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同殒共落不是约期同光共辉却总相宜

 




  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对摄影镜头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忧伤深邃的瞬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框架里。两位伟人同时身患重病,一个在北海西岸三百零五医院,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携手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可能没有人知道他们握过多少次手,也无法计算他们究竟握过多少次手!
  然而,在摄影师杜山的镜头里却留着他们最后一次握手的瞬间。
  一九七四年,周恩来的病情已恶化,癌症转移,身体明显消瘦。可是,无私无畏的周恩来作为一位非凡绝伦的政治家,十分清楚自己在中国政局中处于何等重要的位置。一息尚存,就不能躺下。为了不使党和国家的大权落入“四人帮”手中,他千方百计地解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以填补自己之后在政治上出现的真空。同时,他拖着重病之躯,仍然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这一年五月三十日,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的书房。
  这天,周恩来和往常一样,沉着、潇洒地把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引进毛泽东的书房,把陪见的人一个一个地介绍给毛泽东相识握手。而他自己则和以往一样,默默地站立在摄影镜头之外。
  毛泽东与希思一见如故,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这一谈就不可收拾,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怕毛泽东过于疲劳,看了三次表。
  希思先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站起来与客人一一握手送别。摄影师杜山发现周恩来没走,站在门口,没有参加与客人告别,只是默默地等待着。
  毛泽东送客走到门边,和站在旁边的周恩来的目光相遇,瞬间,一脸的微笑飞逝而去,立刻忧伤地垂下眼帘,这速变的表情令杜山惊诧不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端起照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身影……
  镜头里,毛泽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头稍稍地低着,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态,花白稀疏的头发在脑顶闪出一片智慧的空间,整齐地向后披去。他迎着高悬的摄影灯,脸上的肌肉明显松弛,但很光洁。浅灰色的中山装随和地穿在身上,显得淡泊庄重。
  已经十分消瘦的周恩来用温馨睿智的双目深情地正视着毛泽东。摄影光从他后侧射来,脑后和脊梁犹如披着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浓密,充满着生气。曾洋溢乐观笑影的“酒窝”虽已被岁月的刀斧凿成两道深深的沟纹,却依然显露出执著的善意。但是,一丝伤感的凝重神色却在眉宇之间徘徊。一种不祥之云笼罩着毛泽东的书房。
  周恩来一边看着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两双操纵中国革命方向的巨手再次握在一起,组成了这神圣且又沉重的瞬间。当杜山鬼使神差地“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是共和国第一位总理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
  后来周恩来从医院飞去长沙和毛泽东就四届人大的问题又会晤过一次,但没有带记者同往,也就再没有留下他们握手的照片。
  据杜山回忆说:
  “在我拍摄他们握手的瞬间片刻,脑袋里却有着许多说不清的感觉,似乎总理一反寻常立等门口和主席握手有着不可言传的不祥之兆?平时总理在主席书房并不拘礼,常常会谈一结束起身就走,害得我们都‘捉’不着他的镜头,可这次?”〔1〕
  无言的感觉使杜山紧紧地抓住了这无言的瞬间!
  六月一日,也就是和毛泽东握手后第三天,周恩来住进了三百零五医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毛泽东可能已经知道周恩来即将离开西花厅住院治疗,也知道总理得了绝症,没有医治的希望了。所以,当周恩来将手伸向他时,他深邃的目光里有难以诉说的痛苦和空寂。
  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在一般人眼里,似乎没有什么个人感情色彩,办事说话都是一本正经,从不开玩笑。但实际上,这正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深沉而且牢固的、常人无法理解的革命友情。
  在“四人帮”最猖狂的时期,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支持周恩来工作。而周恩来以对革命的忠诚和罕见的牺牲精神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他做了许多现在看来和“文革”精神相违背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才真正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望,将“文革”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使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受到控制和制约。
  有人为周恩来鸣不平,说他受气受挤受委屈,应该撂担子不干。如果那样,周恩来就不成其为周恩来。“文革”的结局绝不会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结局,而是更加悲惨、更加混乱、更加无法结局的结局。
  能几十年合作而立于不败之地,就是成功的合作,就是情同手足的合作!
