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眼中的周恩来精神  第一章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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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们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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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调到西花厅当周总理的卫士,邓大姐找我谈话。她拉着我的手说:“咱们并不面生嘛,你不是常来放映电影吗?”我说:“是的,那是我在业余时间学会的,机关培养多面手,我有时作为助手来放电影。”大姐问我,调到家里(指西花厅)工作愿意不愿意。我说:“愿意,就怕干不好。”大姐说:“总理的两个警卫员,一位送农村去锻炼了,一位在最近检查身体时,查出了毛病,暂不能工作,所以身边很需要人。这些情况成元功都向你讲了吧?总理很忙,需要你们在生活上多帮他。”我向大姐表示,一定要尽力工作,多多请教成元功同志,尽快熟悉工作环境。大姐鼓励我说:“只要用心,很快就会熟悉的。你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恩来同志当总理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你来这里工作也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我身体不好,也在工作,咱们只是工作分工不同,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大姐问我是党员吗?我说是预备党员。大姐说,预备党员也是党员,只是权利不同,党员标准和义务是一样的,要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时刻想着自己是一名党员,严格要求自己。
  邓大姐的一番谈话,使我有些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同志关系”,在以往的政治学习或党课教育时也都说过,但是,与邓大姐第一次谈话,她这样平易近人,令我从内心深处感动。以后几十年的相处,我真正看到她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她不让我们叫她“首长”,而叫她“大姐”,对她的话不能称“指示”;她有些事要我们去办,总是以商量的口气;我们谁要做错了事,她不是批评一顿,而是帮助分析原因,帮助提高。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为总理、大姐服务的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对他们平等待人的感受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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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要叫首长,不要说“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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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厨师、司机、服务员等。大家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相互之间都以姓名相称,平时很少叫职务。童小鹏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大家很少叫他童主任,都是叫他小鹏同志。这样相互的称呼,谁也不认为是不尊敬,反而觉得很亲切,缩短了部级、局级、处级干部与服务员、厨师之间的距离。大家相互支持,把围绕着总理的工作看成是一个整体。对周恩来总理,大家都习惯称呼“总理”,总理是不准许我们叫他“首长”的。有的同志初次见到总理,很习惯称呼“首长”,总理马上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
  总理交办的事,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准许冠以“指示”二字。不准用“指示”二字是很有道理的,“指示”是命令,命令是要执行的,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总理不把他说的话看成是“指示”、“命令”,是要让办事的人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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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邓大姐与警卫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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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大姐利用每天散步的时间,与身边的警卫战士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及家庭。凡是交谈过的战士,邓大姐都会记住他们的名字,是哪里人。在交谈中,她会发现战士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进而会想到如何帮助他们。
  那是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散步时,她走进了战士的值班室,桌子上摆着电话,房间没有钟表。大姐问战士:“有手表吗?”回答说没有。大姐说:“这样怎么能记录下办事的准确时间?很不方便吧?”于是叫我们把她的一只座钟拿了过来,作为值班室的公用钟。
  她关心着战士们的政治生活。在那个年代,战士们是不可能买收音机的,不像现在,人们都可以有半导体收音机,随时可听到广播。大姐知道后,把自己的一架收音机送给了中队的战士们,并说:“这是供你们听新闻的,每天要了解国家大事。这收音机就不要摆在值班室了,影响值班,要摆在学习室。”中队的领导开始不好意思要,邓大姐看着他为难的样子就说,所有权归她,使用权归中队。就这样,这架收音机实际上一直由战士们使用。今天,中队已把邓大姐送给的钟表、收音机等,摆放在革命传统教育室,教育新、老战士,不忘老一代领导人的关心。邓大姐看到战士们在酷暑下站哨,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千元给战士们买些消暑的汽水,又叫我们给一个中队食堂送去五百元钱,作为伙食补助。邓大姐看到在她周围出现的事,马上就想到别人会有什么困难,主动去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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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要有群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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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民大会堂建于一九五九年,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仅用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起这样一座宏伟的庞然大物,为世人瞩目。使用的结果更加证明,其设计是科学的。其中万人礼堂和可容纳五千人就座的宴会厅,更是使人望而敬之,宴会厅的附属建筑是两个角的休息室,分别为上海厅、北京厅和东、西厨房。在上海厅和北京厅的一旁,各有一个可供几十人同时使用的厕所,这是为在宴会厅搞大型活动而设计的,也曾发挥了它的作用。群英会,就是八千人在宴会厅同时用餐,两个这样的厕所人们还要排队。可见当时的设计师是费了心思的,不然的话,人们会为上厕所犯难的。
  有一次总理到大会堂的上海厅会客。去厕所时发现厕所比原来小了许多,被割去了一大块另作它用。总理问当时大会堂的一位负责人,是谁的主意?了解不了解为什么当时修这样一个大的厕所?你们割去的那一块干什么用了?那位负责人只听不说。总理看他很为难的样子,肯定地说:不是你们决定的,你们也不敢轻易地改建。不过,你们想想看,如果开会或宴会,休息时间只有十几分钟,几千人有几百人会上厕所,怎么办?当时的设计是有根据的,设计师很有经验。你们做事要讲科学,要有群众观点。最后总理说,已经割开了,花了钱,不要因他一过问,再恢复原样,浪费国家财产。这时候,那位负责人和我们这些人才松了一口气,那位负责人说了一声:“我们接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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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要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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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到周总理身边工作不久,一天,周总理正在办公,办公桌的对面坐着秘书戚剑南。总理和秘书集中精力办公,天色渐暗,我去开办公桌旁的台灯,灯不亮。台灯是落地式的,我顺手把灯转向办公桌的一侧,经查看是接触不好。我拿了一支毛笔去捅,不小心,连电了,顿时火花四溅。总理和戚剑南吓了一跳。周总理摘下眼镜,停下手中的工作,对我喊了起来:“小高,你怎么搞的?”我更吓坏了,说是想修一下灯。“修灯你为什么不断电源?你不懂科学,应该请电工师傅来修。”周总理转脸问戚剑南电着了没有,戚秘书说是吓了一跳。总理更火了:“出了人命怎么办?你简直是胡闹!”我不敢出声,呆站在那里。总理让成元功请来电工师傅把台灯修好了。
  事情是过去了,可我害怕,心一直不能平静,这天值班,干什么事都很不自然。邓大姐劝我说,以后办事小心点,不要粗心,不要瞎干,要像总理批评的那样,要学科学。这一整天,总理也看出我那不自然的表情,晚上睡觉前,总理说:“你这个山东人,直爽是优点,蛮干可不行呀,今天的事差一点闯了大祸。把戚剑南电坏了怎么办。你要总结一下,一定要细心。”我内疚地说:“今天这事我的错太大了。如果电着了你,我可是罪大了。”总理很平静地说:“出了人命那是件大事,今天的事就过去了,你也不要想得太多,以后做什么事都要想想后果。”我发誓:“总理,你放心。我会把这事记一辈子,永不会再犯这样的错。”“那好,别再绷着脸了,关灯吧,睡觉了。”
  我轻轻地走出他的卧室,关上门,回到值班室,毫无睡意。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教训,深刻的教训,我想了很多,后怕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若不是总理的一番谈话,我真的无脸面在这里工作下去了。我暗下决心,如果领导不调我离开,我定会接受这次教训,把今后的工作做好,照顾好总理,不能叫总理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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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自费药要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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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门有个规定,有些滋补药要自费。总理知道了这个规定就对保健医生说:“规定的自费药,我要交钱。”总理的保健民生卞志强听了有些为难,觉得总理用这种药的量很少,有时候是中医大夫看病处方时放一点。总理说,他和邓大姐两个人总是会用一些滋补药的,请药房的同志麻烦一点,计上账,每月清算一次,一定要付款,不能违反规定,占公家的便宜。总理特别交待卞大夫:交钱的事不要宣扬,他和邓大姐的工资用不完,对其他领导同志要灵活一点,有的同志家里人口多,全部付钱可能会有困难,就可以少交或不交,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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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两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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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吃饭时,总是坚持两菜一汤,即一荤一素一汤。荤菜主要是鱼、肉,太高档的海鲜、珍品他不准做。他的这个习惯,慢慢地成为一个规定。不论是在家还是离京去外地,都是这样吃。主食的品种也较多样,每月总要吃一二次玉米面饼子。两菜一汤的规定在北京容易做到,到外地执行,还是要费一番周折的。排除周总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因素,作为外地的客人,一荤一素摆在桌上,地方上搞接待的同志都觉得过意不去。有一次去广州,接待人员经与我们商量,多给总理搞了一个菜,其理由是总理多年在北京吃饭,广州的饭菜口味不一定合适,搞三菜一汤,请总理选着吃。当然,他们也是出于对总理的一片爱心,招待人员总是想让首长多吃、吃好。我们事先也没向总理报告,吃饭时就多上了一个菜。总理一看就问怎么回事。我们就把用意向总理说了。总理听后笑了笑,也没说什么。等他吃完饭,我们过去一看,有一个荤菜原样没动。我问总理:“那个菜是不是不好吃?”总理说:“广州的菜我很喜欢吃,你看那两个菜我几乎吃光了,这剩下的菜也很好,留下来下顿吃,再配一个素菜就可以了。”就这样,周总理只要是一人单独吃饭,都是坚持两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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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刮胡子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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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知道,总理的胡子很浓,特别是理发师傅,碰上总理刮脸,都有点紧张。总理的胡子,天天刮,多数时候是他自己刮。刮胡子刀片是一九五四年去日内瓦时带回来的,比较锋利,每片可用三五次。几年后,带来的刀片快用完了,当时的国产刀片确实刮不动总理的胡子,总理说用过的刀片不要丢,拿去磨一磨再用。我们听后觉得是个新鲜事,还没听说哪里能磨刮脸刀片。总理叫我们去找北京饭店的朱建华师傅,朱师傅是专为中央领导人理发的。我们向朱师傅说明来意。他接过刀片,笑着说,这是谁的主意,他连想都没想过,别说磨了。我们说是总理交待的,他只好答应试一下,磨过的刀片,我们先试了一下,觉得比不磨是好点,能不能刮下总理的胡子还要给总理自己试。总理用后说,还可以,只是不如新的快。没有刀片了,总理去北京饭店或养蜂夹道俱乐部刮脸的次数多了。这样为刮胡子,每天要浪费很多时间,有时候还要早起床,减少睡觉。有一次,我们见到李强,他当时是外贸部副部长。我们向他提起总理用的刀片的事,请他在国外买一些,我们付人民币。李强答应用他的出国零用钱为总理买一些。我们当然就不客气了。待刀片买回来后,我们先给大姐说了这事,大姐表示同意,她说应事先报告总理,我们说如果先报告,他一定不允许,请大姐帮我们说句话。我们把刀片给总理用的同时,说明了情况。果然,总理怪我们没事先问他,并批评说不应该用外汇在国外买。我们解释说,在北京到处去找也没买到,所以才找李强帮助买回来的。邓大姐知道我们在过关,对总理说我们是好意,事先向你报告,你不会同意。你也确实需要,你那个胡子,一般刀片又刮不动。就这样吧,问一下李强花了多少钱,补给他人民币就算了,以后不要这样做。总理听后说,我就知道你们要搬大姐来。一定要把钱交给李强同志。
  后来见到李强,总理还当面谢过,李强会意地马上说:“他们已付给我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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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杯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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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周总理去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临上车时,总理转身对我说:“在中南海开会,你不要跟去了,在家学习吧,有老杨(指司机杨金明)就行了。”
  总理乘车一走,我马上给会场工作人员打电话,请他们照顾一下,并请服务员给总理备一杯茶水,茶钱以后付。这是我自来总理身边当警卫员,第一次没跟他出去,人虽在家,心已跑到会场,老是惦念着总理。
  总理开会回来,已过了吃饭的时间。刚吃上饭,他就把我叫去,问我:“今天开会我喝的茶是哪里的?”
  “是我叫服务员给你的。”
  “钱给了吗?”
