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忘我工作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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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去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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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后被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庐山共召开过三次会议,只有这第二次是集中研究经济问题。第一次是以反彭德怀为代表的所谓“右倾”,第三次是与林彪、陈伯达的斗争。九月十七日,第二次庐山会议结束。周恩来下庐山,去南昌。他乘车途经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庐山分校,接见了在校学生和老师,看了他们的基地和宿舍。交谈中,他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要联系实际,多一些劳动知识。车子一进入南昌,总理就显得很高兴,拉开车子的窗帘观看着街道两旁,口里不停地说,变化大了,变化大了。
  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接待人员对周总理到南昌,表现出无比的高兴,当晚要请总理吃饭:出于多年没到过南昌的心情,总理破例地接受了省里的安排。周总理席间对江西人民勒紧腰带,调拨粮食,支援上海的产业工人,全国一盘棋观念给予肯定,赞扬他们保持和发扬了老区人民忘我牺牲的精神。省委书记杨尚奎、省长邵式平对周总理的表扬表示感谢,说当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说明上海急需时,这是江西人民应该做的。席间气氛非常活跃:
  杨尚奎、邵式平向周总理推荐他们江西的地方酒:总理喝后赞扬说:“你们的酒口感很好,有四个特点:清、香、醇、纯。”邵省长听周总理这么一说,很受启发,说周总理对酒也这么内行,他自己只觉得喝着不错,没找出这些特点:事后,酒厂就把这酒的名字改了,叫“四特”酒:多年来酒的包装不断更新,但酒的名字没改,一直叫“四特”。
  周总理对南昌有较深的感情:当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对反动派的第一枪,建立了我党的第一支正规武装;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磨练,这支队伍壮大成了今天这支坚强的拥有几百万人的武装力量。周总理为这支队伍的建设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不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今天有机会再来南昌,当然心情不一样。看上去他很高兴,逢敬酒者举杯就干。宴会结束了,他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虽然周总理的酒量不像传说的那么奇,但是确有一定的量,再加这种酒他过去没喝过,不太适应,显得有点过量。
  饭后稍事休息,省歌舞团、上海魔术团等文艺单位要演几个节目助兴,其中有一节目是魔术。魔术师在台上把东西变来变去。他表演的一个节目是把一个鸡蛋放在甲处小桌上,口喊一、二、三,打开乙处的小盒,取出了原在甲处的鸡蛋。魔术师靠他的手急眼快来完成这特殊动作,而台下人是看不出来的大家看着这高超的技术,很赞赏。为助兴,魔术师把手伸向观众,问谁愿意将手表借给他,配合他表演寻表节目。周总理离开座位,走到魔术师面前,把自己的手表摘下交给魔术师,要他照样变。魔术师有点紧张,紧张了容易露馅。他稍静片刻,开始了,照样一变,手表转移了。人们仍看不出其中的破绽。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总理把他那块手表送给了这位魔术师。开始这位魔术师还不敢收下,总理又一次说是鼓励他以后有更高的技巧奉献人民,他才收下。
  魔术师收下了表,我们这些人心里可紧张了。总理只有这么一块手表呀,一送就没有表了,晚上睡觉把手表摆在床头的习惯今晚就得改变。细心的卫士长成元功把他带来的一块备用表给总理用。
  回到北京,成元功请上海表厂,给周总理选了一块手表。
  到南昌第二天的九月十八日上午,周总理去参观当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指挥部,现在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车到馆前,总理下车,站在门前仰头看着大门,说是样子没变化,边说边走进去。陪同的领导对讲解人员说,不用说得太细,总理都知道。周总理边听着解说员的讲解边做些补充。当他看到墙上的说明栏内写着,党代表:周恩来;总指挥:朱德、陈毅、贺龙、叶挺等时,马上要求纠正,应把贺龙的名字排在前面,因为当时他是总指挥。还加重语气说起义中打得最好的是叶挺指挥的那个团。
  周总理边参观边说:“纪念馆要体现历史的真实,多突出宣传贺老总、叶挺、朱老总、刘伯承,是他们的指挥才取得了胜利。后期的失败,我要负责任。”当解说员介绍到周恩来当年指挥起义的办公室时,总理转身出来,说是“没有”在这里,是在一个学校,起义前往返于叶挺指挥部。在场的人都很明白,总理是不让人们宣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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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一、目睹周总理的一次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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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跃进号”是我国第一艘自行建造的远洋货轮。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周总理得到报告,这艘货轮在由山东青岛港驶往日本的途中突然遇险沉没。船上装有一万吨玉米和三千吨矿石。报告说是被鱼雷击中而沉没的。为了慎重起见,周总理建议,待情况搞准确后,再发表声明。
  在营救遇难船员过程中,周总理亲自过问,指示交通部领导,准许船员接受海上异国船只的搭救。当时是由日本船只救援的,他们把全部船员送至上海,无一遇难,周总理这才放下心。他又开始对“跃进号”船遇险沉没的原因进行调查。除多次约见交通部的主管领导和有关人员外,还特意把“跃进号”脱险的船长、大副等几位船员约来北京,在西花厅会见了他们,让他们谈谈遇难经过。周总理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决定成立专门小组来调查事故的原因。
  五月十二日,周总理亲自到上海,会见并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报告。总理听完汇报,到海军第六研究所看望参加打捞的人员。他走进打捞人员的房间,几位潜海人员看到总理来了,赶快从床上起来。总理招呼他们不要动,问他们的年龄,哪里人,担负潜水的时间。潜水员们都一一作了回答。其中有两位是当时中国潜水最深的,他们可以潜到“跃进号”沉没的部位。总理又询问了他们的身体条件。按常规,人潜到六十米深的水下,要承受强大的压力,需要漫漫下沉,逐步加压;上浮时同样逐步减压,速度快了,是受不了的。实际在水下作业的时间不过几十分钟,上岸后要休息。海军和打捞局的领导向总理报告说,每个潜水员的潜水能力,都要在岸上试验,有专门的试验装置。总理走到试验场地,看见有一位潜水员已在试验大罐内。技术人员向总理报告说,已开始加压。总理透过一个玻璃窗口,观察着潜水员的变化,不时地拿起联通罐内的电话,与潜水员通话,问他的反应潜水员回答“感觉良好”,“一切正常,请总理放心”。看完试验,总理指示一定要注意和保证潜水员的安全,要注意休息,调整好营养。
  第二天,五月十三日上午,周总理登上东海舰队的舰艇,察看出海调查的编队。又看了潜水员的现场演习。周总理与一位己入水下的潜水员通话,了解他的反映。
  总理再次听取了关于海军的编队和打捞船只的性能的汇报,作了周密的部署。我们海军这次编队出海尚属首次,对海军也是一个锻炼,所以周总理过问得非常详细,要求同志们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设想到,甚至对有的国家会不会有什么不友好的冒险行动都要估计到。海军编队出海也是一次演习,大后方的整个东海舰队和空军战机也进入临战状态,以应付可能会出现的任何情况。这也是一次海、空联合演习。经过充分的准备,总理认为有把握了才下命令出海调查。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这次出海行动是成功的:海军、空军作了一次不平凡的演习,打捞局的船只也经受了一次考验。经过潜水员多次潜水观察,取回资料经专家们反复研究,判断是船驶离航道,触礁沉没,这就否定了为鱼雷击沉的假设,这是经过周密调查得出的可靠结论。六月三日,新华社奉命发表了声明。
  查明了沉没的原因,要不要打捞,总理还是请国家有关部门去论证。有关部门研究结果认为:根据我国当时的打捞水平,要打捞这艘船,花费的经费与造一艘新船差不多:船沉在公海,我们打捞也有相当的难度,因而建议不打捞了,以后再说。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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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二、面对危险的两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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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下一站仍回非洲访问。有消息报来,加纳总统恩格鲁玛被刺受伤,周总理访问的下站正是加纳。总统遇刺,说明加纳的局势不稳,对周总理访问期间的安全构成威胁。去还是不去加纳,是代表团面临的紧迫的问题。以孔原、黄镇、童小鹏为领导的三人小组,从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安全出发,当然是以不去为好,加纳政府也会理解的。到底怎么办,三个小组还不能决定,他们只能提出建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从大局出发,从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出发,分析了形势,最后,还是报党中央同意,按原计划出访。周总理具体地安排了访问加纳的日程,他请外交部电告加方,免去恩格鲁玛总统到机场迎接等礼仪性活动,凡需总统参加的活动,都安排在总统居住的城堡内进行。
  抵达那天,加纳还是安排了机场的欢迎仪式,迎接的官员身份虽低,但他代表了恩格鲁玛总统。这是由黄镇副外长先期到达与黄华大使拜会恩格鲁玛时商谈好的,以后的多次重要会谈和宴请,都安排在恩格鲁玛居住的城堡内。进城堡的人员限制很严,我们警卫人员虽然每次都去,但是有五道铁门的城堡,只有副局长李树槐、卫士长成元功和陈老总的副官宫恒征被允许进入,我们几个被挡在二道门外。
  周总理在加纳的如期访问,对非洲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保证了在加纳活动的安全顺利,达到了访问的如期效果。这一切说明周总理的决策是正确的。
  锡兰,即今日的斯里兰卡,是周总理此次出访的最后一站。宋庆龄副主席也同时被邀请访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主席、陈毅副总理一同前往锡兰(即今日的斯里兰卡)访问。依照日程安排,二十八日上午出席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周总理要在会上发表演说。头天晚上,我国驻锡兰大使馆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是如果周恩来明天出席大会,他们就要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实际上是暗杀。大使将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代表团三人小组。他们三人分析了形势,汇集了来锡兰访问这几天的情况。到达的当天,代表团途经的道路两旁的墙上,出现过不友好的大字标语,很快就被锡兰政府和友好团体给覆盖了,这些都是搞形式上的示威。今天这个电话不管是真还是假,都要引起重视。最后三人小组决定报告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周总理分析后,认为锡兰政府对中国是友好的,这次的接待是热情的,布置是严密的。匿名电话是威胁性的,是少数人所为,而广大的锡兰人民是友好的。总理决定不改变日程,准时出席大会。三人小组委派大使约见锡兰外交部,同时由代表团安全警卫负责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约见锡方警察负责人,通报“电话”内容,请他们更加严密布置,掌握情况随时通报中国代表团。安全小组对“电话”进行了分析,认为恐吓和暗杀或枪击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作为安全警卫人员不能把它看成是单一的恐吓,而应作百分之百的防范。我们连夜开会,决定从当晚开始,加强住地值班,并研究了第二天出席大会的具体做法,加强随卫。往常在住地留守的警卫人员,这次也随卫到会场,改由护士王星明留守。连同李局长,我们总共十一人十一支枪,作了分工,分别护卫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宋副主席不出席大会。由李局长把准备情况和安全措施向三人小组报告,孔、黄、童向陈副总理报告了整个措施。陈副总理说,怎么只有十一人呀,他也算一个,说他就站在总理身边,最有条件保护总理了。陈毅副总理的这些话,对全体警卫人员是很大的鼓舞,大家表示要不惜付出生命代价,保护好两位首长:每个人都表了态,有的同志对留守在住地的护士王星明说,一旦自己出了事,回不来,请转告家里,“我光荣了”。
