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

 




  秦怡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生活告诉我,对于一个影响自己一生的人,无论他离开自己多久多久,但他的精神,他的话语却永远伴随着我,鼓舞着我。
  几十年过去了,我记忆中的重庆却始终占据着我心灵的重要地位。使我难以忘怀的当然不是那潮湿阴冷的寒冬,也不是闷热难熬的炎夏,而是在我年幼无知时所接触和认识的好人、伟人,我所崇拜的人,尊敬的人,热爱的人,影响我一生的人。
  想起来似乎就在昨天。一九三九年春节期间,我的同事请我去他家中吃饭。我年方十七,长得胖乎乎,愣头愣脑,活脱脱一个傻丫头模样。可就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傻丫头的一切都起了质的变化。它成了我一生历史长河中的源头,这虽然是一次偶然相遇,然而它影响着我整个人生观,世界观。
  我的同事是位摄影师,他的太太是个湖南人,他们也许以为我认识同桌吃饭的人,因此没有给我介绍桌上任何一位陌生的人。可虽然没有介绍,我也确实好像毫无陌生感,特别是那位有着一对使人记忆深刻的浓眉和一双黑白分明透着锐气和慧气的大眼的英俊男子引起我注目,他谈吐爽朗、潇洒。他极其亲切自然地向我问长问短,他间我在什么地方工作?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工作了?我告诉他我在山城合唱团工作,现在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合唱团唱歌,还兼跑龙套的演员工作。他笑着说,“好啊。”我对他的评语有点不以为然,我说:“这好什么,没意思,整天在里边混,我本想去前线去不成,我想去深造,可没条件,这纯是为了吃饭。”他又间:“那你在唱什么歌?”我脱口而出:“当然是抗战歌曲”,他朗朗大笑道:“这怎么能说没意思,这可太有意思了,你们的歌声将会激起千万人的热血沸腾,有数不清的人在这歌声的鼓舞下参加了浴血奋战,可你还觉得没意思!”接着他又补充说:“当然深造也是很好的理想,也不要放弃。”我看着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么真诚、坦然,完全象一位老师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学生那样耐心爱护、我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象老朋友一样地聊天了。
  他的话语象磁力一样牢牢吸引着我去思索,去感受。那次见面后,我想了许久许久,感到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力量,一种信念。我很想知道这位朋友的姓名,于是我又去找请我吃饭的同事,打听这位朋友是谁,我的同事哈哈大笑:“他就是周恩来,你真的不认识?”我这才恍然大悟,想起我曾在一本书中或是一张报上见过他的照片。我确实不认识,然而又认识。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责怪自己那样愚蠢,说那些无聊的话,但是周恩来同志却不嫌我无知,几十年如一日地教育我,关心我,他的每一句话都深深铭刻我心中。
  在重庆既艰难困苦又充满活力的岁月中,我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但早婚和早产使我的生活失去了平衡,我没有精力,能力和财力带领自己的孩子,我生下的小可怜虫一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可我这个连自己还是个孩子而根本不会做母亲的母亲,总还有着天生的母爱,为了让孩子生存下来,我用自己所有的生活所得,请了一个奶妈,把孩子放在她家中寄养,自己整日整夜在舞台上、剧场里度过。
  有位朋友忽然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很关心我的生活与孩子,他告诉我,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到一位姓孙的朋友家中去,在弄门口看到一个妇人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告诉他这就是秦怡的孩子,她自己无法带领,只能全部交给奶妈。周恩来同志久久地看着孩子,深表同情他说:“一个有名的有才华的演员的孩子搞得这样可怜。”他询问孩子是否有病,我的朋友告诉他,孩子在轰炸中生下,没有营养,没有母奶,东西吃乱,得了胃病,经常呕吐。那天周恩来同志虽有要事,但他对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倾注了爱心,他还打听了孩子的名字叫斐斐,还关照朋友们要多关心我,好让我安心地为话剧艺术献身。我当时听到朋友对我转告这段话时,泪水象泉水般涌出。对于我这个孤苦伶仃,身处异乡的人来说,这几句话给予我的慰藉是难以形容的。因此,我也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对事业的执著的追求。
