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力说

 




  出席万隆会议,周总理指示代表团的安全首先要依靠当地政府、治安机关和军警。一声巨响,“克什米尔公主号”坠落南海,周总理因故未乘.幸免于难
  一九五五年四月,亚洲、非洲共有二十九个国家的负责人组成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举行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
  三月一日晚上,周总理召集先遣人员开会。廖承志、章汉夫、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和我与会。
  我汇报了前站工作的设想。杨奇清汇报敌情说,根据情报分析,台湾蒋帮特务机关对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准备破坏,他们正在香港、仰光加紧活动。前站工作要把敌人可能进行破坏的各个方面充分考虑到,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廖承志强调说,前站工作,安全第一,要确保代表团的安全,特别要确保周总理的安全,责任重大!
  总理指示说,印尼和我们是友好国家,这次会议他们是东道主,我们代表团的安全首先要依靠当地政府、治安机关和军警,要和他们密切联系。其次要和印尼人民群众搞好关系,他们对新中国还不十分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影响。前站工作由黄镇大使领导进行。先遣人员比会期提前一个月出发。
  三月份北京天气寒冷,我们出发时还穿着棉衣、皮衣,到广州白云机场时,只穿一件衬衫了。第二天到香港新华分社,做出国前的最后准备。
  从香港改乘国际航班,经西贡到新加坡,次日直飞印尼首都雅加达(又称椰城)。
  大使馆的同志介绍说,印尼是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椰城、万隆以及各大城市中,华侨人数都在几万人以上。椰城最多,约三十万左右(这是当时双重国籍解决前的情况)。由于历史的原因,华侨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在各大城市有新中国大使馆、领事馆联系的侨团组织,也有台湾蒋帮直接联系的侨团、学校、报纸等。
  根据国内原有的安排,我以周总理秘书的身分,先后拜会了印尼国家警察总监、国家安全局长,提出请他们做好中国代表团安全工作的请求。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并给了满意的答复。
  椰城地处赤道线附近,天气炎热。我们才到时,大使馆的同志教我们饭后多吃木瓜,出汗太多时就去冲凉(用一盆冷水从头顶浇到全身),晚间不用盖被,感觉凉时抱个大枕头睡觉。热带生活倒很快适应了,惟一担心的是周总理的安全,蒋帮特务已布置破坏,我们一着防范不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万隆是印尼繁华的大城市,当时人口八十万,华侨占十分之一。我们未到印尼之前,印尼中华侨团总会在椰城聚会,会上侨团主席洪渊源先生传达了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加尼先生同他的谈话:为了接待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并确保代表团中若干重要人物的安全,政府需要中华侨团总会的合作和帮助。因此,决定组成印尼华侨支援委员会,椰城、万隆设分会。万隆分会由侨团领袖洪载德、房延龄、杨朝春、赵文华、林仁木、关昆等兼任正副负责人。房先生说,为什么用“支援”二字,考虑到“接待”是东道主的任务,“支援”主要是为新中国代表团帮忙,东道主若需要,也去帮忙。
  大使馆通知我们于四月十一日下午到万隆机场迎接国内来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他们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中午从香港起飞,预定傍晚到达万隆。
  那天我们等到天黑,仰望天空,没有引擎声!请机场同香港联系,说飞机在中途有过例行的联系:“一切正常,天气很好。”我们等到深夜,仍然杳无音讯,令人焦急!
  回领事住地不久,大使馆来电告知:飞机爆炸,坠落在南海,详情待查。
  十二日确悉有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前往的中外记者共十一名和五名印度乘务员遇难。
  同日,中国政府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表了郑重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同时,声明要求英国方面彻底查处罪犯,将特务逮捕法办。华侨闻讯,对阴谋破坏的美帝和蒋帮特务表示极大愤恨。他们纷纷询问:“周总理呢?他好吗?"
  由于周总理应邀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埃及等国领导人会晤,事先改变了路线,幸免于难。
  这架飞机在起飞前到达香港启德机场,做短暂停留、加油,国内有关部门事先和香港总督接洽,香港当局派了一个班的宪兵警卫,保护飞机,于是,特务们更认定是周总理所乘的专机,便用钱收买启德机场的一个清洁工,他将定时炸弹放在机内行李舱。
  一九九五年春,台湾《中国时报》转载一九九四年九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华裔学者曾锐生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文章,首先披露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故的始末。
