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在他的关注和思考中

 




  吕骥

  提起总理,我自然要回忆起五十年前,第一次在太原国民师范听他作形势报告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听我党主要领导同志的报告。他的鲜明的观点、科学的分析、精炼的语言。充沛的精神,一口气讲了五个多小时,中间没有间歇,既不吸烟,也仅喝过一两口水。结束时,大家长时间热烈地鼓掌,说明一千多人被他精采的报告带出了迷雾,对国内外的军事政治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胜利的信心大为提高。
  大约在听了他鼓舞人心的形势报告之后,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就在薄一波同志的率领下,向五台山前线出发了。第二天,在行军路上,白炎(夏川)同志交给我一首词《武装保卫山西》,晚上宿营后,我就谱了曲,第二天上午,看到了白炎同志,交给了他。他回队之后,就教大家唱起来,从此,这首歌就开始在山西前后方流传开来。这首歌,可说是我们听了周副主席的激动人心的报告后的一个实际行动。
  一、鲁艺有了钢琴
  一九四一年以前,鲁艺音乐系是没有钢琴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大后方的朋友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没有钢琴,怎么能办音乐系呢?他们不了解鲁艺音乐系不是以钢琴为基础,我们是以革命音乐为基础的,革命音乐又是以人民革命斗争生活为基础的,革命音乐是需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钢琴我们是需要的,但没有钢琴,我们的音乐教育照样要进行。当然我们并不拒绝钢琴帮助我们进行工作。虽然全系师生都希望有一架钢琴,不过大家都知道,钢琴是下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抗战初期,谁会想到要捐送一架钢琴给鲁艺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鲁艺是没有钢琴的,但《农村曲》产生了,《生产运动大合唱》产生了,《延安颂》产生了,《开荒》产生了,《黄河》大合唱产生了,培养了安波、郑律成、马可、李焕之、张鲁等这样一批创作领导骨干力量。
  正在大家希望有架钢琴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听说周副主席决定把一位华侨捐赠八路军的一架钢琴送给延安鲁艺,这是由中央办公厅传来的消息,并说不久就会由重庆运到延安。
  当这个消息传到鲁艺音乐部时,大家都欢跃起来,仿佛开了一个欢迎会。正巧,以钢琴为专业的寄明同志,也在这以前不久,从中国女大调到鲁艺来了。钢琴于一九四一年六月运到了。音乐部马上研究决定,这架钢琴由研究室翟维和寄明专用。刚到音工团不久的小同志刘幼雪由寄明同志教她钢琴。翟维同志由于有了钢琴,扩大了他的工作领域,也增加了他对于钢琴音乐的探索。大约在以后不久,他创作了他的第一首钢琴作品《对花》。一九四二年一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落成,鲁艺决定在新礼堂举行音乐会,演出为祝贺郭沫若五十诞辰而谱写的《凤凰涅槃》(郭沫若诗)这部大型声乐作品,演出时伴奏就是钢琴,由瞿维同志即兴伴奏。在这次音乐会上,张贞黻同志的大提琴表演到延安后第一次在音乐会上出现,他的独奏节目,也是有钢琴伴奏的。夏青同志的男高音独唱节目,也是钢琴伴奏。寄明同志也在这架钢琴上演出了第一次钢琴独奏音乐。总之,自从这架钢琴运到延安以后,延安开始听到了钢琴音乐,也可能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在内,都是第一次出现了有钢琴的音乐。饮水思源,不能不想起周副主席对于延安鲁艺的关心,这也是对于发展根据地音乐艺术的关心。当时,周副主席是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之后,政治斗争既复杂又紧张,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中,鲁艺音乐系在他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不使鲁艺师生及边区所有从事音乐工作的干部铭感于心。
  二、“大后方也需要干部”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前后,大家都知道,党领导的大后方进步文艺工作,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方镇压和限制,许多地方难以进行工作,因此,许多文艺工作者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许多人希望能到延安工作,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加强根据地的文艺建设,以推动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当时,鲁艺由于学生迅速增加,各系深感师资不足。因此院部决定向周副主席求援,请他考虑选派一些干部进边区工作。院领导写了封信,并附寄各系希望聘请的人员名单。这封信很快就送到他手中,后来,大约两三个月后,回延安的一位领导同志告诉我们,周副主席非常关心鲁艺的工作,也了解鲁艺缺乏师资的困难。不过,他认为鲁艺需要干部,大后方也需要干部。特别是这个时候,决不能全面撤退,把大后方的工作放弃不管。将来,到一定时候,一定会介绍一些同志来延安,要我们设法克服困难,坚持一个时期。
  大约一年左右以后,果然有几批文艺工作者从重庆来到延安,先后来鲁艺参加工作。由此可见周副主席确实一天也没有忘记鲁艺的困难,不过,他是从党领导的文艺事业的整体出发来考虑的。根据地、大后方都在他的考虑中,他要从全面安排来决定问题。
