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说

 




  “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百忙中周总理为我母亲的石碑题字
  一九九一年春天,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我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郑教授自台湾来到北京。在他探亲访友的日程中,要为我的母亲扫墓,这也是他多年以来的愿望。我陪他去八宝山烈士陵园。
  这是一个春雪后初次放晴的星期日,又正巧是清明节。在去八宝山骨灰堂的路上,人群络绎不绝,更显得在八宝山一角的墓葬区分外幽静。
  在松柏笼罩的浓荫下,我们伫立在我母亲的墓前。我注视着石碑上端我母亲穿着黑呢列宁装的遗照和白玉石碑的中间横着书写的“廉维同志之墓”六个闪着金光的大字,轻轻对郑教授说:“这墓碑是周总理题写的,他没有署名。”
  郑教授献上手里的鲜花,神情非常肃穆。他可能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前,他经常在我们家里见到的慈祥伯母,会安息在革命烈士陵园里,并得到周总理亲笔题写墓碑的殊荣。
  我体味着郑教授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我很难用几句话说明涌向我心头的许多往事。站在这墓前,我在思念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一位就是我的母亲。她年轻丧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起参加抗日战争。她年过半百却抛开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她曾被敌人打得右目失明也不动摇,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周总理从重庆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曾和我的母亲长谈过。回到重庆之后他对我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另一位影响我一生的,就是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无不敬仰的周总理。他具体关心过千千万万的人,也包括我的母亲。他的伟大人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博大胸怀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的作风是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学习的榜样。
  我望着这六个潇洒俊逸的金色的大字,许多往事带着永难磨灭的回忆,强烈地激动着我。
  我的母亲是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因脑溢血逝世的,终年七十一岁。
  我当时连夜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葬礼,住在我的妹妹和妹夫张昕、陈荒煤的家。
  中央商业部为我母亲安排了后事,落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我母亲生前的老领导及友好彭真和张洁清同志、姚依林和周彬同志、吴波和邸力同志,曾双双前来吊唁。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葬礼后的当晚,中南海来了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
  周总理责怪我:“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开会的时候遇见依林同志才知道!”
  听到周总理的声音我如同见到亲人,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回答:“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扰……”
  周总理紧接着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她老人家告别呀!”
  我心头一热,再也忍不住了,赶紧捂住电话筒,不让我的抽泣声传过去……
  周总理沉默地等了一会儿说:“你要多加保重啊!”
  我“嗯”了一声,勉强说出:“谢谢您,总理……”
  “那好……再见吧!”周总理轻轻放下电话。
  周总理言简意深的电话,使我们全家感到无比的安慰和激动。大家议论的结果,由我写一封信给周总理,请求周总理为我们的母亲题写墓碑,永留纪念。
  现在,我找出当年留在笔记本上的信稿,将这封带着时代烙印的信,原文抄录如下:
  总理:
  我明天一清早就要飞回上海了。
  我的母亲,在她健康最好的时候突然逝世,使我们感到特别伤心。根据她这一时期的身体情况,我们以为她还可以再活十几年的。
  不过她的一生,也可算是没什么遗憾了。她中年之后参加革命,能在老年看到革命的辉煌胜利,共产主义的远景也不算远了。
  她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直到逝世前,她每天都抓紧时事和政治学习,并不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当北京城市人民公社将成立时,她因为没有更早地把自己最后的一处小房子交给公家而认真地写了一份思想检查。尽管她的视力已非常不好。这种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和改造的精神,是我们做儿女的永远学习的榜样。
  她生前对您和小超大姐非常敬爱,我每次转达你们的问候时,她都感到很大的鼓舞。
  我知道,我们及早通知您,您会到她的灵前来告别的,但我们想还是晚一点告诉您的好。希望您能原谅。
  现有一事想请求您,我们想请您为她的墓碑题几个字一一廉维同志之墓。她生前得到您许多关怀和教益,您的题字定会使她得到安慰于地下。如蒙允诺,我们衷心感谢。
  请您题字时不要署名。请写好后交给张枬和王拓均可。
  此致
  敬礼
  瑞芳敬上
