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共筹“抗美援朝”

 




  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一划,改写两个大字:“志愿。”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曾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人的历史。”“但是,赢得中国大陆战争胜利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在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战的较量中,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伟大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结束,美国扼杀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的破产,但他们并不甘心于失败。
  朝鲜,三千里江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三八”线为界,相峙对立成立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南北国家。侵略朝鲜推翻共产党政权,进而挑起进犯新中国的战争,把国共斗争国际化,是他们发动侵略朝鲜的主要目的和野心。
  一九五○年的春天,北京中南海的庭院里充满阳光、希望和欢欣。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雨水使杏树和苹果树花满枝头。人人都在畅谈大好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一百五十万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将复员,编入国营农场。
  对此,周恩来曾解释说:“我们将全力以赴投入生产和重建。”他和毛泽东估计至少需要用三年的时间来恢复濒临破碎的国民经济,至少需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建设国家的工业化基础和“适合中国的”农业体制。
  六月中旬,信心十足的毛泽东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大规模地裁减,因为军队耗费国家%三十的收入。
  然而,一周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
  毛泽东的案头上放着一封来自朝鲜的特急函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求援书。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策划下,向北朝鲜挑衅发动侵略战争。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扩大朝鲜战争,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沿海出动,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北京城内一片震惊与气愤。
  毛泽东陷入沉思之中,全国上下陷入焦虑之中!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朝鲜出现的军事形势表示十分的关注。
  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斥责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并明确指出:
  “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
  “全中国人民的同情都应站在被侵略方面。”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他彻底揭露说:
  “那是事先策划的阴谋,其目的是企图侵略朝鲜、台湾、越南和菲律宾,侵占整个亚洲。”
  周恩来谴责杜鲁门总统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的行径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七月六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谴责说,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要求联合国会员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六月二十七日“决议”,是对美帝的武装侵略的支持,是对朝鲜内战的干涉,是对世界和平的破坏行为。与此同时,全面揭穿那个“决议”的非法性,并庄严宣告它无效。
  这一声明和宣言极大鼓舞了抗击美帝的武装侵略、维护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朝鲜人民,沉重地打击了妄图侵占全朝鲜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的侵略行为。
  世界进步人民和公正的舆论对周恩来的声明和宣言深表同感,积极支持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尽管如此,美国却无视世界舆论的公正要求,更加扩大侵朝战争,用尽人类战争史上最野蛮的手段,把朝鲜的所有城镇和农村完全炸成废墟,大肆屠杀无辜居民。美军的作战,本质上是地地道道的“集体屠杀作战”,美国的战术基本是“火海战术”。正如一位西方记者所描述的那样:
  朝鲜战争成了人与现代“高等野蛮人”的战争。
  对美军在朝鲜的这种野蛮暴行,周恩来于八月二十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谴责美国空军在朝鲜的野蛮轰炸,指出这是践踏国际法和人类道德的起码准则的暴行,并强烈要求联合国采取切实的措施,立即制止美国的这种暴行。他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连柯夫支持中国参加联合国对朝鲜问题的处理。
  但是,美国无视这一合理的建议,甚至纠集十五个仆从国军队扩大了侵略战争,妄图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
  毛泽东愤怒地指出:美国这样干是公开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他重申关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的观点,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讲坛上代表数亿中国人民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对美军侵略自己邻邦的行为不能袖手旁观。
  十月三日,周恩来重申了中国人民的这一坚定立场,并向美国提出严厉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决不能置之不理。
  然而,周恩来采取了最后的外交手段,坚持先礼后兵的原则。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了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他向潘尼迦暗示说:“中国在其邻国遭受侵略时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需要和平,我们渴望和平。我们一天仗也不想打。战争将使我们的重建速度放慢,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一个负担。但是,我们绝不受人欺侮。我们不怕抵御侵略,这一点必须讲清楚。”
  潘尼迦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正常的外交渠道。他通过印度外交部长把有关中国立场的消息传给了印度驻联合国大使班尼格尔·劳先生,然后再由劳先生转交给美国。同时,周恩来的重大警告也传给了在京的英国官员。然而,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专家们确信中国不敢采取行动。空中侦察表明:中国军队没有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一带移动。麦克阿瑟在其东京总部宣称,他坚信中国不会贸然行动。十月份,美军无视屡次警告,悍然越过了三八线,攻陷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麦克阿瑟准备把仗打到鸭绿江边。
  美国侵略者的气焰嚣张,猖狂至极。
  怎么办?
