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想的

 




  荒煤

  我犹如在梦游之中,独自一人在丛林中漫步徜徉。在异常寂静、阴凉、潮湿的夜空里,仿佛有一阵浓雾笼罩在我的心头,许许多多的回忆不断闪现在眼前,简直象一股无法阻止的寒流渗透我的身心。
  我并不愿意去搜寻记忆,然而我无法阻止记忆搜寻我。
  我在潘家坪招待所开阔的庭园徘徊。这是一九九一年元月十三日的夜间,我回到重庆的第二天的晚上。
  我不禁想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初从重庆迁居北京后,整整十一年了,我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是为什么?是怕回忆起一九七五年五月到一九七八年四月这短短三年难熬的岁月?
  那三年的日子,我的确觉得比一九六八年冬天到一九七五年五月近七年的“监护”的时间还要漫长、艰难。住了七年的监狱,我已经习惯于孤独一人,脱离人间的生活。我的名字在人间消逝了,我没有名字,我的代号叫二○三。在那间小小的空旷的屋子里,我整天、整月、整年没有说话的机会,也不想说话;日间沉思,夜间多梦,幸亏我的脑海里还能自由地波澜起伏,终究还有一块不受干扰的辽阔的自由天地——除非死亡,没有人可以消灭的一个自由天地。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我被宣布“即日起恢复自由”。当天就被重庆来的两位同志押送回重庆。我回到了人间,恢复了姓名(当然,我也永远不能忘却我的代号二○三),恢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里清理旧书刊,写卡片。可是,我十分苦恼。我觉得非常不自由。
  因为,我毕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到头来却变成了一个“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我不能不怀着无限内疚愧对一切人——包括我的亲人。我怕见一切人,却又在人间,不能不接触人。不能不说话、不学习、不反省、不检查……也不能不警惕、思考、怀念、回忆……总之,这三年,在人间,接触人,太累了。
  只有到晚间,把自己关在图书馆宿舍里的一间小屋子里,我才有了自由,独自一人生活的不受干扰的一个小天地:我可以在窗前眺望那日夜奔流的长江,看到航船上的灯光恍如流星一闪而过,使我不免回想到我青少年时代在武汉长江身边的一些往事。我也可以在窗前眺望不远处的火车站上灯光,听那汽笛声嘹亮地飞向远方,因而使我怀念在祖国四方远处的亲友和同志们,虽然久已失去联系,但肯定或多或少会受我的牵连而增加了他们的痛苦……
  更值得庆幸的,我不时利同一点点“私权”,悄悄从库房里拾来一两本“封资修”的中外古典名著重新温习一下。尽管也自我嘲笑一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却也“死不悔改”。因为我太寂寞了,太孤独了,太缺少温暖了。这可是在七年“监护”绝对无法享受到的幸福和自由!
  我继续在庭园里徘徊。
  我觉得那三年在图书馆生活的日子,似乎已经很遥远了。可是这天上午我重返图书馆的故居,又一次踏迸我离开整整十一年的小房间——正好现在还没有人住——仍然显得那么狭小而孤独,我感到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好像突然坠入一个噩梦中难以自拔。这些从酷热的夏夜到阴冷的冬夜互相交替的上千个夜晚,我做了些什么?我想了些什么?我怎样活着?我渴望什么?我期待什么?谁知道!
  我在庭园里转了一个大圈,不知不觉漫步来到一号楼门前。
  一号楼现在没有人住。整个楼的门窗都紧紧关闭着,没有一丝灯光,黑漆漆的。
  据说,这栋楼本来是准备在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来的时候接待他老人家的,可是他没有来过。
  我茫然走进一号楼的小院,不禁凝视着这座漆黑的楼房。
  刹那问,我清晰地看到——我绝不相信这是幻觉——我很清晰地看到了我很久没见到的那非常亲切熟悉的笑容,那双在浓眉之下显得格外炯炯有神的眼睛,听到一声高兴的呼唤,“荒煤!”我顿时泪水盈眶,眼前一切都模糊了。
  我的确听见了这一声亲切的呼唤,使我兴奋和激动,恍如一声惊雷震撼在我的心头,响彻在高空,盖过了我整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吱叫的耳鸣。我不禁把身子偎依在门柱前,觉得两腿有些发软而且已经微微颤抖了。原来我全身紧张地仁立在一号楼前,沉湎在回忆之中,不知道有多少时间了。
  时间的确很长,很长,二十六个年头过去了。那时候,我还只有五十二岁,现在已经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周恩来同志呼唤。
  那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总理从北京飞到重庆,并在当天下午就要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乘船去武汉访问。这天中午就在一号楼举行宴会。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接到参加宴会的通知,心情十分惶惑不安而且非常矛盾。我很想惜此难得的机会再见一下周总理,又伯万一周总理谈起我在文化部整风中揭发出来的“错误”——在“文革”期间就被称谓“滔天罪行”了——没有时间详谈。说真话,还真怕周总理看到我会不高兴。因为,我在整风最后检查中,承认厂电影界“已经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四年国庆十五周年前夕,周总理接见法国一位电影导演时。我还参加了。不料到十一月我就被停职检查,到一九六五年五月就调到重庆市人委工作,离开了北京。快离开北京时,我想写封信给总理,还想找总理谈谈……结果,我悄悄离开了北京……
