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教诲

 




  陈学昭遗稿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然而,在延安时期他给我的教诲,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当我写成了《延安访问记》不久,当时的生活伴侣就觉得我在这里受欢迎,而他却被冷淡,一定要离开延安回重庆去,我只好听从他。回到重庆后,他一时找不到工作,在自己住处设诊所,可是没有什么病人来。原来寄养在他的一个亲戚那里的一个男孩子,突然患伤寒病,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及时找医师,还吃错了药,竟死了,埋在了江对面的荒地里,使我们十分伤心。
  本来由于这个孩子才一直下不了到延安去的决心,如今已不存在这个羁绊。再加上我第一次去延安时,革命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理想令我钦敬,于是更加坚定了我再次去延安的决心。我就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般只叫办事处,找到周恩来副主席,对他说,“我还是要去延安!”周副主席听了,非常高兴,要我搬到办事处的招待所,随时准备出发。
  这一次,我坐的是公家的大卡车,同车有二十多人,有的是请去的,有的是自愿去的,有女有男。没有意料到在离陕甘宁边区不远的地方——同官(现铜川市),国民党反动派的便衣警察和武装特务把我们的车扣留了,我们被赶下车,关了起来。女的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只有一张铺,两个女同伴睡了,我睡在泥地上,司机不知从哪儿想法弄到了一点干稻草铺在泥地上。这次上路前我听从周副主席的话,改了姓名和职务,还留了长发,在被扣的日子,敌人常让我们到山上站着,要我们喊拥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我们装作听不见也不喊。他们也没法。有时,一个一个地叫去谈话,有一天晚上叫我去谈话,问我:“你们当中有个叫陈学昭,会写文章的,你讲出来,对你没有害处。”“是男还是女?”我问。“笨胚!滚!”敌人恼怒了。
  敌人叫司机把车子开到西安,把我们送进集中营里关押起来。司机说他是被雇佣的,车子开到延安,还要回重庆,只管拿钱,其它什么都不管。他们也没法对付他。司机吃、住、行动都自由,他常在街上游来荡去。一天他终于遇到了一辆开往延安的卡车,他赶上去对车上押车的人说明了这里人车被扣的情况,请他迅速告诉党中央。于是党中央打电报给在重庆工作的周副主席,经过周副主席直接与蒋介石交涉,蒋只得命令胡宗南把我们释放。到延安后,才知道司机是个共产党员。
  到延安,又是忙着参观、访问,然而,在这热烈艰苦奋斗的生活中,原先早就不和睦的家庭,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分道扬镳,一个女孩留下给我。从此,我得到新的生命。
  一天,突然得到邓大姐的条子,告诉我沈雁冰先生的夫人孔德址托她带来东西,要我去取。我在次日上午就去了,见了邓大姐和总理,我很激动。他们当然已知道我的事。总理说:“你年轻时不识人,不是犯错误。好,不要难过!”“现在不要再去想它了!”邓大姐接了一句说。
  “喏,吃这!”总理说着,伸手从手边的纸包里拿出一颗巧克力,塞到我手里,“现在吃这!”
  邓大姐问到女孩的情况,我谈了常送鸡蛋给她,烧汤吃。后来,知道送鸡蛋的人更多了,幼儿院里的阿姨说,“这小女孩有这么多母亲!”
  自从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到很多同志下乡,我也想下乡,领导和同志们劝我暂时下去,因为当时我身体不大好,语言也不方便,下乡去,我听不懂当地陕北话,当地人听不懂我的浙江话。
  接着,我被调到《解放日报》任编辑,我没做过编辑工作,心里很不安。我分配负责第四版的工作,四版是综合版,刊登科学、医学卫生、农业、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文章。
  我住在报社的一个窑洞里。
  在报社工作两年,得到极好的学习,受到深刻的教育。曾经参加审干、搞大生产,我学会了纺线,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劳模大会,我被报社分配去采访劳模,写报道,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两篇。劳模大会结束,我被分配去中央党校四部去做文化教员,并学习党的政策。
  周总理知道了我调在中央党校四部学习政策,让邓大姐转告我,他觉得很好。
  令我难过的是身体不好,可仍旧向往着下乡。我把这个想法跟周副主席说了,他说,以后总有机会下乡的,写作不是没有题材,可以写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对年青人也有帮助么?还鼓励我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深刻领会《讲话》的精神。
