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润物细无声

 




  王昆说

  一九四五年,歌剧《白毛女》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首演,周副主席说我的嗓音像张瑞芳。延河畔赠言:你要为人民歌唱
  一九四四年我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敌后晋察冀边区到了延安,在延安鲁艺学习。
  鲁艺在桥儿沟,那时我三叔王鹤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在党校三部,三叔住的窑洞就在彭真同志那排窑洞的上面一排。星期六或星期日,我常去三叔那里过假日。
  有一次我在彭真同志的窑洞前玩,见到一位中年女同志走过来,她脚步悠闲,像是边走边等什么人,看见我,她停下脚步端详我。
  在这之前我曾见过她,记得有一次我去杨家岭看望我六叔王眉征(他是洛甫同志的秘书)和姑姑林浦,曾看到他们及其他成年人都称呼她为“邓大姐”,于是我按照我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如何对长辈排行的知识,叫了一声:“超姑姑。”
  她歪了歪头,笑着重复了“超姑姑”三个字,问我是谁,多少岁,在哪里学习。我一一告诉了她。她说:“噢!是的,是的,真是很像你叔叔。”
  我问她:“你在干什么呀?”(在我们那个年代十九岁还是世事很少的孩子,而我又特别不懂事,竟问了一连串像这样不得体的问题)。
  她说:“我在上党校学习。”
  我问:“在党校尽学什么呀?"
  她说:“学路线呀……什么的。”
  我说:“路线还不好学?看看地图,再不就找个向导带着走一次就认得路线了呗!”
  她哈哈大笑。这时周副主席走过来。她向周副主席介绍我说:“恩来,快来看!王鹤寿这个侄女,十九岁,从前方刚回来,在鲁艺学习。侄女怎么会这么像叔叔呢,真有意思。”她又转问我:“你一定是很像你父亲喽?”
  周副主席跟我握手,问了我些什么话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说:“十九岁,正是学习的年龄,要好好学习!”
  一九四五年,歌剧《白毛女》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演出了首场。
  “七大”是自一九二八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以来,第一次集中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以及敌占区的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人,为迎接抗战即将胜利、全国即将解放的大会。《白毛女》是延安鲁艺专为这次盛会而创作和演出的(现在叫做献礼节目)。
  首场演出是五月的一天在党校礼堂。我是平生第一次演这样一个大歌剧的主角——喜儿,从开幕前直到结束,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及其他同志都在前台或幕缝里观察观众的反应。
  为了鼓动演员们的情绪,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时,导演们来后台对大家说:“毛主席来了!周副主席来了!还有……还有……会场座无虚席,连陈赓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第一幕很成功,所有的人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导演们特别嘱咐我几句,叫我别紧张。其实那天我没有工夫紧张,我初学乍练,脑子里想的都是戏里的台词、潜台词、内心动作、外部动作等等导演排练的要求。
  那时的延安演完戏不兴演员谢幕,也不兴首长上台和演员一同照像留念。整个戏演完之后,很多代表都拥到化妆间来看望演员。所谓化妆间,只不过是在礼堂外接出来的一间小房子,来看望我们的人大部分都在门外和窗外。那天,我精神过于集中,六幕演下来很累很累,脑袋疼得快裂了,我本不认得几位首长,加上那时不懂礼貌,没大没小的,我只顾自己卸装,没有理会都是谁在那里说话,只听有人问:“这小姑娘是哪里来的?怎么以前没见过?”刘澜涛同志(晋察冀边区的一位首长,我认得他)回答:“这可是我们晋察冀的小姑娘啊!”有人说:“她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哟!”罗瑞卿同志说:“喂!同志!不要对小孩子这样说话,一鸣惊人也不能骄傲哟!”罗瑞卿同志对我说:“王昆,今后可不能骄傲哟!”有人说:“你们的戏让我们从头哭到尾,连行伍出身的叶剑英同志也哭了,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哇!”记得人们走了之后,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还没有走的意思,他们在那里议论着,邓说:“恩来,你发现没有,这孩子化起装来,多么像张瑞芳呀。”周副主席说:“是像,特别是嗓音很像瑞芳。”那时,我不知道张瑞芳是谁,我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没有看过电影,连电灯也没见过的人,因此,也不知道谁是电影明星。从那时我才知道大后方有个明星叫张瑞芳。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准备随艾青同志带领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前方去之前,有一次从桥儿沟鲁艺搭周副主席的汽车到中央组织部三叔那里去(那时候见总理或者搭一下他的车是比较平常的事)。当时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坐的是一部卡车(大概在延安也是仅有的一部或两部吧)。我站在卡车后面的车槽里,那次也是我第一次乘汽车,觉得美的不行。车经过了飞机场,顺着延河拐了弯,到了党校三部的对面,我该下车过延河去了。车为我停下来,周副主席夫妇二人也下了车,和我在延河边散了一段步。记得那次周副主席和我说了很多话。周副主席很关心演员们的生活,问我:“你一个晚上唱《白毛女》这样大的歌剧,嗓子累不累,有没有保护措施?”我说:“每演一场,组织上发给两个生鸡蛋。”周副主席问:“不演时有没有?”我说:“没有。”周副主席问:“其他演员有没有?”我说:“林白和我一同演白毛女,她演的时候她就有,我没有;我演时她没有,其他演员一律没有。”周副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哦!……我们现在还很困难哪!”
