 

2007/09/10

三个“最后一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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