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艺”,在总理关怀下成长

 




  吴雪

  周总理的英名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相系,他的一生为着民族的兴旺鞠躬尽瘁、英勇斗争,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劳苦,在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在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巩固和发展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国际事务中,总理以博大的胸怀,加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他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一位伟大的创业者,将永远为人民所崇敬。在逝去的岁月里,我最不能忘却的是周总理的教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讲话总是充满着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酷爱,在我的心中时常燃起为人民奋发的热情。我敬仰总理,因此我十分珍惜同总理的接触,虽然是有限的,对我却是永恒的,兴许是我行将进入耄耄之年,这种永恒的思念更显得有份量,仍在不断地激励着我。
  那是在延安时期的一九四一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成立的第一个戏《雷雨》在党校礼堂演出。我们这些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年轻人,对这次演出抱着极大的热情,我是这个戏的导演,又饰演周萍,陈戈饰周朴园、雷平饰繁漪、尹文源饰施萍、朱漪饰四凤、田兰饰周冲,戏演得很紧凑,因为是在解放区,我们都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有一天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百忙之中来看我们的演出,大家很紧张又非常地高兴,总理看过戏后,给了演出很大的肯定,特别是赞赏雷平和陈戈的表演。谈话之中,突然问起剧院需要什么,我们被这突然的提问弄懵了。谁都知道在延安演戏,要比在其它地方条件好得多,特别是我们有着一个非常和谐的创作空气,大家表示已经很满足了,不再需要什么。我在总理身边只是轻轻地提到在延安想读些书。总理走后又去了重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继续为民族存亡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我们带着一种幸福感,继续排戏,继续演出。有一天突然从党中央所在地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总理从重庆给你们带回来一批书,派人来取吧。我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当时的心情,总理日理万机,还想着我们有个读书的愿望。书从重庆带到延安,不知要经多少艰难,当我们手捧这些书籍,我们意识到的是总理巨大的关怀。正是这一批数百本书,在延安青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读书的园地,也成为我们附近兄弟单位读书的地方,大家传递着总理送来的书,传递着党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对文艺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就是在那以后,总理能叫上我们当时在场的每个人的名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更为伟大的征程。正是在总理的关怀下戏剧进入正规化建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北京成立。从那个时候开始,剧院的每个戏,总理都来看,有时从国外回来,由飞机场直接到位于东单的青艺剧场,他关心剧院建设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创作,还包括舞台灯光,演员的台词,特别是戏剧舞台与社会、人民、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那是一九五九年末,西藏出现分裂国家统一的叛乱,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制造所谓西藏的归属问题,田汉同志奋笔写出《文成公主》,一九六○年一月总理亲自主持座谈会,有史学家、理论家、剧作家以及当时各方面的领导共议如何把握这出戏。总理在征得各方面的意见之后,精辟地阐述和强调了《文成公主》的主题是民族团结友好,指出写历史剧,可以避开不利于今天的历史,也可以强调有利于今天的历史,但不可更改历史,要写出当年藏族最兴盛的景象,要自始至终围绕着民族团结亲好做文章,同时要注意松赞干布形象和他的气概。总理责成周扬、汪锋、阳翰笙、吴晗、田汉为这部巨著的工作小组,指出戏要有规模、有气势。《文成公主》这部大型史诗戏剧,是总理亲自用满腔热情和一片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我在这部戏里饰演松赞干布,也是总理亲自指定的,文成公主由郑振瑶扮演。那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艺术创造,它的影响远远超出舞台本身。总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人民戏剧同民族命运的血缘关系。