  是否出兵迎战?
  如果出兵,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能否顶住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强的美国,连苏联都多次避免与它应战。如果出兵,会对新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出兵,会给经过长期战争才赢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又将带来什么?
  毛泽东与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要领导者,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这时,在党内,甚至在党中央高层人士中间,军队上下,在人民中间,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议论不一,但大多都不赞成出兵,怕“引火烧身”。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
  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认真地分析讨论,并在一次高级会议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然而,出兵抗美谈何容易?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开始,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和美国去较量,风险太大,胜负难卜……
  经历了二十余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此时也闭门谢客,瞻前思后。据说,在毛泽东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始终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毛泽东准备调解一下党内的反对意见,出兵朝鲜。
  作为总理的周恩来,他一直强调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但是,他也“不容看到他的邻国遭受野蛮的侵略”,他果断地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定。当这一决定传到苏联时,斯大林都为之震动。
  据周恩来的军事参谋雷英夫回忆说:当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向釜山滩头阵地发起猛攻时,一位苏联军事代表曾向周恩来说,要不了几天,一下子就可以把美国人和李承晚搞掉,朝鲜很快就会统一。
  周恩来听后却摇摇头:“什么事情都要有备无患,美国人在日本的军队还没动呢。”
  “他不敢动,动也不行。”
  “打仗不能像押宝一样,你说不打就能不打了?”
  美军压到鸭绿江时,苏联人又由轻率转为失望。对周恩来说:“看来金日成只能在中国组织流亡政府了。”
  周恩来又一次轻轻摇头:“不会的。我们出兵。”他随即对惊愕怀疑的苏联代表说:“毛主席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朝鲜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都占了,我们永无宁日。看看美国人要灭亡朝鲜,见死不救,按马列主义原则说不过去。”
  毛泽东后来曾在小范围内讲话说:斯大林以前认为我们同铁托一样。直到我们在朝鲜参战之后,他才知道我们不会的。我们出兵打掉了人家的一个怀疑,不再怀疑我们是铁托了。
  熟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深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他在考虑决定出兵之后,便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选将这一问题上来。开始,毛泽东决定派正在东北工作的林彪出兵挂帅,但林彪却提出:“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以此为借口硬是不接受任务。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商定,改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挂帅出征,并派专机从西安接彭德怀来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会议讨论抗美援朝时,有人主张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要慎重,因为事关全局。有人担心“美国佬朝我们扔原子弹怎么办?为什么不让北朝鲜人自己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后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会上,彭德怀临危受命,欣然接受挂帅出征的任务。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表决中获胜,会上采纳了出兵援朝的重大方案。
  随后,由周恩来在北京居仁堂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有一个场面雷英夫记得异常清晰:
  林彪脸露病态倦容,声音缓慢而低沉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人心思和,现在再去出兵打仗不得人心哪。国内困难也很多,经济是一个烂摊子,军队没有改装,还有十几万土匪在活动。对国民党作战我们有把握,美国高度现代化,加上原子弹,能否取胜?我没有把握。请中央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周恩来可以说对林彪是比较尊重的,平时交往也很热情礼貌。但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刚唱几句低调,周恩来便立刻打断,严厉批评说:“现在不是讨论出不出兵,而是讨论怎么出?是怎么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决定!”
