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静说

 




  “我今天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支提中央,救救燃眉之急。”共和国总理也有难处
  总理的艺术天才,在于把工作也艺术化了。即使最棘手的事,到了他手里、也会办得十分得体、十分圆满、十分出色。这常使我想起一些陷入窘境的同志,他们把易办的事办难了,把难办的事办砸了,甚至于把好事也办成坏事了。究其原因,自然各有不同,但缺乏平等待人的态度,以职位压人,靠命令行事,缺乏领导艺术,则是共同的弊病。总理是党的副主席,政府的首脑,他的领导地位和权力,除了毛主席之外,谁也不能相比。但是从他和尚奎的生活接触到工作接触中,我感觉到他的品德、人格,感觉到他的喜悦和忧虑,惟独感觉不到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对人总是那么诚挚、尊重,那么有商有量,可是却没有一件事情没办成。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家庭最操心的,莫过于粮食。当时,全国有好些省灾情非常严重,饥荒到处横行,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到一九六○年,这种悲剧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而且还有继续发展之势。作为全国几亿人总当家的周总理,思想是如何沉重,心情是如何焦急,那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听说总理和主席一样,几个月不吃猪肉,饭吃得很少,心里都不是滋味。
  这年四五月间,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就感到总理心事重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忧郁之色。星期天休息,我们打算去看看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的几位书记个别地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出去。这样,我们就在房里等着,一边猜测总理的谈话内容。尚奎皱皱眉头说,这个时刻,八成是谈粮食问题。
  大约十点半钟,总理到了我们房间。总理用很客气的、商量的口气对尚奎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调进的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像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就不得不向你们求助了。谈到这里,总理说道:“江西已经调出了十亿斤粮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我今天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总理讲得真挚恳切,通情达理,尚奎也非常感动。但是,江西的问题也不小,尽管总理有所了解,尚奎觉得仍有必要将江西的情况作个比较详细的汇报。
  尚奎说,江西是个农业省,主要是产粮。自古以来,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起,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一九五八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不是增产而是减收,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去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尚奎说。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总理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十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
  尚奎的声音哽咽了,农民吃不饱饭,他感到不安、有愧,不管这场饥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管谁该负主要责任。
  “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总理很难过地说,“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尚奎说,“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
  “你们干部定量多少?”总理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二十四斤。”尚奎说,“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他的眼眶又潮湿了。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总理说,“好同志呀,都是好同志。”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尚奎继续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全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总理高兴地笑了,说,“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接着又扶着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力了!”他知道尚奎肩头的压力,体贴尚奎的困难。
  临走前,总理又说,尚奎谈的情况很有价值,对中央今后研究有关问题很有帮助。
  作为尚奎的秘书,谈话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场。我认真地听着,重要处还做了记录。我想,一个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紧张繁忙,像这类重大问题,召开各有关省的书记会议进行布置,或者以中央或国务院的名义,下一道文件,谁敢不遵从?总理却要花那么多时间,一个一个省地谈,为什么呢?这是对地方领导人的尊重;同时,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工作气氛,便人敢于说话和便于说话,从而能得到真实情况,把工作做得更完美,更符合客观实际。这需要道德力量,需要领导艺术,而总理正是兼而有之。
  “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手表给我。”魔术师向观众深深一鞠躬。“我这块表借给你。”总理满面春风扬起了自己的表。听了总理的话,上海魔术团的演员做了江西老表