  那次周副主席还问到《白毛女》的创作和排练的情况,叫我转告大家:“这个戏表现了广大劳苦农民的命运和反抗,因此感人至深,希望你们再加工修改使它更加完善。”他还说:“革命形势很快就改变了,你们文艺工作者将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有更重要更繁重的任务在等着你们。你学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吧?讲话的核心就是文艺为人民。你是唱歌的喽,你要记住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歌唱这几个字,在我以后几十年的歌唱生涯中,不论是在我国农村土台子上,还是在前线医院,不论是在金碧辉煌的大舞台上,还是在某国总统的国宴上,这几个大字一直在鼓励着我,鞭策着我。
  “你去学习是好事,但只能学好,不能学坏。什么叫好?就是在你学完后,不要让我认不出你来了。”总理讲这番话时很郑重。我高兴,我的歌声又使周总理回到了延安时代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结束了战地生活,从农村走向城市,文艺队伍也要从文工团走向专业剧团,去占领新中国广大城市剧场这块重要的文艺阵地。
  全国解放以后,从北京演到苏联及东欧,我一直工作很忙,没有脱产学习过。一九五四年我国向苏联聘请了一批专家,中央音乐学院也请了苏联声乐专家来教学。我是否应该请求进学院学习几年?我思想处于矛盾中。在几年来的“洋嗓子”和“土嗓子”之争中,我当然被划为“土嗓子”之列的。我的唱法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我是知道的。刚入城时,我上台独唱,也不知道是像我这种“土嗓子”唱法观众感到新鲜呢,还是那时的观众特别热情?记得我唱《王二嫂过年》、《南泥湾》等歌曲,唱一句观众一鼓掌,唱一段的间奏一定会有热烈的掌声。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民族唱法的重视,我也是深有所感的。五十年代,出席周总理的国宴有一个固定的名单,文艺界的老舍、曹禺、梅兰芳、程砚秋诸位先生都是在名单之列的,我也有幸经常出席总理的国宴。国宴上,总理常邀我即席清唱民歌,那时没有“麦克风”,没有乐队伴奏,没有小舞台。当周总理和我碰杯时,总是很高兴地说:“谢谢你!”
  一九五三年总理在怀仁堂审查赴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的节目,当时代表团中已有的歌唱家是林俊卿、李志曙、郑兴丽、高芝兰、楼乾贵,还有一个唱民族歌的是黄红。总理发现民族唱法的分量太少了,点名要我参加。
  早在一九五一年我和中国歌剧院的几位演员随苏联第一次访华文化代表团向苏联人民演员哈里玛·纳赛洛娃学习。纳赛洛娃是乌兹别克民族唱法,当时受到中国观众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喜爱。我和她谈起中国的所谓“土唱法”、“洋唱法”问题,她说在苏联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她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去那个什么学院去学那个‘洋嗓子’,千万不要重复我走过的弯路。”“在苏联我有千百万观众,我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后来为了学科学的唱法,我上了音乐学院,等我学成回到乌兹别克,我的观众再也不认我了,我丢掉了‘自己’,心里很痛苦。后来我下决心,关起门来,一面打着鼓,一面流着泪练呀!练呀!终于才把‘自己’找回来。中国人民有好几亿,不用多,你如有十分之一的听众也就够了。”这些话更加重了我是否去音乐学院学习的矛盾心情。但是我考虑再三,感到自己在歌唱方面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过去演《白毛女》是凭着爹妈给的一副好嗓子,本嗓本色,瞎唱瞎闯闯过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音已显得紧张,我很担心自己的嗓音不能持久,加上有些专家、教授都在断定土嗓子不科学,我也很想去寻找一条能把西洋发声方法和民族唱法相结合的路。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请求去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进修声乐,并且被批准了。
  临行前,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总理。总理为我去学习的事,郑重地同我谈了话,说:“你去学习是好事,但只能学好,不能学坏。什么叫好?就是在你学完后,不要让我认不出你来了,而只能让我们觉得你比以前唱得更好了,但还是王昆不是别人。什么叫学坏了?那就是我们在收音机一听,听不清是谁,以为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总理还举了一两位原来民歌唱得不错,后来学了西洋唱法什么也唱不好的老同志为例子,要我引以为戒。