  有些外国和国内学者的作品,偏重于描写周恩来谦虚谨慎,委屈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面,忽略了周恩来洒脱不羁、阳刚十足、坚持原则、激荡奔放的一面。当然,不可否认,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节制、理智、友爱、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出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交锋时,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种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交锋带来的损失。但这不能被误解为“圆滑处世”,实际上周恩来光明磊落,在党内敢于和善于发表不同意见,坚持真理,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对林彪也不例外。
  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历史性决策,为了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周恩来对民主人士作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调动了民主人士的积极性,纷纷向共产党出谋献策。
  当毛泽东出兵大策决定后,接着便是怎样出兵,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了。
  开始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
  初步意见定下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在此类问题上,他们历来尊重年岁比较大的民主人士,因为这些民主人士阅历多,有许多丰富经验。
  果然,一征求意见,黄炎培求见毛泽东。
  毛泽东约周恩来一起听取黄炎培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呀,”黄炎培诚恳而又关切地望望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周恩来说,“支援朝鲜人民么。”黄炎培摇摇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噢,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一划,改写成两个大字:“志愿。”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
  “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于是,一九五○年十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保卫祖国的命令!
  当时,聚集在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换上了那种轧出许多道线的军装,这种样式的军服,被人们称之为“国际服”。
  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样诞生了!
  同日,毛泽东秘密派周恩来偕带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从北京出发,飞抵莫斯科。
  毛泽东为什么派周恩来此时秘密访苏呢?
  因为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是和斯大林商量过的。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和中共的决策,并答应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但是,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调兵遣将,准备出征时,斯大林又犹豫了,动摇了。他突然通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他们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暂缓出动。
  斯大林说的没准备好只是借口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新中国能否战胜美国有怀疑,害怕把苏联卷入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境地,害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在紧要关头,斯大林退下来,托词说没准备好。
  周恩来飞抵苏联后,曾多次约见斯大林并说服他。但斯大林仍不答应原来的诺言。
  周恩来给毛泽东发电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对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就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希望、计划、设想,从来都是把立足点放在自己的力量基础上,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办事,这就叫做自力更生。毛泽东如他所说,是希望外援,但绝不主要的依赖外援,而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毛泽东高瞻远瞩,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地作出了历史性决策:
  “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我们仍按原定计划抗美援朝。” 
  决策作出后,毛泽东很快地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电告之。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再次约见斯大林。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抽着他那特制的烟斗,慢慢地踱着步子,陷入困难的沉思。在短短的几天内,周恩来连续约见,要他实践诺言,派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入朝抗美。这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抉择。不答应吧?说不过去。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人民的领袖,曾明确地向毛泽东许下诺言:由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现在,毛泽东不怕风险,毅然决然下令出兵援朝抗美了,自己怎么好说话不算数,临阵失言呢?何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墨迹未干,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自己怎么能眼看着兄弟的中国和朝鲜人民被美帝国主义侵略而无动于衷呢?但是,如派苏联空军去掩护,那真是太危险了!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科技进步,装备精良,而且还掌握原子弹;它侵略朝鲜,不仅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且有英国等十来个国家参加,气势汹汹,连连北上,锐不可挡。自己如果派苏联空军掩护,实际等于参战。中国装备极差,缺乏现代技术的军队,万一抵挡不住美军的进攻,败下阵来,岂不把苏联全暴露了吗?那时,欲退无路,只好由苏联和美军直接开战了,这就是不自觉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想到这里,斯大林感到不寒而栗。不,不,他绝不肯走这条路,绝不肯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
  于是,斯大林下定决心,这次周恩来无论讲多少理由,提什么条件,他绝不再同意派苏联空军去掩护中国军队入朝抗美。
  然而,周恩来审时度势,没有坚持同斯大林再次会谈的要求,而是把电报交给斯大林,通过这一形式,通报了毛泽东已经作出的决策: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支援、掩护,中国都照样出兵援朝抗美。
  简直是晴天劈雷,出乎意料!
