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相忍为党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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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出席“关于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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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周总理让我们准备飞机去上海。邓大姐知道后,问总理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当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时,她也就不再问了。因为毛泽东在外地召见的次数太多了,她不便问什么事,只是问大概要多长时间。总理说:“只说有事,不知什么事,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回来。”我们从他俩的对话中估计时间不会太长。不过根据多年的经验和习惯,我们为总理准备外出的行装是很充分的,出去一天和出去一个月所带的衣物一样多,甚至于还要带一些适应天气变化和再改变去处的衣物。我们个人所带的换洗衣服就没那样充分了。记得那次去上海,我只是带上了洗漱用具,说是一二天就回来,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到了上海,总理住锦江饭店南楼十四层。当天,毛泽东召见了总理。晚上周总理就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主席的行踪,此时刘主席出访亚洲四国,回国后打算在昆明休息几天,得知毛泽东主席请他开会的通知后马上飞到上海。几天之内,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部分同志和有关省、部队的负责人陆续到了上海。十二月八日会议开始,是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内容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一无所知。与会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住锦江南楼。毛泽东、林彪不住在这里:会议规定工作人员不得相互走串,不得离开酒店上街。规定制度的本身是与会议相适应的,严格保密,怕走漏风声。首长去开会,规定警卫人员只准把首长送到电梯口,不得跟随至会场,常委的警卫人员也不例外。
  随领导同志来上海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不知时间长短,可有一条,谁也没估计到会开得这么长,也从来没规定过这么严格,连街都不能上。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脚上的袜子只有一双。当时是冬天,上海不断地下小雨,较厚的尼龙袜,当晚睡前洗了,第二天又不会干:应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上海接待处经请示会议批准,临时在锦江北楼设一小卖部,以便我们去买换洗的衣、袜。借去小卖部的机会,到院子里透口气。说实话,一天到晚在楼内呆着真难过。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我们虽然不去打听会议内容,因工作关系也会听到一言半语。觉察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出了事。这在“文化大革命”前真是天大的事呀,是继高岗事件、彭德怀事件后的又一大事件。由于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心里更怕。
  成元功和我,还有保健庆生卞志强随总理到上海,看到这次会议的情况,特别当知道是罗瑞卿的事情后,在总理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聚在一起,议论上几句,总理来得这样匆忙,对大姐说一二天就回去。党内出了这么大的事周总理事先一点不知道,刘少奇主席也是临时由昆明赶来上海开会,也会感到突然。另外,叶群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她既不是政治局成员,也不是书记处成员,她怎么来参加会?还有她的女儿也跑前跑后,这到底算个什么会?我们的议论是无边际的,但也不是捕风捉影,最后还是落到这会什么时候结束,这会的结果怎么样,罗瑞卿会怎么样,因为他一直是我们的老首长呀!
  十二月十五日,会议结束了。我们虽不知会议的内容,但已比较明确地看出这次会是针对罗瑞卿的,属什么性质的问题搞不清楚。我们这一家除周总理就属周家鼎最清楚了,他们谁也没对我们透露半句会议的内容。
  时任警卫局副处长的孙勇把我们各家召去开会,宣布回北京分乘几架飞机的名单。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和罗瑞卿合乘一架飞机,最后离开上海。当听到这个乘机名单后,我有些放心了,猜想着罗瑞卿的问题不会太重,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和两位常委同坐一架飞机呢?回来我对成元功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飞机由上海起飞,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罗瑞卿围坐在一块,相互交谈着,看得出,他们都很沉闷。罗瑞卿总长显得更为憔悴。回到北京后的很长时间,看不到罗总长参加什么会议,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被推下万丈深渊。
  我再次看到罗瑞卿总长,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打、砸、抢时代。在北京乒乓球馆,他被红卫兵用筐抬到会场,与彭真、杨尚昆、陆定一共同挨斗。这场面,惨不忍睹呀。由于长期在中南海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领导人有一种自然的感情,虽然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敢怀疑,但对一些领导人这样被批斗,感情上实在不能接受。
