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与我的一家

 




  项堃口述[]项智力整理

  我是南京国立剧专(现中央戏剧学院前身)的早期学生,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邀请与主持下,于一九四○年在新加坡、马来半岛巡回演出,宣传抗日、为抗日募捐三年后,返回祖国的。当年二十四岁的我,原打算经滇缅公路,过重庆后到延安。途经重庆时,有幸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结识,并在总理和阳翰笙、王瑞麟挽留下,留在了重庆,进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拍摄阳翰笙编剧的《青年中国》影片时,我在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山洞中结识并相恋了厂里的演员阮斐,结成了一对抗日夫妻。当时的结婚启示就登在《新华日报》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版上,主婚人是阳翰签。准知婚后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抗议国民党的分裂政策,当时,周总理不再参与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活动,郭沫若也采取相应立场,我和阮斐随阳翰笙、应云卫退出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我和阮斐是不惜放弃高薪坚持抗日立场的。随后在总理直接关怀指示下,由阳翰签、陈白尘同志经过短时间的积极筹备,迅速创建了中华剧艺社,用文艺武器配合形势向抗日的大敌展开了不屈的斗争。我和阮斐就参加了中华剧艺社。当时的中华剧艺社条件非常艰苦。在重庆山上租了几间房,又是住房又是排练场。那时剧团不论演员大小、干何工种一律吃的是大锅饭,忙起来大家竟能连续一个月见不到太阳,一天三场演下来人累不说而且每人最多只能多分一碗面钱。我外出内江、自流井办外交祖剧场、因穷得买不起象样的衣服,经大家认可,只能穿着戏里的剧装去办事。我们一对新婚夫妇也因剧团只能提供仅有的两间房而各住各的男、女宿舍。但大家工作效率极高,抗日情绪高涨。一星期或八九天便排出一个新戏。中华剧艺社的开场戏之一便是阳翰签同志用四十天赶写的剧本《天国春秋》。与总理当时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相呼应。成了总理题词的具体形象化的缩影。我当时是与白杨、舒绣文、耿震同志分别饰演韦昌辉、洪宣娇、傅善祥、杨秀清的。每当戏一演到台词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大敌当前不要再自相残杀了!……”时,观众都禁不住呼声雷动,全场起立,群情激昂啊!《天》剧首演即遭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破坏,他们假扮伤兵,砸戏院子直砸到后台,大打出手,以为能恫吓住观众与演职人员。
  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后台化妆,中国电影制片厂送给我、阮斐、应云卫等人每人一份解雇通知书。并当众宣布我们几人被解雇了!我们几个人接过来看都没看,一边当场撕了解雇通知书,一边笑着说:“我们早已不在你们那儿领工资了!到底谁辞了谁大概还没有搞清楚吧?!”引来后台一阵哄笑…………。
  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总理为了支持我们,每当剧艺社上演新戏时,就带新华日报社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到场看戏。有的戏甚至每次复演都来看,看到精彩之处还带头鼓掌。戏散了,总理还到后台来,象老朋友一样与正在卸妆的演员拉家常,细致地关心大家的生活、工作并和大家谈一些国内外的形势,给我们以鼓励与关怀,使我们斗志更加高昂。在总理的关怀下,我们的演出很成功,首演时卖座就纪录空前,久演不衰,观众人数创当时话剧的空前高纪录。也不知何时,在我们中间无形中形成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们这些人每排一出戏或要接什么角色,只要总理点头我们就去于,反之坚决不去。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教育、组织群众,剧艺社不仅在当时的“陪部”重庆演,还多次到成都、内江、自流井等地巡回演出。为大后方的团结抗日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日寇投降后,在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期间,为了配合形势,我与王瑞麟(曾任长春市副市长、长影厂第一任副厂长兼厂务主任)商量后,剧团第六次复演了《天》剧。当敬爱的总理在国民党的张治中先生陪同下来到抗建堂剧场再度观看此剧时,观众发现了总理、张先生自动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迎,表达了全体演职员与观众一致呼吁不要打内战的真正心声!应该说:在总理亲自关怀支持下成立的中华剧艺社,在这一重大历史时期,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组织群众坚持抗日,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但每每想起总理与邓大姐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总是感到温暖和幸福。