  这一夜,我们都没睡安稳。第二天,天下雨了,雨越下越大。我们侥幸地想,这么大的雨,露天广场能开会吗?我们都盼着这雨再下大些。派出的前站人员,从会场来电话说:“那里的雨很大,没多少人。来参加会的群众是听广播自愿到会的,不是组织的,能到多少,很难估计。”
  雨在不停地下,但比先前小了些,前站人员报告说已有几百人在场。总理、陈副总理按时出发准时到达了会场。锡方在会场主席台周围布满了便衣警察,群众被挡在十多米外的场地。雨渐渐小了,群众还在不断地入场,很快,广场上的群众已有几千人。周总理在班达拉奈克夫人和陈副总理的陪同下,站在了主席台的前沿。我们紧靠在他们周围。在一个大伞的遮盖下,总理发表演说。面对雨中的群众,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坚持独立自主,主持正义,就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建设国家应当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力量……
  总理讲话不时引起群众的掌声。我们的眼睛注意着会场的四面八方,聚精会神地观察与会人员的动向。看得出,锡方的警卫更是紧张,他们限制了入会群众的行动,在主席台的周围,除政府要员外就是警察了,真是戒备森严。我们对锡方为保证今天的安全采取的任何形式都不干涉。因为外国代表团的安全,是由所在国负责的。
  大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打“电话”的人没有做出什么行动。这不能说是“虚惊一场”,即便是打“电话”的人想采取什么“行动”,面对这严密的布置,也无从下手。总理、陈副总理安全地回到住地,我们紧张的心才放下了。迎在门口的王星明激动地说,在家吓坏了,因为她不知道会场的消息,担心着发生的问题,看她的样子,比我们还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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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三、用饼干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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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周总理的生活、工作还是比较有规律的。一般来讲,开会的时间是在上午十时或下午三时,午饭是一时,晚饭七时,这两顿饭都可以同邓大姐一起吃。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有时忙起来,偶尔也会打破这个规律。可是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随着运动没完没了地发展,全国各种人为的矛盾骤然加剧,周总理的工作量逐年增加。接见红卫兵,同各类群众组织的代表座谈,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及外事活动等,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有时一天十几项活动。活动最多、时间最长的是会见红卫兵。每次要花几个小时乃至十几个小时。总理要耐心地听他们说,又要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有时因会议时间拖长,就打乱了原来的工作程序,挤掉了休息时间或吃饭时问。对我们来说,安排总理吃饭已成为很大的困难,又不能改变原已安排的活动日程,只好利用两个活动的间隙,安排吃饭。如果会见红卫兵或群众组织的代表,到了大家都该吃饭的时间,只好边开会边“吃饭”。因为人员较多,不可能给每个人搞饭吃,只好每人一包饼干。周总理也不例外,同样是一包价值二角钱的饼干。就这样一边吃一边开会。这样的接见几乎天天都进行,遇到该吃饭的时间,总理就以几片饼干充饥。会后当我们再给他搞饭吃时,总理总是说已吃过了,还反问我们:“饼干不是饭吗?”
  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总理几乎天天会见红卫兵或群众代表,吃饼干已司空见惯。日久天长,我们觉得这总不是个办法。对红卫兵来说,他们年轻,偶尔吃些饼干,对身体影响不大,但对六七十岁的周总理来说,以饼干代饭,时间久了,肯定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们把问题报告了邓大姐。邓颖超约我们共同想出了个办法,那就是用茶杯盛上玉米面粥,总理边开会边像喝茶水一样喝下去:以后就这样,该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送上一杯。后来,我们又在粥里放进了肉末、菜泥。有时总理来不及吃饭,要去会见外宾,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这办法只能是吃不上饭时作为充饥之用。
  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七四年,总理住进医院的八年半时间里,总理究竟多少次用饼干、玉米粥充饥,谁也没有统计过。但是,他经常开会、会见各界人士的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处的服务员,都会记得这个似乎已成为习惯的办法,到时间,送上一杯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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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四、我们给总理贴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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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全体同志,亲眼看着身已患病的总理还在不分白天黑夜地忙,人渐渐地瘦下来了。我们心疼呀!面临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总理所担负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改变那个客观现实,怎么办呢?我们党支部全体同志,集思广益,在邓大姐的倡导下,想出了给周总理贴一张大字报的不是办法的办法。想利用大字报的“威力”改变一下周总理的工作习惯,调整一下工作程序,使他能多睡点觉。大字报怎么写,写后能起作用吗?会不会对总理有干扰,是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工作忙时,我们请总理离开办公桌,走几步活动活动都很困难,写大字报行吗?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后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出了这样一张大字报。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我们党支部的十六位同志都签了名。周总理在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即二月四日就很认真地在大字报的一侧写上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大字,表现了总理对大字报的重视。邓大姐看到总理态度这样好,又写上五条补充意见。
  五条补充建议
  (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
  (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
  (三)每日节目规定应留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
  (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
  (五)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
  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邓颖超
  一九六七·二·五
  大字报贴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来找总理谈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看了大字报后也表示支持。李先念、聂荣臻、李富春等都先后签了名。“要看实践”也有要我们看他的实际情况的含义。记得有一次,就是大字报贴出后的几天,总理比往常早睡了半小时:睡前总理对我们说:“你们的大字报起作用了。”我们听后都会,合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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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五、赴河内吊唁胡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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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越南卓越的领导人胡志明主席不幸去世。消息传来后,周总理决定亲自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河内吊唁。他与叶剑英通了电话,请他一道去,还有广西的韦国清,由秘书通知杨德中准备飞机。预定在午夜二十四时起飞,由警卫局通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派人随团采访。
  这是“文革”开始后,周总理第一次出国。按理说出国要有一点准备,这是指物质上的,比如说总要穿套好一点的衣服。在“文革”期问,领导人都穿绿色军装,可出国不能都穿军装。好在河内天热,有件衬衣也就可以了。我穿了一套灰色的布衣服,看上去还算整齐。起飞时间比预定的晚二小时,原因是周总理的会议没有结束。登上飞机,我看到“新闻兵团”的记者们,有的只穿一件文化汗衫,脚登一双塑料凉鞋。原来他们接到通知就到了集合地点,也不知道是到国外。当知道去越南已来不及回去换衣服,就这样出国了。好在他们采访用的装备比较齐全。这样仓促地出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有的。当周总理走过去与他们见面时,他们的手都不好意思伸过去。周总理笑着对他们说:“不怪你们,是决定得太急了,没关系。”他们才放下心来,会意地笑了笑。记者们就怪警卫局的同志,通知得不明确。警卫局的同志开玩笑地说:“给你们一个突然袭击,来个军事演习。你们没光着身子来就算及格。”大家虽说一夜没睡,情绪还是满高的。
  飞机降落在南宁,早已接到通知的韦国清已等在机场。韦国清登上飞机,面对着周总理,坐在叶剑英一旁。飞机又飞向河内。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河内机场,按照原已商定好的方案,不要越方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只是派了车,由接待人员引导离开机场。我们没有看见中国驻河内大使,有些纳闷。机场离河内市区较远,加之刚下过雨,路面不好走。我们看着战火给这条路留下的创伤,在田野的道路旁时而发现被损坏的我国造的“解放牌”卡车。
  代表团先到什么地方,没人清楚:车过红河大桥,赶来迎接的王大使,向总理说明他来迟的原因,告知越领导人都在党中央所在地等候。他问总理是先去哪里?周总理决定先去会见越领导人,后去招待所。
  越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长征、武元甲等在门前迎候中国代表团。周总理下车,双方拥抱。周总理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胡志明主席的去世表示哀悼,对越南党、政府及胡主席的亲属表示慰问。同时也表达了他本人的悼念。他提出要看看胡主席的遗体,并举行悼念仪式。越方解释说,因要对胡主席的遗体保护,已在做防腐处理,不便去看。越领导人出于中越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决定在主席府专为中国代表团设一悼念胡志明的灵堂。周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全体人员,于当天下午,举行了向胡志明主席悼念的仪式。我国代表团是胡志明主席去世后第一个到达越南首都河内的外国代表团。
  胡志明的正式治丧活动,中国是派李先念为代表团团长,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周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其间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瞻仰胡志明遗容。这项活动没有事先安排,原因是胡志明的遗体没有公开供人们瞻仰。周总理瞻仰的时间安排在欢迎宴会结束后,由越南领导人陪同前往。我们几个警卫和医护人员以及代表团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准许去。我们虽有些不快,也只得服从了。目送周总理他们上了一辆较大的车,我们原地等候。