  到了天津中央音乐学院,专家对我既感到是“困难户”,又感到有兴趣,认为我已是一个有名的歌剧演员,并且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已近三十岁的年龄,又有丈夫、孩子在北京,竟然肯来天津从头上大学,当一名普通的学生,他说我是“英雄”“了不起”;但他在唱法上那可绝不客气,对我是“否定一切”,要我“彻底改造”,他说我好比从“落后的封建社会”一下子改造到“社会主义社会”,要革命,就要“拆除所有的旧基础,因此要经历一段很困难的阶段,要忍受,要去克服”。于是我也只好在课堂上和别的学生一样,整天练咪咪玛玛,学练俄罗斯学派,从拉赫玛尼诺夫的《紫丁香》、格林卡的《云雀》等小歌练起,中国民歌《康定情歌》、《草原牧歌》也要用这种方法来唱。期中考试,年终考试,苏联专家和中国的教授都为我的主课打了“五分”(满分),并且说了很多夸奖的话。但我觉得这样唱“很可笑”,他们都说这是“改造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我却不放心。每当学生洗澡日,我就偷偷地在澡堂练练《白毛女》唱段。第一年过去了,还行!唱原来的歌还是原来的模样。两年过去了,我能唱威尔第的《奥赛罗》的咏叹调了,但唱民歌却使不上劲,吐不清字,唱不成调。每到这时,我想起总理的嘱咐,心里非常苦恼。终于我提出了请求,经批准我离开了音乐学院,另找学习门路去了。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是我苦苦地寻找“理想的唱法”的八九年。这八九年中,遇到需要唱《白毛女》时就用原来的唱法唱,歌舞晚会上就换一组曲目用“改造过的”方法来唱,两种歌唱方法来回“拉锯”,“不上不下”,“里出外进”很是痛苦。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时我已调到东方歌舞团),在政协礼堂,举行过一次盛大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所谓十一大女高音独唱音乐会,参加的有张权、张利娟、孙家馨、刘淑芳、梁美珍、王玉珍、张越男、苏盛兰、徐有光、仲伟,还有我。
  那天,我知道总理要来参加。我曾考虑这是我学习后第一次见总理,用什么方法来唱:是用《白毛女》和陕北民歌的唱法?还是用学了欧洲发声法之后的唱法?我想《白毛女》那种唱法五个月前总理刚听过了,新的唱法虽然我还没掌握好,但“丑媳妇终要见公婆”,就让总理听一听我学的新唱法吧!那天我唱了维族歌《解放了的时代》和印度歌《摇篮曲》以及印尼歌《宝贝》。本来我就不相信这样唱法是属于我的,也明知总理不会承认我这种唱法,所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唱出的声音“忽忽悠悠”、“悬悬乎乎”,唱完之后,出了一身大汗,心里难过极了。
  音乐会后有一段联欢舞会,通常总理总会邀我跳一场舞的,可是这天的音乐会结束后,总理只跟王玉珍、张权等同志说说笑笑。我鼓起勇气,走到总理面前。总理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终于学成这个不洋不土的样子了,关于‘洋嗓子’‘土嗓子’问题你们音乐界什么时候才能纠缠得清呢?你的嗓子本来是很高亢、嘹亮的嘛!《宝贝》是刘淑芳的曲目,你唱它做什么?你要走自己的路嘛!”晚会结束后在大厅走廊照像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是和往常一样把我安排在总理的右边,我惭愧得几乎流出眼泪来。
  周总理的一番话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也别无选择,我决心把“自己”找回来。
  一九六三年五月初,也就是政协礼堂独唱会后四个多月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请通讯员送到中南海南门国务院,告诉总理六日和七日在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我将演出独唱节目,请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选其中的一场来看。
  七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来到剧场。那天我唱的是《夫妻识字》、《南泥湾》、《北风吹》、《扎红头绳》和《秋收》。那时也还没有把演出后请首长上台和演员一起照像形成一种“制度”。没想到落幕以后,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田雨同志陪同下,从台侧走到舞台上,总理满脸兴奋,握着我的手说,今天你唱得好,我很高兴。邓颖超同志也和总理一起说:“你的歌声使我们今晚回到了延安!”