  我们婚后不久,由于营养不良与长期的疲劳导致了阮斐患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病,大口大口地吐血。总理得知后不仅见面时间长问短多方关照,还多次派秘书徐冰同志(建国后曾任统战部副部长)亲临病床前探望。在病情严重时,为避开重庆雾季与白色恐怖,经地下党组织安排阮斐回到了上海家中养病。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有一天,总理鉴于政治与军事形势危机,得知日寇马上要全面攻占上海时,让人通知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新华日报馆二楼。当我赶到那里时,周总理顾不上寒暄,开门见山地嘱我火速启程把阮斐接出即将沦陷的地区,并对我往返旅途作出详尽周密的安排。我按照总理制订的时间表,日夜兼程接出了阮斐。同时,一批剧团家属也随阮斐转移到了重庆。回来的途中我们前脚刚离开金华,金华就沦陷了,进攻金华的日寇飞机一直追着我们乘坐的火车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余悸未消呢!我们的二儿子项智力出生时,总理亲派秘书张颖同志前往宽仁妇产医院看望,知道阮斐肺病无法自己喂奶。还专门送去了当时紧缺的炼乳。红糖等营养品及鲜花,并作了细致具体的关怀。阮裴出院后,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时,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为避免国民党对我们的注意与迫害,又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名义邀请我们夫妇到苏联大使馆与他们晤面。当我们来到苏联大使馆(现人民医院)院内主楼前,见总理与邓大姐早在台阶上等候了。寒暄后,总理与我一旁说话,邓大姐双手紧握着阮斐的手关心地询问她和孩子的近况并对她产后和治疗肺病要注意的事项逐条给予了关怀和叮嘱。在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地下党又通过司徒慧敏给我和阮斐两人发了周总理亲笔请柬(当日接见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共六人),把我们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里与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见面。上午在“八办”会客室里我们聆听了毛主席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与我党方针的精辟论述,晚上大家一起座谈了重庆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现实状况与工作特性……。在那里,周总理与大家一起共进了午、晚餐。席上总理还风趣地告诉我们:“大家请放心吃吧,这里的菜全是我们办事处同志们自己种的!”当时“八办”外,巷子里全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有的化妆成焊洋铁壶的,有的扮成卖香烟瓜子的,还有的化妆成卖麻糖、椒盐花生,炒米糖开水的……挤满了整条巷子,进出“八办”的人全被拍下照片来,当时要不是我已被报刊杂志誉为大后方的“话剧皇帝”,有很大的社会影响的话,恐怕那时也早遭国民党特务暗算了。会见结束了,为防意外,总理考虑非常细致,由他亲自指挥用他仅有的一辆汽车把我们男女六人分二批在雷雨交加的夜幕掩护下安全送返了各自的驻地。
  上海解放后,我是天马电影厂第一任演员部主任兼工会主席,全上海市的优秀工会工作者、劳动模范。当上海庆祝《鲁迅纪念馆》落成时,我主演了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饰演阿Q一角,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市。不久,在一次见面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你该把重庆时的一些好戏再拿出来给大家好好演一演,也好给青年演员们做个示范嘛!”我笑着说:“我老了,一些戏又演又杀又武刀斗剑的,我怕演不动了。”总理当时转向大家放大声音风趣他说:“你们大家说项堃同志老了吗?我看不老嘛!”望着总理那充满信任鼓舞与期望的眼神,谁又能拒绝呢?在大家一片欢笑声中,我高兴地答应了总理,一定好好为培养新中国的年青演员们多做贡献!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被错划成了右派。当了二十二年“摘帽右派”。多种因素造成了我主动断绝了与总理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对这样残酷的事实自己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心里自然更不愿给总理以拖累。直到一九六二年,我这个当时全国仅有的重返银幕的“摘帽右派”,在临时借来参加拍摄故事片《停战以后》时,当总理与陈毅、贺龙、叶剑英元帅同来北影厂审查样片时,才又得知了我的下落。当时总理没能见到我(其实是我内心很矛盾,当了“右派”后,不知如何再见总理……而故意没见的),就通过该片导演成荫同志转达问候,他一边称赞我的戏仍然演得那么好,一边动情他说:“我打听了他好几年了,听说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从样片里看到他很瘦很虚弱,你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身体,一定要让他恢复健康……”(当时我被打成“右派”后,一九五九年一月举家被赶出上海,我到山东去接受劳动改造。正赶上全国渡灾荒,山东又是重灾区,生活异常艰苦,以至一年中三次肺炎差点送了命)那次我是带着病参加拍戏的。当时总理通过成荫对我和全家表示了真诚的关心,并对全家五口人逐个做了细致的了解和询问。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百忙中仍没忘了我和全家,对我的坎坷经历表现出了如此深情的关怀,听着听着,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随后不久,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通过彭真同志亲笔致函山东省委,将我们全家迁入北京,我才得以正式重返了电影界。