  当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早年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组员是陈鸿章,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情报人员。
  此计划中,放炸弹的人是个关键人物。问题的难点是派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察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二十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很少引人注意。
  在六十万港币的重赏下,小郑接受了暗杀周总理的这一事件的任务。
  计划大体确定后,周斌成与陈鸿章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口头汇报”,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
  四月十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六十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郑的父亲保管。除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四月十一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的例行检查。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按规定,简易的洗漱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允许带入的。就这样,小郑带着TNT混入机场。
  四月十一日早晨,小郑负责三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为加油而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小郑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他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是何时失踪的。
  据三位生还的印度乘务员回忆:飞机约在当天下午四时五十分到达南海纳土纳群岛上空,突然一声爆响,行李间起火了,灭火抢救无效,飞机失去平衡,很快从高空坠落海面,机身折为两截,沉入深海。他们三人从断裂处抛向海面,游了一段路,爬上一个小岛,才被救生还。
  十四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乘坐另一架飞机飞抵仰光,在此停留两晚后,再经椰城安全到达万隆。十二日在昆明临行前夕,他给邓颖超同志写信:
  超: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蒋帮特务声称打死中国代表团团长赏四十万后。印尼华侨自发保卫周总理。周总理批评我:“这不是坐什么车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新中国代表团对东道主的尊重问题。”
  中国代表团在万隆的安全问题也是很严峻的。蒋帮特务除在华侨中进行阴谋活动外,还组织了二十多人的暗杀团,声称打死中国代表团团长,赏四十万盾(印尼币),打死一个团员,赏二十万盾。
  印尼华侨支援委员会万隆分会为了支援中国代表团能顺利进行各项活动并保证安全,他们成立了秘书组、食品采购组、住房组、家具组、车辆组、洗衣组、翻译组和记者组等。
  当我们同住房组的代表选择团长住房时,主人都表示欢迎住到自己家。后来选中郭贵盛先生的别墅,因它在市中心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离会场也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住在那里。别墅的主人郭先生感到不胜荣幸。
  家具组是由几家华侨家具店经理和设计师组成。总理驻地需要补充部分家具。他们各家都以能被选用为荣,不免发生争执,而且谁也不肯让步。于是,由毛领事出面调解,结果各家的家具都选用上一些,才让大家满意。
  特别是车辆组自愿报名参加的汽车,共有一百六十多辆,只得采用日夜分批,轮流值班,供代表团使用。华侨中的好些经理、医生、教师开了自己的车子到集中点来值班,没人迟到早退。有时车子多了,动员他们回去,他们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向祖国表示一点心意。”谁也不愿离开。
  飞机失事后的第二天深夜,侨团领袖洪载德、房延龄先生坐车来找我们,说他们正讨论如何保证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问题,请我们去听听。
  毛领事和我去了。一个不太大的房间里,挤了三十多人,他们一直担心着周总理的安全。他们说:“敌人的阴谋目的没有达到,是决不会就此罢休的。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周总理的安全。”争论最热烈的食品采购方面,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分散采购,固定专人,对安全、质量要绝对保证;同时要求我们必须于前一晚六时前送出采购货单。
  牛奶,可能漏洞较多。他们介绍住在离万隆数十公里的一位华侨郭耀都先生,那人是老实可靠的奶牛户。在座的人一致赞同,便推定两人明日就去和郭先生谈定:奶牛要经过挑选,牛奶要化验,每天取奶的人、车要固定,对外要保密等等。