  看《白毛女》三易其位,终于找出了问题所在。中央文艺团体执行了一条没有成文的“决定”。老周、大周和小周
  一九六二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二十周年,当年在延安演出《白毛女》的原班人马在天桥剧场再次上演《白毛女》。
  七月二日总理到场,观看了演出。这是自延安之后总理第一次再看我们演的这个戏。
  总理的座位被安排在池座的最中间,他对陪同看演出的导演舒强同志说。“我在延安看《白毛女》的时候,王昆的嗓音是很嘹亮的,那时剧场也不讲究,也没有麦克风,但是唱词句句清楚,怎么今天什么都听不清?”
  导演解释说:“这个天桥剧场建筑有毛病,前几排愈好的位子音响效果愈不好。”
  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时,总理移到二楼就座,第三幕结束时,总理又上到了三楼的尽后一排位置,为的是亲自去察看、去听、去判断,找出听不清演员歌唱的原因。那天,总理最后的结论是:主要原因不是剧场不好,是乐队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设置了一道“音墙”。乐队人太多,声音太大,喧宾夺主。他对指挥黎国荃说:“也可能像你们行家说的,是乐队配器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观众听到演员的唱,歌剧是以演员的唱为主的嘛,听不见唱词,怎么感动人?人家来买票看戏,听不见唱怎么行?这也是群众观点问题。”
  周总理日理万机,来看一场戏,三易其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理的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时刻关心着文艺工作的改进,时刻关怀着文艺工作者的成长。
  总理的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风是人所共知的。
  我爱人周巍峙长期在文化部做艺术管理工作,从创作、演出到和艺术有关的内事外事,甚至组织每年的天安门游行的文艺大军等,总理曾戏称他为“艺术总理”。其中有些重要的事情总理常常是一竿子管到底的,因此,有时候总理的电话直接打到我们家里来,时间也往往是在深夜。
  通常都是总理的秘书先要通电话,其实秘书来电话已说明是谁来电话了,受话人知道国家总理深夜来电话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没有不全身心倾听的。但是,总理从秘书的手里接过电话,还是首先通报一下姓名:“我是恩来呀!”有时说一句:“对不起,打搅你了。”
  总理不但对干部平等相待,就连对小孩,只要他老人家当时有这个工夫也会和小孩们说说话,很认真地对待他们。我的大儿子周七月幼年时见总理的机会较多,有一次总理弯下腰来问他:“我知道你姓周,你是小周啰!我是老周,你爸爸是大周。老周、大周、小周我们三个周,五百年前是一家!”
  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和廖承志同志开玩笑。
  大概是五十年代末,有一次在政协礼堂看演出,廖承志同志先到,已坐在中间一排左侧最边上的一个位子。总理后到,从左边甬道进场,他的位子在廖承志同排的中间。廖承志同志在总理面前像孩子般的淘气,他有意挡住总理,不收起自己的脚,总理将拳头高高举起,貌似用力但却轻轻打在廖承志已摊满座位的大肚子上。廖承志双手接住总理的手,嘴里连说:“投降,投降!”站起身来让总理过去。此情此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曾被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在私生活中保持了如此纯真的童心,保持了如此浓重的人情味而感动。
  总理记人姓名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在文艺界他的朋友很多,不管是哪个时期、哪个剧种的演员、导演、编剧,只要总理见过一面,说过一次话,甚至介绍过一次之后,不管相隔多少时间再见,总理都能准确地说出这个人的姓名、籍贯、何时演过什么戏,以至他的主要社会关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位青年演员,刚刚向总理介绍自己叫华松如,天津人,总理马上问:“你是华世奎的什么人?”“你祖父还在么?”于是总理反过来向华松如介绍:华世奎在清朝是什么官、有什么学位等等。中央歌剧院的演员邹德华,一九五○年从美国学成回来,总理认识她之后,每逢公开场合,总理总要向人介绍:这是原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农业首席代表邹秉文先生的女儿。并介绍她哪年回来,在什么地方工作。总理这么富于人情味,又善于做统战工作,不知征服了多少党内党外人士的心。
  总理对演员、艺术家总是那么宽容,那么关怀备至。对老演员亲切,对年轻的演员也从来不忽略,总是给他们以鼓励和关心,为他们解决问题。
  六十年代初,总理召集中央直属文艺院团的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在紫光阁开座谈会,直接听取演员们的意见。当有人汇报到芭蕾舞女演员在月经期间为了坚持演出,只好打针吃药强行“闭经”的时候,总理猛地把头往后一仰,脸上显出很痛苦的表情,喊了一声:“哎一一呀!”当时总理的声音和表情我至今清晰在耳、历历在目,我也永远忘不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只有真情才会从内心中发出来这样的声音。
  从那以后,中央文艺团体执行了一条没有成文的“决定”:舞蹈演员和歌唱演员特别是女主角,演出时遇到经期可照例享受一天假日,不参加演出。当时总理还说过:“如遇到哪个团的领导不执行这个‘决定’,演员可以抵制,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政协礼堂十一位女高音独唱音乐会上出现的一幕,也是我终生难忘并受到极为深刻教育的:张权同志自一九五七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发配哈尔滨后这是第一次来北京在总理面前表演,那天她的演唱特别动情,演出很成功。按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她还是一个摘掉政治帽子的不可接触者。当她唱到第二首歌时,总理从座位上举着一杯茶,走到台口,双手递给了张权,当时四座为之一震,我顿时感到有这一杯茶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张权请求政协工作人员把那个茶杯赠给她作为纪念。我内心受到很大的感动。一九五七年后我曾为文艺界几位有才能的好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平,有时尽我所能地偷偷安慰他们或给他们的子女以帮助。一九五八年我受过全院范围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同情右派是我的罪状之一。对这些批评和斗争,我一次都没有往心里去过,我心里总想起总理的那杯茶。