  “已叫服务员记账了,下次一块给。”
  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现在已经规定,中央开会不招待茶,今天的茶可以不给我要,我一次不喝茶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会场也没卖茶。”我一时没有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意思,说:“您昨晚睡得那么少,喝点茶,可以提提精神。”总理放下手中的筷子,加重语气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暂时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很艰苦,我少喝一杯茶又算什么?”我此时才觉察到今天的事不单是一杯茶的问题了。
  邓大姐坐在饭桌旁,看出我有点紧张,就对总理解释说:“小高来咱家不久,对你的情况还没完全了解,不要批评吧。”总理忙说:“就是因为他刚来,我要告诉他,并不是批评他,是提醒他注意。”
  我看着总理严肃的面孔,又紧张又内疚,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过了一会,总理接着说:“我给你们规定几条,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在我这里工作,为我办事,要先征得我的同意;要把你们和我联系起来;要和我的职位联系起来;要和政治联系起来;要和全国人民联系起来,要时刻想到六亿人民。”
  我马上向总理表示,把他的这些指示向党支部全体同志传达,今后一定注意。总理立即说:“我不是什么指示,不过是帮助你们认识这个问题就是了。”
  我把总理的一番谈话,向卫士长成元功报告了。他马上组织我们座谈,规定了在北京开会和离京去外地都自带茶叶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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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生活上尽量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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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服务员都是尽全部精力把事情想得细致、周到些,做得全面些,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虽然每天接触的是周恩来总理,但也是为人民服务,使总理多一点时间去想国家大事、人民的大事。周总理总是从他个人角度去想,他多次对我们说,他能做的事,不要帮他,生活上的事,尽量自理。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洗脸用的毛巾,他都是自己清洗;刮脸用的刀架刀片,使用后自己洗干净;办公桌上的铅笔、毛笔、放大镜、文件用完后都是自己整理;离开办公室时,坐过的椅子也要摆好,最后还要环顾一下,才离开。
  到外边开会,见首长到来,守在会场门口的服务人员会及早把门打开,有时两扇大门同时开。周总理见此情况多次讲过,要内外有别,对外宾可以这样,显得很排场,对他就没必要了,开一扇门就可以进去,特别是冬天,两门大开,影响室内温度。人们的习惯做法很难改变,总理说他自己可以开门,这样还可以锻炼一下,不然,以后手都不会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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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一箱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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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是一种热带产的水果,我国早先很少种植。后来引进优良品种试种成功,当今我国的海南、广东、福建、云南等省已大量生产。记得是在云南刚试种时,听说已有芒果,但没见到。有一次,警卫局的一位同志随某领导去昆明,回来时,云南省的领导托他给总理和邓大姐带回一箱芒果,共二十几个。邓大姐看到这些芒果后,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先问明是怎么来的,交钱了没有?总理是否知道等。我们如实讲了,说明还没向总理报告。大姐说,先别动,怎么处理,等给总理说了再办。邓大姐亲自向总理说了这芒果的事,总理叫大姐把警卫局的那位同志请来,当面交待。该同志已知道为什么叫他来,心里有点紧张。大姐对他说:“这事不能怪你,因为你不知道我和总理的习惯。还要麻烦你,亲自处理这件事。”大姐叫找出《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规定》,这个规定正在讨论还没作为正式文件下发。邓大姐叫我们交给那位同志一百元钱和一份中央的《规定》,请他一并寄到云南去。他拿着一百元钱发愁,说这芒果统共不值十元钱,寄这么多钱怎么办。邓大姐说:“这是我和总理商定的,就是要多寄钱,叫他们记住这件事,有点压力,以后他们就不会随便送东西了。”邓大姐握着那位同志的手说,“还要麻烦你把这件事办完,因为是水果,所以不能送回去,送回去会烂了,如果是别的东西,我会让你原样退回。”警卫局那位同志说:“我一定接受教训,以后再不会受托带东西了。”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元宵节前,我们接到一个省送来的一篓土特产,打开后一看,内有元宵面、馅、小吃、糖果、小菜等食品。我们原样装进,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先问是怎么来的?是送的?还是买的?我们说内有一封信,是送大姐节日用的。大姐很严厉地说,他们还来这一套,拿公家的东西送礼,不能助长这种作风,从哪里来的退回哪里去。我们遵照大姐说的办了,并请主管部门买下,把钱寄给那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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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和总理打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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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比赛,中国队获得男、女单打第一名,庄则栋、丘钟惠名扬世界,中国乒乓健儿从此为世界所瞩目。就是这次比赛结束后,周总理热情地接见了运动员代表和体委的负责同志。荣高棠和国家体委的同志把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争夺团体冠军赛的那张乒乓球台送给周总理,以表达他们对总理的敬仰,也是对总理关心、支持体育事业的感谢。周总理对他们表示心领了,但不能收下这乒乓球台。后来,体委的同志请总理办公室人员一起做工作,说这台子不只是给总理的,而是送给办公室的全体同志打球用的。总理这才破例地接受了这份特殊的礼物,把它摆在他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陈毅原在这里办公,担任外交部长以后,这房子就空起来了,所以正好摆放乒乓台。我们把这房子叫乒乓房。有了这张乒乓台子,周总理打乒乓球的机会就多起来了。办公时间长了,利用打球来休息一下脑子;夜间办公很困了,又不能睡觉,打一下乒乓球可提提精神。秘书、警卫员、医生都陪他打过。因为他右臂不方便,我们的打法就适应他,多为他送球到右边,便于他抽、扣、吊。
  我和总理打乒乓球时先递球,后来从中摸索出一套适合总理锻炼的打法。如果总理是开会回来,他精神很好,我除递球任他扣、吊外,一有机会,也回敬他一个硬球;如果是办公中间休息时,我主要是把球供他右手,有时也送中线球,让他稍微挪动一下脚步,角度一定不能过大,以防摔跤;如果是夜间打乒乓,就要把球供到他最好的位置,使他不用挪步,就可较轻松地调动我左右奔跑。这样他就会很好地放松精神,达到休息的目的。
  总理打乒乓球和办事一样认真,每打一球,他都很用力气,善用技巧,调动我们左右奔跑。谁胜谁负他却不计较,只是为达到休息一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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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周总理为我们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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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每一位服务员、警卫员,都喜欢打乒乓球,水平高低不均,但打起球来都很认真,往往是汗流浃背才肯歇手。时间久了,每个人的水平都有提高,有的还和当年的世界乒乓名将庄则栋、徐寅生对打过。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人提议办公室的同志搞一次乒乓球赛,由童小鹏主办,开始实行循环赛,胜者进入复赛,再进入决赛。乒乓赛的事让周总理知道了,他要观看我们的冠亚军赛,还请邓大姐为冠军准备了一份奖品,总理要为冠军发奖。我们的决赛安排在总理有空闲的一个下午,是由我和王甲芝争夺冠军。按技术水平,我打不过王甲芝,这也是办公室多数同志的估计。总理也比较熟悉我俩的水平。开始比赛我很紧张,很少进攻,只是防守,第一局很快就被王甲芝吃掉了。这一输,我也不紧张了。第二局一开始,我还是以守对攻,王甲芝要胜我一球需扣杀好几板,他的体力已有些不支了。观看的人有的就喊:“小高的战术是拼体力,王甲芝你别上当。”这一喊倒提醒了我,我索性以放高球和左右吊球的战术拿下后两局。总理说,小高的技术没有王甲芝高,他是用体力拼出来的,今天的奖品不能只有一份,应给他们二人发奖。邓大姐又拿出一套小的酒具,周总理把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一个带有克里姆林宫图案的温度计发给我,作为第一名的奖品,那套酒具发给了王甲芝。
  周总理兴致很高,让我们在乒乓台上摆上了几盘杏仁、花生米,拿来了茅台酒,为乒乓球赛的圆满结束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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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总理叫我们下基层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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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周总理约卫士长成元功和卫士张树迎、乔金旺和我谈话,事先我们都不知要谈什么。总理对我们说:“你们四个人在我这里,除小高的时间短一些,你们三个都比较长了。成元功、乔金旺进城后,都到公安学院学习过文化,多年来都是脱离基层。参军后,经历过战争,但都没打过仗,还需要下去锻炼,多接触群众,提高一下你们的工作能力。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分期下去,用三年的时间轮完,每人九个月。”总理看了看我们接着说,“小高年纪轻,可以先下去,一下到部队,和战士们在一块。你们三位下农村或工厂,具体工作请童小鹏、许明同志安排。”总理还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我们四个人一致表示,听从总理安排,下去好好锻炼。总理听后很高兴。
  经西花厅党支部研究,决定先叫我下连队锻炼。开始选的地点是去福州军区,由军区再安排下到连队,后来因为总理原先的警卫科长龙飞虎是福州军区副司令,怕他安排上有所照顾,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不利保密,因而改为济南军区的长岛要塞守备区。向总理报告了这个安排,总理很满意。我本打算九月底就去,后来总理说,这样下去不行,部队的常识太少,推迟两个星期再去,利用这个时间,学学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从思想上作些准备。
  临走前,我向总理告别。总理对我说:“到连队,要做好思想准备,不同于在机关。要过生活关、身体关、纪律关、思想关。”并指出,“要严格保密,不要说是从我这里去的,就说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在连队只能当兵,不能当干部,有什么情况,可以写信。”十月二十二日,我离开西花厅,离开总理、大姐,开始了连队生活。
  我直接去济南军区长岛守备区报到,被分配到长岛要塞守备区北长山守备师侦察排二班当战士。全排我年岁最大,战士们都叫我老高。我虽然天天刮胡子,也不能缩小与他们的年龄差距。肩扛列兵军衔确实与我的年龄不相称,像一个老兵。又白又胖的我站在队伍里与其他战士显得很不协调,紧张的训练使我体会到总理讲的首先过好那“四关”,是多么的实际。总理虽身居高位,可他对基层是那样的熟悉。我更加领会总理叫我们下来锻炼的重要含义。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快过春节了,守备区侦察科长叫我回京执行任务。我马上意识到是对我照顾,会不会是叫我完成任务后,过了春节再回来。我当时提出,能否改派别人去。这位科长说:“任务急,别人对北京情况不熟,这是已经决定的事,要服从命令。”我接受了任务,第二天就启程回北京。
  到了北京,我用一天时间完成了任务。晚上,我去看总理、大姐。他们看到我又黑又壮的样子,满意地说:“看样子已经过了生活和身体关。”我向他们汇报了在部队的生活。当我反映连队的政治学习条件差,全排只有一份《解放军报》,全班只有一份《前卫报》时,大姐马上叫我把她的一些杂志、报纸带回连队给同志们看。总理问我什么时间回去,我说已买好车票,明天就走,赶回连队,和战友们一起过春节。总理高兴地对我说:“这就对了,应该回去过春节。”他用劲握着我的手又说:“欢送你,几个月的部队生活你已有了收获,要注意,思想锻炼是个长期的过程,再过几个月还会有收获。”
  我于大年三十前一天赶回连队,和我们排的战友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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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买票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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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戏买票,吃饭交钱,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能去哪个戏院看戏,去哪个饭店吃饭,是剧团领导、饭店经理求之不得的喜事,还谈得上买票吗?他们会记住领导人光临的日子,把领导的每一句话记下来,作为教育全体职员的教材。更有甚者,把那一天作为纪念日,每年、每五年、每十年都会大大地纪念一番。这样既可以提高知名度,又可以鼓励单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领导人买票入场,在平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他去公开演出的剧场看戏都交待我们买票入场。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总理的工作、生活比较有规律,晚饭后,有时可以抽出点时间,去剧院看看节目。所以,我们也就养成了一个工作制度,把《北京日报》上登出的各剧场的节目,都搞清楚,主要以京剧为主,像马连良、谭富英、赵燕侠等老演员,年轻的演员像张学津、杨秋玲、王晶华等;把演出的内容、时间,都打听好。对于总理比较喜欢的段子,我们就把当晚演出的开场和散场时间掌握好,当总理问时,会及时回答。随总理去看节目,通常是卫士长成元功和卫士一人。成元功调离后,只有卫士一人陪总理。中央警卫局先去二人。总理说,这几张票钱由他付,我们只好照办。
