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毛泽东在莫斯科急召周恩来

 




  毛泽东委婉地对斯大林说:“东西不仅要搞,而且要既好看,又好吃,但必须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一个世纪,即一八五○年,卡尔·马克思曾推测: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在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1〕
  在马克思时代以“天朝”而闻名,并被马克思称为“活化石”的这片国土,如今在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不但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一个“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是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他所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所说:
  “中国共产党人在十月一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绝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面临的是欧风美雨、咄咄逼人、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深知,他和周恩来等所从事的事业,是开天辟地的革命伟业。它不仅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扫除近百年来的民族屈辱、陈规陋习;而且打破了世界的格局,惹恼了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些一直想鲸吞蚕食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们不但不会承认它,而且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推翻它、扼杀它;那些受侵略和压迫的弱小国家,虽抱着同情,有心支持,但无能为力。还清楚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作出过明确的判断:“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2〕
  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
  十月二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从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联政府来电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立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全权大使。接着,朝鲜、蒙古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都相继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毛泽东深知,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更不容易,除自力更生外,还需要友谊的援助,要学前人的经验。而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因此,他明确指出:
  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他们不但会革命,而且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3〕
  想到这里,毛泽东立刻打电话,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到自己的住处,商谈有关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问题。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早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时,就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并组织了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复电讲: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泽东作为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去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望毛泽东再三考虑。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毛泽东同他详尽地说明当时我国国内战争形势和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步骤,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形式、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轻轻地点点头:“是啊,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生日,苏联准备庆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适合。”
  毛泽东笑着说:“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啊!有关中苏双方的会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位政务院总理了。”
  周恩来知道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因为过分劳累,体力不支,需要休息。就说:“主席可以先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好好休息,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毛泽东赞同地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叮咛周恩来组织人员作好访苏的准备工作,并要和苏联方面及时取得联系。
  斯大林给毛泽东复电:欢迎毛泽东到莫斯科来。
  十二月六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白皑皑的积雪,把京城打扮得玉砌银装,分外妖娆。
  北京车站,一辆编号为九○○二次的专列,像一条绿色的钢铁长龙,整装待发。
  毛泽东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非同寻常。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前往车站送行。
  毛泽东同周恩来握手时,风趣地对这位外交能手说:“一言为定,我在莫斯科等你!”
  周恩来轻轻地摇动着毛泽东的手,爽朗地笑着说:“请主席放心!只等你一声令下,我们随即出发!”
  告别了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了专列,站在车门口向大家挥手致意。
  列车长鸣一声,吐着团团白烟,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徐徐驶出站台,风驰电掣般地奔向遥远的北国。望着车窗外漫天飞雪和那绵绵不尽的旷野,毛泽东的思绪在历史的长河中翱翔,他那诗人般的如火如荼的情思在燃烧。他在心里轻轻地吟诵着那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毛泽东的思绪仿佛越过茫茫时空,又回到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回到那峥嵘的难忘岁月。
  专列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线上有一颗手榴弹。公安部长罗瑞卿立即检查保卫措施,并亲自下车去调查处理这桩事件。建国初期,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对保卫工作自然也要求甚严,公安人员的责任无疑极其重大。
  坐在车上的毛泽东却见险不惊,泰然自若地读书看报。主席镇定的神态,深深地感染了车上的人。专列上的紧张气氛很快缓和下来了。
  专列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奥特堡尔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已专程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但因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气温甚低,只得迅速回到车上。行车一路每至一个大站都有当地主要领导干部出面迎接。
  行至西伯利亚城时,苏联外交部打来电话,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身体情况如何,是否有特殊要求和愿望等。毛泽东闻讯后对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据师哲回忆:列车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毛泽东主席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但几分钟后,他忽然头昏目眩,满头大汗,站立不稳,师哲急忙上前扶住毛泽东,并把他搀回到列车上。几个钟头过后,他恢复了正常。这种情况在国内时也曾发生过。此后,毛泽东不再到月台上散步。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的大钟敲响了。
  “——”第十二下洪亮的钟声刚刚响过,毛泽东的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即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以最高的规格礼遇,欢迎和接待毛泽东,将他乘坐的列车,特意安排在中午十二点到达。
  苏方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因天气太冷)欢迎仪式。
  前来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等人。
  在车站,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并且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4〕
  毛泽东最后高呼:“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在莫洛托夫陪同下,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外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的住所。