  大约四十分钟后,总理他们回来了,换乘原先的汽车回到宾馆。总理主动对我们说,停放胡志明主席遗体的地方离宴会所在地并不远,他们拉着绕来绕去,不然早就回来了。我们问遗体保护得怎么样。总理说还不错,躺在那里与生前没什么不一样。
  二十八年后的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九日,我随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越南,才有幸在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他那安详的面容,唤起了我对他一幕幕的回忆。初次见到他是在五十年代初。那时他来中国访问,住在北京的新六所,我被分配担负他的接待任务。在接触中我了解到,每当中国在经济建设或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什么重大事件,他都要来我国亲自考察,有时住很长时间。有一次为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纲要”,他住过两个多月。他生活很朴素,作风平易近人,是位国家元首,又像一位慈祥的老者,所以越南人都叫他“胡伯伯”,至今仍有不少人这样称呼他。他来中国,我记忆中他都是穿那套米黄色的咔叽布衣服。多次的相处,我们与胡主席之间的友谊加深了,开始他叫我们同志,后来也时而改叫我们小高、小王、老张。他还与我们商量,每逢星期天,由他和他的秘书吴同志值班,负责端饭、洗碗,叫我们休息。大家同桌吃饭,所有的菜必须吃光,以免浪费。
  胡志明主席每次离开北京回国,都要买几本日记本,签上他的名字,分送给我们。至今,我仍保存着他签名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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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六、登上延安宝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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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来访的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访问延安:这是周总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回延安。
  此时的周总理,身患重病,每天失血五十至六十毫升,人已消瘦,但仍然担负着参加国内、国际的重要活动的任务。今天,有机会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延安,他的心情很不平静。
  经过一个小时飞行到达延安机场。欢迎的人们早已等候在那里。周总理陪同客人通过人群,乘车离开机场。从机场到城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
  “周总理!我们的周副主席回来了。”延安人民欢呼着,不停地招手,不停地跳跃,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人们拥挤着,都想看看周总理。周总理摇下车窗,向人们招手。欢呼声淹没了汽车的马达声,车内车外的心融在一起。
  欢迎的队伍排到了客人下榻的宾馆,当周总理和外宾走下车时,欢呼的人群沸腾了。
  进宾馆稍事休息后,周总理陪同越南客人参观凤凰山麓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天很热,总理脱下外衣,只穿一件短袖衬衫。欢迎的人们不停地鼓掌,欢呼,争着与总理握手。周总理高声地向群众介绍:“这是黎笋同志、范文同同志。”越南客人们被这场面所感动,对总理说:“恩来同志,人民在欢迎你。”周总理拉着客人,站在群众中间,摄影师留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周总理住在南关招待所,这是地委招待内部客人的地方,一排平房。总理住在一个套间,我们分住在他的周围。
  地区负责人对周总理说:“您把宾馆让给了客人,这房子太小了。”总理说:“这不错嘛,比当年住的窑洞大多了。”
  这是周总理一贯的作风。他陪同外宾,都把最好的房子让外宾住,即使单独到外地视察工作,也不是都住“一号”楼。总理让地委的同志先照顾外宾,中午过来一块吃饭。总理利用午饭的时间与人们谈话。
  周总理在房内来回走着,仔细地看这房子。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外间是客厅,摆着沙发,里间是睡房,除一张床、床头柜、办公桌,就没有什么了。
  总理问我们谁到过延安。我们几个人相互看了看,回答说:“我们没有来过。”总理接着问:“有什么感觉?”我说:“这里的群众真热情,差不多全延安城的人都出来了。没来之前,想到的延安就是窑洞,今天看到马路、房屋,印象不错,比想象的好。”总理说:“二十多年了,还能没变化,只是变化得太慢了。”总理指着脚下的地毯说:“这是新铺的,你们问一下接待的同志,其实可以不铺,我这里不同于外宾。”我再仔细地环顾一下这房子,确实简朴,为迎接总理来住,重新粉刷了一下墙。我掀开地毯的一角看了看,地毯是新的,地是水泥地,对总理说;“不是木板地,铺地毯也是为防潮。”总理说:“我叫你问接待的同志,你还没去问,就解释。你说的也不一定对,顺便问一下,中午给我吃什么?”
  中午吃饭,地委的几位同志与总理围坐在一张桌旁,服务员端上了小米饭、煮红枣、荞麦面讲子和当地的几个菜。总理看着这一桌饭菜,高兴地说:“这都是我当年吃过的。”又对当地的同志说,“我现在每星期还要吃两次粗粮,玉米面饼子和小米。”他一边吃饭,一边听着地区负责同志的汇报。延安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但比周围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慢,生产发展不如其他地区快,粮食还不能自给。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难过,放下手中的筷子,语气沉重地说:“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用小米养活了我们,养活了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牺牲。今天他们仍过着这样艰苦的日子,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我们对不起这里的人民。”地委的同志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把工作做好,怪我们这些人。”总理说:“今天不是怪你们,我是总理,我有责任,我希望你们努力,多想办法带领这里的人民,改变落后的面貌。等你们搞好,我再来延安,再来看你们,向你们祝贺。”说着总理举起了酒杯,与地委每个人碰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把延安的生产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
  总理送走了地区负责同志后,对我们说:“上宝塔山看看。”
  “不休息一下?”我问。
  “不休息,不要通知地区负责人陪,坐吉普车上山。”
  我们遵照总理的意见,请地方公安局的同志,调来了两辆吉普车。我和张树迎陪总理坐在第二辆车上,就这样不动声色地上宝塔山。此时我们才想到忘了通知摄影师杜修贤。周总理走近宝塔,围着宝塔转了一圈,他没说话,不时仰望这驰名中外的宝塔。当走到写有一九四九年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的牌子前时,他停住脚步,从头至尾把复电读了一遍,然后转身走到山边,手指着山下房屋对闻讯赶来的地区负责人说:“延安城大多了,房子也多了。”趁他不注意,我抢拍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人们发现总理上山了,他们本来就无心呆在家里,这下可有了去处,拥向延河桥,拥向宝塔山。远远望着回程的路上站满了人,想原路返回已较困难。延河的水已很少,河床有一条小路可通向对岸,吉普车可以过去,我们选择了这条路。车一下山,人们发现总理的车已改道,热情的人们就朝这条路拥来,这条路很快又被人们“占领”了。司机见势打转了方向盘,向河底开去,他是看河底已干,不料车却陷进泥塘,越陷越深。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吉普车跑来,争先恐后地与总理握手。总理探出身来,与群众打招呼。我们跳下车,两腿很快陷入一尺多深的泥潭,想拔都很困难。群众情绪非常激动,他们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周总理多呆一会。更多的人不停地向车拥来。靠近总理坐车的群众,平静下来一想,总不能让周总理这样长时间呆在泥塘里。在我们的组织下,几个年轻人把车平平地抬起来,稳稳地放在小路上。此时,群众自觉的让开一条道:总理这才坐着满身沾满黄泥的车回到招待所。
  第二天,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总理看到沿路麦田的小麦低矮,穗头很少,便问当地开车的司机:“这小麦一亩能收多少?”司机说:“几十斤吧,比种子多一点。”总理说:“这样怎么行呀。”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里缺水呀,要多种点树,改良一下土壤会好的。”
  回到北京后,我们向邓大姐讲了这预想不到的场面,还谈了周总理在延安与当地同志的谈话,吐露了周总理的心事。
  一九七六年,病魔夺去了周总理的生命,没能让他再去延安。如果他能看看这些年的变化,他会为今天的变化而高兴,但他不会满足今天,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让人们过得更好。
  周总理去世后,中央文献研究室收编了他的文章、讲话,出版了《周恩来选集》等书。有一笔稿费,存放在那里,几次想给邓大姐,大姐都表示不要。
  有一次,邓大姐对赵炜和我说:“恩来同志一九七三年去延安时的一段谈话,中心意思是当时延安人民的生活艰苦,今天虽有变化,但仍不平衡。恩来对这些变化是看不见了。把他的稿费送给延安,让它们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钱虽不多,算是替他圆了个心愿。”我们听后很赞成。邓大姐委托赵炜去办,并一再说,不要宣传,不要登报。
  赵炜遵照邓大姐的意见,把二万元稿费,请中央办公厅寄给了延安。时隔很久才知道,延安的报纸还是登了一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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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七、天天要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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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关心,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有助于他对形势的分析。邓大姐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过,在“国统区”,即当年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和她就靠看国民党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从国民党报上登出的内容,可分析出我军如何生存和发展。邓大姐还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经历:周恩来和她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从上海乘轮船出发,是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的,买的是头等舱席位。上船前,从上海买了一大堆报纸。这一举动引起了船上的特务怀疑,对他们二人盯梢。所以他们到大连下船时,就被扣留,后经一番周折,才幸免于难。建国后,总理仍然坚持把每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翻阅一遍。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大部分是利用起床后在卫生间方便时看。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直到最后住进医院也没改变。
  一九七五年底,也就是在他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被病魔缠身,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只要醒过来,就要报纸看。他当时生命已经垂危,为什么还那样坚持要报纸?我们把这个情况向邓大姐报告,于是大姐约张树迎和我,还有赵炜、张佐良作了分析。大家认为:总理已昏迷了几天,所以没有要报。这几天又提出要报,一是说明他较为清醒,二是与“四人帮”的斗争形势较为激烈。总理出于对小平同志的担心,再一个原因是巧合,康生已经去世。分析了这些原因,最后还是邓大姐作出决定,为了不增加总理的思想负担,不给他看当时的报纸,而把过去的报纸,也就是一个月以前的报纸给他,日期改成当天的,也就是把十一月十二日的改为十二月十二日:于是我们就找来了铅字,把改了日期的报纸给总理看。
  我们虽然这样做,但很不忍心。张树迎和我还有乔金旺私下也议论过,在总理身边几十年,没对总理说过假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样做,这不是骗总理吗?心里总也不是滋味,但已经定了的事就只能这样办了。我们一直提心吊胆,一旦总理清醒过来,看出破绽,我们怎么交待?