  时间久了,总理到剧场发现有几位熟悉的面孔。他们是公安局的干部,负责场内安全的。总理问我们:“每次来看戏,市公安局派多少人?他们的票钱也应由我出。”我们对总理说,来多少人不知道,但是要总理自己出钱,不合理,保卫你的安全是他们的工作,再说,你也付不起那些钱。总理听后觉得有一定道理,仍然坚持警卫局派去的人票钱由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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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因私用车要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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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对自己有个规定,凡是因私用车,都要按公里付钱。他的“私”,是指去看戏(包括文艺部门请他去看戏),到医院看病人和去理发店理发、刮脸。去公园散步,更属此例了。这些规定当然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掌握执行,由司机杨金明结算里程。具体执行起来却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是计算的方法与总理的想法不同。如去东郊首都机场接客人,途经北京饭店理发或刮脸,总理要把由家到饭店这一段作为因私,我们认为只有专程去理发才算因私。这样计算起来就不一致。当然总理不会亲自过问每月的公里数,更不会计较付钱多少,但是他总是要多付钱。我们对这种做法觉得并不合理,司机也觉得不好办。最后经总理同意,采取每月固定交二十元钱。当年警卫局规定,内部用车每公里五分钱。这样,总理每月交四百公里的用车费,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谓因私用车公里数,因为他每月不过去饭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二次戏,最后几年他很少看戏。我们一直按这个制度坚持付钱,直到一九七四年周总理住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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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上海的“四一四”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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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光毛巾问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周总理仍然喜欢用上海产的“四一四”毛巾。这可以说是中国毛巾的老牌子,质地比较软,擦脸比较舒服。总理的洗脸池旁的毛巾架上,通常摆两条毛巾,一条是湿用,一条是擦干用。每天服务员搞卫生时都要洗一下,每周再用开水煮一下,这样可以达到消毒的目的。这煮的办法还是卫士长成元功从延安时期延续到进北京城的法子。在延安时期没有消毒液,只有煮。有一次,服务员正在洗毛巾,周总理看到了,问多长时间洗一次,服务员如实回答。总理说,他洗脸时,已用肥皂洗过了,不会脏,不要天天洗,一周洗两次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约肥皂,也不至于把毛巾洗硬,坏得快,以后就照他说的办了。可毛巾这纯棉制品,用久了也会发硬,破了就得换一条新的。换新毛巾,也比较费劲,要经总理本人同意才能换。毛巾多是中间先破,总理叫把毛巾从中间破处剪开,重新缝合起来再用。就这样,一条毛巾可当两条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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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节约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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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举国浮夸成风,粮食的产量脱口而出,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的消息不断以报喜的形式传出,待收割的麦子上站立着天真孩子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时,还有谁能不相信呢?还有谁敢怀疑这虚报的产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当时很时髦的口号,也就是说你想叫这地里产多少,就说多少;谁说的产量多,谁就是“敢想敢干”的模范。在这样的大气候下,种地的农民不敢说话,社队干部不说真话,上报的数字多为空话。人们被这虚伪的现象搞昏了头,这泡沫数字搞乱了国家的计划,“大跃进”、大锅饭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说实话,这年的粮食的确丰产,但没能丰收,大量的粮食烂在了地里,国家是按照虚报的数字收购粮食的,以致造成征购过头粮,加重了社员负担。由于口粮减少,大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被“大跃进”冲昏了头脑的全国上上下下,也饱尝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自然灾害之苦。周恩来身为一国总理,他要对全国六亿人民负责任,他操心人民的吃饭问题。他亲自核实各个省的粮食销存数字,亲自调拨粮食,保证产业工人的口粮,支援粮食奇缺地区人民的用粮。节约用粮是总理在大会、小会上不断讲的内容。
  粮食不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全局。总理号召全民节约粮食,以支援缺粮地区。他自己带头减少口粮定量,个人口粮是凭购粮卡供应的,总理把自己的定量由原来每月二十七斤减至十五斤,邓大姐的由原来的二十五斤减至十三斤。两人每月共计二十八斤。二十八斤粮食对今天的两口之家已不少了,人们会认为对周总理、邓颖超两位领导人来说更不算少。人们进食的多少,主、副食是相对的,今天,生活水平提高了,副食多了,主食自然就少。而当时市场供应全面紧缺,市场上可以说看不到鱼,肉是凭票供应的。北京市民每月每人半斤肉、二两糖。国家领导人不限这个数,但也凭本供应,不能任意选购。周总理给自己作出规定:要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菜。我们了解总理的脾气,他说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给他吃,不然他会严厉地批评,会一口不吃地退回,结果更不好。不如听他的,全面减少。在那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周总理没有吃过他喜爱吃的蹄髈。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总理、邓大姐的主食比以往吃得多了,还一再嘱咐每月的粮食不能超过定量。经我们卫士组研究,二十八斤粮是可以保证他们二人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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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四菜一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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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用餐“四菜一汤”的规定是总理亲自下达的。那是一九六○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总理规定了用长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在当时来讲,就是鱼、肉、蔬菜之类的,而不会有现在宴席上的生猛海鲜美味佳肴。
  人们会问,这样的小事总理也要亲自过问,是不是有点事无巨细?回答是否定的。在那吃大锅饭的年代,在人们对粮食紧缺的实情还认识不到的情况下,不是由周总理亲自下令,是难以行得通的。周总理说了就办,国务院的各种会议,需要用餐都是执行这个规定。
  国务院开会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烩菜,其主要成分是大白菜、粉条、豆腐、排骨之类,桌上再摆几碟小菜,这小菜多为泡菜、酱菜、青椒之类。
  会务处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粮票和钱,规定每人每餐三两粮票、四角钱。
  开会用茶,每杯一角钱。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规定开会不招待茶水,喝茶自带。执行一段时间,觉得不方便,于是,由会场备茶叶,饮用一杯一角钱。所以会场服务员在向首长们倒水时,先问是否要茶叶。要喝茶的,有的当面把钱交给服务员,开会时忘记带钱的,由服务员记账,下次补交。这个制度执行起来是很坚决的。总理每次出去开会,我们要么带茶叶,要么到会场买。有的领导同志来开会的次数不多,所欠茶钱较长时间不能交来,就由招待单位发信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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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出差带上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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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每年离开北京去外地开会、视察或陪同外宾访问的次数很多,时间有长有短,长则几天、十几天,最短时当天返回。这样,日久天长,我们对外出已很习惯了,真可谓“提起皮包就出发”。
  一九六二年,有一次在上海,总理约见了几位党外人士,谈话结束后,总理留下他们吃饭。饭后,总理交待,这次是他请老朋友,要自己付饭费,不能用公家的钱,叫我们去付款。我们认为,他约见这几位朋友开会谈的是工作,吃饭中间谈的还是工作,怎么能自己付钱呢?我们只是这样想,谁也没对总理说什么,只是答应得慢了一些。总理看我们迟疑不定,叫我们当即付钱。我们解释稍微慢了一点的原因,是没带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向总理说,因这次时间较短,只带了伙食费,没带请客用的钱,让他们记上账,下次来了再补交。总理也没责备我们,当时就作了一条规定,以后出差,时间再短,也要带上三百元。
  再次到上海,总理还提醒我们交了上次的饭钱。以后,我们遵照周总理的规定,即使离开北京,当天返回,我们也带上三百元,以备急用。如果在外边呆的时间较长,或估计会有什么用项,我们还要多带一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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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两盏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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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夜间办公,灯光的亮度对他非常重要。为了适度,原有的一盏台灯装有三个灯泡,便于调整亮度。这种灯泡的度数较大,办公时间久了,灯下温度较高,特别到了夏天,有热烤的感觉,于是就想换一个日光灯。日光灯亮,不会太热。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如果去相关的工厂,他们会很高兴地接受这项任务,做出来的灯会更好。考虑到专门为周总理做一盏灯,要专门开模具,又不会大量生产推向市场,有点浪费,也不符合周总理的一贯思想。于是,请来了中南海机关的电工、铁工师傅。他们高兴地承担了这个任务,用已有的水管、铁皮加工焊接而成,刷上油漆,成为一盏落地台灯。总理试用一下说,做得不错,工艺水平不低,又快又省。
  我们看这盏台灯使用效果不错,又请他们为总理再做了一盏小一点的,便于挪动。一九七四年周总理住进医院,这盏小台灯,摆在了病房的办公桌上。它伴随着总理度过了最后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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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袜子天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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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总理买袜子,一次要买五六双,这样几双袜子轮流穿,时间会久一点,因为总理不喜欢穿新的。说实在话,总理与其他老年人一样喜欢穿松软一点的。新袜总是紧一点,硬一点,不如旧的舒服。可袜子总会穿破,特别是当年还很少有尼龙袜,大都是棉线袜。他那几双穿了多年的袜子,没有一双是完整的。破了,就让服务员补一下,后来是天天换,天天补。我们警卫员谁也不会补,就请服务员高云秀补。她手艺不错,织补后,几乎看不出来,总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为他买新的了。时间久了,总理也发现,他每天脱下的袜子都有破的洞,才同意我们去为他买几双新的。
  为给总理买袜子,我去了北京袜厂,照原有的尺寸定织了六双,是委托北京友谊商店的同志一同去办的。取袜时,工厂只收一元八角一双,是出厂价,友谊商店的同志与我们接触多了,知道总理的习惯,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行,要按市场价收。他说工厂没有照市场价收钱的做法。我说不管怎样做,一元八角一双我是不敢拿走的。他说,那就作为百货大楼进的货,照市场价交钱。于是我俩骑上自行车,由袜厂到百货大楼先按进价再转为零售价每双付三元六角,共交二十一元六角。总理穿上新袜子,问我多少钱一双。我把买袜子的经过说给他听,他听后满意地点点头:“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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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邓大姐给我们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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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我借下连队当兵回来前的空隙,请假回山东老家看望父母,这是我来北京工作八年里第一次回家。邓大姐知道后,一定要替我出路费。虽然我一再表示回家没困难,路费可以报销,但是她老人家坚持说:“你来中南海已八个年头没回家了,看望老人,要买些东西,这是常情,也是替我带去问候。你要是过意不去,那就算是路费吧,替国家节约,不用去报销了。”我只好收下这比我们两人月工资总数还多的一百元。这在当时确实不是个小数。
  一九六五年一次,邓大姐生病,除躺在床上静养外,还想着我们卫士组的工作人员,问了问他们两人的积蓄,算了算卫士组的人头,分析了各自的困难定出了一个“补助范围”。那就是在西花厅工作满五年的每人送一件需用的东西;卫士张树迎、乔金旺,服务员霍爱梅,司机纪书林,上下班没有自行车或是有的自行车破旧,每人送一辆自行车;司机杨金明没有手表,出车靠人叫或是用那块双铃马蹄表,给他买一块上海牌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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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打井浇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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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花厅院内有一水榭,我们也曾想在它周围的水池内放满水,但因长年失修,放的水很快就漏掉了。总理、邓大姐知道后,不准放水。我们看这块地空着,不如种点菜。大姐很支持我们于是就动手种上一些小白菜、豆角等。由于工作较忙,种上的菜管理不好,收不了多少。总理、邓大姐散步时走到这里,对着半荒芜的菜地,一针见血地说:“叫他们每人包一块,就不会这样了,谁种不好就看出来了,分片包干。”我们办公室的领导就照他们的交待办了。结果真灵,每人的一小块地种上了自己喜欢的菜,长势很好。我那一小块种的是葱。有次总理散步时,我主动对他说,那块葱是我种的。总理说:“不用你介绍我就知道那块地是你的,你这个山东人就会种大葱吧?”