  “你的《农友歌》唱得好,今天我要鼓励你!”没想到最恶毒的矛头指向了周总理。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为我们多难的祖国失去一位卓越的镇导人而痛哭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成功,是因为中国革命历史本身就是那么壮丽无比,是因为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词作家、曲作家作出了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是因为《东方红》是周总理亲自领导了包括词作家、曲作家、导演、演员(包括业余演员)在内的三千人努力的结果。
  我在完成《农友歌》的唱段时,结合湖南语言的特点对原作进行了加工。同时我的歌唱方法,由于先后向林俊卿、王福增、曹静波等同志学习,并结合戏曲、民歌唱法锤炼之后,已比较得心应手,每次演唱这首《农友歌》都感到是一种自我享受。
  毛主席看过《东方红》后特别给我以称赞。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几次说过:“王昆是二十年前的白毛女,二十年后的农友歌呀!”
  一九六四年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归来,在紫光阁接见东方歌舞团部分演员(那天总理用自己的工资请我们吃了一顿简单实惠的饭),临别和我们一起合影时,总理还提起《农友歌》。总理说:“王昆,你的《农友歌》唱得好!今天我要鼓励你!来,这次你坐在中间,我坐在边上。”总理又拉张均同志和我同坐中间,并说:“为什么总是我坐中间,演员坐边上,没有这个道理嘛!今天改一改就不行?”我们哪里肯让总理坐边上,可是在总理的坚持下,我们又哪里能够不尊重总理的安排呢?
  那天我心中对总理的鼓励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有一九六一年政协礼堂总理对我的批评,哪会有今天对我的鼓励呢?总理对演员坦诚相见,见到缺点就批评,有了进步就鼓励,他那长者风度,坦荡的胸怀,又一次使我感到一种父母般的温暖。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九六九年时,我的政治命运被逐步“调级”调得也差不多了。“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直到“大特务”帽子之后已没有更新更大的了。“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也已经“凑够”一百例了。
  上至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元帅、将军揪得差不多了。江青、康生们把罪恶矛头指向总理,批什么孔老二,批什么中国现代大儒。
  一天夜里,团里的一派组织忽然把我叫到一间空房突击“提审”。这次夜审不同往常,往常还要迂回一番,像演话剧一样拿腔拿调,这次几个造反派众口一词,矛头指向很明确,要向总理泼污水:“你对总理有过什么想法?”“关于总理,你说过什么不要脸的话?”
  起先,我还以为我写过的材料中有笔误,或许把敬爱的周总理写错一个字?或许誊写材料时由于太疲劳,灯又昏暗,眼底出血,致使抄错了行,出了差错?但我看他们这次逼供很特别,气很粗,一种有恃无恐的架式。
  突然,我的头脑里像被雷电击中一样,一下子想到不久前曾在一张小报上看到过一条消息!江青点了外交部一个女同志的名,因为江青发现一张集体照片中这个女同志坐在了毛主席身边,于是江青给了她一个罪名“不要脸”、我一下明白了,又是这个江青在搞鬼,她要借着整我对总理下毒手。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我大声地回答问题,为的是让外面有可能听到的人知道他们在整总理的黑材料,使用的是何等卑鄙的手段。之后在写书面交待材料中,我有意将他们如何逼供、诱供写清楚,为的是给这些人的罪行留下记录,例如我清清楚楚地写上:“你们要我交待对总理有什么想法”、“你们要我交待和总理的关系”等等。并把这些材料的底稿保存好。后来工宣队进驻东方歌舞团,工宣队中毕竟有些有社会经验的人,他们当然懂得这就是在货真价实地整总理的黑材料。他们当中或许有人主持正义,反对整总理;或许有人当时还拿不准,整了总理将来究竟是能飞黄腾达,还是落得可耻下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千方百计地夺去了我的底稿。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掀起批周公、批当代大儒、批孔老二的高潮。有个造反派的头头,多次给江青写信发誓说:“关于王昆问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中央领导的指示:一个是您的批示(按;指江青公开宣布周巍峙这个人很坏,是法国特务;王昆也很坏,可能是香港特务),另一个是总理的讲话,我们是按着您(指江青)的指示办的。”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发生的超级浩劫,是人类进入文明历史之后罕见的。
  几个人搞阴谋可以把在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彭真、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抓起来,下大狱、流放、虐待,置于死地。有的领导人含冤故去,成千上万个革命几十年的干部和正直的老百姓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挨打、受辱,株连九族。而一个国家政府的总理却不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他想保护贺龙元帅保不了,他想保护艺术家刘开渠,还得费尽心思来个“迂回战术”。一个国家总理想解救成千上万被冤枉的好干部,却无能为力,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啊!
