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1〕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月十五日上午,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杨振宁博士和他的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陪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张文裕教授。我也有幸参加。现据当时笔记,介绍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借以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二十周年。
  邓颖超同志首先向杨振宁博士表示感谢。她说:我收到美国的华文报纸,看到在恩来同志故去以后,纽约各界侨胞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杨振宁博士致悼词,在悼词中还引用了毛主席关于生死问题的论述,使我非常感动。
  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所认识的华侨、华人和美国人,尽管没有见过周总理,但都敬佩周总理。我这次来北京,他们要我做代表,向周总理的灵位献花圈,表示大家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他们还要我代表大家看望邓先生,表示对邓先生的诚挚慰问。我到北京以后,才知道并没有周总理的灵位,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了。今天见到邓先生,回到美国以后就可以对他们说,已经当面转达了他们对邓先生的情谊。邓先生今天接见家母和舍妹,我和她们同样感到荣幸。
  接着,邓颖超同志向杨振宁博士谈了三个问题:
  关于周恩来的遗体处理
  杨振宁说:我对周总理不仅非常敬佩,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十分悲痛,我还能控制自己。但当我听到周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十分强烈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说到这里,杨振宁失声痛哭。在座的除邓颖超同志外,也都痛哭失声)。
  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我很理解你的感情。请你不要难过。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比我更懂得物质不灭的道理。既然你这样关注恩来同志的遗体处理,我可以向你讲讲对这件事的决定过程。在五十年代初,我们党中央决定提倡死后遗体火化,但不要强加于人。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死后都是土葬。从土葬到火化,这是丧葬习俗上的一场革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自愿带头,签名表示自己死后将遗体火化的决心。当时恩来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我们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遗体火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说:完全同意。我们两人就这样约好,还相互作了保证,后死者保证实现先死者的这一愿望。恩来同志又说:我可以履行对你的保证,你未必能履行对我的保证。那时我想,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我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如果我先他而去,他向有关同志讲讲,就可以撒掉我的骨灰。如果他先我而去,后事处理要由中央决定,我难以保证实现对他的诺言。当时我没有把这一想法讲出来,以后很长时间我们也没有再谈这件事。前年,恩来同志住进医院,我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他对我说,从前我们两人相互约好、相互保证过的,死后把骨灰撒掉。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我没有回答他。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在场,我向他们提出恩来同志生前的要求,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毛主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使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恩来同志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对他作过的保证也终于履行了。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杨振宁问:周总理的骨灰一点也没有保留吗?
  邓颖超回答说:没有。也曾有同志建议,保留一点骨灰,象征性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不同意,那样不彻底。保留一点同全部保留实际上没有区别。结果还是按照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把他的骨灰全都撒掉了。
  看到杨振宁用手帕擦眼泪,邓颖超又说:对遗体的处理,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在五十年代末期,就是在大跃进时期,恩来同志同我商量,我们不宣传,不张扬,在征得近亲同意以后,把我们先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原来的墓地交给人民公社使用。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适当的。恩格斯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的遗体葬在伦敦,苏联的党和政府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越南的党和政府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遗体,这都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注意保护南京的中山陵,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提倡死后遗体火化,党内、党外许多已故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灵堂里,这是符合中央规定的。但是如果本人要求不保留骨灰,也应该满足本人的要求,据我所知,恩格斯逝世以后,他的战友们遵照他的遗言,在他生前经常散步的海滨,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的遗言也是把骨灰撒掉。所以,在中国,第一个把骨灰撒掉的并不是恩来同志,并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
  关于周恩来的结婚照片
  杨振宁说:在纽约为周总理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列了周总理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周总理同邓先生两人的合照。有人说,这是你们二位从法国回到广州时结婚的照片。
  邓颖超说:不是。有许多误传,有人说我是天津人,在南开学校和周恩来同学;还有人说,某某人是恩来同志和我的介绍人。其实,我的祖籍是河南光山,我从没有到过那里。我的祖父住在广西南宁。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南宁,到了天津,靠母亲教书生活,她还会中医。后来我在天津女师上学。由于我自幼在天津读书,说话的口音受到天津人的影响。一九一九年我在天津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介绍我和恩来同志认识的不是某某人,而是五四运动。一九二○年我在天津女师毕业后,到北京教书,以后又转到天津教书。我入党以前,大约当了五年的小学教师。由于我要维持我母亲和我自己的生活,我没有去法国。一九二四年九月初,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我从天津到广东的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上旬,恩来同志和我都坚决反对旧习俗,我们不要结婚仪式,不请人喝喜酒、吃喜糖,也不照结婚相。一九二五年十月恩来同志第二次东征打陈炯明,出发以前我们两人合照了一张相。你讲的可能就是这一张。
  关于周恩来的工作精神
  在得悉杨振宁的母亲心脏有病时,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也有心脏病。杨振宁惊讶地问:周总理也有心脏病?邓颖超说:他患心脏病已经十年了。不过,使他致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癌。她告诉杨振宁:一九七三年恩来同志见你时,他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杨振宁感慨地说:那时我一点也看不出周总理有病,感到他还是那样精力充沛。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
  邓颖超说: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从我认识他起,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能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烟,夜间工作感到疲劳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以后喝咖啡不灵了,困乏的时候就在额上抹万金油。后来抹万金油也不灵了,他在要打瞌睡的时候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擦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有好些同志对我说,这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你为什么不劝阻他?这些同志是好意,但是他们对恩来同志不了解。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远得很,但是我深切体会到,对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包括学习)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像吃饭、睡眠、娱乐等等,都得服从于、服务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的内心也是舒畅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很苦恼,这对健康的损害更大、更严重。恩来同志得了癌症以后,他知道余下的日子不多了,只要还能支持,他就格外加大了工作量,这样有时还能减轻他的病痛感。恩来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发出的讣告中,说他,“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我认为,这句评语,恩来同志确是受之无愧的。

  握别时,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恩来同志没有灵位,你代表那些朋友向他灵位献花圈的盛情,我心领了。你回到美国以后,请你向他们作些解释,还请你向悼念恩来同志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转达我衷心的谢意。

  【注释】
  〔1〕原载1996年1月5日《北京日报》。收入本书时题目有改动。



 
 

2007/09/10

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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