  犹豫了许久,我终于还是去参加了这次宴会。甚至决定不和总理正面接触,远远看一眼总理就可以了,不然,以后见面的机会更少了。
  我一去,就站在宴会厅一个角落里。没有想到,周总理提前来到宴会厅,当时还只有重庆市一些领导同志在场。当周总理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陪同来到大厅时,场内的人不多,周总理高兴地用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大厅里巡视了一周,远远地就看见我,立即伸出手来指着我,微笑地亲切地叫了一声“荒煤!”我顿时觉得全身涌起一股热流,赶忙上前紧紧握住总理的手。
  总理问我爱人张听来重庆没有,还笑道:
  “三姐妹,就她没有到重庆来过。也来过一段重庆生活嘛。”
  他还记得我爱人张听的大姐张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更不会忘掉她二姐张瑞芳在重庆的活动了。
  周总理然后满脸笑容地和其他同志一一握手相识。
  周总理当然没有时间和我谈我在文化部的“错误”。我也就高高兴兴参加了宴会,心情激荡地听了周总理讲话,尤其是听到他对重庆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在抗战时期,他是重庆的一个“公民”,曾经在这里战斗过多年,我也想到我一定在重庆好好工作下去。
  最后,我也随着周总理和贵宾的车队之后,在几十万群众热情澎湃欢送的呼声中,来到了灿烂阳光照耀下的浩荡的长江岸边,一直看到那首航轮在无尽的波涛中逐渐消逝。
  我怎么能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周总理的会晤!
  我不能不感到一阵深深的悲痛……
  就在周总理回到北京不久,我接到了延安鲁艺的战友张颖同志给我的来信。她告诉我,她陪同总理从武汉回到北京的途中,总理告诉她,在重庆的时间太紧促了,他觉得遗憾,没有时间找我谈谈,还说他看过我在文化部最后检查的发言,然后说了一句:
  “不知道荒煤怎么想的?”
  我当时翻来覆去地看这封信,也翻来覆去地琢磨这句话。我想了一夜,我失眠了。我那泪光闪闪的眼前,不断展现出总理浓眉下沉思的神情,最后亲切地凝视着我,似乎在问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不能不感到一种痛苦和内疚。我既没有想到,总理在百忙中居然觉得没有机会找我谈而感到遗憾,而且他还在思考,我作了那样的检查,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手头并没有保留这份检查。但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检查,最后承认了:我领导的电影事业已经形成了一条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文化部经过半年多的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又被停止工作,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我在文化部全体党员和直属单位负责干部会上的检查。
  我并没有觉得我作了违心之言。经过多少次会议的批评、诱导、启发,领导同志的谈话、帮助,特别是让我站得更高一点,从国际反修斗争的大形势下、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来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我终于承认了我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承认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痛苦的认识过程。但一旦觉得自己的确认识到这一点,也真是一种解脱,如释重负,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惟愿还有机会彻底改造自己。
  我记得,我在检查中就讲过:拍了那么多的毒草影片,“坐几辈子的监狱,也还不清我欠人民的债!”……
  我当时不止一次想给总理写信,请他放心,我是真心认罪的,我一定要在实际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但我又极力克制自己,总在想,等我工作真的有些成绩的时候再写吧。却没有想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就被调回北京进了文化部集训班,然后在“文革”中被批斗,被群众专政,被“监护”,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才恢复自由回到重庆,分配到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清理旧书、写卡片。
  更没有想到,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我正因病在重庆联合医院住院期间,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我在一篇怀念周总理的散文《永恒的纪念》中写道:
  “那是前年一月九日的深夜。我住在简陋的联合医院里。同房的几个病友都睡熟了,我悄悄爬下床来走出病房,走到走廊尽头,在那面临长江的黑暗的空房内徘徊、眺望。
  我站在窗前,任寒风冷雨浸湿我炽热的前额,许多回忆涌上心头……
  我听到风雨中的长江,波澜滚滚,发出阵阵悲痛的呜咽,心头突然紧缩,我不禁伏身窗前,失声痛哭。
  就这样,在那走廊尽头的黑屋里,度过了好些不眠之夜。
  多少次,我想拿起笔来写点悼念、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但是我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悲痛都有罪,悼念更有罪。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我只得在痛苦的熬煎中发誓:一旦能拿起笔来时,就首先要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自然也觉得,这可能只是幻想……”
  不料一九七八年春节前,中央专案组宣布我的问题平反了,当时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张光年同志立即来信约稿,希望我写一篇怀念周总理的文章,我也就在整整搁笔十四年之后,终于重新提起笔来,实现了我的誓言,第一篇首先写的怀念总理的文章,《永恒的纪念》。
  这时候,我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无法在庭园里继续徘徊了。我不知道,是细雨还是眼泪在我脸面上蔓延。我不能不感到忧伤地走出了一号院。我回到房间,关了灯闭上眼睛和衣而卧。我毫无睡意。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捉弄我、折磨我?
  为什么在二十六年前,让我在重庆潘家坪和周总理有这样一次会晤,给我留下一句无法忘却的遗言:
  “荒煤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又正好是总理逝世的十五周年,我又回到重庆潘家坪想起了这句话?
  我突然想起来,一九六五年一月我在文化部最后检查的发言中,我一开始就声明,我在电影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多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尽管得到中央、中宣部的批准,但这是我们向领导反映了错误的情况,干扰了领导,甚至可以说利用了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蒙蔽了领导,不能把责任往上推;也还承认了整风开始,自己有委屈情绪,态度不端正等等。
  可是,我当时想过没有:周总理记忆力特好,他会忘记他亲自过问和处理过的问题么?
  是他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并且批准试行“文艺八条”,随后我们才根据“文艺八条”精神提出了“电影三十二条”。整风中批评的有些“坏电影”是周总理亲自看过并且肯定的。整风中尖锐、严厉批判电影界有“一股三十年代的阴魂”,在搞“资本主义复辟”,而这些被总理称之为“老朋友”的同志却大都是在抗战时间,在周总理亲自关怀、直接领导下,为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曾经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辛的斗争,取得巨大的成果;后来投身到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中来,又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总理曾经在建国十周年庆祝新片展览月的讲话上指出:
  “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十年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新片展览月的优异成绩,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个异峰突起的空前记录。”
  为什么这些同志到了六十年代突然要去推行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总理能够不思考这些问题么?……
  我似乎猛然清醒过来,我的灵魂颤抖了,我怀着无限内疚痛苦的心情睁大了眼睛,我又一次清晰地看到周总理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我,深沉而坦率地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该怎么回答呢?
  我今天是否已经能够很清楚、很透彻地回答周总理呢?我到哪里去向总理面答?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初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四日定稿



 
 

2007/09/10

你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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