  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三年总理两次为我和周巍峙所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争辩,他说:“……周巍峙有什么问题?他作的《志愿军战歌》影响很大嘛!至于王昆就更没有问题了,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在延安她首演了《白毛女》,对革命文艺工作是有贡献的……。”两次讲话不但没有使我们得到“解脱”,反而受到江青们变本加厉的迫害。这使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不是一两个人受委屈的问题,而是一场民族大灾难,我们个人已无法向恶势力公开抗争,不论是在“集体所有制的监狱”(指造反派私设的监狱)里,还是下放军队农场和“五七”干校被“劳改”的时候,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盼望着……我们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地嘴里跟着喊祝江某人“身体健康”,心里却暗暗地为周总理身体健康祝福。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我暂时离开了那间用木条钉着窗户、并经常在门外上了一把大锁的房子,晚上可以回家了。
  我们每天希冀着经历十年黑暗的中国,快快“天亮”起来,我们和几十万家庭一样希望骨肉早日团圆,然而,我们听到的是总理的身体有病了,总理病危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清晨,我的二儿子周月匆匆地从街上赶回来,他说看见成串的红旗牌汽车进了北京医院。过一会儿收音机里放出了哀乐。啊!天哪!不好了!天塌下来了!我穿上大衣奔到街上,我已不记得怎样走过去的,只记得那天的风特别凛冽,只记得我面前的马路一会儿往左倾斜,一会儿往右倾斜,路旁的雪一会儿是白的,一会儿是黑的,泪珠滚泼在胸前,胸襟冻成一块硬板。我站在北京医院住院处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踯躅,我知道总理就在眼前那个房子里,但他再也不会招手让我去到他跟前说话了,我的心好疼好疼啊!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肝胆欲裂。我向北京医院门口三鞠躬,忍不住嚎啕大哭,身体失去控制跪在了地上,把脸埋在双手里。一个女民兵过来把我抓起来,带到一个房里盘问,直到她给我团造反派打过电话,证明了我的身份之后,才令我回团向造反派报到。噢!我明白了,“黑帮”是连向总理致哀的权利都没有的。
  我们扎了花圈,不敢写真名,只写上了周月(大儿子周七月因受江青、康生迫害,被判十三年冤狱)及全家人。晚上,全家步行把花圈送至天安门广场。
  总理到八宝山那一天,我豁着再挨一次斗,也要最后去送一送老人家。我步行到南河沿路口,千百万为总理送行的人早已站满了东西长安街。总理灵车过时,我跪在一片嚎哭的人们中间,我为我们多难的祖国和人民失去一个卓越可贵的领导人而痛哭,为我们这些尚在“四人帮”的魔掌中忍受厄运的数万干部和家庭失去了总理这一臂的帮助,因而失去了一线希望而痛哭。我的泪在十里长街上洒尽了。
  我再没有哭过,母亲去世,我很难过,却没有掉过眼泪。
  我们的好总理呀!您在世时,对国家有大劳大功,您的去世,唤醒了人们,人们呼喊着您的名字打倒了“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你们是没有大使头衔的大使。”周总理给予我们离度的评价。飞机上的决定一一成立“东方歌舞团”。江青解散东方歌舞团后,总理对演员说:“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
  总理最后一次见到东方歌舞团的成员是一九七○年。舞蹈演员李亚媛是“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从舞蹈学校分配来团的演员。那年她被借调去为一个晚会报幕,那天总理陪外宾观看。当总理知道李亚媛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之后,像久别的老朋友重逢似的,对她十分亲热,总理对她说:“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
  总理完全知道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东方歌舞团已被江青解散,下放军队农场劳动好几年了,他完全知道以后再见到东方歌舞团的人已很不容易了,这两句话是他对东方歌舞团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四年业绩的肯定,是对“四人帮”解散东方歌舞团的不平,是对未来东方歌舞团的重大嘱托和希望。
  东方歌舞团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正式成立。
  一九六○年十二月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带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去仰光参加缅甸的国庆,同时出席中缅边境条约的会议,代表团包括一个人数众多的综合艺术团,其中有电影工作者及战友歌舞团、总政歌舞团、新疆歌舞团和北京舞蹈学校东方班的演员们。
  会议期间,总理招待缅甸吴努总理和驻缅各国使节,艺术团除表演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节目之外,还表演了十四个亚洲国家的歌舞节目,反应极为热烈。许多国家把中国艺术家表演他们国家的节目看成是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尊重和友好的表示,每演到哪个国家的节目时,他们的使节和代表都来和周总理及中国代表碰杯,说些千感万谢的话,甚至当场跳起来、唱起来。当晚也有些国家的使节打电报回国,作为一种政治信息向国内首脑报告。