  十年浩劫中,因无故地批斗、打骂、非人的折磨,导致我整个人几乎全面崩溃,使我原本很严重的神精官能症发展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面对我当时那吓人的病情,“革命造反派们”三次被迫把我送到了当时的红卫医院(即现安定医院)看精神科。是敬爱的周总理又一次在危急关头挽救了我们全家,挽救了我本人。当时我被内定为“六厂二校”经验中所谓的“从严典型”,准备报批后,第二夭要戴上脚镣手铐送往秦城监狱的。整我的重点正是我庄重庆这一阶段历史。我的三个孩子也因我而受株连。几个单位的工、军宣队串连起来,我和三个孩子纷纷在各自的单位挨批斗,被办专政学习班,其中老大和者三还先后被戴上了“专政对象”的帽子……,全家人人自危,苦不堪言!整我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幸好总理亲自过日,当时不但没有批准,相反还做了明确的具体批示,以至工、军宣队紧急开会,第二天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我一口一个:“你要好好感谢党!”“好好感谢中央首长的关怀!”并马上宣布我被“解放”。一夜之间,做梦都不敢相信的奇迹出现了——我竟成了“从宽典型”!
  我们全家的几十年来虽然备受波折坎坷,但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通过总理体现出辛的党的政策在时时关怀、保护着我们,才有了我们这个完整的家和我们全家人的今天啊!是历史把我们一家与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永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敬爱的总理离开人世的噩耗传来时,真似一声晴天霹雳。我和老伴阮斐在七口人十平米的斗室里哭昏了过去,几个孩子也都哭肿了双眼。当时,由于“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们时刻都狠狠地盯着我们,在总理追悼会那天,我和老伴只能在二儿子项智力的陪同下,趁着夜幕降临天色昏暗时偷偷骑自行车跑到西单,为总理送行。春寒中的十里长街,挤满了自动前来为总理送行的人们。我们三人怎么也找不到可以挤到前排去的机会,最后我们只好沿着人海的“墙”,跑到稍微宽敞些的民族文化宫门口西侧,找了个前排几个人个儿都不高的地方,等候良久。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人群中一片哭泣,突然东边的人群中有许多人追着灵车跑来挤到了我们前面,一下子啥也看不见了。急中生智,当年已六十一岁的我赶忙在智力的撑扶下,站到了自行车后座上,老伴紧紧抓着儿子的肩膀半骑半站在自行车横梁上,好看清楚点,再清楚点,最后看一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灵车来到了我们跟前,当时我们脑子几乎都空白了。除了悲泣外只知道使劲伸长脖子,穿过无数人的头顶使劲往灵车里看。当时也搞不清是人挤还是忘情,老两口差点失去了重心,从自行车上半摔半跳了下来。灵车继续缓缓向西开去了,周围留给我们的除了一片悲恸,就是一片昏天黑地。然而,隐约中使人感到人群中蕴藏着一股无法压抑、征服的内在爆炸力和总理用他那伟大坦荡的一生在人们心中所激发的巨大凝聚力。面对这些,我突然感到热血在我胸中涌动,使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清明节来了,尽管“上面”三令五申严厉封锁,全家还是派儿子项智力去了天安门。在英雄纪念碑前给总理献上了一束自制的白花。低声地问总理倾述了全家人的心愿井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回来后,他把看到感受到的那感人心魄的一切告诉了我们,不料他这一去差点又成了全家挨整的把柄。有人在会上检举揭发:“项智力去了天安门!……”一时间又上窜下跳嚷着要揪智力的后台——我。眼看大祸又要临头,全家人只能围挤在十平米小屋内,压低了嗓门商量如何订立攻守同盟以渡雄关……
  春雷一声:“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在欢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锣鼓声中,我和老伴在中断了演艺工作十余年后,再次得以重返银幕。第一部戏便是我、老伴阮斐和儿子项智力三人一起拍摄主演的《生活的颤音》。影片拍出来了,送到中南海审查时,邓大姐高兴地一连看了两遍,不但对影片纪念四五运动悼念总理的主题、演员的表演、音乐、美工给予了明确的肯定。还关心地问到了我们全家。其中还特别问到了片中“韦立”的扮演者项智力是不是就是当年在重庆亲自抱过的在宽仁医院生的那个孩子?听说是时,邓大姐又详细询问了孩子项智力现在在哪个单位?搞什么工作?生活近况……并满心高兴地相约我们到了中南海总理和邓大姐的住所——“西花厅”去话旧。当邓大姐得知我们至今珍藏着毛主席当年去重庆谈判时总理给我们的亲笔请柬及总理和邓大姐当年为见我们以苏联大使彼得洛大名义出面邀请我们的请柬时,非常地高兴、珍惜。马上安排中南海机要局的老惠同志借去影印复制后,又还给了我们。在那刚刚渡过严冬的日子里,邓大姐的关怀就象一股暖流温暖了我们全家。拍完《生活的颤音》七天后,我们三人又满怀对总理的爱与缅怀之情,一同拍摄了纪念总理当年战斗在重庆的影片《山城雪》。回想起来,粉碎“四人帮”后那一年,竟成了我建国以来最高产的一年。当年六十三、六十四岁的我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一人拍电影演话剧(《于无声处》饰何是非)近十部。这工作量之大,连年轻高产的走红演员也望尘莫及啊!而这一切又都真正来源于我们一家人对敬爱的周总理发自内心的缅怀;来源于对总理的真情与热爱啊!
  要写要说的还大多大多,千言万语汇一句:敬爱的周总理您安息吧!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全身心地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不懈努力!
  借此纪念、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之际,我们全家也在此衷心祝愿敬爱的邓大姐健康!长寿!
  一九九二年春于北京



 
 

2007/09/10

总理与我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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