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我进西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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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一天,警卫局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周总理那里要你去工作,先去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正式调去。我听后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去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紧张的是,想起五年前我被调来警卫局开始培训时,老同志介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性格、嗜好、脾气的那些话。他讲到周恩来时,说总理办什么事都严肃、认真,在总理面前不能出一点纰漏。甚至于对你的一举一动,总理都可以看透你在想什么。
  那时我刚从山东调来北京做服务员,有些想不通。因为当时我从山东省公安干部学校毕业后,已是干部。后来幸福感、荣誉感占据了主导位置,想想贫困家庭出身的我,能有幸调来这北京城,进入红墙内多不容易,哪还管什么待遇。所以工作起来劲头很大,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完成好。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尽量把服务工作做得周到细致。当年还没有建成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宴请外国元首的国宴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重要外宾,也是在中南海。因此,我们服务工作的好坏,对国外也有一定影响。中央的很多会议都在中南海的颐年堂、勤政殿、怀仁堂、居仁堂、西楼大厅召开。所以对进入中南海人员的培训是极其严格的,在工作中要求则更严。我们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或小城市,见识不了广,知识面窄,工作起来确实有较大难度。干力气活我们个个都是强手,一个人可以扛起五把椅子,几十斤重的方桌一人扛起来就走。可为首长当服务员,干的都是细活,端茶、倒水、递个毛巾,活儿是轻便多了,可心里挺紧张。
  五年多来,我也曾接触过周总理。他对工作确实一丝不苟,在他身边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怀着这种既高兴又紧张的心情,我先来到警卫处接受培训,两个月后,即一九六一年七月,我被调到总理身边。
  我兴致勃勃快步行走在去西花厅的路上,当时我没有自行车,公家也没配备。因为按我当时的职别是不配交通工具的。十几分钟的路,我觉得太长了。虽然过去五年曾多次来过西花厅,但这次心情大不一样。见了总理说什么,见了邓大姐说什么,我无头绪地东想西想,边想边走进了卫士值班室。邓大姐的汽车司机纪书林等着我,他向我说明邓大姐去庐山养病,周总理准备从庐山回来去北戴河,由他和我先去北戴河,也就是先去做准备工作。
  八月六日,总理到北戴河,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书记处会议。卫士长成元功原先已向总理讲了我这个人的情况,所以见面后总理并不感陌生,说了声“我见过他”,接着问了我的一些身世。当年二十三岁的我,在总理面前还是个孩子。我没说更多的话,就开始工作。
  总理几乎是天天开会,约人谈话。我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只是看到他忙。事后,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国际形势、国内的粮食问题,还有军工生产和市场、物价、货币流通等问题。五天的时间,要开这样一个内容繁多的会,难怪他那样忙。八月十三日,总理离开北戴河,我没有随行,留下来做收尾工作。
  八月二十三日,总理去庐山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我先期上山,仍打前站。这是我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试用阶段。从庐山下来后,我即住进西花厅,从此我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三十多年。
  今天,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邓颖超大姐离开我们也八年多了,在他们身边工作的许多情景时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好似还在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
  为寄托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无限思念,我把在他们两位老人身边工作期间见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事情写出来,用这些故事和零碎的记述,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为研究他们提供一些素材。
  我是周恩来的卫士,是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一名警卫人员,由于工作环境和水平所限,不可能把周恩来这样一位伟人的功绩很好地表达出来,工作性质又决定了我只能接触一些事情的侧面,了解得非常有限。但是,本书所写到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2007/09/10

引言我进西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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