  一九七八年八月,罗瑞卿同志为了更好、更多地工作,想把“文化大革命”中致伤的腿治好,在手术的过程中不幸死于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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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寻找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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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彭真就被扣上了“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五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李雪峰、吴德分别担任北京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判。
  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因而各大专院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反的势头很大。
  谁也不曾想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彭真被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这是建国以来最惊人的事件。虽然我们的国家搞了像“三反”、“五反”内部肃反,包括“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也未发生随便抓人的事情,更何况对领导人,特别对彭真这样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为革命作出过非凡贡献的人。虽说毛泽东批评过他,但只是在党内;虽然他不当市委书记,可还是政治局委员,怎么办应由组织上决定,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周总理接到报告,很着急,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办法,分析是哪些人所为,把当时北京有关的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
  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到了。周总理说明今天约他们来的用意,向他们打听彭真同志的去处,绑架是何人所为。造反派几个头头相互耳语了一番后,一位女学生开始说话,承认是他们干的。
  总理严肃地说:“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端错误的。”总理叫他们马上把彭真同志交出来。几个造反派头头辩解说,他们的行为是革命行动,是“向修正主义开火”,是为了叫彭真老实交待问题。
  总理说:“彭真同志的问题,应由他向中央交待,而你们这些学生,不应干预中央的事情。”
  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总理有意想把气氛缓和下来,对他们说:“同学们如果觉得抓走了,自己放回来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说出把彭真同志关在哪里,说出地址,由我派人去接出来也可以。”
  造反派们看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态度,说话的口气虽然缓和下来,但仍不肯把彭真交出来。他们相互推诿,说是今天来的人谁也不当家,无权答应放人。还是那位女学生开了口:“请周总理放心,彭真住的地方很安全。他一次可吃两个窝窝头,我们回去后商量一下,再告诉总理。”
  周总理也看出,今天不会有结果,就向他们规定了几条:
  第一、彭真同志的安全你们负责,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
  第二、不准打骂、体罚。
  第三、不准不给饭吃。
  第四、不准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散会后,周总理把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留下,指令他们派出人员,一定要找到彭真同志被藏的地方,想办法营救出来;对其他领导人的家严加防范,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还特意指出像万里同志,一定不要叫他们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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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红卫兵要改变红绿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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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样一个“造反有理”的大气候下,红卫兵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简直无法无天。他们除对所谓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之外,在交通管理方面也要“大显身手”。
  当时交通警察指挥车辆用的是红白两色指挥棒。红卫兵们把这指挥棒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说是“不能让修正主义来指挥”,应改用“毛主席语录”指挥车辆行驶:好像用“毛主席语录”指挥,就不会出车祸,不会迷失方向。
  在夺权的风潮中,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也被政法系统的红卫兵夺了,他们手握大权,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这红白两色交通指挥棒换成了语录本。他们还不满足,又要改变信号灯的功能红色代表革命,什么“祖国山河一遍红”, “红色的大地”等,当时只有红色最时髦,就差不分男女的都穿上红衣服了。他们认为绿灯放行车辆是不合理的,应该改成红灯放行。于是展开一场不大不小的辩论。因为这与警察手中的指挥棒不同,路中间站着警察,你拿什么指挥都没关系,放行或不放行的手势没改变,司机们首先看到的是警察。而这红绿灯就不同了,这一改变就容易乱套。再说这红绿灯的指示标志是国际性的。绿灯放行,这是国际上通用的交通规则,怎么能随意改呢?红卫兵们可不管这些,硬是想当然地以中国为中心,欲将红色海洋染向世界。