  三、延安有了音弦乐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延安鲁艺大部分人员调往东北新解放区,延安留下的音乐干部已经不多了,而且多分散在各单位。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开始筹备建立中央管弦乐团,这是根据周副主席的建议,为不久将进入大城市作准备。三月间金紫光同志去北平购买了一批管弦乐器,十一月李德伦同志又从上海携带一批管弦乐器来到延安。七月中旬中央管弦乐团正式成立了,贺绿汀任团长,张贞黻任副团长,金紫光任副团长兼秘书长,指挥是由李德伦兼的。这个团在正式成立以前,已经演出过一些外国作品,这时候贺绿汀同志已经着手将内蒙古民歌森基德马改编为管弦乐作品,同时还创作了管弦乐小品《晚会》。乐团正式成立后,演出的节目除外国小型管弦乐作品外,也开始加入了我们自己的创作。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央乐团,却不知道早在四十年代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已经有了中央管弦乐团,实际上,她就是中央乐团的前身。不过那时候李德伦还不是专职指挥,主要是大提琴演奏员。那时候,我们自己创作的管弦乐作品,还很少,还处在创始阶段,而党中央周副主席已经看到她将来的发展前途,在建国以后,管弦乐在整个音乐领域中将占有的重要地位。她的成长,又需要较长的过程,即使当时物质条件比较困难,也应该着手进行。所以中央管弦乐团的成立,不仅说明周副主席对于音乐领域的全面关注,也从侧面说明党中央对解放战争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取得全面胜利,已经有了充分把握。
  四、第一个军乐团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从沈阳调来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前,我邀请各解放区部队和地方音乐方面的负责同志开过几次座谈会,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以及所涉及的一些新的问题。以便在音乐界大会上介绍解放区的音乐工作情况和经验,使大家对进入城市以后将面临的新问题有所了解,以便共同合作,展开新的工作。座谈会上和会后,解放军的不少同志向我提出要建立一个专职的军乐团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必须向周副主席汇报,并且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大约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干部会上,休息时正巧遇到周副主席,我即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好解决。还有什么带政策性的问题么?”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开会研究,以后再汇报。
  周副主席的简单明快的回答,使我确信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的。果然,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上,大家都看到有两百人左右的大军乐队站在天安门前广场上。大会一开始,他们就演奏了久已振奋人心的庄严雄伟的《义勇军进行曲》。而且,头天已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上全体通过其为代国歌。据当时指挥这个军乐队的罗良同志告诉我,这个军乐队是将几个部队的军乐队集中起来组成的,但已经初具规模。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建立了一个近一千人的军乐团,这是一个固定的常设机构,担负国家大典、国家重要会议、欢迎外国元首仪典等等的演出任务。
  五、中西音乐比较
  大约是在一九六○年前后的一天,一次会议后,在大会堂出大门不远的地方,我正和总理一同走向大门,这时他毫不在意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看,拿中国音乐和西欧音乐比较起来,究竟如何,虽然我整天生活在音乐中,不是西欧音乐,就是中国音乐,不是被西欧音乐所感染,就是被中国音乐所激动,但是,我却从未在理论上将两者全面加以对比,究竟谁高谁低。在他提问之下,真不知如何回答。为了不使他得到一个徘外的印象,我说,在抒情上西欧音乐还是有其长处。没有想到这句话给他留下一个印象:我对于自己的民族音乐重视不够,他马上回答说:“不见得吧,你说《洪湖水》不会抒情么?”当时,因为要出门的人多,他也没有想就此再展开讨论,匆忙地向外走了。我只能怀着他提出的问题,再作探索。
  从他所说的几句话来看,他对于我国音乐和欧洲音乐是有过多番思考的,也可能做过多方面的比较,才会随时不在意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惜后来再没有机会听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更多的意见。我也没有再向他汇报说明我的意见。应该说是各有所长,由于工具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生活不同,审美思维更是不同,确实难以在比较中得出谁高谁低的结论。
  不过,在工作中确实有些人认为欧洲音乐高于我国音乐,要发展我国音乐,必须把欧洲音乐全部搬过来,才能实现。这完全是偏见,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音乐缺少了解。
  六、创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与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歌剧舞剧艺术
  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到一九七六年总理逝世之前,“文革”十年除外,十七年中,音乐界的确做了不少工作,比起解放前,真是有了惊人的发展。仅仅音乐院校就多了两三倍,管弦乐队更是每个大城市几乎都有一两个音乐歌舞表演团体。可以说,这在过去几乎大城市也难找到。到七十年代,地方和部队,全国约有上百个专业表演团体。如要问这么多的音乐干部,是怎样培养出来的,他们对我国民族音乐有多少了解?我们只能说,绝大多数音乐干部是用欧洲音乐培养出来的,用我国民族音乐培养出来的干部只有极少一部分。大多数音乐干部对我国民族音乐了解是不深的。