  江西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并不轻松,但和重灾区相比,我们的粮食状况的确要好些,所以被称为“富农”。因为病势较轻,恢复起来也较快,到一九六一年秋,中央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江西已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经济已开始回升。而且江西省委具有全局观念,在自己最困难的三年里,每年仍调出十多亿斤粮食支援国家。作为全国当家人的总理,对这点是非常满意的。加之这次庐山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进行得很顺利,当然令人高兴。所以全国经济形势趋向好转,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良好的心境,乃是这次总理庐山豪饮、又随后来南昌痛饮的根本原因。
  会议结束之后,九月七日,我和尚奎陪同总理从庐山出发,经观音桥、海会寺返回南昌。一路上边走边看,直到傍晚才下榻江西宾馆。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和华东局的几位书记,也住在这里。当晚,省委举行便宴,招待总理、总长和其他领导人。
  尽管经过一天的跋涉,没有很好休息,总理的精神仍然极好,兴致极高。他说:“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四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说着,举起酒杯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喝几杯。”
  他率先干了杯,继而便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起来助兴。尚奎、刘俊秀也代表江西省委相继敬酒。他都痛快地一一干了。接着又为江西粮食丰收、晚稻增产而频频举杯。这样一杯又一杯,的确喝了不少。
  行前受邓大姐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我的手,悄悄说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这里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吗?”我说。
  “要劝他少喝一点才好。”她着急地说,“可又怎么好劝呢?”
  “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我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很不踏实,因为他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总理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动都没有失控现象,而且饭后还在罗瑞卿、柯庆施、尚奎和其他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当时担任这次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这个团在南昌演出多场,很受群众欢迎。有关部门向尚奎反映,江西没有魔术表演团体,要从头培养,花钱不说,还得很长时间。如果通过组织出面,把这个团留下来,那就太好了。尚奎早就同意这个想法,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而今晚这个机会再好没有,柯庆施是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总理又在。所以在看演出时,尚奎便当着总理的面,向柯庆施提出了这个要求。
  “把这个团送给江西,就填补了我们的缺门。”尚奎说,“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魔术团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
  见柯庆施没有吭声,总理便主动帮忙说话:“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上海应该支援江西嘛!大方一点,送给他们吧。”
  柯庆施只是笑笑,仍没有表态。
  总理和尚奎两人一唱一和,边开玩笑边说服,最后柯庆施才笑着说:“待会儿我和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演出效果不错,总理几乎为每一个节目鼓掌。当“表箱遁表”节目开始,魔术师一出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魔术师伸出右手,向观众深深一鞠躬。
  “我这块表借给你!”总理立即站了起来,满面春风地扬起了自己的手表。
  卫士将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表,向总理鞠躬致谢,台下掌声雷动。
  这是个很精彩的节目,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总理也很喜欢。表演结束,魔术师将手表还给总理的时候,总理右手朝前一挥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又热烈又响亮的掌声,此起彼伏。
  “糟了,糟了,总理真的有些醉了。”郝治平又轻声对我说,“一块表倒不要紧,只是总理还要到外地去,目前不回北京,手上没有表怎么行呢?”
  “没事!总理清醒得很,不过很兴奋就是了。”我说,“表的事好办,难得的是总理这么高兴。”
  晚会终了,总理便去看望演员,和他们亲切地交谈,询问他们来了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等。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又问。
  “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说。
  “是的,江西是好。”总理说道,“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大家静静地听着总理说话,显得非常激动。他们也谈到江西的观众非常热情,江西有关部门对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也十分周到。
  “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总理问道。
  “好!”
  这个团随即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江西,又并入了南昌市的一个小杂技团,成为“江西省魔术杂技团”,后来又改称“江西省杂技团”,在江西生根、开花、结果了。他们不忘总理的教诲,勤学苦练,技术精湛,演出认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一九八三年开始,他们先后到非洲、南亚、西欧的十几个国家访问演出,而且非常成功。每当看到他们的节目获奖,或者从国外载誉归来,我的眼前就会出现总理亲切的身影,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
  “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造反派夺了江西省委的权。周总理办公室来电: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十日前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安全送到北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就没有见到过周总理了,但是,如果没有总理的关心和照顾,尚奎和我真不知如何渡过那场浩劫。