  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迎利陀娑,青艺排演了《沙恭达罗》。将印度戏剧搬上中国舞台这大概是首次,对我来讲这是一次陌生而又严峻的舞台实践。总理陪着印度使节来看这出戏,他用十分严肃而又十分亲切的话告诉我们:有了这部戏,我在同印度就中印关系的接触中,就可以少说许多话了。总理是把戏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让我们来意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国家使命。这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透澈的铨释。一九六四年的五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国务院小礼堂演出了反映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豹子湾战斗》。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叶剑英、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观看演出。当舞台上展现出当年延安的生活情景,听到悠扬的“信天游”歌声时,一阵热烈的鼓掌声,这是我们在任何其它场的演出时都未曾见过的。戏演到一半,总理特意派了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后台告诉我们:因为有事,他不能看完,有机会他还要看这个戏。总理又亲自委托陈毅同志看完戏后留下来给我们谈意见。
  过了不久,总理果然到青艺剧场来看演出。这是一九六四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演出结束后,大家无比兴奋地围在总理周围,陪着总理向剧院东院的休息室走去。到了休息室门口,他停下脚步,同我们一一握手,把每一个人都让进休息室,他才最后一个进来坐下。总理问我们:你们这个组总是演兵的吧!这次谈话,就是从“演兵”这个题目开始的。他细致地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多大岁数?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的学生出身?过去下过部队吗,身体如何?下部队生活,粮食够不够吃?……又询问了我们到部队深入生活的情况:到哪个部队?什么时候去的?都当了兵了吗?参加了哪些训练?射击和刺杀的成绩如何?……同时,还询问了剧院的体制、规划,其它几个队深入生活的情况。这是总理深夜向一个演出团体的一次实地调查,他那样细致,那样认真,那样亲切,他的音容笑貌如同是在昨日。总理说:深入生活,向部队学习,是件不容易的事,长期下去就好了,你们不但要演工、农,而且要演兵。你们这个队,不要一会儿搞农村,一会儿搞工厂,一会儿搞部队。要抓住部队搞,要搞就搞透。你们青年剧院,可以一个队搞工厂,一个队搞农村,一个队搞部队,下决心搞他几年。你们下部队能把部队的本事学会就好了。学射击、学刺杀,还要学通信,学侦察等等,借此机会入伍。一次搞三个月,搞它四次就是一年,八次就是两年……总理问:你们年纪最大的是谁?当兵吗?五十岁当兵,了不起。搞事业要有决心,要有毅力,象陈总的名字一样,陈总名毅,字仲宏。要有毅力,持之以恒。你们大部分是解放以后参加工作的,过了十五年的和平生活,缺少劳动。你们缺少战斗生活,缺少阶级斗争,缺少和工农兵结合……你们最好半年下部队生活,半年演戏。下去生活的时间,一次可长可短,但起码要下去三年,到建国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你们一定可以演出高标准的好戏。算起来并不算长,才几年的时间。演员演得好,可以干到六十岁。你们平均才三十岁左右,应当有信心,总理要求大家到部队当兵,拿起枪来能打仗;到农村当农民,拿起锄头能种田;到工厂当工人,开动机器能出产品,总理进一步指出:文艺界要彻底改造,要与工农兵同吃同住,你们分几次下去,搞个四到六年,就可以出现新局面。
  这次谈话,总理对《豹子湾战斗》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我作为这个戏的导演,真是受益匪浅。总理谈到有些作品把先进人物神化了,造成先进人物的四平八稳,概念化和千篇一律。他对如何克服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的阐述。在剧本主题的分析中,总理谈到大庆精神在今天就是南泥湾精神的再现。提出自力更生是个严肃的战斗任务。他主张作为一个有着革命历史传统的青年艺术剧院,一年中的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下面,把戏送给群众,这也是向群众学习的最好机会,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或其它大城市。总理十分亲切地以《抓壮丁》在延安时的演出同今天的演出相比较,认为那时接触民众,心目中都有个讽刺对象——地主和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现在不如过去了,多少失去了那时的一股气氛,只是在演戏,由此他再次强调到生活中去,到斗争中去。
  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邓止怡同志以导演的身份带着演员到宣北部队去当兵,是不会有《豹子湾战斗》的舞台氛围的。总理之所以肯定这个戏,其意义就在于体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关系。当我们悟到了这个深意之后,剧院采取了措施,在巩固部队生活的同时,由石羽同志领着一部分同志去了山东,向农民学习,排演反映农村生活的《丰收之后》;由我带着一部分同志去了大庆。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孙维世同志也是根据总理的教导在大庆生活,那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年代,大庆的工人家属立志开创工农结合的大局面,建立大工矿的农业基地,由此结束石油基地的粮、油、蔬菜靠农民的历史。这个伟大的创举和艰苦的实践,被金山、孙维世以他们的才智形成一部很有影响的戏,那就是脍炙人口的《初升的太阳》。因此,总理的教诲,总是带着隽永的思想,带着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记得,青艺还曾请于村同志带着一部分同志去大西北,周扬同志曾就此希望青艺在自身建设中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有朝一日在大庆召开各路深人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经验交流……
  我追忆这些往事,我也留恋那些令人振奋的生活。同时,我也时有愧疚,有些事却带着点历史的遗憾,在那个不正常的年月,总理的期望未能坚持。而今,当我重温这些往事时,我仍然觉着总理的思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总理一生,心中只有人民,人民心中永驻总理的音容,作为一个一生从事党的戏剧工作的老兵,在我们这个国土上,我仍然想的是,只有人民的戏剧,才有戏剧的未来。



 
 

2007/09/10

“青艺”,在总理关怀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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