  斯大林看着周恩来转来的毛泽东的电报,几乎眼花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从来也没有到苏联学过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位长期被自己怀疑的中共领袖,竟会有这么大的魄力、勇气和胆识,在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持掩护下,派兵入朝抗美!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民族意识很强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直怀疑其要走南斯拉夫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国际共运面临严峻挑战、兄弟友邦遭受侵略蹂躏,连他这位国际共运领袖都不敢公开支持的时候,他们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怕流血牺牲,毅然决定出兵援朝抗美,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开战!这是多么高尚、多么可敬而又多么危险的决策呀!想到这里,斯大林禁不住站立起来,激动地说:“好!好!”
  周恩来将此情况很快电告毛泽东。
  随后,周恩来等启程回国。

  美国不了解新中国,麦克阿瑟更不了解毛泽东。正当麦克阿瑟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洋洋得意地保证:“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本人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之时,毛泽东气魄宏伟,一声号令,二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踏过冰冻的鸭绿江,挺进朝鲜。
  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黄昏时分。
  中国人民志愿军悄悄从安东、长甸河口和集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二十五日志愿军全线出击,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攻势。美军和联合国军开始溃退。到十二月,美军及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
  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善于变压力为动力,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他们不但顶着美国侵略军的疯狂北进和斯大林临阵退缩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地出兵朝鲜,援朝抗美;而且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把战争变成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巨大动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一面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一面参与指挥志愿军出国作战。他亲自到总部指挥机关参加会议,具体部署军事行动。他还亲自组织指挥交通运输和后勤供应,克服了重重困难,及时地把朝鲜战场所需要的大量物资源源不断送上前线。正如韩素音女士所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局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棘手问题。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而且导致腐败现象。中国的铁路运转正常,确保城市不出现食品短缺,周在这方面确实创造了奇迹。”〔1〕
  这一时期,周恩来还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条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出过好“土改关”的号召后,周恩来召开多次会议,动员、组织大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各民主党派成员、高级知识分子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和抗美援朝的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它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向各级政府发布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周恩来亲笔为公安工作题词:“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反运动中,从一系列政策、条例的制订,到重点案例的落实处理,都浸透着周恩来的汗水和心血。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发出了增产节约号召,周恩来立即部署了这一运动,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和各地区的委员会,领导这一运动。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毛泽东的《元旦祝词》发表后,“三反”、“五反”运动迅速掀起高潮。周恩来对运动的方向、政策、步骤和运动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都有详细指示和周密部署。他还直接指导中央机关和华北地区、京津两市的运动。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制定了一系列组织处理的政策、规定和办法。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批准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报告。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同年周恩来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出“三反”、“五反”有不良后果,“头脑少发点热结果更好些。”正如一位外国学者评论说:如果没有爆发朝鲜战争,这些残酷的斗争也许不会如此厉害。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五次战役,彻底粉碎了美国侵占全朝鲜的企图,把战线稳住在三八线附近。美国深恐朝中部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先后两次向苏方表示,希望苏联从中斡旋、帮助,并转告朝中方面,说明美方愿意立即停火,停止军事行动,然后谈判议和。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和平壤。六月初,金日成主席来到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研究朝鲜战局并协商关于朝鲜停战问题,商定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以便于进行和谈。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得到中国同意后提出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建议,美方表示接受。
  七月十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但美国并无诚意,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连续发动了夏、秋季攻势,在被朝中部队粉碎之后,美国又被迫在开城以南的板门店重新恢复谈判。
  谁料此时,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一向号称“文明”、“民主”的美国竟然进行细菌战,其范围扩大到朝鲜全境和中国境内。
  三月八日,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政府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细菌战。世界人民和各种组织也纷纷发表声明对此进行谴责。美国的细菌计划很快遭到破产!