  总理坚持要看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分析的那样,至今我们并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这成了永远的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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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八、住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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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日,一次为周总理做尿样化验中,发现了异常细胞。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一医院的几位专家初步认为是癌细胞。因为是出现在总理身上,为慎重起见,谁也没有最后确诊,派专人带着尿样去天津和上海,请那里的专家验证。最后,北京、天津、上海三个方面的意见一致,确诊为癌细胞。这以后的检查中,这种细胞并不常见,只是尿里的红细胞时多时少。直到一九七三年一月总理开始尿血,说明病情在发展。只好动员总理作进一步检查。三月,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在膀胱内发现三个绿点大小的病灶,当即做了膀胱镜切除手术,送病理化验,证实了原来的诊断——膀胱癌。根据临床经验,这种病易于复发,必须三个月进行一次复查,灌药治疗。这中间,还要口服一些药。最后总理同意了这个治疗方案。到七月,总理接受了病灶切除后的第一次灌药治疗。医疗小组看到总理工作太忙,想借这次检查的机会让总理休息一下,规定用药后需休息两个星期。总理接受了医生们的建议,住进玉泉山五号楼,灌药后,总理照样批阅文件,只是没下山开会。就这样整整地“休息”了两个星期。在这以后,应该十月份进行第二次灌药。因总理工作太多,抽不出时间按计划专门用药。医生们担心治疗不及时,难以见效。医疗小组放弃了灌药后休息两周的规定,改在家里用药,只要求灌药后在床上躺两个小时就可以了。邓大姐让出了她的卧室,安上了一张治疗床,就这样又为总理灌了第二次药。总理只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就起来工作了。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多,连每隔三个月一次的检查灌药的规定也不能落实。他的病在发展,越拖越重。小便的颜色开始变深,有时已成血色。为了减少出血,就用止血药。这药同时也使尿中的血变浓,造成小便困难实在是不能再拖了!
  在医疗小组的反复劝说下,总理才决定住院作手术治疗。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总理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医院。
  三○五医院是一所新建立的医院,院内医疗设备在当时还属先进,但没有设泌尿科。由卫生部牵头,确定了由上海的熊汝诚,天津的虞颂庭,北京协和医院的吴阶平、方圻、吴蔚然、陈敏章、吴德诚,阜外医院的陈在嘉,解放军总医院的黄宛、陆惟善、曾宪九,友谊医院的于惠元,北大医院的谢荣,北京医院的高日新、商德延,中医院的高辉远等专家教授,以及总理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和几位具有丰富护理经验的护士,如万九云、孙茜英、李玉良、许奉生等组成医疗班子。这些全国有名的泌尿科、外科、心血管病等方面的专家、麻醉师很快进驻三○五医院,一方面全力为总理治病,一方面抽出时间到其他医院门诊、查房,为其他病人诊疗,不断总结经验,更好地为总理治疗。
  周总理住院的当天即进行了第一次膀胱手术。手术非常顺利。按计划也要三个月再做膀胧检查。出乎人们的预料,没等到三个月,总理小便又大量出血。于是八月十日又作第二次膀胧手术。这次手术后效果较好,止住了出血,结合其他预防性治疗,总理的病情比较稳定,医疗组的同志们很高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觉得周总理有救了。医疗组的专家们仍然是认真观察病情的变化,及时治疗。
  一九七四年底,又发现总理大便隐血,再施行结肠镜检查,发现结肠有一肿瘤。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进行第三次大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经病理检查,是结肠癌。专家们诊断,这不是膀胱癌细胞的转移,而是新生的。这新的发现,对总理的生命又增加了新的威胁,病愈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医疗组结合中、外临床经验,全力以赴地给总理治病,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组织会诊。参加会诊的专家多时可达二三十人。只要是认为有效的药和有用的器械都设法买到。我驻外使馆和驻外机构都大力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及时地把药和器械送到。大家都是一个愿望:尽快把总理的病治好。然而,事与愿违,总理的膀胱癌症还是在不停地向坏处发展。这期间选用了国际上最有效的药。这种药用在外院的几位同样的病人身上很有效,而在总理身上收效甚微。九月二十日总理接受了第四次手术。十五个月的时间做四次这样大的手术,特别是结肠癌手术后,要进行放射治疗和化疗,对身体的损伤就更为严重。总理的体质明显下降,人瘦了很多。这次手术后总理再没有像过去那样下床活动,而只能在床边坐一坐或搀扶着走一走了。长期卧床引起并发症,呼吸、咳痰以至于吃饭都很困难。总理料定自己的病不会治好了,就对医务人员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病人去吧!我死后,你们解剖,总结一下经验,提高你们的医疗水平,为后人服务。”医疗小组请来上海的中医叶朗清、潘铨参加治疗,中西医结合,继续努力为总理治病。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总理又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就这样,周总理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共接受六次大的手术,八次小手术:他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啊!然而,我们没有听到他叫一声痛,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失去信心的话。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坚韧的意志,顽强地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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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九、总理哪里是在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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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接受住院治疗,邓大姐很高兴。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这下可好了,总理总算可以集中一段时间治病,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忙得抽不出空。总理也作了休息的准备,他不叫钱嘉东,纪东两位秘书去医院办公,而是由邓大姐每天把选好的文件带到医院批阅。第一次手术后的一个多月还好,除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望外,总理基本上是休息治病。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做了第二次手术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手术后第七天他就约人谈话,文件也逐渐多起来,而且有的文件仍像过去一样标上一个“先呈总理”的字样。病房办公桌上的文件越积越多,总理办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基本上恢复了他的往常的工作时间,有时晚上工作到深夜。病房已成为他办公、开会的地方,医院也成为他会见外宾的场所。
  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他生命最后的五百八十七天里,我们的总理约人谈话二百二十人次,这里面包括他主动约请和别的领导人要求来谈话的。有时会见外宾后,还留下主要陪见人谈话。谈话时间最长时一次可达四小时二十分钟,会见外宾六十五次(含港澳人士三次),每次时间大都在一个小时左右,最短的一次也有十五分钟;开会三十二次,一次会最长可开三小时四十五分钟;去医院外看人五次;出席了建国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还参加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和李富春的追悼会;去长沙一次,时间五天。而看文字材料、批阅文件、看书等所用的时间就没法统计。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总理不像是在治病休息!
  周总理住院后的第一次“露面”,是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第二次手术后,他的体质明显下降。临近国庆节我们都在想,建国以来每年的国庆招待会,都是以周总理的名义宴请国内外宾客;今年总理能不能出席九月三十日的国庆招待会,要看他身体恢复的情况,事先定不下来,只有到时候再说。人们都希望他出席,总理自己也想出席。临近国庆节前几天,他身体没出现异常,医疗组认为可以出席。到九月三十日那天,总理要参加国庆招待会了,他穿上了那套人们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装,人已消瘦了很多,衣服显得不太合体,但是看上去气色不错。临走之前,他吃了点心(他不准备在宴会上吃东西),七点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些领导同志很久没有看到总理了,都走到总理面前握手问候,十分亲切。七点三十分宴会开始,与往年一样,总理率先向宴会厅走去。他刚刚走到入口处,宴会厅内已坐满的几千人都站了起来。大家使劲鼓掌,情不自禁地喊道:“周总理!周总理!”总理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站在席位旁向同志们举手示意,请大家坐下。后排的人们一下拥到前边,都想离总理近点,再近点,都想多看看总理:不少人似乎忘记了这里是庄严的宴会厅,他们登上椅子,流着热泪呼喊着:“周总理!周总理!”在周总理的一再示意下,人们才渐渐地平静下来。大家相互议论着:总理的病可能好了:主持人宣布: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开始,请周总理致词。全场上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周总理被掌声送上了讲台,用那人们耳熟的清脆的声音,宣读着祝酒词。他的讲话一次次被掌声打断。人们用掌声倾诉着他们对总理的敬仰,对总理的祝愿,对总理的热爱!他们是多么希望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啊!掌声是全场人们的心声,也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此时此刻,我们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有哪个人不为这热烈的场面所感动呢?