  继周恩来住院离开中南海的西花厅之后,毛泽东也离开中南海的游泳池去了湖南长沙。俩人好像是相约好了似的,前后脚地走出中南海。
  这一年的六月之后,中南海里少了两位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老人在晚年时的关系中,有一种揪人心肺的东西。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曾发生了一次突变。一九七二年一月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毛泽东再次病倒。并且来势凶猛,他休克了。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
  周恩来当时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许久下不来车。工作人员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指示医务人员对毛泽东的病情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抢救和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万一毛泽东有个“闪失”,周恩来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去交待呢!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已经出现便血的病象。他像是有某种预感,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常有几十小时不合眼的情况。他的身体迅速地消瘦下来。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望着医生低声恳求道:“你们先不要急。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后,立即报告毛泽东。
  当毛泽东展开医生的报告单,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毛泽东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早在一九六五年,医生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周恩来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提出请邓小平出山,主持日常工作,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
  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确诊癌症,到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三百零五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一九七三年六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周恩来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十四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刮胡子。”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尽力气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步朝卫生间走去。
  周恩来要刮胡子,说明有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是几十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面貌和精神状态。
  会谈开始了,是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从一九七三年六月四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系现状。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喝茶,但也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小声同工作人员说:“给我送条湿毛巾。”
  会谈从夜里二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十分钟便由两位女服务员轮流送上一次开水洗过的毛巾。
  两位女服务员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在颤,心也在颤。
  “总理……”
  六月十二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毛泽东知道了周恩来的工作情况,于六月二十日,传达了那条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
  从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到六月一日,这住院前夕的五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他总共抱病工作一百三十九天。这一百三十九天中,工作达十八小时以上的有一百三十天!剩下的九天无一不超过十小时以上。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样连续的大量工作量中度过的,本不足为奇。但是一九七四年这五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他是以古稀之年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连健康人都无法负担的超负荷的工作量。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他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二十五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
  住院后,周恩来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始,动手术十三次,大手术六次,小手术七次,平均将近四十天要动一次手术。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天便血不止。毛泽东得知后,非常伤感。他躺在床上忍受着失明的痛苦,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三月二十日,周恩来用颤抖的手亲笔致信毛泽东:
  “主席: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
  那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就要进入草地了,这将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这时,周恩来病倒了。他高烧不退,几天来一直处于昏迷中。当时毛泽东决定让邓颖超从休养连调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
  经医生检查,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阿米巴痢疾”。根据医书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生存。
  当时,根本没有做穿刺和开刀手术的条件,于是,医生们决定除了让周恩来服用易米丁药之外,还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以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医生们把冰袋放在周恩来的躯上部,焦急地等待着。过了六、七个小时,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了,他不时地低声呻吟,说肚子疼,并排出了许多脓液。周恩来转危为安,在与死神的搏斗中,他胜利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又重提此事,说明病因,读起来使人心如刀割。他从来不流露,他的身体是为党、为国、为民积劳成疾所致呀!
  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患病,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毛泽东一度因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的又大又笨,坐垫比较硬。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因使用这种沙发,毛泽东背上长起了褥疮。工作人员给他另设计一种,坐垫是用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腿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毛泽东体察事情很细微。当他坐上一个较为满意的沙发椅时,马上想到了与他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朋友周恩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深厚感情啊!