  坚持不下的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总理听后觉得可笑,形式主义猖獗,无知到了什么程度!怎么办?不能听之任之,最好办法也是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持“红灯放行”观点的“革命小将”找来谈判。这些“小将”们在会上把那些可笑的所谓“理由”大谈特谈,什么“北京是世界的延安”,“红色是代表着革命火种”,“要把革命推向世界,让红色染通全球”等等。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却不傲得这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要输出革命,是马列主义要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本国人民,不是靠外界去指挥。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小将”们忘记了这些,只是一味的“造反”。周恩来总理花费了几个小时向他们讲解红绿信号灯不能改变的道理。红卫兵们虽说思想不通,因为是周总理出面解决这个问题,总理的态度又很坚定,也就只好服从了。
  就这样“绿灯放行”没改变,用小红本指挥交通也没维持多久,又恢复了红白两色的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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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红卫兵住进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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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这个在“文革”初期产生出来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于北京的一些中学。后来,从工厂到农村,由机关到大学,包括军队院校也都争相成立红卫兵组织,男女老少都带上了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为了区别单位的不同,袖章又印上“××红卫兵”,也有的为标榜自己最革命,就印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
  建国以后,习惯于搞运动,像“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大跃进”等。一九六六年六月,红卫兵一出现,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红流”由北京推向全国各地。北京的红卫兵成立三个司令部,到全国去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各省、市的红卫兵也来北京串联、取经。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毛泽东支持这些“小将”起来“闹革命”。红卫兵称毛泽东为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于八月十八日走出中南海,穿上绿色军装,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天安门金水桥上会见了各地来京的红卫兵。这次接见掀起了红卫兵来京的高潮。
  各地涌入北京的红卫兵人数难以统计。他们大多是自发地来北京串联。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乃至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戴红卫兵袖章的人群。吃、住成了大问题,这些问题很自然地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关心他们的吃、住,更关心他们的安全,动员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委以及北京的工厂、街道成立接待站,随时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中南海也与社会上一样,表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成立了接待站。经周总理同意,请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小礼堂、武承殿等处。机关的几个食堂也都改为红卫兵做饭,机关人员都另起炉灶了。
  周总理亲自过问红卫兵的吃饭、睡觉问题。有一次,夜深了,他开会回来,去了红卫兵住的紫光阁、小礼堂等处,查看这些“小将”的住处。串联了一天的“小将”们早已进入梦乡,总理轻轻地走过他们每个人的铺前,亲自给年纪很小的学生盖上被子,并向负责接待的人员交待:“这些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你们要把生活搞好,晚上要有人值班,要查铺,不要冻着他们。房内人很多,要定时通风,千万不能出问题。”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邓小平、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中央常委及党政军的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着红卫兵。百万人的队伍,要走一个上午,才能通过天安门广场。每次接见红卫兵,都把参与组织工作的各级人员搞得吃不好,睡不好。
  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见,鼓舞了全国各地更多的学生像潮水般涌向北京,北京安置各地来京学生非常困难。学生们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表示,要见到“红司令”毛泽东主席。
  以什么方式接见这几百万的红卫兵却是个大难题。第一次,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由于看不清毛泽东,走得很慢。所以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才结束这长达几小时的“检阅”。后来总结经验,改变方式,让红卫兵站在卡车上,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个方式不错,时间有了保证。但一百多万人,用车太多。所以,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十一月,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一次在西郊空军机场,由红卫兵列队,毛泽东等乘坐敞篷车,像阅兵那样,在红卫兵面前通过。时间虽然缩短了,但引起一场混乱,由于后边的人向前拥挤,毛泽东的车几乎被包围,拥挤的学生们由于相互挤撞,伤了一些人。周恩来还亲自到医院看望这些被挤伤的学生。