  周总理为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是在医院里进行的。大家都知道,四届人大早在几年前就准备召开,一九七○年第三次庐山会议的议题就是为四届人大作准备,因为出了陈伯达的问题,而改变了原来的议程;一九七一年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改变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时至一九七四年,相隔了九年的人代会才有了较为成熟的条件。周总理不得不在医院里召集各方人士,共商大会的各项工作。和以往一样,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花费了总理相当大的精力,有些重大问题还要请示毛主席最后决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二人共同去湖南长沙,向毛主席报告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征求主席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请毛主席最后拍板,再提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此时,总理已住院达半年之久,先后做过两次大的手术,身体已明显虚弱,加上最近又连续开会,如何保证总理这次外出的顺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是要作充分准备的。叶剑英在周总理住院期间,一直过问总理的治疗情况和总理的身体状况。对这次去长沙,他更是不放心,指示医疗小组要充分准备,保证总理安全返回。我们认真研究了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大家一致认为总理这次去长沙,肩负着关系到国家最高利益的政治使命,保证总理不出意外,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医疗组全面分析了总理的病情,决定派心血管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和保健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组成一个医疗小组随行,携带足够的药品和必要的医疗器械。张树迎和我从安全和生活服务方面也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最后,邓大姐对各方面的工作逐项检查后,明确指出,这次的任务重点是防病,要我们尽心尽力,顺利回来。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总理回来后还有中央全会、四届人大会议的工作等着他去做。
  周总理与王洪文约定同乘一架飞机,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起飞。王洪文以两位中央常委不能同坐一架飞机为由,改乘另一架飞机。于是,总理先飞抵湖南长沙,住进了榕园一号楼。这栋楼过去毛主席来长沙时住过,后来又盖了个“九所”,毛主席这次就住进了“九所”。周总理叫我们向毛主席处报告,说他已到长沙,待王洪文到后,再请主席确定约见时间。我们一直打听着王洪文由北京起飞的时间,谁也没给一个准确的消息。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会发生的:两个常委不能同坐一架飞机只是他公开的借口,面真正的原因是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是要等待江青、张春桥的最后召见。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起飞,我们去哪里打听!下午五时三十分,接毛主席处通知,请总理晚七时去开会。原来王洪文已到了长沙,住在榕园三号楼。
  晚七时,周总理、王洪文先后到达毛主席住处,一块进入会客室这次汇报,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总理走出来,我迎上去接过他手中的皮包,轻声问:“累吗?”总理说:“不累。”上车后,张佐良大夫数了数总理的脉搏,稍快一点。总理说:“当然会快一点:”回到住地后,护士许奉生为总理测血压,又数了脉搏,都已正常,我们才放下心来。总理对我们说,主席留他在长沙住几天,再休息一下。我们观察,总理这次见了主席后,情绪很好,估计是在主席那里谈得比较顺利。后来才知道,主席同意了政治局的意见,对几个悬而未决的人事安排,毛主席作了历史性的决定:朱德仍然被提名为唯一的委员长候选人,周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被排为第一副总理。
  二十五日上午,我们陪总理在楼道散步,总理问我们读不读毛主席的诗词。我们说有的能熟练背诵,但有的不全理解。于是总理带我们一句一句背诵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六月作的词:《水调歌头·游泳》。这样一边走,一边咀嚼品味。当背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和“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时候,总理特别加重语气、看得出,今天总理是在借毛主席的词句,抒发自己的心情,也是为国家多年来蒙受灾难,饱经创伤,但最终会驱散阴霾,重现雄姿而高兴。我们怕总理太累,提议到房内打扑克,休息一下,总理欣然同意我们围坐在一张方桌旁打“百分”。这是扑克的一种玩法。说真的总理也只会打“百分”,而且技术并不佳,但他打起来很认真,记牌很准。这样一边打扑克,一边聊天。总理间我们:“去过韶山吗?”我们相互看了看,回答说:“没去过。”总理说:“这里距韶山不远:这两天我休息,你们可以轮班去看看。”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这次不去了,等总理什么时候去,我们一块去。”总理笑了笑说:“那咱们就一块在这里轻松两天吧。”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总理对我们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我们都知道,周总理从不为自己过生日,他也不提倡过生日。只有像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知名人士过生日,他才会去祝贺。为党内领导人过生日就很少了。我问他都要请哪些人,他说:“就是这栋楼内工作的同志,再请几位省里、军队里的负责人。”晚上周总理和省里的几位领导同志同坐一桌,我们北京来的随员和省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坐在另一桌二十几个人开始了庆祝毛主席生日的晚宴。毛主席虽不在场,但在座的都为主席的健康频频举杯。大家也都-一地到总理面前,祝愿总理早日康复。周总理与同志们谈笑风生:总理因病不能喝酒,为表示心意,叫我代表他向大家敬酒。我很高兴地斟满酒杯,代表总理感谢湖南的各位同志对总理的接待,以及他们对总理的良好祝愿。
  深夜二时,也就是二十七日凌晨二时,毛主席单独约见周总理,两个人谈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总理走出会客室后,毛主席还站在门口挥手。
  二十七日晚七时三十分,周总理从湖南回到北京,住进医院。第二天(二十八日),总理就忙于召集会议。这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开会,有时在医院,有时去大会堂,有时去京西宾馆。开会回来,就在病房里修改报告,批阅文件。有时在灯下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时候,我们只能加强护理,及时给他用药,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那样做只会延长他的办公时间。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召开四届人大的时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周总理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由于身体的关系,周总理只读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后两个部分,中间部分请人代读。
  会见外宾也是周总理住院期间的重大任务。住院手术后才一个多月,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他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消息传开,很多来访的外宾都希望能见到周总理。有的外宾非要见到周总理才肯回去。如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就强烈要求见总理,外事部门告诉他周总理因病卧床不能起来。这位客人执意要到病床前看一眼,外事部门只好报告周总理。总理是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做结肠手术。四月三日,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与这位突尼斯客人谈话十五分钟,没有照像,没有拍电视。朝鲜的金日成主席为加强两国的关系,也出于同周总理的友谊,应邀来华访问。此时总理已可以下床,确定周总理与邓小平同志于四月十九日在医院会见他。这次的会见是在总理做结肠癌手术后的第二十四天进行的。当时周总理身体没有恢复好,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有的皮鞋和布鞋都穿不下,只好赶做一双布鞋。当时不能让做鞋师傅到医院量尺寸,只好由我们量一下,带上旧布鞋,约上友谊商店为中央领导人做皮鞋的王凤德师傅,找到了专做布鞋的韩师傅。我把要做的新鞋的尺码和要求一说,他接过旧鞋,看了看说:“这鞋是我做的,你不用说了,我全明白了。”边说边流下眼泪。我连忙嘱咐:“千万不要做小了,因为没有时间修改了。”他说:“我不睡觉,明天就把鞋做好。”第二天,我取回鞋子先让总理试了一下,不太合适,比脚大了些。护士许奉生在鞋里垫了厚厚的纱布。总理就穿着这双很不合脚的布鞋,拖着重病的身子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金日成和朴成哲。会谈一小时,他们没用翻译,因为金日成、朴成哲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谈话结束,金日成与周总理打破了东方人只握手告别的习惯,两人长时间地拥抱。这以后又分别会见外宾二十六次。其间还参加了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泰国的建交签字仪式。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客人是伊利那·维尔德茨为团长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当时总理的身体已很虚弱,仍坚持谈话十五分钟;总理送走外宾,留下陪同接见的纪登奎和耿飚,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体已很难应付这样的外事活动,请他们与外交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不要再安排他见外宾了。这样,周总理才从繁忙的外事活动中解脱出来。十三天后,即九月二十日,总理做了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虽然很成功,但对身体已损伤太重,从此总理再也没能下床活动。报纸上、广播里也没有周总理的消息了。
  住进医院的周总理,看文件、开会、见外宾已是超负荷的运转了。而党内那些极左人物的代表,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几个人,并没有因为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而改变态度,他们更加猖狂地四处活动,加紧攻击周总理、邓小平。在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大登反“经验主义”的文章。光是在总理住院后,他们发表的就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评运动》以及《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等有代表性的文章,其内容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并掀起一股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江青等一些人,并不安于只在报纸上的攻击,还煽动制造一些事件进行围攻。“风庆轮事件”就是他们攻击邓小平的代表作。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对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不宣传或低调宣传,而一味地借抓革命来压生产,提高调门继续宣传他们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江青直言不讳地散布: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而是不停地串联。她讲的“串联”就是指总理经常约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来医院开会谈话。周总理对江青这些人的活动目的,当然很清楚,对他们的那些文章是认真研究的,像《反对经验主义》这一篇,他一连看了几遍。出于对党、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精神,总理毅然向毛主席陈书,推荐邓小平同志取代他的位置,负责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总理躺在病床上对张春桥、王洪文讲,请他们协助小平同志工作。他们不仅不听,反而加紧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党内斗争不亚于癌症对总理的折磨,忧国忧民的责任大大超过疾病对总理的压力。药对他的病已不起作用,总理的病情在一天天地加重。心情不畅不能不是加重病症的原因之一,我们忧心如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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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面对各方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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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虽然自己重病住院,但他还是像过去一样关心着别人。上自毛主席下到一般群众,只要是他知道的他都要过问。毛主席从一九七二年开始身体不太好:毛主席的治疗情况,总理都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医生会诊。总理住进医院后,仍和过去一样,多次约见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召集医疗小组开会,听取他们对毛主席的治疗方案。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关心是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连在一起的,从一次谈话中就不难看出。总理对我们说:“毛主席的身体还不错: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你们还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二十年、三十年,要好好地学习主席的文章,为人民多做工作。”
  谭震林、汪东兴因病住在北京医院,他也曾两次到医院看望,过问他们的治疗情况,关心他们的健康。