  上面所讲的情况,周总理是了解得很清楚的。越到后来,他越觉得不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因此向文化部提出来,除了原有的中央音乐学院之外,必须创办一所中国音乐学院。她的教学必须建立在中国音乐基础上,用中国民族音乐培养学生,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国音乐能有系统的了解,并且能在中国音乐基础上进行创作,能创作出中国风格的作品,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他认为这是发展我国音乐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因此,一九六四年诞生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是安波,副院长是马可、关鹤童。
  另一方面,他也考虑到,仅仅有中国音乐学院还不够。在创作演出团体中,还必须建立一所创作中国风格歌剧、演出中国风格歌剧的剧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歌剧舞剧院诞生了。它以演出具有中国风格的歌剧舞剧作品为其特色,与中央歌剧舞剧院并行。
  这是周总理在六十年代提出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民族的音乐的两大重要的具体措施。
  七、展开“三化”讨论
  多年来,周总理认为音乐舞蹈界相当普遍地存在一些重大思想问题,许多人都不很清楚。因此,在一九六四年一月间召开过一次座谈会。虽然音乐与舞蹈问题各有不同,但都属于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有关。会后,总理和几个领导同志又交换了意见,决定在《光明日报》上,进一步展开关于“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讨论。以他看来,对这三方面问题,如果不深入加以思索,思想如不明确,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是相当困难的。此后,音乐舞蹈界分别展开研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讨论进行了一年多,直到一九六六年春才结束。
  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艺术宏观来看,革命的社会主义生活题材是最根本的问题。其次,民族风格、民族音调则是属于外部表现方面的问题,但和题材有密切的联系,如果仅抓住题材,而不在意外部形态,不一定能达到广大群众的审美要求,也难以深入到广大群众心灵中去。所以革命化、民族化是社会主义音乐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三、群众化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不难解决的问题,只要前面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不成问题了。其实,未必如此。群众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你的作品要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喜欢,你就得抓住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题材,也要懂得广大群众共同的心理和审美趣味,这两个问题就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周总理要我们深入讨论这三大问题,希望我们对这三大问题有较深的理解,能够逐步解决这三大问题。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才能顺利发展,才能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总理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关心我们的音乐舞蹈艺术,并且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这可见他的思考多么深远!可以说,到今天,有些问题比之六十年代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我们音乐舞蹈界充分重视并加以解决,也是有关的某些领导部门更应该注意加强领导的方面。
  周总理在六十年代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确与发展我国的音乐艺术,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艺术的最关键性的问题。联系到一九四九年夏天他问我还有什么政策问题来看,总理在六十年代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的具体重大措施,完全不是没有经过长期思考向文化部提出来的建议,而是经过长期调查、周密考虑才提出来的。今天,也还存在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再联系起建国前,他将当时八路军所得到的唯一的一架钢琴送给鲁艺,在延安将要撤退之前,从北平买来一批管弦乐器和乐谱,又把从上海接收送给八路军的一批管弦乐器运回延安,建设根据地的第一个管弦乐团。从这几桩事情来看,周总理完全不是排斥西洋音乐的,他之希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的具体措施和理论思考是十分全面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



 
 

2007/09/10

音乐,在他的关注和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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