  今天,用当时的语言,叫做“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实际就是由红卫兵、造反派把各省、市的党政机关工作正常秩序全部打乱,各级领导逐一被拉下马,各地都出现两派乃至多派,相互称对方为保守派,视自己最革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省、市、县的领导机构被打垮了、领导人被揪斗了,所有问题都要党中央解决,都到北京来说理,要中央肯定他们的行动。他们云集北京,排队等待接见。周总理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召集人,因而接见的红卫兵及各派群众组织最多,被纠缠时间最长,经常因接见而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往往是一边开会一边与红卫兵一起吃几片饼干。这样的接见会,有时要开几个小时,往往是一个会开到深夜,另一个会又从深夜开到东方大亮。太阳升起时,周总理才离开会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而到家后,办公桌上还摆着厚厚的文件。这些文件是秘书们挑选出来的。秘书根据总理回来时间的早晚,决定送多少文件。有时他们实在不忍心让总理劳累,就几次到办公桌上抽回需要总理批阅的文件。疲劳一天的总理看着这些“先呈总理”的文件,只好用热毛巾擦擦脸,接着批阅,实在太困了,就打一会乒乓球提提精神。
  周总理体重六十八公斤,身高一米七○,他和普通人一样,不是铁打的,更不是机器人;他也累,而且很累;他也疲劳,而且是超负荷的疲劳。连续的工作不能不使已七十高龄的周总理的心脏发生变化。一九六七年,总理的心脏出了毛病,心律不齐时有发生,服用消心痛,随身带上了硝酸甘油,以应急用。开始他不让医生跟随,药由我们带上。后因病情变化,在我们一再要求和邓大姐的劝说下,他才允许保健医生跟随活动。
  红卫兵住在中南海北区,即国务院办公所在地,也就是与周总理、邓大姐住的西花厅同属一区。当时规定红卫兵不得自行到中南海南区,而没限制他们进西花厅。邓大姐明确地对我们讲,如果红卫兵提出进西花厅院里看看,表示欢迎。邓大姐这样一讲,我们觉得西花厅院里与院外不太协调。院内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于是建议装扮一下,在院子里树起一个“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牌,以“迎接”红卫兵的到来。
  红卫兵们在北京的街头、机关、院校“造反精神”十足,进了中南海,还是很守规矩的,始终没有人提出进西花厅。说真的,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消息,他们也不知道哪里是西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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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四、为谭震林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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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震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分管农林口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被冲击的重点人物。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午夜,接到报告说造反派已冲进中南海西门,被挡在门内十多米处。周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接到这一消息,他停止了开会,马上乘车去西大门。因为走得很急,他没穿大衣就上了车。到了中南海西门,看到冲进来的那部分造反派被围在那里,与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们相持着。周总理下了车。学生们发现后,开始喊了几声口号,无非是“打倒谭震林”,“与谭震林血战到底”等。周总理站在那里对他们讲,说他们冲进中南海是极端错误的。中南海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要他们马上退出去。尽管总理很严肃地批评他们,但他们谁都不动,似乎感到冲进来很不容易,不能就这么轻易退出去。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周总理没穿大衣,怎么劝他都不穿。他多少年来是不穿毛衣、毛裤的。在这零下十多度的大冷天里,我穿着毛衣站在他身旁都冻得直哆嗦。经总理一再做工作,造反派们才答应选出代表谈退出的条件。我们才借此劝说周总理走进西门警卫室,在那里会见造反派代表。这房内有暖气,千万不能让周总理冻出病来。
  周总理进了警卫室,值班的警卫战士给周总理送来一杯开水。总理接过水杯,暖着手。不多时间,造反派的几个代表,左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气呼呼地进来,看到周总理时气焰有些收敛,因为此时造反派、红卫兵还不敢对周总理怎么样。
  周总理与来者一一握手,招呼他们坐下。总理又一次指出他们冲中南海是错误的,冲进来更不对,提出揪斗谭震林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怎么能随便揪斗呢?必须马上退出中南海。红卫兵虽说气焰很凶,但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呆在这里,只是提出他们自己也认为达不到的要求——把谭震林交出来。周总理提出两条意见,第一要他们承认冲中南海是错误的,第二是把所有的人集中去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请谭震林同志到场与大家见个面。开始红卫兵们不答应第一条,周总理说不承认第一条,就不存在第二条,围在西门内的造反派就难以退出。
  在会见的同时,八三四一部队又充实了人员,把那些冲进来的造反派围得更紧,现在不是他们冲的问题,而是部队不开个口,他们难以退出去。
  造反派的几个头头退出警卫室,开了个小会,内部达成协议。他们不讲错误,说是接受总理批评,不该冲中南海,周总理看他们已接受批评,为了中南海的安全,命令部队闪开一个口,放他们出去。