  一九七五年九月,华国锋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总理请华国锋带上《养蜂促农》的科教电影片,送给西藏的同志看,便于交流经验,提高西藏的粮食产量,还特意叮嘱华国锋不要说是他送的。他对华国锋说:“在西藏上作的同志很艰苦,这几年上作不错,多鼓励他们。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个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十分必要。不仅要看数量,还要注意质量,要把真正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提起来。老、中、青结合,组成能战斗的班子,工作就能搞好。”郑凤荣、郑敏之等国家级运动员知道周总理住院了,先后寄过两封信,倾诉他们运动员对总理的一片深情和心愿。周总理看信后说:“这些运动员为国争光,一直想去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今天我去不了啦,请警卫局派人到运动员们集中训练、生活的地方去看看,看看他们的宿舍和食堂。”当他知道运动员的食堂管理较乱,吃饭都没有凳子坐时,就指示有关单位对运动员们要多关心爱护。
  杨秋玲是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一批优秀京剧演员之一。她在《杨门女将》中演穆桂英,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演过现代京剧。“文化大革命”开始,她被停止演戏,随后就销声匿迹了。一九七五年,杨秋玲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的消息传到了医院,总理知道后很高兴。他很想去看,但又不能去。当时也没有电视转播,我们几个人就与广播事业局机要处的同志协商,请他们将全剧录制下来,让总理看录像。人员器材都准备好了,突然有消息说,这戏不演了,要到西安去。很遗憾,总理最终也没能看到她的演出。总理并不单是为了看戏,他关心的是这一代文艺工作者,为他们被“解放”出来而高兴。当他听说有些人对《创业》这部电影持反对意见时,就让我们把片子调来看看。周总理住院后,我们为调剂他的生活,有时也安排他看电影,这都是在他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眼下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我们担心一个多小时的电影他坚持不下来。总理说可以分开看,累了就休息。就这样,他分两次把这部影片看完,对影片给予了肯定,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写出了大庆人的精神,真实地再现了王铁人。应该宣传大庆,大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两论’(即毛泽东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起家的嘛!”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永贵代表大寨人来医院看望总理。他带来了大寨的大枣、核桃和新培育出来的苹果,带来了大寨人对总理的爱戴。周总理看到陈永贵,很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起曾三次去大寨,看到了大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也曾对大寨的不足提出过意见。如绿化不好,应该有计划地多种树等等。最后他说:“我曾经对大寨人说过,几年后,你们变化了,我再第四次来大寨。”今天他在医院见到陈永贵,而且是躺在床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此时此刻,总理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请陈永贵代表他问候大寨的乡亲们。陈永贵这个能叫虎头山低头的硬汉子,禁不住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
  毛泽东主席是很关心周恩来总理的健康的。周总理病重住院,对他来说也是件很不幸的事,他也时刻关注总理病情的变化。癌症已经夺去了陈毅、陶铸等领导人的生命!主席是相信科学的,我们的医疗水平能把总理的病医治好吗?他所看到的病情报告是总理的病越来越重,这就不能不使主席担忧了。他经常派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周总理,还派人送来了一个特制的沙发。总理坐上很舒服。总理住在医院,仍坚持办公,批阅文件,请示报告。这一切毛主席是最清楚的。为了增强总理对疾病的抵抗力,主席指示:“注意护理,注意营养,注意休息,要节劳。”还指示说,“对总理的治疗,总理自己要过问,总理自己可以决定。”周总理很感激毛主席的关怀,后期的手术治疗方案确定后,总理都是自己亲笔写报告,送毛主席批准。待毛主席批准后,他才肯进手术室。这说明了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尊重,也表现了周总理高度的组织原则。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总理在致毛主席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心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总理也十分关心,只要总理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就到医院看望。叶剑英几乎天天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总理的情况,有时亲自打电话问医生,隔几天就要来医院一趟,看看总理,约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汇报,并对医疗和保健工作,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作出明确指示。人们都知道叶帅很喜欢钓鱼。有一次他钓到一条三十多斤重的大草鱼,派人送到医院给总理吃。红烧、清蒸、炖汤也只能用掉一部分,周总理让把其余的鱼分送给医疗组的同志和工作人员。我们打电话转达了周总理对叶帅的谢意,并报告说,我们也吃到了叶帅的鱼,全体同志表示感谢。叶帅很高兴,过了几天,又专门派人送来了鱼,慰问工作人员。这条鱼比上次的小不了多少,我们把总理最喜欢吃的部位留下,全体同志又美餐一顿。
  邓小平经常来医院看望总理,也谈工作。总理病情不好时,他很快就赶到医院。小平同志很注意总理的身体状况,每次谈话都控制在半小时左右。这里有一组数字:小平同志在总理一年零七个月的住院期间,来医院六十三次,如果减去每次大手术的十天时间不便探视外,平均每六七天就来医院一次。当总理癌症转移,已无治愈的可能时,他明确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纪登奎等,也算得上医院的常客。总理病倒的最后几天,他们几乎天天守着,在病床前看着总理憔悴的面容,忍耐不住难过的心情,就走到病房外掩面垂泣。李先念除陪总理会见外宾外,还先后到医院五十二次。周总理临终时,他第一个赶到了医院。
  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都冲破阻碍,几次去医院看望。
  倪志福到医院看总理,总理是坐在沙发上与他谈话的。回去后,他亲自到北京北郊木材厂与工人师傅一起设计了一个比较舒适的摇椅送给总理。总理坐上很满意,一再感谢倪志福,并请他转告对工人师傅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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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一、与朱德的最后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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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下午,周总理午睡起床后,在病房内运动。这是他坚持多年的“八段锦”运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是不会停止锻炼的。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了,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又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朱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来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请他去北戴河之前来一趟。”
  我把总理想见朱老总的心情报告了邓大姐,她指示我直接找康大姐。我要通了康克清的电话,转告了总理的意见。康大姐说:“请报告总理,老总的身体挺好,今天没有安排别的事。他这几天总想去,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他是要见了总理后再去北戴河的。”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
  总理在病房里踱着步,思忖片刻说:“换上衣服,到客厅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五时五十分,朱德来了。周总理起身迎向朱老总,两人同时伸出了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你好吗?”总理回答:“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是八十九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到沙发上。总理示意关上客厅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只有两位出生入死,为新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老战友在交谈。六时十五分谈话结束,总理送朱老总走出客厅,两人紧紧地握手告别。总理直到汽车开走后,才转身回到病房。谁曾想过这竟是两位共和国领袖的最后一次交谈!谁又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老战友的诀别。这是最后的相见,最后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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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二、总理的病牵动亿万人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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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得的什么病,住在哪家医院,广大群众是不会知道的。过去人们几乎天天可以从报纸上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周总理的消息,忽然间,听不到周总理的消息了,人们当然会猜想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是以在报纸上或广播中某人出现的频率和排名先后来判断某人的政治去向的。对周总理的不露面,人们的猜想也不例外。所以,在总理住院一个月零五天后,即安排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美国客人。这一消息发表后,人们知道总理是因病住院,更为周总理的身体担忧。
  总理生病的消息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全国各地纷纷寄来了充满感情、充满希望的信。这些信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学生和解放军官兵……这一封封来信,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希望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早一天出院。特别是一些医务工作者,有的毛遂自荐,要来北京为总理治病,有的随信寄来治疗疑难病症的药方。由于不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自然很难准确地开什么药方。多数送来的是医治心血管病的,也有的寄来治疗肾病的,还有治腰酸腿痛的,以及气功疗法等等。更有热心人寄来了成包的中草药和治疗绝症的药品……
  下面摘抄几封来信,代替我的叙述:
  一位叫程丹田的同志致总理的信中这样说
  周总理钧鉴:
  敬悉尊体欠安,久在医院疗养,使我们贫下中农非常担心,寝食不安,但不知在何医院,还不断接见外宾,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身负重病,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为国为民……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
  一位叫卫德润的同志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随信寄来治疗各种病的几副处方,并要求为总理献血。还寄来了“O”型血的化验单,用自己的血写下了“决心”二字,以表达对周总理的爱和为周总理治病的决心。
  一位叫王者与的同志来信说:
  从报纸上、广播里听到周总理在医院接见来宾,后来在道听途说中得知周总理患动脉系统疾患(未悉是否准确)。周总理为全国人民操劳,积劳成疾,我日夜反复考虑,巴不得指望周总理指日病愈。因我三世业医,对此稍有经验,早想寄方施治,无址投信。急则生智,想此办法,邮电可转寄总理,此方有益无害,请高明医师再加诊查参考是否适宜。如可服,即服四至六剂,如效果显著,便将脉象、体温、血压以及病状捎来,再量更方寄去,以祈总理病愈在望。处方(略)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位叫许克贵的同志来信:
  敬爱的周总理:
  近年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您老人家住院和在医院接见外宾的消息,却没有说您老人家得什么病。因此我八方询问……得知您老人家是心脏病和目疾,所以我斗胆介绍我们祖传民间秘方。这两秘方对人体完全是有益而无害。
  药方(略)。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
  还有些信是寄给邓颖超和国务院的。这些信从内容上看,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颂德的语言,而用朴实的字句,道出他们真诚的情,真诚的爱和真诚的希望。
  长期担负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中央警卫团的指战员们和全国人民一样,为周总理治病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周总理因多次手术,失血太多,需要不断补充。总理是“AB”型血。血库里这种血不多,又不便到社会上去大量采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们闻讯后,争先恐后地报名为周总理献血,都希望自己的血型与总理的相符。“AB”血型的战士们庆幸自己能为周总理治病尽上一份力,血型不合格的战士们则要求多站几班岗。有些战士献了一次,还要求再献一次。战士们献血的事对总理是不能讲的,如果总理知道是战士们为他献血,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战士们对周总理的爱是埋在心底的!至今他们没有以为周总理献血而吹嘘,也没以为周总理献血而索取。他们学着周总理的精神,默默地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实现总理的遗愿——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躬身实践,顽强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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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三、与病魔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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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事业的需要,人民事业的需要,使虽已住进医院的周恩来,不能完全放弃工作,而专心治病。病魔不停地向他进攻,威胁着他的生命。拼命地抢时间工作是他与病魔斗争的方式,而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配合医生治疗也是他与病魔抢时间的积极行动。