  总理问我们用什么浇地,我说用自来水,总理说太浪费,你们种的菜还不够水费呢。他想叫我们去中南海打水浇菜,可又觉得太远了。周总理问我们,院内能不能打井,叫我们找大姐商量一下。大姐知道后很支持总理的意见,并交待说,打井所需用的钱由他们出。我们一听又是他们自己出钱,就借故拖了下来。到一九六五年,正逢北京较干旱,总理、邓大姐又提起了打井的事,我们知道拖不过去了,就请来了有关部门测量了一下,选准了地点,打出了一眼井,装上了手压机。打井的全部费用都是用总理和大姐的钱支付的。我们用打井挖出的土种了地瓜,收了几百斤,最大的一个地瓜重三斤多。总理、邓大姐看后很高兴,还吃了我们收获的地瓜。
  我们就用这井水浇灌着菜地。邓大姐有时还亲自去菜地拔草、摘菜。我们把较好的扁豆、丝瓜等请厨师做给他俩吃。邓大姐很认真地交待,给他们吃的菜要交钱。我们不同意她的意见,说打井用的钱能买多少菜呀!怎么还交钱呢?邓大姐说这是两回事,钱还是坚持交。我们看大姐这样坚决,商量出了妥善的办法,那就是,我们劳动种菜,邓大姐出钱买菜种,吃菜都不要交钱了。我们也没统计过,自打了这口井,能节约多少自来水。但是可以想象得出,总理、邓大姐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的事很多。为节约用电,他叫改电门开关,一个开关带一个灯,还让写个随手关灯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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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自费做出国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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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临时出国人员,出访时间在一个月之内可享受十元人民币的外汇补贴,以便到所访问的国家,买些纪念品。周总理考虑到国家外汇较紧,不叫我们为他领取这笔补贴,更不准使馆为他买东西。后来随着总理出访的全体人员,在每次出访前的工作会上,都表示学习总理的精神,不领取外汇零用钱,为国家节约了不少外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欧洲、亚洲十四个国家。出访的国家多,时间长,而且气候多变,我们商量后报总理同意,给他做了三套中山装。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资而不叫领出国补贴。内衣不准许做新的,说是内衣旧一点,穿在里面没关系。我们选了几件较好的衬衣,两套睡衣,其中一套已补了补丁,为他在出访时换洗。出访前,我们几人就商量了在哪个国家访问,就把穿过的衬衣、睡衣请我们大使馆里的女同志帮助洗。因为不好意思交给外国人洗,一是这些衣服叫人家看到不太好,一个大国的总理,穿补了补丁的衣服出访,影响多不好。二是这些衣服已穿多年,要是用机器一搅,很可能搅破了。所以,每到一个国家,我们就请驻该国的使馆来一位同志,把总理换下的内衣包好,拿到使馆去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到达埃及首都开罗,这是十四国访问的第一站。天气很热,我们把总理换洗的内衣交到使馆。使馆的同志看到总理的衣服都大吃一惊。大家怎么也没想到,为全国人民操劳的大国总理穿的竟是这样的旧衣服,还不如使馆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穿得好。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把洗好的衣服送到宾馆交给我们,还代表使馆的同志向我们提意见,说我们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出国呢?就是在北京,也该换一换了。成元功是我们卫士长,他与这位大使夫人比较熟悉,向她说明了总理的衬衣是一九五四年为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做的。这次出来,我们是选了其中几件好一点的,总理不准许为他做新衬衣。这位夫人与我们争论了好久,随手从她的提包内拿出三件衬衣,让我们收下,给总理穿。我们谁也不敢收,她一再说,这是用她和陈大使的钱买的,不是用公款。我们说,那也不能收,因为没经过总理的同意。她说她要当面交给总理,我们说你要不怕碰钉子,你就去。她见到总理,说是要用自己的钱给总理做两套衣服。周总理谢谢她的好意,向她说明自己的衣服可以穿,用不着用外汇在这里做衣服。这位夫人因过去同周总理比较熟悉,硬是把那三件衬衣放在我们那里,说是一定要给总理穿。事后,我们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理,总理笑了笑说,谁收了谁穿。我们当然不会穿。这三件衬衣随我们周游了十四个国家,总理也没穿。回到北京,把这三件衬衣又转送给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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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在几内亚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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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底,周总理出访非洲、亚洲、欧洲十四国,为时三个多月,行程五万四千多公里。访问最多的是非洲国家,北非、东非、西非有十个国家。每到一国他都遵守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非洲这样一个对中国不太了解的地区,周总理的访问开拓了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增进了了解,增强了友谊。
  访问几内亚时,杜尔总统以最高的规格迎接中国总理。他亲自陪同周总理去外地访问。金地亚这个在几内亚属于不太小的城市,倾城出动,对周总理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周总理下榻在像蒙古包式的草房内,外面看上去很简单,内装修却是宾馆式的。总理住在一间较大的房间,内有卫生间。我们是几个人住一间,用的是公用卫生间。天气很热,进房后,总理到卫生间,我跟进去,顺手开了水龙头,水流很小,没有热水管。我想把水开得大些,总理立即制止了。他一边放水,一边洗手。他边洗边问我:“你知道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吗?”总理一问,我奇怪了,这是基本的常识嘛,谁不知道。但我马上意识到,如果说是自来水厂来的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简单的答案,总理肯定不会问我,而且问得是那样严肃。我只好说一声不清楚。总理说:“这个城市用水很困难,没有自来水。这水是人们用罐子从十几里外的地方送来的。他们用头顶着罐子,倒在较高的水池内,用水管引过来,看上去卫生间的设备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水流不急。”他洗完手,用毛巾擦了擦脸,接着对我说:“告诉大家,尽量节约用水,咱们只住一晚上,大家擦一擦就行了,不要洗澡。”
  天气炎热,一天的活动结束后,我还是想让总理洗个澡,总理坚持不洗,只是擦了下身子就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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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两台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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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出访非、亚、欧十四国第一站是埃及。对埃及的访问非常成功,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周总理的外交风度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总统纳赛尔在访问期间,送给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每人一台电视机。纳赛尔亲自交给他俩希望他们喜欢,并说明为两国的友谊,希望两位总理经常用它收看电视。
  回国后,代表团三人领导小组的童小鹏、黄镇、孔原商请外交部同意,把这次的礼品作价卖给全团人员,依据礼品的实际价值和工作人员的支付能力交钱,这一决定报总理同意后执行。总理交了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比我们交的多很多,因为他拿的是电视机。我当时拿到的是一台收音机。这收音机对我来说就很不错了,因为它是我的第一台收音机。
  周总理、邓大姐把这台电视机摆在客厅,每天吃晚饭时,可以收看新闻,虽是黑白的,但图像清晰度很好。
  一九六五年六月,周总理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开罗得知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胡阿里·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执政,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在没有决定取消这次会议之前,周总理只好停留在开罗,作为非正式访问。期间由纳赛尔陪同,访问了亚历山大港等。纳赛尔又送给周总理一台电视机。这台比先送的那一台有所改进,体积不大,荧光屏大一些。
  回北京后依照第一台的办法折价给总理使用。邓大姐决定第一台送给没电视的单位去看,而且先给警卫局的单位。虽然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们没电视看,邓大姐还是把它送给了警卫局保健处,后来保健处自己有了,又把它退给了西花厅。邓大姐再把它给警卫局车管科的同志,几年后,车管科也有了电视机,又退还到了西花厅。这台电视机在外“巡回”了几年时间,真是充分发挥了它的功能,最后回到西花厅已是影声不全了。于是委托广播事业局机要处的同志修理一下,放在了秘书们集体办公的房里。因为太旧了,看的时候还要不断地调试。
  周总理、邓大姐一直使用从埃及带回的第二台黑白电视机。后来中央办公厅给首长家配备一台国产十九英寸彩色电视机,周总理、邓大姐的电视机进了一个档次,那第二台黑白电视便退出现役。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去世,周总理值班室自然不复存在,秘书们清理完文件,也各自回原单位了。这两台电视机,邓大姐决定送给张树迎和我各一台。开始我们二人坚持不要,理由有二,一是分送给工作人员和亲属的纪念品都是我们二人操作的,把电视机这样的高档东西送给我俩不合适;二是太贵重了,专家、教授的纪念品是半导体收音机或手表,相比之下也不合适。虽然我俩一再说明不要,但是邓大姐很动情地说:“你们俩不一样,你们把总理最后送走,你们俩是在恩来最忙、工作最困难的时期为恩来服务的。我考虑再三,把电视机送给你们最恰当,别人不好比。我决定的事,希望你们二人不要不听。再说你俩要体谅我现在的心情,不要因为这事,让我心里不舒服。”邓大姐一边说一边流了泪。我俩听完邓大姐的一番话,马上表态,听大姐的。
  邓大姐把那第一台电视机送给了我,第二台送给了张树迎。
  我把这台电视机拿回家,全家围在电视机旁,孩子们高兴地打开,高声叫着,我们家也有电视了。孩子们怎么会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想的是我家有了总理、大姐使用过的东西。这是我家唯一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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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穿戴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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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访问非、欧、亚十四国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出访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包的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周总理考虑到我国航空事业的尽快发展,就在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中增加了空军飞行员,便于他们实地考察,带回飞行资料。
  此次出访时间很长。从使馆报回的情况看,非洲有些国家的住房等生活条件较差,流行病较多。为了顺利进行此次出访,各方面都要作充分的准备。外交部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礼宾等方面作好准备;公安部、中办警卫局从安全、保健等方面作准备。
  作为在总理身边工作的我们,更多的是在生活、保健、安全方面做些具体准备工作。根据非洲的天气炎热状况,要多准备点夏天替换的衣服。我们为总理做的三套衣服和两件短袖汗衫,都是从红都服装店(当时叫波纬服装店)选的国产料。请友谊商店的王敬德师傅做了一双黑皮鞋、一双皮凉鞋。上海牌手表是原有的。睡衣、衬衣都是一九五四年做的,只是把衬衣的领、袖换上了的确凉布。
  出国用的箱子,是一九五四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给总理礼品的包装箱。这箱子确实不错,又轻又大,只是外观不怎么美观。
  这就是我们为总理出国前所做的生活上的准备。
  在访问几内亚与杜尔总统会谈后,总理对我们讲,一个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要发展,主要是靠自己,自力更生才能真正生存。他对杜尔讲述了自己从穿的衣服、鞋子,到戴的手表等一律是中国货,说明我们的国家在解放后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种种困难,发展了民族工业,才强大起来。一个国家有外援只是辅助,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真正的独立、强盛。
  睡觉前,总理习惯把手表放在床头。我们发现总理的表停了,就是那块十九钻的上海牌表。成元功、张树迎戴的手表,一块是瑞士的欧米茄,一块是日本的精工牌表,也都停了。都是机械表,什么原因停走搞不清楚。再看我的上海牌手表走动正常。我们都很奇怪,我这块上海牌手表,是六十五元钱从市场上买的,是半钢的。周总理的表价钱比我的贵一倍,还是全钢的。成、张二位的进口表价钱就更贵了。没想到我的这块最便宜的国产表在异国他乡露了脸。
  总理说,今天会谈时还向杜尔称赞了这块表,没想到它经不起表扬。我们也借机开个玩笑说二比一,两块外国表一块中国表停了。总理说,还有一块中国表在走,国货还是不错的。于是我把我的那块表,放在了周总理的床头。