  当天下午六时,斯大林在他的克林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
  六时整,厅门大开了。斯大林破例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因为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所以特意作了这样的安排。王稼祥陪同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我国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这一活动中,不仅承担了重要的联络任务,还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师哲作为翻译也参加了这次会见。苏方没有翻译在场,会谈时只有师哲一人作翻译,这又是特殊的安排,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完全信任和尊敬。
  当这两位世界最大的国家和共产党的领袖,紧紧握手,互相问候的时刻,有谁能比这两个伟人更深地体会到其中的重大意义呢?
  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创建后,苏联党和政府对中国革命曾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不适当地过多干预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三十年代前期,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支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造成了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指示和做法,许多都是斯大林的主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地抵制了斯大林等人的错误指示,纠正了他们的一些错误做法。因此斯大林曾一度把毛泽东的主张视为“异端邪说”,毛泽东也曾认为斯大林等是在“瞎指挥”,这两位共产党巨人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和隔阂。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却从来未当面交换过意见。因此,这次首晤,将是双方打破隔阂,消除分歧和携手合作、共商大业的极好机会。
  斯大林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有胆略、有气魄!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接着,斯大林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中国革命的胜利,总算被人理解了。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我是一个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呀……”
  毛泽东言犹未尽,斯大林立即把话接了过去:“你们是胜利者,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嘛!”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在宽松和理解的气氛中,两位领导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直译出来,苏联人肯定不会明白。所以,师哲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斯大林虽然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说明,他认为苏方较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斯大林显然是在追根寻底,但毛泽东没有再作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斯大林的想法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应该由两国的领袖来签署,由他代表苏联人民和由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来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一向居高临下、直言不讳的斯大林,这次也不愿意先提出来,以避免再有“强加于人”之嫌;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面对不卑不亢、雍容自如、谈笑风生的毛泽东,表现出谨慎小心,礼贤下士。毛泽东不大了解斯大林的愿望。他考虑到:签订条约应该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事情,他不愿意由自己出面谈判、亲自签约,他一心要把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他这位统帅和领袖,只愿意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全局,而不愿意包揽和干涉助手或部下的具体事务。另外,他知道斯大林有时比较主观,如果由他和斯大林直接谈判,一方面外交谈判不是自己的所长,在这方面他多次说自己不如周恩来,另一方面,很可能由于对某些具体问题谈不拢或发生争执,就会影响到两党两国的关系。所以,尽管斯大林一再询问,他都机智地兜着圈子,不愿做更明确的回答。
  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当时国际舆论最为重视的外交接触和谈判。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西方人士开始种种猜测。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王稼祥足智多谋,提出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他到苏联的目的。一九五○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一月二日见报:
  毛泽东答:“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5〕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谣言不攻自破。
  这时,斯大林已改变了态度,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一九五○年一月二日晚八时,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询问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宜的意见。
  毛泽东见斯大林的态度改变了,并十分尊重中国同志。自己也就采取了灵活的办法,提出三种方案,供苏方自己选择。这三种方案是:
  (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条约交换了意见。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6〕
  毛泽东表示,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当即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但他又对周恩来能否尽快赶到莫斯科表示怀疑。
  毛泽东自信地笑了,他边抽烟,边搬着指头算着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6〕
  后来,有人曾问毛泽东:当时,你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斯大林不同意,说一不二,坚不退让,你怎么知道他会同意呢?
  毛泽东回答说:“斯大林虽然固执,但还是讲理的。他的错误,顶一顶,还是知错能改的。”
  就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游览,调查研究,了解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情况。
  毛泽东信任周恩来,估计周恩来快到莫斯科了,他也返回莫斯科。
  毛泽东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因传音不好,毛泽东听不清楚,他约定周恩来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尔洛夫斯克再通电话。这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便可立即投入工作。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
  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是谈判解决各种复杂矛盾和棘手问题的能手。曾记得,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团结张、杨与蒋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又受毛泽东的委托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在国统区武汉、重庆等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赴重庆谈判……。今日,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重大外交活动,毛泽东仍坚持将周恩来推到第一线,让这位“比我强”的外交家去谈判、签约。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者不可能样样精通,行行都行,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这正是毛泽东作为领袖、帅才所具备的优秀品格,看准了的,就敢于放手,若无这种“举重若轻”的大气势,他怎么能成为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巨人呢?
  王稼祥专程赶到二百公里以外的莫斯科前一站雅罗斯拉夫尔去迎接周恩来一行。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比迎接毛泽东规模小些的欢迎仪式。周恩来面带微笑和苏联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方的举止,巧妙含蓄的语言,气宇轩昂的外交家风度,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
  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演说: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随后,王稼祥陪同周恩来去毛泽东住处,一起商讨缔结条约会谈中的问题。第二天,周恩来索性离开为他安排的单独别墅,搬到毛泽东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住,这样更便于同毛泽东商谈工作。
  周恩来果然不负毛泽东的重望,在他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二日,便开始同苏方正式会谈。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师哲任翻译。
  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他指出,条约的内容应该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具体地谈了签订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主要包括中长铁路、旅顺大连、贸易及贸易协定、借款及民航合作等问题。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同意,并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时不变更。”
  毛泽东同意前一种办法,即待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
  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说:大连是中国内政,“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铁路,因为我们原来没有变更中苏共管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五十一比四十九和由中国同志担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即五十比五十,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据师哲回忆说: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恩来反应机敏,随即反问道:“第三国公民的涵义是指什么?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斯大林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
  关于聘请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如给予苏联专家高待遇,苏联专家在中国犯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理。