  一九六○·七·二十六
  又:我正参加《万紫千红总是春》续集的编剧工作。现正修改第三稿,是四个人集体创作的。领导上还安排我将来做这个戏的副导演。导演仍是沈浮同志。他在文代会开过后就准备开拍这个片子。我们想为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成立献礼。
  我原来演的王彩凤,在续集里做了里弄委员会主任。戏写到公社挂牌为止。
  瑞芳又及
  不久,周总理通知我的姐夫王拓(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到周总理的住所一一西花厅去。在周总理的书桌上,正摊着好几张“廉维同志之墓”的题字。他让王拓帮着挑选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并商议是横用好,还是竖用好。周总理对人对事都是这样认真,体现着他一贯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使人难以忘怀。
  邓大姐的一句问询,我想象出总理在最后十年过着怎样忍辱负重的艰难岁月
  六十年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刚刚纠正了共产风,就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喘过一口气来,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他们“横扫一切”的矛头实质是对着谁,在当时我还是困惑不解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恶有恶报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
  我高兴地接受了北影厂《大河奔流》影片的拍摄,同时荣幸地被上海选为中共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我从开封的外景地赶到北京去开会。全体“十一大”代表都住在前门饭店里。邓颖超同志就在住地接见了我。
  这还是周总理逝世后,我第一次见到小超大姐。我奔过去拥抱她,心中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落座之后,小超大姐一一询问我们全家每个成员的情况。我最后总括地说:“我们全家人都受到了冲击,但是都还健在。目前除陈荒煤外(他一九七八年才恢复工作)都宣布解放重新工作了。”
  小超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娘的墓还在吧?”
  我有点没想到,立即回答说:“还在!”我又补充说:“我来北影厂拍《大河奔流》,参加过几次在八宝山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我特地转到墓地上去看过了。”
  小超大姐说:“哦……那是因为在八宝山,并且恩来没有署名。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的墓,因为恩来署了名,并且葬在永安公墓就被砸掉了。”(任锐同志是烈士孙炳文的夫人,烈士孙维世的母亲。)
  小超大姐说得很平静,我却震惊万分,我突然明白了“四人帮”矛头所向!
  我明白了一一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在重庆地下党时期的组织关系是在周总理手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逼着我交代所谓叛徒和特务的罪行,并一再启发威胁说:你应当越不敢想的越想下去,你应当交代出爆炸性的问题……。我被隔离审查两年零一个月。
  我明白了——我的哥哥张伯绍,抗战胜利前是国民党炮兵营长,是周总理亲自和他谈话,并且完成我母亲的心愿,安排我的母亲从延安秘密到重庆和儿子相见,使他坚决投身于解放军,参加了平津战役。以后在抗美援朝中任十九兵团炮兵主任,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他念念不忘周总理对他的教导,而“文化大革命”中偏偏为此把他定为暗藏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得几乎丧生。
  我想,如果我的母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活着,就凭她是北伐军炮兵将领的遗孀,就难逃“四人帮”罗织的罪名。他们会说: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偏要到解放区去受苦,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从一滴海水可照见大海。从我们一家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懂得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与此同时,我又从我们一家人都能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更深感周总理平日言传身教带给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但小超大姐的这一句询问,也使我感到特别心酸!由此我可以想象出,周总理在最后十年里,过着怎样忍辱负重的艰难岁月……
  如今,在春天的阳光下,我能陪同从海峡彼岸来的老朋友,站在这洁白庄严的墓前,我感到欣慰、感到自豪。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纪元,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途无限的,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
  敬爱的周总理,让我站在母亲的墓前向您致敬。您对人民的伟大爱心永远留在人世间。
  (张瑞芳,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2007/09/10

张瑞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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