  第二天才了解到,科纳科里这座城市下面有一座大型磁铁矿,表停是磁铁的原因。可是我那块手表为什么能抗衡这磁铁的力量呢?至今也没搞清楚。第二天,三块已停的表,没经修理,又走动了,也许是它们适应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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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穿补丁外衣会见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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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见到周总理的同志,都会回忆起总理经常穿的几套衣服。冬天是灰色法兰绒中山装,春秋天是一套深灰色中山装,夏天是淡灰色毛涤中山装。这几套衣服大多在会见外宾时穿,平时穿一套灰色布料衣服。这几套衣服是一九六三年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时做的,时间久了,有的变色,有的损坏,特别是那套法兰绒外衣,表面的一层绒都磨掉了。磨擦最多的是右边袖子的肘部,破了一个洞。我们请示总理做新的,总理不同意,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外宾也不会看后面。就这样,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会见外宾。实际上稍一留意,谁都会看到这两个补丁。有一次外交部的韩叙问我,怎么不给总理做套新的。我说,谁能说服总理做新衣服,我们会十二万分地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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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块手表引起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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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是一九六一年从上海手表厂买的。总理带着它走遍国内外。时间久了,这块手表也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时也不太准。张树迎和我商量,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这当然要经总理同意才能办、一九七二年,总理去上海,我们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质量不错,三大针、日历、夜光。于是就请上海接待的同志选一块。他们拿来三块表,三个样式,售价一百二十五元。当时市场上十七钻的仁海表是一百二十元一块。拿来的是十九钻,所以多收五元。我们留下了其中一块。当时总理正在开会,准备会后向他报告。没想到,还没等我们向他报告,他却把张树迎和我叫去,问手表的事。我们相互看了一下,心想,他怎么知道我们买表的事。张树迎向总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总理听后,没动火,但还是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不先问他一下,马上把表退回去,说他原有的那块表还可以戴,等不能戴了再换新的。我们把表退给了接待处的同志。这事使张树迎觉得奇怪,他对我说要买表的事过去总理知道呀!今天态度怎么来得这样异常。我们俩猜想着一定会有什么事。
  原来,上海的一位负责人见到总理,说给他的表已经交给我们了。他没说是买的,这就违背了周总理的本意。总理批评我们是事出有因。这以后,谁也没再提及买新表的事。我们多次把那块老表送到北京表厂修理,那块表一直陪着他度过了十五个年头。总理去世后,这块表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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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艰苦朴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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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标语牌到处可见,人们都习以为常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传出,整个北京市乃至全国各地,锣鼓喧天,人们会放下手中的一切,到街上去游行,庆贺又一最新指示的下达,以表忠心。至于谁去执行,执行得又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了。中南海也不是世外桃园,毛泽东又住在里面,虽说形式主义的东西不如红墙外面那样多,但也要跟上“革命”的形势。中南海是以北京的传统建筑为主,保留在各大门内的迎面墙上原没有特别的装饰,“革命”来了,也要修饰一番,向着大门的一面,涂上红色,写上了“艰苦朴素”四个毛泽东手体字,很醒目。一次周总理回来,进中南海东门,看到了这个“语录”,说:“这四个字好,要提倡‘艰苦朴素’,要告诉人民大会堂,在合适的地方也要标上这四个字,提醒人们,不要只顾革命了,就忘了艰苦奋斗,大家要注意节俭,不要浪费。我看现在浪费就很大,粮食就有浪费,吃不了的馒头,顺手丢了,不知道留下来下次吃。特别年轻人,不知过去的艰苦。”当年住进中南海的红卫兵吃剩的馒头,扔到水里不少。中国人口多,每人浪费一斤,就是八亿斤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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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总理办公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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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们随周总理到了广州,住广州军区招待所。这里与省委招待所(今珠岛宾馆)只一路之隔。以往总理来广州,多住在省委招待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也随着省委机关的瘫痪而关闭,接待机构已不存在,原有人员被调离,下放的下放,留下无几。中央领导人来广州,只好住在军区招待所,此时住在这里也比较安全。这次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来广州。周总理到广州的消息,很快社会上就知道了,要求见周总理的各群众组织很多,都要亲自向周总理述说他们的观点,不外乎是对当地领导的看法,其中有保的也有打的。如果是在北京,总理会安排一个系统或一个单位的接见,听听他们两派的意见。到广州就不同了,如果按单位接见,时间不允许。于是,就请各派组织选代表,选出的代表实际就是各派的头头。
  会见的地点,选在招待所院内的一个大会议室。周总理步入会场,听到的是一片口号声和欢迎的掌声,不小的会议室坐满了几百人,几百人都抢着发言。不管他们怎么大声地喊叫,主持人仍按事先商定的顺序,请他们发言。原来也规定过每个人发言的时间,但讲起来就没准了,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报名发言的人仍然很多。怎么办?只好休会,明天再开。就这样一天天地开会,原准备一次的会,一下拖延五天。我们始终在会场里听着他们的广东普通话,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有位广东郊区的姑娘,她用那“普通话”发言,再加上情绪非常激动,结果是广东人听不懂,北方人更听不懂。周总理请她说家乡话,说讲广东话,他还可以听懂一些。她好像如鱼得水,讲起话来很流畅。广东人听懂了,我们当然还是一句不懂。周总理听着她的发言时而点头,时而记录。周总理以他超人的耐心,倾听着各方代表的发言,有时也插话、提问。他还批评那些违反规定,对军管会、对领导人的人身攻击。最后周总理还是劝说各派组织,有理说理,不要随意揪斗领导同志,两派之间不要揪斗,更不能动武,要把各自的革命搞好,把各自的生活搞好。他还专门对那位农村来的女青年讲,革命要抓,不能误生产,种粮食不能误农时。
  准备回北京的飞机,天天准备,天天延迟。按照专机的规定,停留二十四小时后再起用时,必须试飞。就这样,连续试飞五次才真正地使用了。
  离开广州的前一天,广州军区负责接待的一位领导人对我讲:“几天来,你们谁也没上街,也没时间给家人买点东西,这里准备了一点水果,每人一小筐,共计十一筐,每筐收费一元。知道你们有规定,不过,你们多年来第一次住军区,表示点心意。”他一边说,一边拿出发票。确实是第一次住在这里,我们过去也不曾相识,没有好意思当面驳回,答应研究一下再说。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交钱买东西,更主要的原因是面子,于是收下了,付了十一元。又通知专机组,准许上机。因为我们对专机也有规定,没有我们的通知,专机是不能接受地方的任何物品的。
  飞机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周总理上车前,回头看到了这些筐。同家的路上,他问是什么东西。我如实回答了。他显得很不高兴,只说了一句话:“回去报告大姐处理。”我当然是带着一身冷汗回到西花厅的。
  等在门口的邓大姐,刚对总理说了一句:“回来了。”总理就指着我说:“你去给大姐说。”大姐问:“出什么事了,这么严肃?”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对大姐讲了一遍。大姐没批评我,因为她从周总理的表情已猜想我在回来的车上一定挨批了。于是,便用缓和的口气说:“你要把这事处理好,把筐打开,看看里面装的什么水果,称一称,算一下多少钱再说。”
  我把十一筐水果都打开,逐一过称。香蕉一把约二斤(每斤一角六分),桂圆二斤(每斤三角六分),杨桃四个(约一斤多),菠萝一个(二角钱),共计约合人民币一元七角八分。我把具体的情况向大姐报告,大姐问我怎么处理。我说:“每人再收七角八分钱,写一份检查,寄去广州。”大姐点头说:“这样做就对了,你还年轻,要接受这次教训,做事情要亲自去看看。”
  在一次党的支部生活会上,我和有关的同志都作了检查。邓大姐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通过这件事,看起来要坚持一个好的制度有多么不易呀。你想坚持了,外界还会不停地影响你。关键还是你们自己要掌握好。这次的事就过去了,接受教训就行了。”
  事也凑巧,几个月以后,总理又去广州,仍住在军区招待所。还是那位主管接待的同志,提来十几筐水果,筐确实不大,每一筐开一张发票,共计十一张,每张一元二角钱,说是照市场价格,每人一份。我对他说:“你还没接受上次的教训。”他说:“正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才把水果拿来给你们看,每人一张发票,市场价格,不会有问题。”他一定叫我们带上。面对这位职务比我高的热情的领导人,我不便说得更多,带上他去见杨德中,杨德中坚决地对他说:“要按照总理办公室的规定办,这水果不能买,你把它拿回去吧。”
  事隔数年,我们又去广州,省委招待所已恢复正常,周总理住在一号楼,工作人员住二号楼和三号楼。因工作需要,带去中央普卫团的几位战士,由一位区队长带队。他们是第一次来广州,对什么都新鲜,连在北京盆栽玉兰花在这里长成大树,都觉得好奇。几位战士上街,看到香蕉很便宜,于是就各买回几斤,摆在自己的房间桌子上。一是在这里尝个鲜,二是想带回去送战友。杨德中当时兼任中央警卫团政委。抽时间看看战士,是他多年深入部队的作风。来到广州,也不例外。他约上张树迎去看战士,进房后发现每个房间都有几把香蕉。于是说:“对你们招待不错,可能你们是第一次来,优待你们,周总理房间都不准摆水果。”带队的李忠江马上解释说,这是在街上买的,准备带回北京的。杨德中听后,脸色变了:“谁叫你们带回北京的。老张、小高知道吗?”李忠江没声了。杨德中追问道:“是谁批准你们可以带回去?”李回答没人批准。杨德中看他有些紧张,改了语气说:“办公室有规定,不准买土特产回北京,你李忠江事先应请示一下,你在三中队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懂得。”
  离开广州之前,杨德中叫我去看看他们。走进他们的房间,香蕉不见了,问李忠江香蕉哪去了。他说:“吃了。”我惊奇地问:“那么多香蕉,你们一天吃完了?”战士们笑了,笑得是那么甜。李忠江说:“我们这肚子,一次可以吃一斤米饭的量,几斤香蕉一天都吃了,没浪费,也没犯错误。”
  这又是一次对我们的教育,战士们像听从命令一样,遵守着周恩来办公室的规定。我真担心他们把肚子搞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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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轻车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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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是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中出国访问、国内视察次数较多的一位。国内视察,飞机、火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以乘火车为主,以后改为飞机为主,原因是飞机比火车快,可节省往返路程的时间。开始所用的专机是伊尔—14,每小时速度三百多公里,而火车不过七八十公里。随着机型的改变,伊尔—18每小时速度五百多公里,总理就更少乘火车了。
  每次出行,一般随行人员:秘书一人(视需要去内事或外事),保健医生一人,警卫二人。
  一九六七年后,周总理心脏有病,增派一名护士,警卫局派出前站人员一二人,负责联络。他所带随行人员,包括陪同外宾访问外省、市都不增加人。
  周总理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
  一、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
  二、不准宴请、不准陪餐。
  三、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之类的东西)。
  四、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
  五、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店、不戒严:
  这些规定,总理严格执行,省、市领导人也严格遵守:只是总理到了下榻的地方,他们再去看望。总理对省、市领导的做法很满意。总理最后一次去长沙,是一九七四年。当时他已重病在身,到机场后,也和往常一样,由省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在机场迎接,只是增加了先期随毛主席到长沙的张耀祠。
  在北京市区的外出,多数为单车行动,车内有卫士长、卫士、秘书。一九六五年,总理办公室撤销,改为总理值班室,原有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都调动,秘书也随之减少。到一九六九年,值班室的秘书只剩二人。此时在京的活动,由卫士长和卫士轮流跟随,视工作的需要增加秘书。当时周总理心脏有病,增派一辆随卫车,保健大夫和护士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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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不要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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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午夜,周总理半躺在床上,看完了手中的最后一份文件,准备睡觉。我关了灯,正要走出房门,总理把我叫住,问:“你在我这里工作几年了?”我轻声地回答:“八年了。”总理说:“也不算短了。”我不解地想着总理问话的意思。总理接着说:“我的事情很多,年岁又大了,有些事不一定想得太周到。你们在我这里工作,不要只管我的生活,你们要提高思想水平,要从政治上帮我,我有想不到的,说错的,你们替我想,提出。”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总理又说:“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搞特殊,不要认为在我这里就高人一等,不要用我的名字去压人。”并问我,“你们有没有这类事情?”
  听了总理的这番话,我想,我们可能在什么地方办错了事,一下又没想起来,急忙说:“我们明天查一下,您先睡觉吧。”
  “听说上海的一个报温器,你们给拿来了?”总理接着问。
  “是,上海试制的,这是几年前的事了。说是叫我们先试一下。”
  “给钱了吗?”