  稍事休息,周总理首先肯定西门的警卫工作布置是严密的,处理与造反派的关系也合情合理,同时也指出,预防措施欠周到,今后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冲进中南海来。如果形势紧张,靠人挡不住,可以把大门关上。当然,关大门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理说完就乘车去人民大会堂。
  约凌晨二时许,周总理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周总理等谭震林到后,一同走向礼堂的主席台。刚一入台口,台下口号响起,声势逼人。
  就座后,由农林口的造反派主持发言,主题是批判谭震林,内容大体是说“谭震林是刘少奇在农林口的代理人,是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等。时至凌晨四时,大会才宣告结束,虽然没能缓解造反派对谭震林的反对情绪,但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和陪同下谭震林与农林口的群众算是见了一面。如果说这对谭震林是一次批斗,那么周总理则是以“陪斗”的身份出场,大大地缓解了造反派揪斗谭震林的气焰。先后花了四个小时,总算解决了造反派们冲进中南海的僵持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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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深夜看望余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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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初期,余秋里被造反派揪来揪去。周恩来总理想找到他都很困难。为了便于保护余秋里,周总理请他进中南海,把他安排在会议厅东侧的一套房里住。这样红卫兵要想抓斗余秋里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天夜里,总理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里。下车后,总理说去看看余秋里。我习惯地看了一下表,是十一点多钟,就说:“总理,该吃饭了。”总理说:“今天回来得早,先去看,回来再吃饭。”我打开通往东院的门,走到了余秋里的门前。门半开着,余秋里正在办公。总理推门而进。余秋里看到总理进来,一边站起一边打招呼:“总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来?”总理问余秋里:“住得怎么样,吃饭还可以吗?”余秋里请总理坐下,答道:“这地方保险,晚上可以集中精力办点事。”总理看了看床上没有折叠的被子,问:“有人帮助料理生活吗?”余秋里答:“有人,有秘书在,有服务员管。”余秋里大概察觉到周总理在看他床上的被子,忙说是他自己没叫服务员叠,这样可随时躺下。总理笑了笑说:“你大概还是老习惯。”余秋里也笑了,表示接受总理批评,可以改。
  总理坐下,他俩说了一会话。分手时,总理请余秋里注意休息。余秋里说:“真正应该注意休息的是总理,你太累了。”
  总理回到办公室,我端上饭。他一边吃一边问我:“你看到余秋里同志房子窗台上那些瓶子吗?”我说:“看到了,全是二锅头酒的空瓶子。”总理问:“他喜欢喝二锅头吗?”我说:“现在只能买到这种酒。我问过他的秘书,都是到街上的副食品店去买的。酒喝完了,这些空瓶子还没来得及扔掉,顺手摆在了窗台上。”总理说:“送他两瓶茅台酒。”第二天,我拿上茅台酒送去并说明来意。余秋里激动地说:“总理真细心呀!现在喝到二锅头就不错了。这茅台酒我哪舍得喝。”我说:“总理叫我送来,是要你喝的。喝完了,再送。”他说:“小高,你不要瞎来。谢谢总理,以后不要再送了。”
  这件事,虽说是总理与余秋里接触中一件很小的事,可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总理去看他,送两瓶酒,这就不寻常了。一九八○年,也就是周总理去世的第四年,余秋里已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有一次,我作为警卫局的副处长,担负着他外出的警卫任务。途中,他和我聊天。当然是谈过去,谈“文化大革命”,更多的是谈周总理,谈周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忘我工作的精神。他语重心长地说:“难找这样的人哪!”他怎么也不会忘记周总理在动乱年代对他的爱护和帮助。说到那两瓶酒,他说:“放了好几天,没舍得喝。后来还是先念同志来我这里,说是你这家伙过得不错呀!还有茅台酒喝。我告诉他是总理送的。先念说,送了就喝嘛!别等以后喝不上了。这才开始把那酒喝了。”这时我才告诉他:“给你的那两瓶酒,是第二天去供应站买来的。平时总理家只有一瓶酒,都是喝完一瓶再去买一瓶。”
  在余秋里视察的空闲时间,我俩有说不完的话。他在视察大同煤矿、胜利油田的过程中多次开会,听汇报。他点名叫我列席,会上我听到、学到不少知识,更主要的是看到余秋里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求实精神。他知识面很广,总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他亲自下到煤井里去看挖煤的工人。我随他下去,这是我第一次下煤井。穿上那煤矿工人的衣服,下到井底才更体会到,挖煤工人的辛苦。余秋里走到坑道的尽头与工人们交谈。坑道的顶部不停地向下滴水。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他才返回井上。走到了井口,我看到他脸上、鼻子上全是煤灰。其实我们都一样,从脸上已看不出谁是谁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余秋里经常约我到他家做客。在我们的闲聊中,话题总离不开周总理。他怀念周总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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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约陶铸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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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接见广东来京的红卫兵会上,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镇压群众的总后台”。几乎与此同时,中南海周围的街上就贴出了揪陶铸的大字报,游行的队伍也随之而来,声势浩大。可见是事先已作了布置的。对这内外相呼应的局面,周总理也感突然。在这之前周总理已知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诬告陶铸。总理在毛主席那里肯定过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不是镇压群众。