  毛泽东一贯主张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他重视实践经验,并努力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指导未来的战斗。在朝鲜战争的指挥上,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强调集中优势兵力,采取突然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以全部或大部歼灭性的打击;然后利用在敌向我举行反击的时机,在反复作战中大量杀伤敌人;最后依据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守住者固守之,反之放弃,保持主动,准备反击。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战,采用了毛泽东提出的战法,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仅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进行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就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余人,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给志愿军的电报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致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圣山附近的作战,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后又发起金城战役,歼敌五万余名,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美国侵略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后,惭愧地对他的僚属们说:“我成了历史上签定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
  据毛泽东的内卫张木奇回忆说:记得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突然推门出屋,站在台阶上巡望蓝天,胸膛在起伏。我强烈感觉到他那种激情甚为少见,开始,我不知他的激动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愤怒?因为他高兴或愤怒之时,举止上都可能表现出某种冲动之态。
  忽然,他运一口气,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剧。于是,我们都笑了。毛泽东高兴的时候才放开喉咙唱京剧。很快我们便得知:美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中指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很有重要的意义的。第一,中朝人民一起,把美帝国主义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证明了我们是铜墙铁壁。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的总结言简意赅,深刻全面。但他没有提到斯大林。毛泽东不怨天尤人,他用自己的行动,用英勇无比的反侵略战争,用挥师抗美援朝的漫天炮火,打消了斯大林对他及中共的疑团。正如周恩来在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讲话中所说:“斯大林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2〕
  后来毛泽东的老同学周士钊曾问他:“五十年代初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你下令出兵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些后怕,要知道,当时我们还立脚未稳呵。”毛泽东道:“是呀,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哟。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生命。打得好,没有可说的;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待哟!”
  毛泽东充满激情地继续说:“结果是怎么样,战争是我们打胜了,中朝人民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也打出了国威呀。通过这一场战争,我们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那些过去眯着眼睛看我们的一些人,也不能不正视我们的国力军威了。战争结果的影响,不仅是国际的,也是国内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人民群众的那种建设国家的热情,空前地激发出来了。由是看来,这场战争,还是打得值得的。”
  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胜利了,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统计有十五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了,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毛岸英的成长、锻炼和入朝抗美,凝聚着毛泽东爱国、爱民、爱事业和爱儿子的无限深情,体现了他那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身先士卒、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一贯作风,也使毛泽东经受了一系列痛苦的抉择、感情的风波和内心的悲痛。因而,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父子情方面,显示出毛泽东那种英雄气概的深刻内涵,无限魅力和来之不易的超越情怀。
  一九五○年秋天,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要搞建设,机器制造非常重要,毛岸英想在厂里干出一番事业来。谁料,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毛岸英再也静不下心来了,立即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这时彭德怀在京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当面交给彭老总,要他带毛岸英到朝鲜去经受一番战火的锻炼和考验。后来周士钊曾对毛泽东说:“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毛泽东当时重重地吸了一大口烟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要作战,就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怜子之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没有打过仗,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它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3〕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充做俄语翻译,在没有翻译任务时,就当机要秘书,分管收发电报的工作。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在新的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弥漫着一种异常的气氛。这是悲痛的沉默!愤怒的寂静!空气在窒息,血液在凝固,但静穆中,可感到火在升腾,恨在奔流。彭总趴在一张小木桌上,正在起草一份电报。那上面写着: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老总站起身来,将电报递给值班参谋:“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朝鲜初冬的夜晚,朔风呼啸,寒气袭人。彭德怀不觉得冷,他感到浑身燥热,就把风纪扣解开,任山野的风吹刮自己的面颊、脖颈和心胸。他背着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聊无心绪。他站住了,仰起头来,望着天上的寒星,默默无言,许久许久,才发出一声长叹:“哎!毛主席把他的儿子托给我,我怎么向他交待哟!”两颗晶莹的泪花,在老总的眼里滚动。
