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的总导演

 




  黄贻钧

  我是建国后在党培养下成为音乐指挥的。在我的几十年指挥生涯中,参加过几百次不同对象、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演出,其中有几次演出是我永志不忘的,那就是:周恩来总理观赏过的演出。
  (一)
  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总理陪同一位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上海期间,上海为总理和国宾安排了一场音乐会。上半场是独奏独唱节目,下半场是上海交响乐团(以下简称上交)演奏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由我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陪同总理和国宾观赏了演出。这是上交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外事演出,也是上交第一次以全部中国演奏员的阵容接受总理的检阅。当时上交仍有三分之一外国演奏员留甲。我门请了歌剧院乐队部分同志来协助演出。我们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去演奏的。这次演出,预示着上交这个原来全部由外国演奏员组成的乐队,即将发展成为全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的乐队,“自立”于黄浦江畔。我们也感受到,党和政府是重视交响乐事业的。
  (二)
  一九六一年八月,周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访问上海期间,观赏了一场演出,节目有音乐、舞蹈、沪剧等。上交副首席陈慧尔(女)独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上交协奏,我指挥。演出结束后,参加这场演出的主要演员在台上谢幕,总理上台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总理,和总理握手,情绪非常激动。总理十分高兴,带着微笑和独奏者陈慧尔握手并问她,“你是哪里人?”陈答:“浙江人。”又问:“你几岁开始学琴?”这时陈慧尔又激动又紧张,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面对总理和总理握手,心里想该对总理表示些什么,没有立即回话,我在一旁急忙插嘴:“慧尔,回总理话呀!”她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总理接着又鼓励她说:“多努力吧!”又和她握了一次手,带着微笑和别的演员握手去了。
  事后得知,国宾和总理对演出是满意的,总理对陈慧尔尤为关注。《梁祝》多次为来访的国宾和外宾演出,反应良好,有“听了这首协奏曲,好像在污浊的空气中闻到一阵芬芳!”这样的评语。总理要求我们写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交响音乐作品来。《梁祝》就是实践民族化、群众化思想取得的可喜成果。
  (三)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周总理来沪观赏了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上海之春”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倡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音乐舞蹈的创作表演、理论活动,自一九六○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为期十天左右,由上海市文化局牵头,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主办,一般于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日开幕,展示贯彻《讲话》的成果。第五届“上海之春”欣逢上海解放十五周年,为了庆祝上海人民的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以下简称大歌舞)。这是一部表现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二千余人参加演出。此剧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两侧的大合唱队和舞台前的管弦民乐混合大乐队演唱演奏。演出由司徒汉、我和另外三位指挥担任执行指挥,分别指挥全剧的一部分,文化局副局长许平是大歌舞的艺术指导。全剧不间断演出,一气呵成。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如此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借鉴了朝鲜的经验。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二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七场。
  六月十八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重演。事后得知,国宾看了大歌舞受到感动,陈副总理也觉得大歌舞是好的,并指示:“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七月十三日晚,周总理在陈副总理、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赏了大歌舞。演出结束后,我们在台上谢幕,等候总理上台接见。总理和陈总退场时,场内一万观众欢声雷动。总理和陈总走过舞台一侧时,被童声合唱队的小朋友们围住了,小朋友们高兴得又叫又跳,原定的接见被小朋友们代替了!
  事后获悉,总理觉得大歌舞的基础是好的,可以和北京合作,作为首都一项国庆活动。
  (四)
  八月六日,司徒汉、董本一、我和另外十二位参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调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工作。(以下简称《东方红》)上海大歌舞艺术指导许平已先期抵京。
  作为首都庆祝建国十五周年一项隆重纪念活动,周恩来总理倡议并亲自主持了《东方红》的创作和排演工作。这是一部反映深受苦难的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它的总体构思、体现构思的“六部曲”的具体实施方案,歌、舞、乐的有机结合,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经总理审定。分场排练也经总理亲自审看,提出加工要求。预演八场,总理全看五场,每场结束后总理都主持座谈,征求意见。周总理就是这样的对《东方红》倾注了难以估量的心力。我们以自豪的心情称颂: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由总政文工团和各大军、兵种文工团,各大军区文工团以及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的共三千余人参加演出的《东方红》,于十月二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公演,连演十四场,轰动了北京城,盛况空前,赢得了中外观众的盛赞。我恭逢其盛,深感幸运。作为《东方红》六名执行音乐指挥(部队二名、北京二名、上海二名)之一,我不仅有机会和庞大的、优秀的合唱队和管弦民乐混合乐队以及我国著名的音乐家、舞蹈家在一起进行二度创作,而且还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形象的党史教育。这是一次终生受益的实践,我曾撰文谈了体会,发表在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上。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十月十日夜晚,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接见参加《东方红》工作的北京和上海的几位同志——周巍峙、黎同奎、许平、董本一,还有三位首都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我有幸和几位同志一起受到接见,分享了殊荣。周巍峙同志向总理介绍我时,总理握着我的手说:“喔!我看过你指挥!”我讷于言,一句活也说不出来。这是我第二次和总理握手,也是第一次、仅有的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见总理。面对一代伟人,我激动万分,再次深感总理是那样的亲切、平易近人。
  总理在作总结报告时说过,《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主要是:“朝鲜的影响,上海的基础,全国的力量。”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的谦逊呀!上海的大歌舞只是做了一次探索,六月二十七日陈毅副总理在上海接见参加大歌舞的部分工作人员时指出,大歌舞还需要把各部分的内容再作一些充实和调整,而《东方红》则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传世之作。
  周恩来同志生前总揽百揆,日理万机,宵旰辛劳。总理对文艺创作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发展,文艺队伍的成长,如同对《东方红》一样,始终给予满腔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我深切感受到的。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在那年月,难以表达对总理逝世的哀思和缅怀之情。“文革”结束后,当我重新有了工作室,我在朝南墙正中挂了周总理的肖像——总理坐在沙发上凝视;在朝东墙上首挂了总理署名写的条幅——“努力学习精益求精”八个笔力遒劲的大字。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和谆谆教诲激励着我方为党的文艺事业敬献余力。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2007/09/10

《东方红》的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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