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沙博理

  我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借复员军人可以重新学习的机会,我前后上了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学中文,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学,听过冯玉祥将军的报告,对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发生了好奇心,向往到中国去作一次探险似的旅行。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我乘一艘货船,经受了长达一个月的颠簸,到了上海,这时我身上只有几封中国同学写的介绍信,手上只有二百元美金。
  国民党疯狂进行内战时的上海,官僚的腐败,人民的痛苦,我亲眼看见。可是,同所接触的进步文化人士交谈,我萌发了到解放区去看看的愿望。
  一九四八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游览北平时,认识了同北平城工部有联系的同志。城工部同意派交通领我和我妻子凤子去石家庄,我们匆匆结束了上海的工作,凤子刚好拍完电影《关不住的春光》,我清理了我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把钥匙交给上海福利会英文秘书谭宁邦。他把要到解放区找未婚夫阳早的寒春交给我,我们三人飞到北平。在地下交通带领下,乘火车到天津,不料过天津闸口就走不了了。地下工作同志来天津把我们接回北平,只好等待解放。解放后先我们顺利到达石家庄的田汉先生对我们说,周恩来听说我们未能进入解放区,还向田汉先生询问了情况。
  北平解放,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先生,是在北京饭店大厅,我们参加两位熟人的子女结婚典礼。周总理先生也来了,他和我们热情地握了手,还询问了我的生活情况。
  五十年代初美国反华声浪中,特别是美国侵略朝鲜,中国抗美援朝高潮中,作为一个美国人,思考自己的处境,精神感到一种压力。
  这时我已被安排到对外联络局任编译,在等待工作期间,翻译了《新儿女英雄传》,美国出版。事后我知道我的工作安排来自总理的指示。
  不久,我从对外联络局调到外文出版社,中国文艺杂志社,任文学翻译。这时,我要求参加中国同志们的政治学习,不料不仅未被接受,却把我和其他外国工作人员改为专家待遇,我十分不解,和中国同志比,不仅政治待遇不一,而经济待遇也差得远了!我不拿专家待遇的钱,只拿生活费,谁知“文革”结束后,组织给我一笔存款,也就是我不肯要的专家待遇的款!
  一九六三年,我申请加入中国籍。我想不到申请入籍手续如此简单。写一份申请书,不久我就拿到批准入籍的证书,批准人签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入籍后,我也被吸收参加中国同志们的政治学习了。
  六十年代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凤子被她的单位点名是重点审查对象,留住机关,不能回家。这时我的工作仍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因为是期刊,不能停刊,我的工作不能停。一度参加造反派组织。不久,所有入中国籍的外国人都不得参加造反组织,说这决定来自国务院周总理。这指示是对我们的保护,可当时我却想不通。
  一九七一年杨振宁回国探亲,有人问我,你不也可以赴美探亲吗?我写了报告,果然批准,虽然中美尚未建交,我能返美探亲实属意外。当时风子正在干校劳动“改造”,她得到我的信,请假回家料理我的远行。当时,我们这个家,只我一个人,妻子下放,女儿在工厂,保姆也走了,邻居四口人也都在各自的干校,我一走,锁大门的钥匙交给准?妻子所在干校的军宣队不批准她的假,她给我写信说,别管她了,回家无望。准知在我行前两天,她竟被人“押送”回家了。据说军宣队领导找她谈话,事后我们知道是国务院外事组给干校打了电话,指示他们批准凤子回家。我是中国籍的外国专家,我出国,妻子应到机场送行,这是国际惯例吧。凤子十分诧异怎么会批准她回家的?我心里明白,是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的照顾。抗日战争时期,凤子就在重庆参加抗日演剧活动,在党的外围工作。她早已认识周恩来总理。我知道总理是了解凤子的,我写了信给总理,不只是要她回家送我远行,我更想弄清楚风子究竟有什么问题被拘留在于校。但我未告诉她我给总理写信的事,我怕她埋怨我在这个时候增添总理的麻烦,一九七五年,她“解放”回家,曾见到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告诉她,我给总理写的几封信,她都看到了,可是总理当时有多少重要事处理,其处境之难,可以想见。凤子批评我不该写信打扰总理,而且总理正身患重病啊!在当时,我除了请求总理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先到加拿大和我母亲、妹妹通了电话,她们立即开车到加拿大来看我,几十年的分别终于重聚,我从心里感激周恩来先生!
  结束美加之行后,我曾到英国访友,中国驻英使馆突然通知我到瑞士去看望病危的斯诺,当时从中国到瑞士的还有马海德大夫。斯诺终于不治!我和中国营救小组的大夫们一块回到北京。派马海德和我去瑞士探视斯诺,也是周总理的决定,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美国人。还派了医疗小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个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斯诺的关心,这一行动的决策者就是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崇敬的周恩来先生!
  我和周恩来先生见面多次,较多在大会议厅上或宴席上。他给我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他炯炯有神的两眼,直射迸我的心底,透出热情的光芒,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和人握手谈话,就象一个多年相识的老友。不似某些人,甚至职位并不高,却一边握手,一边眼望他处。
  一九七三年,“三八”妇女节,这天却召开了一个外国专家招待会。总理已身患绝症,仍然支撑着到会,而且作了重要讲话。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对外国专家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几位被诬告受害的外国专家恢复名誉,并且道歉!也对个别所谓革命派实际投政治机的外籍人员点了名。这个会开得人心舒畅,他的讲话如此坦诚,字字句句深印人心!
  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在大会堂大宴会厅,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病中的总理竟来和大家见面。人们兴奋地热烈鼓掌,久久不息,谁都忘了他是病人,谁也不愿意接受他是病人这个事实!熟悉的总理消瘦得脱了形,可他似乎有意来和大家告别,支撑着病体来到大会堂三楼大厅,他的声音仍然那么宏亮,谁知道这是我们听到他的最后的声音!
  想不到病魔竟夺去了这位伟人的生命!他的死是中国人民的损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损失!
  我怀念您,敬爱的周总理!



 
 

2007/09/10

怀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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