  “你们是没有大使头衔的大使。”这句话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给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褒奖。
  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国的路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联络会副主任张致祥进行了研究,在飞机上作了一个决定,成立“东方歌舞团”。一个政府的首脑在飞机上作决定成立一个歌舞团,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事呀!
  周总理回国之后,亲自主持从几个自治区商调最好的演员,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阿依吐拉、蒙古族舞蹈家莫德格玛、傣族著名舞蹈家刀美兰和已在北京的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都是这次调到东方歌舞团来的。
  周总理为东方歌舞团确立的方针是:“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的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节目,以促进我国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入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建团时有三十多个演职员,团长暂时空缺,后来从广州军区调来了戴碧湘任团长,副团长是田雨同志,我是艺术委员会主任。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是“大跃进”的后期阶段,那个时期人们对于“反右派”仍心有余悸,对于东方歌舞团所演出的节目大多数反映是好的,但也有些人认为不能接受,或冷眼观看,等待我们有朝一日挨整。遇到我们拿不准的问题,就直接请示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有一天,两位总理都在场,我们问:“嚓嚓嚓是古巴民族舞,埃及舞要露出肚皮,非洲舞要大幅度地扭胯,这些舞蹈我们学不学?如果不学,那是人家的典型舞蹈;如果学,国内的人肯定接受不了。”总理说:“你们对别的国家的艺术应做些调查研究。第一,看看他们有没有具有战斗性的进步的舞蹈。第二,如果没有,再看有没有比较健康的舞蹈。如果都没有,也可以学一些他们国家典型的传统舞蹈。人家的舞蹈是什么样就跳什么样,非洲舞蹈是扭胯的,这是他们民族的特点。你们给人家改了,就不叫非洲舞了。但在我们国内如何演,也要看情况,你们可以扭得含蓄些。”陈毅副总理操着纯粹的四川话插话说:“噢!我才不信,我们那么大一个中国,扭两下子胯就把中国扭垮了。”总理也哈哈大笑说:“总之,以我为主嘛!以我为主,是以我们国家的需要为主,以对我们外事工作和文化交流是否有利为主。”
  有一次,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客人在人大小礼堂看了我们学的朝鲜舞蹈《鼓舞》,由于我们服装上飘带的花纹和他们原来的不一样,客人向总理提出了意见。为此,总理特地向我们查询:“为什么会不像?原因出在哪里?”“他们反对民族艺术中掺进洋的东西,是否你们给人家改了?”“过去我同你们说过,一定要学好学像,因为这不仅是艺术问题,如影响了人家民族自尊或习惯,就是政治问题了。”
  打倒“四人帮”之后,一九七七年九月东方歌舞团恢复了原建制,我们以周总理最后的嘱咐“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为全团人员的精神支柱。
  周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教导我们的“学好学像”,已深入到东方歌舞团的几代后来人的心中。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日,我团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为进行国事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演出,那次我们表演了坦桑尼亚舞蹈《乌卡拉》,当时我坐在总统后排。尼雷尔总统起先以为在台上有着黧黑皮肤、浓密的头发,使出浑身解数扭动着胯部的演员,是他们来华的留学生,当知道是我们中国的演员后,称赞不止。
  每次演出的成功,都使我再次体会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手建立东方歌舞团的远见卓识,进一步体会到总理为东方歌舞团制定的方针的正确。
  东方歌舞团恢复建制以来,我们以培养受全国大多数平民百姓和大多数干部所喜欢的唱歌、舞蹈及演奏人才为己任,以演出受广大平民百姓及广大干部欢迎的歌舞晚会为目标。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我国在世界上朋友的增多,东方歌舞团的工作领域更加扩大,东方歌舞团的舞台色彩斑斓,久演不衰。我们所追求的“既扎根在民族的土壤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晚会风格,已成为东方歌舞团的特点;东方歌舞团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始终是我国最受广大人民喜爱的文艺团体之一。
  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向参加宴会的人宣布一件事:这里有三位白毛女。他把异国姐妹连结在一起:“你们三个白毛女不能分开!”