  对此,周士钊也曾问过毛泽东:岸英牺牲“这件事是不是和彭老总没有尽到责任有关?”毛泽东曾轻轻地吹着杯中水面上的茶叶,望着周世钊说:“至于说到岸英的死是不是和彭德怀没有尽到责任有关,我说,话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献身的,他的死,是光荣的。要说责任,彭德怀是没有责任的,不能去怪他。如果有人这么认为,那是不对的,这一点务必要让人们清楚。” 〔4〕
  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周恩来的心情异常的沉痛。他深知毛泽东虽曾有三个儿子,但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三儿岸龙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二儿岸青身患疾病;只有长子毛岸英身体健壮,聪明能干,毛泽东最喜欢他,可是,他……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他能承受得了吗?特别是当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毛泽东总是夜以继日地操劳……周恩来同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商量决定,压住彭总发来的电报,暂时不告诉毛泽东,等毛泽东过完生日之后,再找恰当时机告之。
  然而,彭德怀不知此事。在不久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完工作之后,顺便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请求处分。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他点燃了香烟,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了眼睛。良久,他抬起头来,缓慢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中央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当彭德怀走出毛泽东房间时,他为毛泽东豁达的胸怀所深深感动了。
  毛泽东在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好几天,他沉默不语,神情黯然,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一次,他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已经肃煞的柳枝,轻轻地念叨起《枯树赋》:
  “昔年移柳,
  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
  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中南海永福堂。
  已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正坐在写字台前,给周恩来写着一封信。关于如何安置毛岸英同志尸骨的问题,志愿军总部在几天前曾给军委总干部发过一份询问电报。军委总干部起草了复电,送交彭德怀审批,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彭老总觉得这样做不妥,但又觉得是毛泽东的儿子,不敢自专,特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示。信中写道:
  “……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刻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高瑞欣合埋一处(两人同时牺牲于大榆洞),以此教育意义为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报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周恩来接到信后,便来到毛泽东住处征求意见。毛泽东看罢,点燃了一支香烟,默默地吸着,心想,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给儿子搞特殊啊!
  于是,毛泽东挥泪表态: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当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终于告诉刘松林(岸英的妻子)后,她痛不欲生,哭了许久。当时周恩来也来到中南海并在场,他看见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并安慰松林,扶她躺在沙发上。周恩来的手这时碰到了毛泽东的手,他心里一惊,急忙对刘松林耳语:“松林,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刘松林一愣,转而又哭着去安慰毛泽东……
  当刘松林后来请求把毛岸英的遗体迁回国来时,毛泽东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毛泽东的胸怀像那坦荡无垠的大海。他的爱与憎总是以人民利益为准绳的。美帝国主义夺去了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其中包括他心爱的年轻的儿子的生命,但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二十年后,即一九七二年,又是他不以旧怨为念,和周恩来一道,亲手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
  于是,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增修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石碑,碑上刻着七个大字:
  毛岸英烈士之墓。
  那墓碑,似乎在传颂着人世间最伟大、最真挚的父子情。
  朝鲜人民都知道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为了他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朝鲜人民每年两次到这里扫墓。
  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公正地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在国际政治舞台积极地展开活动,并且还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朝鲜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自己的家园。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朝中友谊建树了世代相传的光辉业绩!
  当惊悉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时,金日成亲自指示在咸兴建立周恩来的铜像和纪念碑。
  本题就以刻在周恩来纪念碑上的一段碑文作为结束:
  ……周恩来同志,
  他在欢乐的日子里,
  还是艰苦的日子里,
  遵行毛泽东的旨意,
  珍视了朝中友谊。
  一同闯过了抗日的血战万里,
  在战胜美帝的同一条战壕里,
  同生死,共甘苦。
  啊!像鸭绿江清澈的流水,
  像白头山翠绿的松柏,
  就是岁月流逝,江山变,
  朝中人民的友谊团结将万古长青!

  【注释】
  〔1〕韩素音著:《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97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302页。
  〔3〕《毛泽东和他的亲友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82—283页。
  〔4〕《毛泽东和他的亲友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84页。



 
 

2007/09/10

第十一章共筹“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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