  四月十三日上午,我们专门拜会了万隆市的警察总监、安全局长和宪兵队长。他们对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十分重视,已决定在我团长驻地,派八个宪兵、八个武装机动警察、三个便衣担任守卫;并派随身武官一名、助手两名担任团长的随卫,外出时有两辆交警的摩托车开路,特殊情况下,加派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我们又通过侨团领袖得到安全局暗探队长同意,派出部分武装暗探,加强驻地外围的日夜巡逻。
  十六日,近半夜了,毛领事和我还未睡,外面静悄悄的,突然听到卡车声由远而近,有几位工人模样的华侨从车上跳下来,专门找我们。从执照上看,他们是一家五金商店职工。他们自我介绍:看了郭贵盛先生房前花园里那根新修的旗杆,是焊接的,高度也不够,打算另换一根。他们花了一天时间,赶到外地,才找了这根长钢管,加工成旗杆,连夜来换上,以便明天升旗。其时已是半夜,总理明天要到,一早就要升旗。再换旗杆怕来不及,我们试图说服他们不换了。他们坚决不同意,说:“国旗是代表我们新中国的荣誉,也代表我们万隆华侨的荣誉。我们立即动手,白漆是快干的,保证天明之前升旗。”第二天,劳累了一天一夜的这几位职工,在朝阳下仰望升起的国旗,笑了。
  高高的鲜艳的五星红旗,环视着周围的绿树、红花、青草地,在万隆的天空中高扬。在那飘扬的新中国国旗上,我看到了爱国华侨的心。
  “新中国的总理来了!”成为十七日下午万隆的头号新闻。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中南海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等人一一下机,东道主举行了欢迎仪式。之后,约有几百名各国记者争抢镜头,周总理被人群围在中间几乎走不出来,一路上围观群众更挤,有几处马路狭窄,车辆几次被阻。
  总理住定之后,我把东道主发来的一个通知向他汇报:配给各代表团团长一辆新车,行车时,一律在各代表团车队的首辆位置挂国旗。我补充说:“车子和司机已到,就是你在机场见到过的我和毛领事坐的那辆蓝灰色车。”
  周总理问:“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车虽是新车,只是一辆普通的小车,比不上大使馆现有的车。曾讨论过,为了安全,准备把这辆小车改为随车,开会时,请总理和陈副总理仍旧坐国内运来的警卫专用车作为首辆,挂国旗。我了解过,不少代表团也都是这样做的。还征求黄镇大使意见,他也同意。”
  周总理严肃地批评了我:“这不是坐什么车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新中国代表团对东道主的尊重问题,必须坚决按东道主规定办事。从明天起,我就坐那辆蓝灰色小车,挂上国旗。警卫专用车请陈毅同志坐。”
  随同总理来万隆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听取了我的汇报,他对东道主的安全措施表示满意,对华侨的一片爱国热情称赞不已。他又强调说:“敌人目的并未达到,决不会死心。最近消息,台湾特务机关将派出专员、干将赶来印尼,潜伏于椰城、万隆之间的苏加禾眉地区,直接指挥破坏活动。党中央对总理的安全极其关心,指定陈毅同志负责领导有关总理安全的工作。”
  周总理来后拜访东道主和有关代表团团长,活动频繁,多次发生类似机场受阻和路上围观的混乱情况。我们与支援组的华侨研究,他们说:可以把万隆侨报的记者和印尼各城市来的侨报记者串联起来,总共有二三十人,让他们也参与保卫周总理。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把总理上下车的地点、时间告诉他们。他们等车一到,先把总理保护起来,总理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组成一个内圈,既维持秩序,又保卫总理。但不少人错过好镜头,牺牲了写稿,影响了吃饭、睡觉,他们为总理的安全真是殚精竭虑。
  翻译组大部分是侨校师生,以外国语种分组,分工负责阅读每天的各种报刊、快讯,选其中重要新闻、社论、评论和对新中国代表团有关反映,摘译、编辑,印成参考资料。总理没空翻阅各种报刊,每天就读送给他的参考资料。十八日大会开幕后,东道主商请翻译组去人帮忙,他们在会场工作之后,自豪地说:“我们也能和记者组一样,可以做保卫总理安全的工作了。”
  每天清晨,街上列队走来手拎鸡、鱼、蛋、菜的人,其中有职工、经理、教师,最多的是家庭妇女,都凭支援委员会发的证件,进边门送菜。有七八位妇女送莱时,自带鲜花、工具,留下半小时,帮助插花。我们说,这些花草只要鲜活,过三五天换吧!她们说:一定要让总理每天看到最新鲜的、造型不同的插花盆景。
  周总理的住房外面,常常有个二三百米长的半圆形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先是本地的,后是外地的,天下雨也不散,见不到总理不走。年老的华侨就包了三轮车坐等,仿效此法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说:“仔细看看新中国的总理,这一生也值了。”有的华侨说:“陈毅当过上海市市长,还是元帅,打仗很有名。”有一华侨告诉我:“我们在大使馆门前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动工的画报,几个人约定到菜馆吃一顿以示庆祝;每人又买了一套新衣服,在街上拉着手走。旧中国贫穷落后,被别人瞧不起,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扬眉吐气!”
  周总理来后七八天,华侨和印尼群众围观了七八天,人越来越多。周总理、陈副总理开会回来后,总要在房前的平台上多站一会,向围观的华侨和印尼群众不停地挥手。围观者虽然秩序很好,但有时人数过多,影响了交通,警察就来疏导,宪兵增加了岗哨。
  (姚力,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任周恩来办公室秘书)



 
 

2007/09/10

姚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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