  怎么办?陶铸这位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转眼间,被宣布为毛泽东的对立而,成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江青等人善用突然袭击的伎俩,这已不是新鲜事。雍文涛、周荣鑫、吕正操就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点名出局的。可他们都是部长级的人物,而像陶铸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也同样可以被江青一点名就垮下台来,确实惊人。可见党内不正常的现象正在逐步升级。
  就在江青等人宣布陶铸是“保皇派”的同时,陶铸正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幸而被接见的那些小将们不知陶铸已经倒霉。不然的话,他们会群起哄之,会把这接见的会场马上变成批斗会。周总理等陶铸接见结束,约他来西花厅。此时,陶铸本人还不知自己出了事,进门时还说了句“要不是周总理叫我有事,那些红卫兵还不会放我走”。
  在周恩来办公室,两人相谈很久。总理送陶铸出来时,陶铸低头无语。周总理心情沉重地与陶铸握手道别。这以后,周总理再也没单独见过陶铸,而陶铸只好隐居在中南海的万字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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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七、请贺龙住进西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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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家住在东交民巷十五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就成为林彪、江青的打击对象。他们鼓动着造反派大反贺龙。周总理为了贺老总的安全,请他住在新六所,这个地方是中直机关直接管理的。五十年代,这里曾接待过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这地方比较保密,应该说比较安全。贺龙住进去不久,体委等单位的造反派就知道了,多次冲向这个地方。虽然有部队保护,但是不能外出,不得安宁。东交民巷的家也被抄了。搞得这位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解放军缔造者之一的贺龙元帅有家不能归:周总理得知后,很担心贺老总的安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由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驾车,拉着贺老总和夫人薛明、警卫参谋杨青成进了中南海,直达西花厅:周总理没有睡觉,马上到客厅,见了贺老总夫妇。贺老总见到总理,声音宏亮地说:“总理,我的家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到你这里来了。”总理双手握住贺龙的手,说了声:“我懂你的意思,你大概一夜没睡吧,我也没睡,咱们先休息,住在这里你可以放心了。”
  我们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还不能完全吃透这里面的含义。事后才知道,当时贺老总受到冲击,总理亲自安排他的住处,还不能保证他有个安静的地方,只好请他到自己家来住:进西花厅是总理当天夜里安排的。邓大姐事先也不知道,难怪中南海的门卫报告说:“贺鹏飞驾车冲进中南海
  总理亲自安排,请贺老总夫妇住在西花厅前厅,就是他经常见外宾和开会的客厅。由总理的厨师做饭,警卫参谋也不要去食堂吃饭,指定专人给他打饭一不让贺鹏飞、杨青成随便出去,这样不至于被更多的人知道。
  贺老总住在西花厅,环境好了,但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正像薛明讲的那样,看着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工作那么紧张,还要照顾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中南海的大墙也挡不住“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南海机关也分成了派别,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贺老总住在西花厅的事,很快被人发觉。社会上揪斗贺老总的声势更高了,这后边当然是有人挑动,有人支持。贺老总继续住下去,也就困难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总理约李富春一起,来到贺老总面前,向他讲叙了中南海也不是世外桃园,不是久住之地,再给他安排一个更秘密的地方去住。贺老总、薛明理解总理的难处,同意总理的安排,搬出去住。
  总理事先选定了地处北京西郊的象鼻子沟,在玉泉山西边的山角下,这是国务院管理的房子,也是为领导同志准备的,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一住处的。总理选了条件比较好的一栋房子给贺老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三时,由杨德中护送贺老总和薛明转移出西花厅,先是进了玉泉山,再换车秘密地住进象鼻子沟。这以后,周总理与贺老总的联系,都是由杨德中负责。杨多次代表周总理去着望贺老总夫妇,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
  贺老总住在这里,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造反派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们到处找,几次冲到玉泉山,要抓贺龙。说明贺龙住在象鼻子沟的消息没有传出去。后来,林彪指使成立了贺龙专案组。至此,贺龙的一切都交该专案组,不让总理再过问贺龙的事,杨德中也不能再去看望贺老总了。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