  “给了。”
  “这种做法不好嘛。试用?为什么不给我说一下就拿来了?你们又不懂技术。”
  我怕影响总理休息,急忙说:“我们几个人都有责任,要认真检查这件事情。”
  “我是在帮你们想问题、认识问题,不是叫你们检查。今后这类问题要注意,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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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接触群众太少,消息就闭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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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深夜,在周总理卧室。
  周总理指着他的上海牌手表问我:“这块表是不是按市场价钱买的?如果缺钱就补上。”
  “是按市价付的钱。”
  “你们不要用我的名义买东西,你们要做榜样,不然就会特殊。”
  “我们一定照首长的指示去办。”
  “你们对我要同志看待,怎么又首长首长的。”
  总理在谈到上下级关系和同志之间的关系时说:“你们在我这里工作这么多年,可以讨论一下我的缺点,有时间我参加党小组会。我对你们是很严的,你们对我也要严。我对你们严是严,但是一分为二,有时还是宽容多了一点。”
  当谈到深入农村、工厂了解情况时,总理说:“你们可以轮流下去,调查一些情况告诉我,现在有些情况来源靠不住。事情要深入才能搞清楚的。前年去灾区(指河北邢台地震),情况搞得准,马上下决心,派解放军去支援,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群众生产自救。虽然至今房子还没完全盖起来,但人的精神面貌大大不同了,生产影响不大。”
  总理稍停一下又说:“现在的工作太多,不允许我下去,能下去一个月也好,接触群众太少,消息就闭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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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八一”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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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晚,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出席了纪念“八一”建军节联欢晚会。这次的纪念活动是邓颖超倡议的,参加的单位有,中央警卫团的领导、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三中队的官兵,警卫局保健处、服务处和西花厅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机关的部分同志。各单位事先都为这次联欢准备了节目,当然是自编自演。周总理听说后,也要来参加联欢。同志们听说周总理要来,准备工作更积极,挑选出本单位最拿手的节目。
  这天晚上,国务院小礼堂坐满了人。周总理、邓大姐准时来了,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邓大姐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他们没有直接入座,而是健步走上舞台,向官兵们、向同志们致节日问候。总理提议由他开始第一个节月,指挥大家演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用高昂的歌声,拉开了联欢会的大幕。
  周总理、邓大姐和战士们坐在一起,观看着一个个节目。刚刚由护校毕业、调来不久的尚书兰是在演出的前一天才选定的报幕员。看得出,今天最紧张的要数她。她是头一回看到周总理、邓大姐。在今天的晚会上她要报幕,出场十多次。我看着她那紧张而又严肃的样子,直想笑、又怕她报幕出差错,不时过去提醒她不要紧张。她每次出场,都是迈着正步,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用她那清脆的嗓音,报出“下一个节目……”
  联欢晚会在一片欢乐声中进行,人们时而看着演出,时而转眼看看周总理、邓大姐。他们虽说在中南海工作,能这样与领导人在一起的机会还是不多的,谁不想用这样的机会多看几眼呀。秘书提醒总理开会时间到了,总理与座位就近的战士握手告别。
  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欢送总理。邓大姐没有走,继续观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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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二十年穿两双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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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我到总理身边工作,看到总理的皮鞋已换了前掌,鞋面也已陈旧,就向卫士长成元功打听,这皮鞋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么旧了,怎么还不做新的。成元功说,这是一九五四年去日内瓦时做的,穿了六年多了,鞋底都换了两次了。总理不让做新的。一九六三年底,借总理出访非、亚、欧十四国的机会,经总理同意做了一双新皮鞋。访问开始,总理没穿新皮鞋。我们到了加纳,让总理换上新的皮鞋。总理只试了一下,底太硬,说是穿新的不舒服。后来成元功穿上它,在院子里跑了几圈,直到觉得软多了,才劝总理穿上。以后这一新一旧两双皮鞋轮流换着穿。直到一九七四年初,我们看总理系鞋带不方便,才说服他,又做了一双松紧口的皮鞋。时隔不久,总理住进医院。在医院会见外宾,他就穿这双松紧口的皮鞋。总理去世后,这双鞋随着他的遗体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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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总理喝酒与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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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传说周恩来总理酒量很大,有人说他可以喝两斤白酒,对茅台酒特别钟情。这些话也不全是传闻,周恩来喜欢喝酒,也有一定的酒量,这是事实;形容他开怀痛饮,酒后豪言壮语,就有些失真。作过多年的同志,在一起回忆了一下,周恩来喝酒是能掌握尺度的,解放后有几次过量,多为国家的喜庆日子。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周总理向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们祝贺,为战争的胜利结束,多喝了几杯;旅顺港从原苏联占领下收复,移交仪式后,庆祝胜利,饮酒有些过量;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结束后回到南昌,这是周恩来一九二七年指挥南昌起义离开三十七年后再到南昌,因高兴而多喝了酒。三次饮酒过量也不可以斤论之。他在家吃饭时有时也喝上一杯,大都是在天气较冷或是自感受凉时喝酒去寒。他常对人说,喝茅台酒可防感冒,但从不多喝。六十年代后期,他患有心脏病,需控制用酒,宴请外宾也是只碰杯不干杯。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在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喝了几杯茅台酒,一九七二年欢迎尼克松时也喝了几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次喝酒是政治的需要。他不会喝过量,也不让人以水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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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不要提吃猪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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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周总理陪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大连。一天的外事活动结束了,周恩来准备睡觉。因早在一九六七年已查出他心脏供血不足,今年初又发现尿中有少量红细胞,但没确诊什么病。所以按照身体的需要,睡前要吸氧气。吸氧前,总理对护士许奉生和我说:“你们注意了吗?今天两餐饭,没吃到猪肉。”小许习惯地先笑后说:“是没有猪肉。”我接着说:“每餐都是大虾、海货等,在北京很少吃到。”总理说:“这里的老百姓哪能天天吃大虾?连咱们都吃不到猪肉,可见市场上的猪肉很紧张。”据说当时每人每月的猪肉定量是三两。总理对小许说:“你是大连人,很久没回家了吧。借这个机会,你明天回家看看,了解一下市民一个月能有多少猪肉吃。小高给要辆车送去。”小许说:“不用要车了,出宾馆坐上电车很快到家了。”小许建议说:“总理你想吃猪肉,明天叫宾馆搞一点给你吃。”总理说:“不是我要吃,我是想到这里的市民有没有猪肉吃。”
  第二年,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总理陪同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到大连访问。临别前一天,周总理交待张树迎,这次去大连,不要提及猪肉的事,更不要叫地方搞猪肉吃,不过,要带上几斤猪肉,叫小许给她家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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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在“楼外楼”三付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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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周总理送别了客人,在返回招待所的路上,总理说:“去‘楼外楼’饭庄看看,请你们在那里吃饭。”于是,我们的汽车改变了去住所的方向,沿着湖边马路,驶往“楼外楼”饭庄。
  到了“楼外楼”门口,已过了营业的时间,总理叫我先去看看,问一问还卖不卖饭。我走进饭店,看到无客人吃饭,只是饭店的服务人员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问一位服务员,还有没有饭吃。他端详着我这位身着整齐的客人,一时没有答话。另一位年岁较大的师傅问我:“有几位?先进来坐下再说。”我高兴地说:“好。”我刚要转身去请总理,就听有人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周总理进了饭店,大家抢着与总理拉手,他们请总理上楼。周总理一边走一边说:“很久没来你们这里了,今天我带几个人一起来吃顿饭。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有的没到过你们饭庄。”一位饭店负责人说:“欢迎,欢迎。请总理和同志们先坐下等一等,我们马上备饭。”总理问:“有什么菜?”这位负责人领会了总理的意思,马上回答说:“有西湖醋鱼,叫花子鸡没有了,现在做来不及。”总理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配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
  饭菜很快上来了,周总理一边吃一边向我们讲述他过去来饭店的情景。当吃到西湖醋鱼时,饭店负责人问总理味道怎么样?总理称赞道:“这种做法很好,味道鲜美。”总理还问西湖的水有没有污染,一再强调,要保持西湖水的清洁,保住这西湖醋鱼的美味名声。
  吃完饭,我照例去结账。总理问我付了多少钱,我拿着发票对总理说:“十元一毛。”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光的,再去加钱。”那位饭店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于是,又收下十元钱。总理看看我拿着第二次付款的发票,才起身下楼。我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付多少钱。那位服务员说:“要三十元左右。”
  在回住所的车上,总理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当按实际价格收费。看上去他们是对我们好,实际是帮倒忙,这种风气什么时候才能改呀。我看二十元也不一定够。”我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向总理说了,总理很严肃地说:“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你再补交他们钱。”因为下午有事,我们没能去饭庄补钱,就把补交的十元钱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
  事后,我们收到“楼外楼”饭庄寄来的信,信中叙说了他们接待周总理的愉快心情,特别是总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及处理这件事的认真态度,他们深受教育。随信还附了一张当时做菜的用料清单,标明了价格,全部费用十九元多一点,再加上加工费,三十元足够了。我们把这封信向总理说了。总理笑着说:“这就对了,不能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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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没有付钱的一碗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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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住在医院里,为增强他对疾病的抵抗力,除医生用药外,还需锻炼和补充营养。有人建议北京饭店有一种汤营养很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好处,我们都会采纳。经医疗组同意后,我们到了北京饭店。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有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出自内心的高兴,因为能为总理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他觉得不错。我们问北京饭店这汤多少钱。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哪曾想到,总理后来已不能进食,我们因忙于照顾重病中的总理,把这汤钱的事忘了。周总理过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就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就没交钱。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他一生廉洁,最后还欠了这笔债,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接受了这一次的教训,所以在为邓大姐工作的时间里,特别注意这一点,没有再留下什么遗憾:
  邓大姐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和休息,是从一九八四年开始的,
  在这之前,她很少外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身体不太好,不适应变化太多的环境,再就是怕给地方增加负担。她曾这样说过,我身体不太好,又没有多少事要办一出去就会兴师动众。
  医生和有关同志根据邓大姐当时的身体状况,认为外出活动活动,总比呆在北京好,比如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对她的身心有好处。经一再做工作,邓大姐同意了。于是就在一九八四年的十月去了福建的厦门,十一月去了广州,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去大连。在外期间,邓大姐吃饭是按标准交钱,交粮票的,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例外。邓大姐不接受地方上赠送的任何纪念品,有的土特产也是出钱买的。