  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援助的惯例,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在讨好俄罗斯民族,自认为是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人们都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表现得比俄罗斯族还要强烈。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曾批评过斯大林,他说,那些“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7〕看来,列宁的批评是十分准确的。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表现在于三月二十七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也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会谈还对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是中方的主要发言人。毛泽东则在关键的地方插上几句有分量的话,使会谈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这次会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性问题很快地达成了协议。条约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主要由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米高扬谈判。会后,一位苏方人士感慨万分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据师哲回忆说:在此期间,斯大林曾三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询问生活和健康状况以及愿望及要求等。毛泽东回答:“各方面还好,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从此,斯大林再也没有来过电话。斯大林可能对这位中国领袖知人善任、放手用人表示赞赏;对于毛泽东的性格、气派和作风,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据周恩来的副官回忆: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毛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毛泽东明显轻松下来。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是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就在毛泽东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
  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柯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人。
  双方代表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些,当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起。
  毛泽东对斯大林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回答:“我历来没有到克林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斯大林热情地举起酒杯,向毛泽东祝酒:
  “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毛泽东干过杯,又热情地举杯祝酒,“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热情帮助!”
  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在给毛泽东敬酒后,特意去给周恩来敬酒。因为他们在谈判中,对周恩来深刻的政治见解、卓越的外交才能和严密的工作作风十分钦佩。
  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非常幽默地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风趣地说:
  “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是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商定的原则进行的。开始,苏方根据周恩来讲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国代表团看。周恩来看后说:
  “不对,我讲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8〕
  毛泽东看完苏方起草的文稿后也说:“这不行,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恩来花了整整两天多的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
  师哲很快把文本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联方面看了表示满意。他们未料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提出内容这么好,表述这么精确的条约。所以,他们没有改动多少,就表示同意。
  中苏条约的名称,原来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一九四五年苏联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名称相同。后来,周恩来觉得不妥,并建议加上“互助”二字。毛泽东非常赞同,他说:“加‘互助’两个字好,平等互利,互相帮助嘛!”这样,条约的名称就变成了后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个条约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积极争取下签订的,有效期为三十年。应当说,这个条约的签订,拉开了中苏友好历史的帷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对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维持新中国的独立和世界和平,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当天晚上九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准时到达,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等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
  这次答谢宴会是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办的。
  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
  宴会厅欢声雷动。不仅外宾,就连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此时,人们禁不住热烈鼓掌、欢呼,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客厅就座之后才停息。
  毛泽东和斯大林成了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人物。两位伟大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到里间小厅里,这间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门。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挤,连各国驻苏大使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恩来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拆开玻璃大门和隔板,将两厅合成一厅,使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的场面。这样,才使激动的人群安定下来。
  酒会继续进行,周恩来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周恩来事先把自己的讲话稿给费德林看过,费德林译成俄文拿在手中。周恩来临场讲话,未拿文稿,二千多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令费德林十分惊讶。
  周恩来的讲话内容是: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
  周恩来的祝酒词言简意赅,激动人心。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致词。由师哲任翻译。据师哲回忆:斯大林的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大意是:
  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
  宴会持续到午夜,尽欢而散。
  酒会结束后,米高扬等留下来继续同周恩来、李富春等洽谈有关双方经济协作、商业贸易等事宜。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
  启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住处的全体苏方工作人员赠送了礼物,他们分别与周恩来握手致谢。工作人员还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的物品搬上汽车,并把毛泽东、周恩来一直送上汽车。她们连大衣都没有来得及穿,站在冰天雪地里目送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去。望着望着,她们个个都流下了眼泪。看见这种情形,师哲马上下车,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她们再作一次告别和致谢。
  毛泽东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了苏方工作人员的敬重和爱戴。周恩来则以他特有的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忠厚长者的风度,使服务人员乐于接近他、亲近他。
  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赶到火车站,在那里等候。苏方在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讲话: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仁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问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9〕
  毛泽东在演讲中,不但肯定了中苏友好与团结牢不可破,而且肯定了“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毛泽东热情洋溢的演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莫洛托夫与毛泽东等握手告别,并向他转达了斯大林的问候。
  列车启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踏上了归程。二月二十六日,列车到达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致谢电;周恩来给维辛斯基发了致谢电。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保卫人员、工作人员一直陪送到这里,并将火车上的物品移到中国的火车上,其中有斯大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辆小轿车。一九五○年三月四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人们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成功!四月十一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批准了这个条约。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的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个帮手。”〔10〕
  毛泽东首次访苏,“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这些,通过周恩来的谈判都如愿以偿。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不可能成长得那么高大!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自身的优势也不会发挥得那样出色!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行动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形成合力,从而才取得了中苏谈判的成功!

  【注释】
  〔1〕《马恩全集》中译本第7卷,第265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
  〔4〕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上的演说》,《新华月报》1950年新年号。
  〔5〕《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
  〔6〕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第440页。
  〔7〕《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8〕《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第5、6页。
  〔9〕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的临别演说》,《人民日报》1950年2月20日。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第42页。



 
 

2007/09/10

第十章毛泽东在莫斯科急召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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