  一九五七年亚洲电影周在北京举行,我参加了这次盛会。在一次晚宴中,我有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他忽然问我:“斐斐怎么样?现在还吐吗?胃病是否已经治好?……”时隔十六年,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的事,周总理却记得如此清楚,这更使我对他的敬意倍增。他岂止关心了我的女儿和我,他的心胸装着整个人类。
  一九四二年由于我的幼稚无知,又没有分析剧本的能力,又不理解政治上的复杂性,中华剧艺社把我借给施超组织的话剧《野玫瑰》中去担任一个角色。开始由路曦同志担任女主角,我演一个女大学生,以后导演苏怡同志在排戏过程中感到路曦个子矮小,不适合女主角的角色,让我与她对换角色。没想到这一下可大祸临头了,该戏的编剧得到了国民党颁发的剧本奖,《新华日报》的社论批判了这部戏为国民党涂脂抹粉。虽然我们剧组得知情况后,演职员立刻商议罢演停戏。但我这个主角己臭名远扬。于是这个历史上的污点,成为我沉重的精神包袱,一想到此事就有说不出的心烦。一九六一年在中南海紫光阁,有一次周总理和我边跳舞时边说:“你《野玫瑰》还是演得很好的。”我吓了一跳,全身汗毛直竖,不敢相信,只是轻声他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污点是洗不掉了。”可总理却轻松地笑着说:“这跟你没关系,那个戏的政治思想是不好,但你的演技是好的,戏的内容是编剧写下的,好的演技是你的。而且在那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你怎么可能知道!好的演技不要丢掉。”周总理的这几句话我牢牢记着,在这里提及此事,决非为己开脱。因为这是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事了,并且在当时的戏剧界已无人不知,无需开脱。但如果没有象周总理这样的领导人真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宽大胸怀,如果我真象“文革”中被人批判的那样是属于“敌系”,那么如今我也许连骨头也不存在了。
  我忘不了,又怎能忘,那一年我得了甲状腺瘤,经医生诊断需住院动手术。我住进了重庆歌乐山的医院,我的病房是在后院,忽然邓颖超大姐到病房来探望我,我喜出望外,因当时无人知我住院,也无人会来探望我。邓大姐穿着合身的旗袍,领口别了一枚漂亮的别针。她的亲切、诚恳、爽朗的音容笑貌与周总理一样可敬可亲。她告诉我:“恩来知道你也住在这医院,一直想过来看你。目前他也动了手术,暂时不能过来看你,希望你勇敢地向疾病作斗争。如果要动手术,也不要害怕,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们。”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周恩来同志的心意和邓大姐的探望,使我的病已好了大半。这种精神强心针不是药物所能替代的。当时我早已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对于我这种无足轻重的人也关心入微,我一辈子深感于心。
  在歌乐山医院里,我常常在傍晚的时候,在医院后院的夕阳下,看见周总理和邓大姐在青石板路上漫步谈心,我默默地凝视着他们的背影,陷入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中。我竟然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未动手术就出院了。
  抗战八年,我在重庆住了六年半,成都一年,无论住在哪里,周恩来同志始终是直接或间接地关心着我们的工作、生活,以上只是几个小小的例子。有时在某些集会上见面,有时我知道许多事情都是他亲自领导着我们的事业。在阳翰笙同志编剧的《塞上风云》摄制组从内蒙回来经过延安回到重庆后,许多人都想去延安,其中也包括我,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们说:“周恩来同志认为我们如能留在重庆多做些抗日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就这样我们一直留到抗战胜利。胜利及解放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周总理见面,听他的报告,向他汇报电影事业的情况了,“文革”前我们的每部电影周总理几乎都看过,或是表扬,或是提出中肯的意见,使我们感到不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愧对周总理,今天重又回忆我青年时代在重庆的一切时,周恩来同志的形象依然那么清晰。他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
  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007/09/10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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