  周总理很清楚得癌症会是个什么结果,经他过问的病人——陈毅、陶铸、王进喜等都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总理也清楚配合治疗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就能多为党、为人民做一天工作。所以,总理总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疾病。他尊重医疗组的同志和他们的意见,按照医生们的治疗方案治病、吃药、打针、手术。只要是医疗组决定的,他都能听从治疗,还随时向医生们提供他自身的感觉、变化,包括心理上的反应。在病情变化大,治疗最困难、最紧急的时候,他还叮嘱医生们不要紧张。医生、护士都被周总理的这种态度所感动。
  为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周总理住进医院,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都坚持锻炼,经常做操、散步。能去室外,他决不呆在室内;能多走几步,他决不少走。
  第二次手术后,我们看他体质恢复得不错,就在病房外的走道上,装上了乒乓球台。他坚持打球,每次时间只有几分钟,但一天能打二三次,这对增强他的体质是有好处的。
  医院环境虽好,但终究是医院,时间久了,总理也想出去走一走,换换环境。医疗组看总理身体恢复得不错,也同意换个环境。三○五医院地处北海公园西侧,我们了解到公园早已不开放,经询问是一九七二年以整修内部为由一直关闭至今。经我们建议,总理同意去那里散散步。北海公园的管理人员知道总理想来,表示非常欢迎。一九七五年五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周总理来到北海公园散步。当时是养病,由我们和医生、护士陪同,从三○五医院直接去公园。由于体弱,他只能在走廊内漫步,最后到仿膳休息。在那里,他与公园的领导、职工接触,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当谈到公园为什么不开放时,他们回答是按上级指示。周总理也不去追问什么原因,知道他们也说不清楚。
  我们与总理相处多年,日日夜夜,形影不离。他为党为国家工作,我们为他工作,养成了程序化的协调关系。他养病、散步,我们相随左右;他看报纸,我们低声闲聊。这天,他见我们聊得挺热闹,要我们与他聊天。这就打乱了以往形成的那种工作程序,聊什么,我们一下选不准内容,倒真难住了我们。总理风趣地说:“刚才你们有说有笑,怎么一下子都变哑了。”以后我们商定了办法,每天推出一个人事先准备好,讲点故事,当然还要引起总理的兴趣。开始难度较大,因为谁也没给总理讲过故事。后来经过有准备地搜集材料,打开了思路,内容也丰富了,大部分是收集社会上的笑话。
  有一天,我大胆地讲了一个坐公共汽车的笑话:有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因车上人多,他嫌太挤。别人对他说,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都不怕挤,车上这几个人你就怕挤了。说完以后,引起大家的哄笑。我不知道对总理讲这话是否恰当,总理却一笑了之。
  说到样板戏,总理问北海公园的几位同志谁会唱样板戏。我们推荐小马。这位小马同志很高兴地唱了《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段。这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她唱得确实不错,有腔有调。总理边听,边有节奏地打着拍子,气氛一下子活跃了很多。
  到北海公园散步,改变一下环境,确实有助于总理养病。他先后到北海公园去过二十一次。随着天气转热,我们建议去人民大会堂。总理去了一些厅室,看望很久没见的同志,其中有厨师、服务员和大会堂的领导。每到一个厅室,总理都要静静地坐在那里,约几位熟悉的同志谈谈他们的生活、家庭,谈谈大会堂,共同回忆大会堂建筑和使用的过程。所有厅室和一些主要活动场所,周总理都去过。同志们更想知道的是总理的病、总理的身体状况,总理什么时间再在这些厅室开会、会见外宾。大家都在盼呀,盼呀……
  总理在生病的后期,因化疗影响胃口,吃饭感到很困难。“我要多吃几口饭。”每一餐饭他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有时吃一次饭要花几十分钟,累得满身是汗。他说吃饭比吃药困难得多。医疗组根据总理身体状况,由陈敏章与其他医务人员共同制定食谱,保证总理有足够的热量摄入。几十年为总理做饭的桂焕云师傅,虽然有高超的烹饪技术,而面对身患重病的总理,也显得无能为力。因为总理进食太少,很难达到医生们要求他摄入的热量,只好用输液的办法来补充。
  我们想办法让总理吃上有营养的高质量食品。有一次,与医生们商量,给总理烧一个鱼翅吃。总理平时是不吃鱼翅、燕窝这类高档食品的,只是在招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才吃过。我们事先征得总理的同意,到人民大会堂订做了一份。此时总理已卧床多日,只好由护士喂他。我在一旁帮助。他每吞咽一口,头上就出很多虚汗。护士许奉生就用毛巾擦一下。吃了几口后,总理替我俩分工,改由我喂他,许奉生管擦汗。这样,我一边喂,小许一边擦汗。总理吃一口,自己数一下,就这样连续吃到第八口,实在没有力气再吃了。八口饭,足足用了半小时。饭后总理说:“我是为了治病才多吃几口饭。”每天总理按医生们的交待“少吃多餐”。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吃饭的难度越来越大,实在无法吞咽,只好改为鼻饲。这以后,总理再也没有品尝到饭菜的味道。
  此时的周总理,人瘦成了皮包骨,疼痛使他难以入睡。为了让他睡觉,医生们的办法是用安眠药或者注射杜冷丁。针只能半针一针地打。药的作用一过,他马上又疼醒了。杜冷丁这种止痛药也不能过量,总理提出用听音乐的办法分散注意力。这办法我们也想过,看总理病痛的样子,谁也没好意思提。见他提出听音乐,于是我们找出他平时喜欢听的京剧、轻音乐、曲艺、相声等。听音乐效果不错,轻音乐的效果最好;相声他很爱听,但不易入睡,发笑时,伤口会痛。总理叫我们找些昆曲。广播事业局机要处的同志为总理录制了南昆、北昆各几盒带子,每盘二三分钟,最长的也就五分钟。总理对曲词都很熟,有时跟着哼几声,听曲时,要是想睡觉了,一边听一边睡。有时他睡得很香,曲子放完了,机器一停,他便醒了。为了让他睡得长一点,我们把几盘带子上的曲子合录在一盘上,不换带,不停机,这样总理能多睡一会儿,效果确实不错。开始我们对总理一次能睡半小时,不因停机吵醒而高兴,继而想再搞长一点,三十分钟带子放完,他还在睡。我们又出一招,即一盘正常运转三十分钟的带子,采用慢速录制,可连续录制两小时的曲子。在那个时候,如果总理一次能睡两个小时不醒,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带子录成了,总理在听的过程中发现了,说你们主意挺好,只是他不太适应,所以又改回了每三五分钟换一次带子。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张树迎与我商量,看样子总理的病再想好起来很困难。从总理卧床以后,除医务人员和少数几位工作人员外,还有些同志很久没看到总理了,他们想轮流到病房,见总理一面。警卫值班的刘岚荪、康海群、王倍成同志,还有为医生们做饭的厨师和服务员,他们都想看看总理。他们平时很守纪律,没有事情,很少到病区来。为了不影响总理的正常休息,今天叫他们轮流过来看总理,而不能让总理看到他们。只能等总理睡着的时候,再让他们来。很不凑巧,总理整天睁着眼,而且不停地向四周看,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一直等到深夜十二时,也没有机会。我们商量改为第二天再安排。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总理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些同志不怪我们,只是为没最后看一眼活着的总理,而感到终身遗憾。
  一月八日这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总理几天来都是这样,说话很困难。乔金旺和我一个班,他走进病房,示意叫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步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蔚然都守在那里。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七十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一百多次,忽然掉到七十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心跳在继续下跌,六十次、五十次、三十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六十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七十八年的心脏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停止了。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了,太早了。
  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谁也承受不住这如同天崩地陷般的痛苦,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声中包含着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敬,对国家的忧。
  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十一时零五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十二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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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四、为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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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就要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给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中山装,这一套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邓大姐看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当一位多年为周总理看病的老医生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马上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那位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解放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有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多地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身教言教,为总理写下这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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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五、举国同哀送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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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是一月九日向全国广播的。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互打听着消息的准确性;经过多次听广播,人们才真的相信了。周总理病逝了,举国同哀: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大街小巷,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谈论着这不幸的消息。人们被这沉痛的消息压抑着,空气中似乎缺少了氧气。太阳被阴沉的云层所遮盖,天气似乎变得更寒冷了。走在街上的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管是于部还是群众,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他们都阴沉着脸,相对无语。怎么办?总理没了!谁来管理这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到处是累累创伤的国家呢?人们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担心。
  怀念、悼念、寄托哀思的形式多样。人们走向天安门广场,抬着花圈,系上白花,自觉地形成悼念大军。不用组织,人们有条不紊地排成长队,缓缓地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可容纳几十万人的天安门广场,听不到平时的喧哗声,听到的只有哭声,只有宣誓声。白发苍苍的老人、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大专院校的学生、党政机关的干部、驻京部队的官兵,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来到天安门广场,向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向着周总理的遗像宣誓,表达自己的哀思。
  就在全国各族人民怀着对周总理的崇敬心情,表达自己的哀思时,当时的“中央”,却下达了不准各单位搞纪念活动,不准带黑纱,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的通知。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谁去过天安门广场要向单位报告,要登记,要说明理由,这实际上是作检讨。这种压制,并没有吓倒人民群众。人们不理那一套,去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带黑纱的人也越来越多。仅北京而言,所有布店的黑布全被买光了。不能去天安门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就在单位或自己家里设灵堂,摆上周总理的遗像;买不到遗像的,就把报纸上刊登的周总理的像剪下来,供在屋内中央,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报告,自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几天来没有案件发生。