  一九八五年冬去广州,回来时正值湛江的橙子成熟了,我们要买一百五十斤,接待单位不肯收钱。邓大姐说不收钱就不要了。我与他们协商,说邓大姐的态度很坚定。这种水果刚下来,北京市场上还没有,钱你们还是要收。她说不交钱不可以,说不要钱谁也不敢带回去。他们说,这是从水果产地摘下来的,钱怎么收法。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妥协的办法,即按产地价格收,就这样,才带回这一百五十斤水果。
  一九八五年秋,邓大姐去长江三峡,从重庆上船,途经万县,在船上会见了万县的领导同志。船离开万县,有人对我们说,万县的领导留下了一口袋柚子,是送给邓大姐的。我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杨德中,当时杨德中正陪大姐在游三峡。杨德中约赵炜一块商量,说是船已开了,柚子带回北京再说吧,当时没马上向大姐报告。回到北京,大姐说你们处理得欠妥。如果在宜昌说了,可以退回去,现在怎么办,你们处理。赵炜和我共同的意见是把柚子留下,寄钱去。共计四十个柚子,当时价格一个不会超过五角钱,就寄去二十元钱,由赵炜写了一封信,这事才算完了,大姐的不满情绪才算完结。后来,万县的一位领导来北京,大姐见了他,又提及此事,那位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太受教育了。邓大姐对这几十个柚子这样认真,此事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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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有困难找西花厅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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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大姐对每一位在她和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从政治上关心培养,到生活上体贴关怀。特别是对与她接触较多的警卫、服务、厨师、司机等,在生活上关心得更多些。因为这些同志当时的工资较低,有的孩子较多,只要谁有困难,她都是拿出她和总理的工资去帮助。
  有一次,一位公务员家里遇到了困难,欠债一百七十元。他本人的月工资是四十多元,平时没有什么节余,靠他个人一时很难还上这笔借款。我们党支部为这事开会研究怎么帮助他解决,决定由他申请从福利费中补助。按照当时困难补助的规定,是不能一次解决这么多钱的,讨论的一致意见,准备分两次补助,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会还没散,邓大姐推门进来,问开什么会,谁也没想到邓大姐会进来,都愣住了:大姐说:“你们对我还保密吗?”支部书记如实向大姐讲了一遍。大姐听后说:“你们做得很好,对有困难的同志应该关心。不过,专门用很长时间开会研究这一百七十元的补助办法,就大可不必了。我和总理的工资有节余,就拿我们的钱替他还了欠款,减轻他的精神压力。就这样定了,不要再讨论了。”邓大姐接着说,“我也是这个支部的党员,向你们提个意见,以后类似这样的事,你们要与我通个气,谁有困难,就不要向组织申请了,用我们两人的钱帮助同志,节约了国家的,也是替组织上做工作嘛。”
  邓大姐关心着每个人,她送自行车给家住较远步行来上班的同志;买手表送给没表的同志;谁家生小孩或儿女结婚,大姐知道了,都要买些东西送去。可以这样说,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得到过邓大姐的关心和照顾:
  周总理很忙,有时因为在外开会时间较长,回到家里时,已过了我们工作人员开饭的时间。我们就到街上小饭馆去吃,府右街到西四的一些小饭馆,我们都问津过。时间一长,被邓大姐知道了,她觉得长此下去对我们身体不利,就告诉做饭的桂焕云师傅:“跟总理出去,回来超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给他们做饭,不要叫他们到街上去吃了。”我们当然不好吃总理、大姐的饭,便和桂师傅商量好,大姐问起来,就说是你做给我们吃了。我们仍然跑到街上的饭馆吃饭。哪晓得,有一天邓大姐亲自去厨房看我们吃什么,发现我们不在,还批评了桂师傅。又把我们约到一起,说是搞一个规定,凡是跟总理出去或出去办事情回来晚了,都在厨房吃饭。我们只好听大姐的,但也提了个要求,有挂面就可以,不要炒菜,这样也减少桂师傅的负担。每吃一次饭,要交粮票,交钱。大姐说:“我和总理的粮食定量总数是二十八斤,如果不够了,你们补点粮票,钱就不要交。”就这样,邓大姐叫桂师傅常备些挂面,并说;“他们光吃挂面不行,要给他们炒点菜,炒些鸡蛋。”以后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一直执行到邓大姐去世之前。
  邓大姐对我们生活上的关怀,温暖着同志们的心,政治上的关怀,时刻激励着我们努力奋进。她了解我们每个人,有的同志是建国前参军或参加工作的,有的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多为高小、初中文化水平,少数同志上到高中。针对我们的情况,她有意识地注意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拓宽我们的知识面。比如,有位服务员建国初参加工作的,在家只读过两年书,看报纸都有困难,大姐就特意叫她读报,一边听一边教她认字。后来,大姐叫这位同志去中南海业余学校学习,那是真正的“业余”,都是在早晨或晚间上课,最后,这位同志达到初中文化程度。
  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不断,在关键的时候,大姐都帮助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南海并不是世外桃园,住在中南海内的一些单位也分成了名目不同的派别,都用了时髦的名称,都说自己是革命的,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面对这种形势,西花厅怎么办,我们没有分派,作为一个整体也没归属哪一派,更不去串联。当然,对社会上出现的现象,各有各的看法。我们整天忙于工作,可是也不能成为逍遥派,我们不去参加活动,但那些派别的人为扩大队伍,扩大影响,找上门来,叫我们表态,不表态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二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邓大姐对我们说:“你们整天跟着总理忙于工作,哪有时间去参加他们的那些活动,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就是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邓大姐的话虽说不多,但是,却使我们更为清醒了,不去参加派别的胆大起来了。所以,我们西花厅的党支部坚持正常的活动,当一些派别通知我们对被揪斗的人表态时,我们都是以党支部全体同志支持上级党委的决定这一种形式出现。这在当时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了。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年代,西花厅党支部是为数不多而且健全的党支部。这是与邓大姐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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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你俩从西花厅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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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下午,张树迎和我去向邓大姐辞行。张树迎再次向邓大姐汇报了对周总理遗物的清理工作已经结束。遵照邓大姐的意见,我俩回原单位中办警卫局工作,明天去上班,今天来向大姐告别。邓大姐说了很多动情的话,更多的是鼓励我俩到工作单位好好工作,注意锻炼自己。最后大姐说:“你俩明天先到这里来,从西花厅走出去上班。”我当晚彻夜未眠,想着邓大姐的这句话。她是把我们当成是他家的人啊,西花厅是我们的家。
  第二天,七月五日,我俩比往常更早一些到了西花厅,邓大姐正在早锻炼。我俩知道,大姐还没吃早餐,于是又回到了我们原先的办公室分别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等待着邓大姐。约九时,邓大姐走出客厅,看我俩已经站在庭院,说了声:“我去送你们。”我俩分别走在邓大姐左右。看得出,邓大姐对我俩有说不出的留恋之情,我俩谁又想离开西花厅,离开邓大姐呢?一向健谈的大姐,今天的话也少了。还是张树迎打破了这沉默的送别,对邓大姐说:“警卫局那边已打了招呼,说是今天可以晚点去报到。”大姐看了看我俩说:“真不想叫你俩走,可是不行呀!我这里用不了这么多人,再说也没这个编制,恩来不在了,老张跟他二十多年,小高也十多年了。这些年你们只是围着他一个人工作,到了新的单位接触人多,工作会多一些,应该多方面锻炼一下。”我们说,大姐昨天对我们说了很多,我们俩在警卫局一定好好干,不辜负总理、大姐多年的教导。我们还都在一个大院,大姐需要我们,随叫随到。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谈,步子虽然很慢,可路就那么一段,很快来到了西花厅的大门口。邓大姐紧握着我俩的手,说:“西花厅的大门对你俩是开着的,什么时候想来就来,用不着联系。”我俩依依不舍,表示会常来看望大姐。
  张树迎和我都安排在警卫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张树迎被分配到局属供应科任科长去了,我仍在警卫处当参谋。局领导找我谈话说,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你在警卫处就不调动了。
  我会有什么想法呢?我只想着西花厅还有位老大姐,她说的那句“西花厅的大门对你俩是开着的……”是那样的亲切,是那么的厚爱,我随时可以去。邓大姐年事已高,会不会随时需要我去呢?虽然有的同志借这个机会被安排在外单位工作了,我觉得离开了中南海再来照顾大姐就不如在警卫局方便。因而下决心,只要组织上不调我出去,我是不会提出要求调走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熟睡中的我被震醒后,把两个儿子从楼上抱到楼下,让妻子照顾。我说了声“去西花厅”,就跑了。看着沿街倒塌的房子,心里越加紧张,步伐加快,恨不得一步迈进西花厅。进了西花厅的前院,见同志们围在汽车前,走近一看,邓大姐熟睡在车里,我才放下心。赵炜奇怪地问我:“你怎么来了?”我没回答她,只是问她怎么安排。说真的,对这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谁也不会有办法,只知离开高大建筑,躲在屋外。至于我们相互之间的问话,更是毫无依据,谁也没有正面的回答,实属正常。我看邓大姐安全熟睡,对同志们说了声,我先走了,到警卫局看怎么安排。
  震势渐缓,警卫局为邓大姐在院内搭了一个临时防震屋。对老人来讲,只是应急用,不能久住。赵炜找到了国务院管理局,于是,邓大姐搬进了东交民巷十五号院的二号楼,据说这幢楼的防震性强。
  邓大姐搬出后,西花厅的住房开始加固,是以防八级地震的标准加固的。几个月后,邓大姐又搬回西花厅。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大姐被增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按规定是可以派警卫员的,邓大姐坚持不要,不增加编制。对她的外出活动,警卫局都视情况派人随卫,而且是选派她熟悉的人。滕和松、张洪德、庞廷金和我都轮流跟随过,后来局领导明确对我讲,以后邓大姐在京的活动主要由我跟随。警卫局还多次向邓大姐提出派专职警卫,都被大姐谢绝了,她只同意临时派人。
  邓大姐以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多次出国,有些国家都是破格接待。这自然与邓大姐是周恩来夫人有关。八次出国,我和庞廷金轮流随卫。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大姐年事已高,国事、外事也多,赵炜一个人忙里忙外顾不过来。邓大姐点名要我来当她的警卫秘书,于是,我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回到了邓大姐身边,回到了我离开六年的西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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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避开“四人帮”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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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我们只是忙于对他的遗物的清理,对北京乃至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味道。当然说一点不问及也不可能,像派系之间的斗争,对“周恩来遗言”的追查,也略有所知,反正追不到自己头上,管他呢?
  有一天,邓大姐找我和张树迎谈话,说:“多年来你们在这里跟着恩来忙,顾不了家,家里还有老人,放你们两个月假,回去看看。”我俩听了很高兴,可一想,要休息两个月,大可不必。考虑到邓大姐的关心,就应允了。张树迎对我说:“早点回去,在家住上两个月,看看亲戚朋友,补补课。”我同意了。
  已答应回家休息,就不便呆在西花厅。这个家指的是老家,张树迎是河北人,我是由东人。此时我的两个儿子在身边,一个十二岁,一个七岁,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家中只留下爱人是忙不过来的。我虽说是答应回家看望老人,但不准备呆两个月,于是跟爱人商量,爱人很理解我,说:“不回去不好,已多年没回去了。回去两个月你也不放心,我想了两全之计,那就是晚一点去,提前点回来,满两个月去西花厅。”
  我还没回家,就有消息传来,说是追查谣言,即“周恩来遗言”的制造者,查到了张树迎和我的头上。此刻我领会到大姐是叫我们躲躲这“风”。感到风声较紧,也就主动回避,既不回家也不出门,与爱人来个明确分工,我在家做饭,她负责采购。说真的,我这个做饭是名义,我哪里知道煮饭放多少米?
  这期间,我还是回山东老家住了一个星期。
  两个月后,张树迎和我准时回到西花厅,向大姐谈了回家的情况。一个偶然的机会,邓大姐叫我给汪东兴送封信。我到汪东兴那里。他对我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在政治局会上,张春桥说:能够制造周总理遗言的,从内容上看是熟悉总理的,他的那两个警卫员也应该是追查的对象。汪东兴说,他俩回老家了,是邓大姐放他们假的,等回来再说吧。我听着汪东兴的话,想,如果不是邓大姐放我们的假,更主要的是如果不是有位邓大姐在,我俩恐怕也会和已被追查的三百多人一样进了监狱。
  我把汪东兴说的话,如实地对邓大姐说了。邓大姐说:“当时的形势很紧张,追查得很紧。我只好中断你们的清理工作,放你们回家,‘无意’中做了件有益的事。东兴同志做得不错,用这个理由去搪塞他们。”
  我从内心谢谢邓大姐的保护,终身不忘这慈母般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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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邓颖超与“午间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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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开播不久,邓大姐就成为它的热情听众。她每天都要听,而且向我们推荐,她把听到的内容还对我们叙说。因而,我们也逐渐成为“午间半小时”的热情听众,不过因工作关系,往往不能坚持天天听,但只要有时间就会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口,邓大姐写给“午间半小时”节目组一封信。信中写道:
  午间半小时广播的同志们:
  今天你们传来我喜出望外的消息,感谢你们报道了王华冰同志的近况,令我非常的兴奋,也非常欣慰!
  王华冰同志是一个好样的女共产党员,我时(常)想起她,但解放以来,我们之间,没有通过信息。只从过去同她小组另外两位同志间接知其一、二。今天听时,开头介绍她几句未听到,不知你们可否告诉我有关她的通讯处吗?如果太麻烦的话,那就不必去问了。(五月二十九日写到此)
  顺便告诉你们一件小事,在不久以前,我听到你们播了周恩来同志提倡夫妻“八互”,我当时听了说的不完善,想把事实告诉你们,我又觉得没有必要,今天写信,我认为应当将事实告诉你们,首先“八互”的互当然还有另外一方,“八互”提出是经过同恩来同志的生活实践再加我看到许多夫妻关系中出现了矛盾与(相)处好坏的情况,我试提出“八互”作为参考,从未以正式用文字发表过。恩来同志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是默认的,所以不应是由他提倡的,我并不是争这点提权,而应将事实经过告诉你们,你知道就可以了,更不需要更正了。
  你们的节目很吸引人收听,只在我可能时,也是你们的听众呢,年老手力差,字写的了草,请原谅,专此敬礼!