  一九六七年初,继所谓“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并且贴出海报:定于二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广场揪斗刘俊秀。届时尚奎和省委其他书记都得“陪斗”。谁都知道,这种揪斗通常就是武斗,最“文明”的造反派也得搞搞“喷气式",否则便缺乏“革命性”。这对于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乃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我非常担心,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二月十八日,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指示: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十日前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安全送到北京。造反派开始不相信,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核实之后,又讨价还价,要求推迟几天再去。回答则明确而干脆:按时送来,不得推迟。他们这才无计可施,立即派出两人,于二月十九日乘飞机将杨、刘两书记“押送”北京。一到北京机场,已在那里等候的总理办公室的同志,立即将杨、刘二书记扶上轿车,并对这两个造反派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接着,小车一发动,便扬长而去。
  当时我就想到,这一定是周总理将他们保护起来了,因为总理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是几十年来为革命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一代革命忠良,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好党员、好干部。后来我才知道,总理当时不顾自身的安危,保护了一大批省委主要领导以及党政军负责干部和党外知名人士。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多少磨难、压力、诽谤,以至攻击和污蔑呀。“四人帮”一开始就把矛头对着敬爱的周总理。而总理迎着狂风巨浪,毫不畏惧,坚韧不拔,运用着自己的智慧、才能、威望,方寸丝毫不乱地对付着这一伙发了疯的野心家,不知熬过了多少艰难苦涩的日日夜夜,终于积劳成疾,身患绝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实际上总理是将自己的生命送给了一切被保护的同志,送给了他苦心孤诣所维护的浩劫中的祖国和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善良的人。
  尚奎被总理接走之后,解除了我心里一个最大的负担。但我自己就惨了,没完没了地挨批斗,无休无止地写“交代”,一些人似乎把尚奎“该受”的那份灾难,加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咬紧牙关,坚强地活着。我必须在受批挨斗、“检查”、“交代”之余,照顾好尚奎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一共四位老人,给他们以安慰,为他们治病,使他们健康长寿;我必须抚育好一大堆未成年的孩子,使他们在这个混乱不堪、无教育可言的年头里,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够健康地成长,不至于被社会上那种腥风恶浪吹上歧途。否则,我将来如何向尚奎交代呢?
  磨难似乎没有尽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朋友们为我担心,怕我承受不了这多方面的重压。有时我也怀疑自己,能不能支持到明天。我常常觉得自己的牙根似乎咬碎了,全身的骨架经络,就像暴风雪中的小屋梁柱,摇摇晃晃,吱嘎作响,随时都可能倒下来。次日起来,我又觉得这一天可以支撑下去。在我实在无力站起来的时候,我便想给总理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切。但我最终没有写,因为我认为总理是了解情况的,所以才把尚奎接到北京;同时这也是明确地告诉我:“水静同志,尚奎很好,你可要坚持下去呀!”
  于是我又有了坚持的勇气,有了坚持的信心。
  和尚奎分开两三年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当时的省革委会突然通知我说:“中央办公厅来过电话,让你到北京探望杨尚奎。”这意味着,尚奎没事了,我也“解放”了。我喜出望外,稍做收拾,便匆匆忙忙地赶到北京。我想,这肯定又是总理的安排。
  我被接到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尚奎和许多被保护起来的老干部都住在这里。可是尚奎不在,他到北京新华印刷厂“体验生活”去了。蓦地卸去重压,突如其来的兴奋,使我一住下来便病倒在床。招待所的同志见我病情严重,立即将我送到部队的三○一医院。我全身瘫软,疲惫无力,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我知道,这几年来,我的心力和体力都消耗殆尽,全靠一点精神勉强支撑。现在,我把四位老人、五个小孩如数地、健康地、端端正正地交给了尚奎,任务完成了,我累了,累极了。趁我头脑还能思索、手脚还能动弹的时候,我要给总理写封信,把尚奎和我以及一家老小的近况告诉他,向他表示我的深深的谢意。我写了,写得很吃力。
  没过两天,一位陌生的同志来找我。
  “你就是水静同志吗?”他问。
  “是的。”我带几分怀疑地回答说。
  “我是周总理的联络员。”他自我介绍说,“总理委托我来看看你。”
  我从病床上陡然坐起,也不知哪里来的这股劲。“啊!谢谢你呀,同志。”我精神也好了许多,兴奋地说,“总理和大姐好吗?”
  “很好,但总理特别忙。”他说,“总理看了你的信,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特地派我来一趟,要你不要着急,好好养病。同时要我交代医院领导,替你全面检查一下身体,认真地给你治疗。你放心,我已经向院领导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泪水夺眶而出。我从小参加新四军,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并且受到这个大家庭的宠爱。“文化大革命”一来,使我生活急转直下,变成了一个无人理睬的孤儿,一个备遭白眼的路人。我像独自驾着一叶扁舟,载着一船老小,在苦海里漂流,任风浪捶打。大海没有边际,苦难没有尽头。现在,突然看到绿色的大地了,听到亲人的呼唤了,我怎么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呢?
  在总理的关怀下,一个多月之后,我便病愈出院了。
  (水静,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



 
 

2007/09/10

水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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