  一月十日,全国开始了对周总理有组织的悼念活动。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党、政、军各单位的人有组织地向总理遗体告别。消息传开,人们拥向北京医院,能进去告别的是少数,而进不去的就围在医院四周。两天的告别仪式,参加的不过几千人,而等在外面的却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人们站在马路边,向着北京医院不停地呼唤,不住地流泪。一位曾在中南海工作过的同志事后对我说,她与上万群众在北京医院附近的台基厂,整整站了两天。
  各单位能来与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数太少,要求来的人很多:外交部的同志通过王海容,经过批准,利用十日晚上,派来三百人,代表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表达了对总理的怀念之情。事后,他们遭到了当时权威人物的严厉批评。当然,负责操办这件事的人也不买账,不作检查,说:“悼念总理有什么错?”十一日下午四时,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由北京医院出发,经台基厂、长安街去八宝山火化。天还是阴沉沉的。灵车驶入台基厂,沿街的群众呼喊着“周总理,周总理……”十里长街,人山人海,悲痛的呼喊声、抽泣声连成了一片。灵车徐徐地前进,送灵的人们冒着严寒,一路护送着灵车到八宝山。人们站在那里,都想最后看看总理。虽然他们看到的只是灵车,但想到的却是周总理那熟悉的身影,慈祥的面容,亲切的声音。人们好像看到周总理仍然站在敞篷车上向他们招手,向他们微笑。
  沿街的人们自觉地整齐地站在马路两边,没有拥挤,没有混乱,只有交通警察站在马路中央指挥车辆,维持秩序。由于群众非常遵守规定,路上已无其他车辆了,警察已成为礼兵。他们面对着灵车,用颤抖的手行着军礼,脸上挂满了泪痕,目送着周总理的灵车从他们面前驶过。
  灵车驶进八宝山,周总理躺在水晶棺里,安放在第二告别室。送行的中央领导人和治丧办公室的成员,最后向总理告别。邓大姐双手抚摸着棺木,沉痛地呼喊着恩来的名字。她失声痛哭,此时此刻谁也无法劝阻她。这是最后的一面。再过几分钟,她将永远看不到总理了,看不到与她生活、战斗了几十年的亲人、战友了。在工作人员的多次劝说下,她才慢慢地离去……
  八宝山的职工,自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就把为总理火化的炉子修整一新,挑选出了最优秀的火化工。一位工人对我说,谁也不愿亲手把总理送进火炉,谁也不愿点燃这火,因为谁也不忍心将总理烧掉。最后,经党支部作出决定,选定了优秀的火化工来完成这历史性使命。他们说:“以往,我们曾多次见过总理,那是他来参加追悼会。见到总理,我们很光荣,很荣幸。现在,我们非常难过,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火化的竟是我们的总理。”
  张树迎、乔金旺和我,始终守在火化炉旁。我们少有的相对无言,忘了看表,几点开始火化,几点骨灰出炉,我们谁也没记清楚。夜深了,火化结束,职工们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点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清扫出来,装进了骨灰盒。我们三个人捧着骨灰盒和邓大姐的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
  灵车驶出八宝山西门,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迎面看到的是站在沿路的黑压压的人群。天上飘着雪花。人们还等在那里,想再看一眼,以此来表达对总理的爱戴和深深的怀念。他们不知怎样才能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到道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一位小孩在妈妈的怀里举起小手向灵车呼喊。几年后一位老将军告诉我,他和老伴当时就站在空军大院前的马路边,一直等到灵车过去,他们才回家。他记住了当时的时间,是深夜十一点多钟。
  十二日上午九时,为时三天的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八时,来吊唁的人群就从文化宫的大门排到太庙门前了。治丧办的同志决定提前开始,分四路并进,由国务院管理局的侯春怀具体组织引导。过了没多少时间,有消息传来说,来吊唁的人很多,于是改为八路并进,每六十四人排成一方队,向总理遗像三鞠躬。就这样连续进行了三天,每天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十八时,人群没间断过,连原准备中午休息的时间也取消了。据不完全统计,来吊唁的总人数超过了一百万。其中,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及来访外宾二千多人。
  三天的吊唁活动,军乐团的同志们坚持现场演奏哀乐,治丧办的同志看到他们太累了,建议改放录音,被他们当场谢绝了。他们调来了全团所有演奏的同志,分班奏哀乐。他们一边吹奏,一边流泪,怀着对周总理的爱和敬,吹奏着这难忘的悲痛的乐章。
  十四日下午六时,吊唁结束,邓颖超走进灵堂,带领着同志们向周总理三鞠躬。她双手捧着骨灰盒,向全体工作人员深深地鞠躬,满怀深情地说:“我捧着恩来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话音刚落,全场又是一片哭声。邓大姐走向侯春怀,特意向他致意,感谢他三天来一直站在这里,带领人们吊唁总理。他向总理鞠了多少次躬,谁也说不清。
  周总理的骨灰,由邓大姐亲自捧着,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
  十五日下午,有五千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叶剑英、宋庆龄、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乌兰夫、蔡畅等参加了追悼会。至此,周总理的治丧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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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六、把总理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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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今天叫你们两人来,赵炜也参加,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两人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两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大姐的嗓子哽咽了。我强忍多时的泪水夺眶而出。大姐克制住她的悲痛,反而安慰我们:“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同志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了,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两人去办。你们两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大姐的这一番话,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这是对我俩多大信任啊!我们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一定完成好。”大姐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周总理。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我们的邓大姐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一场革命,这是向旧的传统势力的一次宣战。
  邓大姐让赵炜和我们两人一起找一找,看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我们先后去了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一月的天气,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指定张树迎和我参加执行这个任务。
  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七时半左右,大姐带着我们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然后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盒,她的手在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都放声大哭。
  “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这表现出邓大姐的坚强决心。这豪迈的语言,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我们的邓大姐,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做的,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白色恐怖的蒋管区,她都置生死于度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岁月里,仍不停地工作。今天,她又以坚强的革命信念,成为化悲痛为力量的表率。大姐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愿,是代表我们向周总理发出的共同誓言。
  追悼大会虽已结束,西长安街、西单,直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着运送总理骨灰的车从这里经过,最后向总理告别。
  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穿过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着,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离开了大会堂,向东驶去。
  晚八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我们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飞机起飞了,大姐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北京的上空,笼罩着乌云。我的心怎么能平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岁月,一幕幕闪过: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周总理啊,回想起十五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握着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理。多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们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您出访亚、非、欧各国,我们也跟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我多么想再看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驾驶员“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按照计划,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机舱内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也挡不住这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几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总理,您安息吧!一月八日,人们把这一天看成是国丧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们冲破那左一个通知,右一个规定的限制,用各种方式悼念的活动,没有停息。看哪,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布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孩子们高举冻红的小手,高声宣誓:周爷爷,您安息吧!您的子孙、革命的后代,永远听您的话,把革命进行到底。儿子搀扶着老人,站在您的像前,挥泪捶胸,仰面高喊:总理呀,我们不能没有您!天安门广场虽大,哪能容下悼念您的人群,从清晨到深夜,呼唤您的声音,响彻祖国大地。
  我们的好总理,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您那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您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人民心里。您的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您光辉的业绩将和祖国的江河大地一样永存,万古长青。您是真正地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于十六日零时四十五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重托。
  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我和张树迎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大姐已等候在门口,我们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三个人抱得更紧了。
  邓大姐这几天,不!更准确地说,是几十年来,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承担着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五十年代就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的“三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大姐日夜操劳,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又以革命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疾病,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的一生中凝结着邓大姐多少心血啊!总理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大姐想得更细、更周到,亲自为总理擦汗、喂饭,每天守在病床前。谁也不知道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那花白的头上又增添了不少白发,明亮的双眼挂上条条血丝。
  我们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汇报了昨晚撒骨灰的经过。大姐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他活着的时候对我替他做这件事把握不大,今天做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完成。”



 
 

2007/09/10

第三章忘我工作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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