  同样,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病情也十分关心。
  自一九七一年以后,毛泽东的体质迅速衰弱,他的健康情况很不稳定,且好的时候少。有时连续几天大量工作,有时他又因帕金森症发作卧床不起。
  毛泽东身体状况虽然日衰,而从七十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对此,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
  一九七三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而此时,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越来越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者在拍摄毛泽东和外宾会见时的照片,必须严格限制在三分钟以内,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另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写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
  “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
  一九七五年八月,医生决定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种手术属于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然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却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毛泽东手术做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
  毛泽东的手术像周恩来预期的那样,非常成功,他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为了“延长生命”,医生给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到这时,周恩来先后做了十三次手术。
  “十三”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因罗杰斯及其助手们为住“十三”楼而生气时,给他们讲中国寓言“不怕鬼的故事”。罗杰斯等人听后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消失了。
  然而,周恩来这次巧合了“十三”这个“凶数”,他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周恩来此时不但卧床,而且已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都烂了,但头脑仍然很清醒。卫士和秘书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听广播。
  到十二月,周恩来已经高烧不断,谈话都越来越艰难了,声音非常微弱。
  一九七六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发表,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恰好从广播里听到后,便让秘书去买来诗词,并让他们读。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非常真挚而深厚的,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毛泽东的病情。
  有一天,他醒过来,用微弱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地问医生:
  “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来说完后,又昏迷过去了。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像章。从这枚像章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这枚像章,周恩来从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据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回忆说: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
  周恩来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也是他和毛泽东成功合作关系的主要之点。人民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人民万岁”是发自他们内心肺腑的口号。他们都把自己融化在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中,并愿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
  据秘书和医护人员回忆: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多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他们的心中都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身体好一些,能够到周恩来的病房看一眼,在周恩来的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心。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讲话困难,仅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之中,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然而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三百零五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的二十四小时中,周恩来基本上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鼻子里一直在输氧,医生定时将配好的高蛋白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的胃中。秘书停止了为他读报读文件。
  一月八日晨,大约八点左右,高秘书准时来接班。卫士长同周恩来暂时告别,上楼休息去了,躺下不到一小时,楼道里传来急促、慌乱、沉重的脚步声。“怎么了?怎么了?”卫士长失去了主张。他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冲到周恩来的床边:“总理、总理!”卫士长叫着。是那么快,那么突然。卫士长慌极了,又绝望地叫:“张大夫,怎么,怎么了?……”
  张佐良医生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哑了一般!
  “总理——!”
  卫士长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时间: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终年:七十八岁。
  当天上午十时。
  毛泽东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侧身看着文件。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泽东卧室,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恩来的逝世,毛泽东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自己内心的悲伤和痛苦。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切活动。
  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走不动了。”
  毛泽东这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举步维艰,离不开轮椅,不能讲话那种晚年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拿起他一贯使用的那支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切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情厚意。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人民当时多么希望毛泽东能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出现呀!
  然而,若干年后,当人们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卫士的回忆文章中得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时,人民不仅能理解毛泽东,也更深切地理解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情同手足的关系。
  那天晚上,在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注意到眼泪从他衰老的脸上流下来。
  一月十日、十一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据说周恩来去世当天,邓颖超立即向中央提出三点要求: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赞成。李先念提出: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不答应。邓小平也同意李先念的意见。所以后来还是搞了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
  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十一日下午四点四十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八亿人民痛苦的泪水。
  一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邓颖超得知后非常高兴,因为周恩来生前最担心的是怕她替他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办成了。
  一月十四日下午六点三十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
  一月十五日举行了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
  那碑文正是毛泽东草拟,周恩来题写的。
  毛泽东没有参加追悼会,但他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达二十七年之久的周恩来的遗像旁。毛泽东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这位忠贞不渝的同事告别。
  当日晚八时到十二时,两名治丧委员会的代表从邓颖超手中接过周恩来的骨灰盒登上飞机。飞机隆隆地起飞了,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周恩来的骨灰在高空风里,瞬间即缈,无影无踪。但中国人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了。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曾写道:“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如泰山。”
  周恩来死得重如泰山。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的情绪非常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只是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毛泽东那艰难的阅读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此时他似乎只能从书本和文件中摆脱一切痛苦。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毛泽东,在上海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且不管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这张大字报时抱有什么动机,据说毛泽东给予了明确的答复:
  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其结论是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毛泽东对与他共事近半个世纪的周恩来是深信不疑的,他了解周恩来,信任周恩来,也知道人民爱戴周恩来,所以他不容许任何人去诋毁周恩来。
  一九七六年六月,毛泽东突患心肌梗塞,经及时抢救才得以脱险。周恩来已经先去马克思处报到。这年的七月六日,朱德亦随即逝世。此时此刻,毛泽东心中悲凉之感愈发浓重。一次秘书张玉凤给他读南北朝时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张玉凤接连读了两遍后,毛泽东用他微弱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苦吟:
  ……
  此树婆娑,
  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
  青牛文梓,
  根砥盘魂,
  山崖表里。
  桂何事而销亡?
  桐何为而半死?