  一九五五年国庆节招待会是在北京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的,那时我正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国庆节放假回到北京,那天我也参加了招待会。
  席间周总理的秘书走到我的座席边来说:“总理请你过来一下。”
  我立起身来走到总理的身边,看见田华已在那里了。总理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田华,引我们到他同桌的一位女宾旁边。他说:“这是日本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先生。她们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已在日本演出了。”总理向松山女士介绍了我们俩,并对她说:“你们已走在我们前边了,我们的艺术家应该向你们学习。”然后总理转身对着所有参加宴会的人说:“同志们,朋友们,现在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有三位白毛女,这位是在延安第一个扮演歌剧白毛女的王昆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是日本朋友松山树子先生,松山芭蕾舞团已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
  整个大厅响起了掌声,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新闻记者匆匆向我们这里移动,我看见松山先生很激动,当总理和我们三人一起照像时,总理坚持站在旁边的位置,他说:“你们三个白毛女不能分开!”
  总理很称赞松山芭蕾舞团以古典芭蕾舞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现实题材的勇气,同时也称赞松山先生在日本的社会制度下敢于上演中国革命题材的勇气。
  松山树子先生一九五五年来中国,是克服了许多困难才成行的。当时日本国内还处于“只要谁一提到中国,人们就会对他避之惟恐不远”的情况,松山不能在日本领到访问中国的护照,而是从赫尔辛基转道而来的。松山先生没有钱,卖掉了她丈夫清水先生的祖产——八百平方米土地,才凑够单程路费。清水先生在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中曾说:“周总理从松山首次访问北京那天起,就理解我们,使我们和中国建立了三十多年之久的关系。”“他是那样一位以诚相待、能理解人、帮助人的领导人。”
  一九五八年三月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来华演出《白毛女》。为了她们的演出,我们中央歌剧院停下了歌剧《白毛女》的公演,把天桥剧场让出来。她们很想看看歌剧《白毛女》,我们选择了一晚在她们演过芭蕾舞《白毛女》观众退场之后,突击装台,化装,为日本朋友演了歌剧《白毛女》第一幕。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心甘情愿地加班加时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总理邀请她们回娘家来探亲的。我们演完之后,日本朋友几乎个个都用手遮着哭肿了的眼睛跑上舞台和我们拥抱,树子的热泪流到了我的面颊上,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是心连心的异国姐妹,是周总理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
  一九七七年五月我随天津歌舞团到日本访问演出。六月二十一日到松山芭蕾舞团做客,树子和清水先生及全体团员在宽绰明净的大厅里接待了我们。
  我和树子是自一九六二年北京相会后的第一次重逢,虽然时隔已十五年了,但好像是在昨日。这时我被“四人帮”断续关押十年之后刚被解放出来不久,不知是为什么,那次我不住地暗自拭泪,总觉得总理也许过一会就来和我们共享团聚的欢乐。这时的树子也已是谢绝表演从事教学多年了,那天她竟然又重登足尖鞋,穿上松山芭蕾舞团第二代“喜儿”森下洋子(树子的儿媳妇)的服装,跳了一段《北风吹》,我也亮起喉咙为她伴唱。
  回到旅馆后,我竟用我从来没写过诗的笔写了一首诗:
  赠松山先生
  一九七七年随天津歌舞团访问日本,六月价日拜会松山芭蕾舞团,松山先生舞《北风吹,雪花飘》一段,我为之伴唱,忽忆当年周恩来总理介绍先生情景,不禁感慨系之,因以成句,书奉松山先生。
  五五北京初识君总理牵手且叮咛
  三个喜儿传佳话异国姐妹同台人
  七七东京杜鹃红鬓丝几缕又重逢
  君舞雪花我伴唱犹闻总理击节声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日本琦玉县大宫市写成。
  周总理逝世时,松山先生曾说:“对于松山芭蕾舞团来说,总理是慈父般的人物。”
  “周总理是懂得音乐和舞蹈的艺术家,也可以说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我和树子有同感。
  (王昆,著名歌唱家)



 
 

2007/09/10

第三章润物细无声

漂泊的树 E书作品  支持键盘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