  邓颖超(签字)
  一九八七·五·二十九
  “八互”是:
  “互爱”。作为革命夫妻,互爱是基础,结婚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新的爱情的开始。爱情要专一。婚后,双方不仅要珍视相互的爱,还要不断创造爱情,使它日新月异。
  “互敬”。古人说相敬如宾,不必如宾,但要互相敬重,这在新婚时,一般可以做到。越到后来越要注意:万不可越到后来越看对方的缺点,当众人面前,尤其要注意互相敬重。
  “互勉”:工作学习、生活中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互慰”。生活中常会有不愉快的事,人的情绪也难免有喜怒哀乐的变化,遇到不愉快的事,双方要互相体贴、温存、安慰,万不可互相指责、埋怨、伤了感情。
  “互让”。家庭生活中难免有不同意见和争执,这时要懂得让步,非原则性问题,应互相谦让,有些也是难免,就当做饭时加了点辣子,添点味道,争完了就算了,迅速了结,切不可无休止地纠缠下去,那样势必影响感情。
  “互谅”。夫妻之间,总得互相谅解。人无完人,倘若我有错处,你不能宽容大度加以原谅,过些天,你也有错事,落到我手中,也不原谅你,势必反目成仇,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互助”。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互相爱护,彼此关心,谁有难处,不可漠然视之,要尽心尽力,互帮互助。
  “互学”。人都有缺点,也都有长处,多看对方优点和长处,并潜心去学习,彼此互补短处,感情也会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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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咱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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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初,北京的媒体报道了家住北京崇文门外的五兄妹,因父母亲先后去世,成为孤儿。他们中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只有三岁。他们举目无亲,靠什么来生存,如果是在解放前,兄妹五人会流落街头,生死难言。解放后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首都人民发扬相互协作,相互帮助,团结友爱的精神,向五个孤儿献出了爱心。幸运的五个孩子在街道居委会的具体关心爱护下,不仅不用挨饿受冻,而且可以进学校上学,过着与其他儿童一样的生活。对他们的关怀,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和社会的各个阶层。
  周恩来、邓颖超知道这件事后,对这个在新社会出现的新人新事,大加赞赏。除指示有关单位表扬那些献爱心的单位或个人,大力推广先进事例外,还号召全社会的人们关心那些失去亲人的孩子,使他们“孤儿”不“孤”。周总理因工作很忙,对北京的这“五孤儿”的关照多由邓大姐承担。作为中央的高层领导,只要说句话,下边就会坚决去办,特别是周总理、邓大姐关照的事,有关部门更会加倍地努力做好。但是邓大姐不是这样,她不只是说说,而是管得很具体。她有一颗关心儿童的慈母的心。延安时期,她关照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胜似亲生儿女,所以,在后人的印象中,似乎很多烈士子女成为邓颖超、周恩来的养儿、养女。一九六四年八月,邓大姐出席有中国青少年与外国小朋友参加的联欢会。邓大姐想到了这五兄妹,就派车把他们接到了人民大会堂。五兄妹在与外国小朋友联欢过程中,不时回答邓妈妈的问话。邓大姐问他们的学习成绩,问他们在幼儿园的生活。她动情地说:“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孩子们听邓大姐这么一说,高兴地跳起来,齐声地叫“邓妈妈”。邓大姐又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很重视,他委托中央办公厅给你们回了信。周总理也很关心你们,他今天没来,他特意问你们好,希望你们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期望。”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军烈属代表会上,把一直关心照顾这五兄妹的田大婶叫到面前,拉着她的手,代表党和政府感谢她,感谢她多年来对孩子们的照顾,赞扬她替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心血,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希望不仅是生活上照顾,还要教育他们成为好孩子、好学生。田大婶很受鼓舞,在以后的日子里,更是不辞辛苦地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
  孩子们在田大婶和街道居委会的热心照料下不断成长。后来他们有的参军,有的响应号召下乡。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新闻媒体也曾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一九八四年在大哥周同山的提议下,全家共同给邓大姐写了信,汇报他们的成长过程。邓大姐收到他们的信,非常高兴,委托赵炜回信,对他们的成长表示祝贺,并一再说,多年不见这些孩子了,真想找个机会见见他们。
  一九八八年中秋节,人逢佳节倍思亲。邓大姐特意约五兄妹的全家到西花厅做客。赵炜向他们转告了邓大姐的约请,他们得知邓妈妈要见他们非常激动,这是多年的愿望。赵炜还关心地说,要不要派车去接,他们一再表示自己来。是呀,今天他们已不同于二十多年前了,他们各自成家立业,条件也不差,老大周同山已是北京市供电局副局长,周同庆是北京市工业工委干部,周同来是北京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机关党委书记,周同贺是北京市劳动保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同义也在供电局工作。
  上午十点,孩子们来了,迎候在门前的邓大姐,看着这原为五兄妹的一家,今天已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十多人簇拥着邓大姐,高兴地进入客厅。没等他们落座,邓大姐就说,“看到你们这群活泼的样子,特别高兴。”他们坐下后,邓大姐又说,“今天是中秋节,咱们一家人过个团圆的节日,总想着找个什么机会,把你们请来,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的确是很想你们。”邓大姐询问了他们各自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他们述说着这些年的不同经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没忘记自己的过去,没忘记党、政府、人民对他们的关怀。他们勤奋工作,刻苦学习,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邓大姐听了很高兴,勉励他们:“你们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你们与别人有着不同的经历,你们要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要在今后作出更大的贡献。”邓大姐看着他们的第二代又说:“你们都有家,有自己的孩子,要培养他们、教育他们,要让孩子们知道你们的过去,永远不忘过去,不忘本。”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邓大姐不幸去世,五兄妹全家无限悲痛。第二天,他们抬着精心制作的花篮,在西花厅邓大姐的灵堂,默默地献上自己的心,献上全家对这位伟大的慈母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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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周总理的身教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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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周总理十多年的时光,亲眼目睹他的为人处世,目睹他为事业日理万机。想说,想写,千头万绪,还是归到他的身教言教上来。
  总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把总理对我们多年的教育归纳为“四要六不准”。当时虽说没有记录成文,但是多年来我们都是不走样地去执行,谁也没去违反它,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充实、提高。今天回忆起这谆谆教导,仍觉十分亲切。
  四要是:
  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总理曾经对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有这样一个评价: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是尽心尽力的,用“红与专”的尺度来衡量,“红”还可以,仍然要不断地学习,学马列,读毛主席的书,不断地提高。“专”就不够了,这当然也不是全不够。比如说秘书们搞的专业还可以,但也需要提高知识面,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搞警卫工作的知识面就更短缺了。不是战争年代,有的没打过仗,打靶还可以,会开汽车吗?他认为开汽车有用,要学会开汽车。总理讲后,一九六九年,张树迎和我用业余时间学会开车,拿到驾驶执照。
  总理常说,不会讲外语不行,至少学会一种外语的日常用语,便于出国时使用。总理说这话,是有所指的。有一次去阿尔及利亚访问,服务员问我们需要吃点什么,我们几个人谁也听不懂,还是总理用法语答复了那位服务员。总理认为,其他同志,像医生、护士、厨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更是学无止境的,要不断地提高。“又红又专”是个目标。
  二要学会利用时间。总理要我们抓紧时间学习、比如他在里边开会,叫我们把工作安排好,不要光聊天、打扑克,每天抽出两个小时,或更多一点的时间,看些书,研究点问题。
  三要健全党支部生活。总理、大姐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支部活动,过组织生活。他特别强调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要求我们团结协作,遇到问题,要发挥支部作用。在“整党”的会上,邓大姐带头向支部全体党员暴露自己的思想。周总理亲自投票选举支部委员。在那动乱的十年“文革”期间,西花厅党支部没停止正常的工作,始终起着坚强的核心作用。我们这个整体,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团结协作的良好作风。
  邓大姐把撒周总理骨灰的事,交给党支部去办,她以一位党员的身份与当时的支部书记张树迎和副书记的我来商量,说周总理是党员,他的事也要依靠组织。邓大姐生前也交待,死后的骨灰仍由党支部去安排,并指定由支部书记和警卫秘书去撒。
  四要体谅别人,关心别人。总理在这方面做得很周到、给我们起到了表率。他要求我们逢事、为人不要只站在个人角度去看问题,处理事情,要多一点为别人着想。我们接触到的事务性事情较多,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去想、去要求,难免脱离客观,脱离现实,给对方造成困难。
  六不准是:
  一不准用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谋私情。在周总理这里工作,不论是谁,都要认真严格按照总理要求的作风去工作。上自办公室主任,下到每一位服务员,谁也不准利用总理的名义去为办公室这个小集体,为个人去谋求什么,索取什么。先后几十年,大家都严格遵守这一条。
  二不准提前、超标晋职晋级。办公室的人员是由各业务部门抽调来的,每逢调整级别,都是按统一规定调整,不能先于其他单位。童小鹏由统战部调到总理办公室任主任就是副部级,到一九六八年调到中办当副主任,仍为副部级,十多年没变化。“文革”开始遇到迫害,下放到农场劳动,“解放”后,恢复工作,仍是副部级。另外一些秘书,调来时是局级、处级,一九六五年总理办公室撤销改为总理值班室,被调离的同志仍保持原有的级别,调到新的岗位。级别的调整,不能因是在总理这里工作提前晋级。一九六四年调级时,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想多调整几位级别较低的同志,但由于调整比例所限,不可能多调。他们严格遵守总理不搞特殊的规定,没有向上级多要名额,而是由两位按规定可以调级的秘书放弃调级,让给了几位级别较低的同志。
  三不准搞特殊。这一条是先从总理、邓大姐开始的,他们严格遵守这一条。这条原则的规定,执行起来涉及面就很广了。总理曾经对我们这样说过,不要因为他是总理就特殊,你们也不要因为在这里工作就自感特殊,为人、做事就事事特殊。有些事情是工作上需要的,如坐专机、坐专列等,不是工作就不会有这样的待遇。邓大姐严格遵守这一条,她没有因为是周恩来的夫人,而随总理到处走。更主要的一条,她没有因为是一位老革命者,在党内享有一定声誉,参与和干预总理的工作,更不用说去左右总理处理大事、小事。只是中央在外地开会,作为中央委员的邓颖超,才搭乘总理的专机或专列一同去。一九六二年周总理去杭州治病,邓大姐陪去,住在杭州饭店。邓大姐的房费、伙食费都自付,真可谓执行规定的模范。在总理、大姐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也不敢搞特殊,谁也不会搞特殊,逐步成为我们自觉的行动。
  四不准接受礼品,不准买土特产,建国初期,各地的领导乃至群众,出于对中央领导的热爱,把当地的上特产,以各种形式,送到中央,有吃的,也有用的。在当时也可称得上高档物品了。中央曾下令制比过。但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这股风又刮了起来,不少单位向中央送吃的、用的。周总理对办公室明确规定,不准收受国内任何单位或个人送的任何礼品;出差到外地,不准接受或采购土特产;国际交往中,外宾送的礼品,不论是用的或观赏的,一律上缴。
  五不准占用公家的东西。周总理住进西花厅,日常生活用品都是自费购置,做饭用的锅碗瓢勺,吃饭用的筷子、抹布,就连工作人员为他们服务搞卫生用的肥皂、揩布也是用他们的工资去买,不得到管理部门去领。为此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展开过争论,有人认为搞卫生的肥皂、去污粉应该去领,管理部门有这项开支。争论的结果,还是严守周总理规定的公私分明的原则。卫士长成元功是位理家能手,肥皂整箱地买,买回来先晒干,再给服务员洗衣用。因为晒干了,会用得久一些,可以为周总理、邓大姐节省开支。
  六不准盛气凌人。周总理经常教育我们,工作上要严肃认真,高标准,对人要和气,要宽容,要以礼相待、要求我们不要因为在总理身边工作就高人一等,不要有优越感,要夹着尾巴做人。待人接物更要谦虚,特别遇到急事、不顺心的事,要冷静,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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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周恩来、邓颖超合用一个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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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的一种,而这一种的价格不是最高的。经过细致检查,发现有一处损伤,他们又拿来同样的一个。这一个盒盖不太好开,再要第三个,他们说没有了。经与治丧办的同志协商,就选定了这第二个。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去世专门订做的。
  回来向大姐报告后,邓大姐说她不看了,全权委托我们去办。
  邓大姐把骨灰盒的好与不好看得很轻,她说:“装一下骨灰,没必要那么讲究。”她还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
  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不要浪费国家的钱。
  有一次她对赵炜和我说:“我用完以后,你们还可以用。”我们说,等你那一天用完了,就会收藏起来,我们哪个人也没资格用。大姐风趣地说:“我死了,就管不着了。”
  今天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已由天津文物局收藏,陈列在邓颖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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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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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一九五八年算起,截止到一九七六年,两人共收入十六万一千四百四十二元,用于补助亲属的三万六千六百四十五元五角一分,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一万零二百一十八元六角七分。合计四万八千九百一十六元五角一分,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在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三百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六十年代这三百元可不是小数了。
  周总理的月薪四百零四元八角和邓大姐的月薪三百四十二元七角,合起来是七百四十七元五角,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五千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一万四千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五千七百零九元八角。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三千元党费。八十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一九九二年七月最高达到过七百零六元五角,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一九九二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五百五十元,共计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六元九角五分,全部交了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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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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