  周副主席的一席话,使我陷入深思。想起以前在法国学习的日子,为了专学法文,有一大段时间住在寄宿女学,这学校专招收外国女学生的。一个意大利同学,她常说:“Qu,ilestbeau,quandontravaille”——“工作着是美丽的”。于是我听周副主席的话,开始写起来。写了近两万字,觉得没意思,不写了。过了些时,周副主席问我,我老实相告。他要看,我送呈他和邓大姐看,他和邓大姐都鼓励我,我又继续写。后来,在行军路上,不论生活多么艰苦,行军多么累,我还是坚持写,终于写成,蒙几位领导人看过,一九四九年在大连出版,这就是《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册。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用飞机轰炸延安,延安的人们立即分散到其它根据地去。
  这时,周副主席曾对我说过两次:你要有准备,今后你的工作在国外。
  组织上要我到哈尔滨去,有两位男同志因事要出国,可以同行,于是我上路了。到了哈尔滨,我住在一问招待所的小房间里,整天看点书和报纸,等待着动身。李富春副部长早发给了我不少黄金,为了在国外用黄金换法郎比银元方便。两位同行的男同志来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动身,他们好象是去德国,我心里不安,只怕睡得太好,误了时间。突然,半夜,十一时过,有人敲我房门,听声音象是组织部的秘书长,说:“通知你,明天早上你不动身了。”说完他就走了。
  后来,还是组织部长的夫人悄悄告诉我,是一位女作家对刚从苏联回来的老同志说我出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去看朋友。这位者同志没有调查,正好组织部在开会,就在会上提出反对我出国看朋友而被通过了,别的人员不便出声。
  我住在这小房间里很安静,提笔写一点散文,就在通知不出国的这天下午,这位女作家来看我,问,“你怎么还不动身呵?”我问:“动身到哪里?”“不是出国么?”她说。“出国干么?我自己没有要求。”我说。她不出声,看我要写东西,坐一下她就走了。在哈尔滨,我请求组织上给我点工作,他们要我到报社去帮忙看些稿子。
  不久,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文代会结束后,过了两天就召开妇代会,也是第一次。在妇代会上,我见到了邓大姐,她很吃惊似的,问:“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还是没有去?”
  我很激动,说:“谈起来话长!太嗜苏!有机会好好和您谈。”她说:“好!”看旁边正有好些代表站着,就没说下去。晚上,我去看望了邓大姐,周副主席出去了,不在家。我告诉了她没有出国的原因。她听了很吃惊,也不愉快。
  后来听说周副主席询问了这件事,还说,派女同志出国工作,没什么不好。安慰我留在国内,仍旧要好好工作!我深深体会到周副主席的心胸豁达大度,为争取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他总是想方设法团结同志。他的心投在党、祖国和人民的怀里!
  我觉得总理对我比较了解,是在重庆的时日,他看到我是怎样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引诱。我不贪钱,不怕死,宁死也不跟他们走!宋美龄请人送钱给我,发请柬约我去游园、集会,我都不予理睬。
  过了些时,我很想回家乡去。当时浙江还没有彻底解放,社会秩序很乱,组织上在我的请求下同意暂时回去半个月。一九四九年我回到杭州,参加了农村的民主反霸,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我曾写信给邓大姐,表达了我对祖国大好形势的欣喜心情,同时感到总理的担子更重了,希望他在百忙之中注意珍摄,劳逸结合。邓大姐后来也有信给我。不久,我调往某大学搞教育工作近一年,又到农村参加土改,直至反右斗争,我都没有断绝和邓大姐、总理的联系。当我摘除右派帽子的消息见报后,曾写信给邓大姐,她回信给我,大意是要我与省的领导互相尊敬,亲切相处,争取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
  大约是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央文艺界组织学习政策的学习班,要我去参加。到北京后,在许可的情况下,我打了个电话给邓大姐,说我很想见见她,邓大姐和我约了时间,我如约去了。邓大姐在门口接我,免去了我在传达室登记的麻烦。她把我邀进卧室外边的一小间,不是会客室,这小间里只有一只小小的长桌子,两只清洁的木椅。我们两人并排地靠小长桌坐着,她一边削苹果给我吃,这是她准备好的,早已放在长桌上的,一边对我说:“昨晚他(指总理)忙到今早二时才睡觉,我们不去叫醒他了。”
  我吃惊地“呀”了一声;说:“您要劝劝他不要这么劳累!”
  她说:“唉!我自己也睡得很晚,有时帮他做一点事。”她问我的情况,还是鼓励我:争取解决组织问题。注意健康!健康第一。
  我想:总理在休息,在这小问里谈天不免会打扰他,我就告辞了。没想到这次竟永远失去了与总理见面的机会!
  在和总理接触当中,觉得他对我的思想,鼓励多于批评,他总是谆谆说服,以身作则。
  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一想到总理对我的教诲和鼓励,就努力克制住不被人理解的感伤心理,拿起笔,继续完成《工作着是美丽的》的下册和续集的写作。
  每当想起总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慈祥和蔼的神情,栩栩如生地迸现在眼前!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您没有去,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7/09/10

难忘的教诲

漂泊的树 E书作品  支持键盘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