  ……
  昔年种柳,
  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
  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
  毛岸英逝世后,毛泽东曾吟此诗抒发自己悲痛的思儿之情;晚年,他又借庾信作品抒发英雄暮年的悲凉情怀,反映出即使是伟人的毛泽东在自然规律面前也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
  越是豪气十足,越是浪漫非凡的人,越是感到孤独。当毛泽东发现大多数人并未达到他的理想人格,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现实的变化并未按照他的思想实现,理想的世界依然是那么遥远的时候,他的内心的孤独感便在晚年,特别是周恩来逝世后,强烈地表现出来。
  自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多次谈到要见马克思,见上帝。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一代伟人的悲患,溢于言表。
  毛泽东心灵中关闭的门实际上已经打开了一条缝。他向斯诺的讲述,展露了内心世界的一部分。一九七○年,他曾对斯诺说:他只是这个世界上打着一把漏孔伞的独行僧罢了。来去无牵挂,来无影去无踪。让人听了好不凄凉。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八点六级的强烈大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等地。在这次地震中,伤亡人数达二十四万之多。
  毛泽东一定要人把唐山地震灾情详细地报告给他。在中国农村地区,人们长久以来一直相信天象对政治事件的预兆。
  巨大的天灾人祸又给“四人帮”以可乘之机,他们加紧了篡权活动。
  自周恩来逝世后,由谁来继任,成了斗争的焦点。毛泽东权衡再三,既不满意于同他一起战斗多年,曾为他器重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最后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毛泽东清醒地知道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少,他深为未来忧虑。他对华国锋诉说衷肠,希望他维护“文化大革命”。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华国锋按毛泽东生前的愿望,参与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避免了“血雨腥风”。同时他也全面继承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左”倾错误,继续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因而犯了重大错误,最后不得不逐渐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虽然华国锋在位时间不长,但可以说,他功过分明。
  毛泽东曾说过:负担过重时,死亡便是解脱。到八月下旬,对于毛泽东来说,负担已经过重了。他整日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使中国震撼了整个世界的一代伟人,终于停止了呼吸。毛泽东在周恩来逝世后八个月,也辞世而去。他比周恩来年长五岁。
  毛泽东解脱了。
  十六个小时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和世界通告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消息。
  全国人民有的哭泣,更多的人是感到震惊和忧虑!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之久,是任何一个领导现代大国的人无法比拟的。亿万中国人民铭记在心的是: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不能不使国民担忧啊!
  全国各处都降了半旗。
  一百二十三个外国政府发来了唁电。
  在纽约,联合国降了半旗。
  在莫斯科,《消息报》在倒数第二版的底部以两行文字报道了这件事。
  在香港,股票市场跌落。
  在台湾,多处举行了欢庆会。
  在举国致哀一周的最后一天,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下午三点整,全国工作停止三分钟。全国九亿人肃立默哀。全中国的汽笛——工厂的、火车的、轮船的——齐鸣三分钟,形成葬礼的最高潮。
  “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从心底里热爱他……”
  毛泽东与周恩来时代结束了!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的旧历龙年,这一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沉重的一页,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巨大的天灾人祸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告别未竟的大业逝世了。
  巨星殒落,神州震动,大地哀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悲痛和难以弥补的损失。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一九七六年,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光辉的一页。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邓小平,这位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为中国人民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批伟人辞世后,以独特的超人胆略和大无畏精神,担负起了历史的重任,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伟人、巨人。
  如果说,毛泽东在世之年,是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出了最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泽东逝世后,正是邓小平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保证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没有遭到像列宁、斯大林在原苏联那样的命运;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没有像马列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被纷纷抛弃。
  这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
  邓小平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民选择了邓小平,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新的领袖集团,努力剔除人治因素,铸出新的政治运行模式和机制,逐步走上法治的健康轨道,将古老的中国引上了改革开放这一强国富民之路。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之灵得知这些的时候,是会得到慰藉的,他们一定会站立云端,向党,向祖国,向人民,发出朗朗的笑声……

  【注释】
  〔1〕《红墙里的瞬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第189页。



 
 

2007/09/10

第十五章同殒共落不是约期同光共辉却总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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