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春说

 




  “我们不要论资排辈。来,胡万春,今晚你就坐在这里。”周总理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感觉到了不对头,为什么不敢讲?”周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刚正不阿,看到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事应该敢讲话,敢抵制。”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当时,文化部为一九六三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举行授奖大会。晚上,周总理与陈毅同志接见了与会创作人员。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制服,他那浓黑的剑眉、温和的眼睛、热情的笑容,以及那洒脱的风度,是那么让人感到亲切,又那么使人尊敬。陈毅同志身穿浅色制服,宽阔的前额,敏锐的目光,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爽直与豪放。
  周总理走到面向我们的沙发跟前,还未坐下,就问:“胡万春同志来了吗?”
  我毫无思想准备,即激动,又紧张。那时我还年轻,只有三十四岁,被这隆重而又突然的场面搞得涨红着脸,不知怎么说才好。
  有人代我回答:“胡万春来啦!站起来让总理见见。”我这才从最后的一排站了起来,小声地说:“总理,我来了……我……”天啊!我的嘴简直发不出声来了。
  周总理与陈毅同志仍然站着。周总理看见我站起来,笑着说:“好!来,过来!让大家都见见!”
  我从座位中间挤过来,站在周总理眼前。周总理跟我握了握手,并把我向陈毅同志做了介绍。
  然后,他向大家说:“同志们,我向你们大家介绍,胡万春同志是一个工人,听说从小就做工了,现在,正在北京演出的《激流勇进》、《一家人》两个反映工人生活的戏,就是他参加写的。戏写得好不好,大家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那就是我们工人已经能够拿起笔来写戏,反映工人自己的生活了。这就向我们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努力深入工农兵生活,否则要落后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参加到文艺队伍中来,他们虽然年轻,可是很有希望。”周总理说完以后,陈毅同志在一只单人沙发上坐下,周总理拉着我的手,要我同他一起并排坐在双人沙发上。我不肯,往后躲,实在不好意思。周总理笑着说:“我们不要论资排辈。来,胡万春,今晚你就坐在这里……”周总理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了。
  这时,闪光灯在噼噼啪啪地亮着。我什么也看不清,早已让激动的热泪迷糊了眼睛。
  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关怀工农作家的成长啊!我深深体会到,周总理热情关怀的决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全体工人业余作者的成长,是鼓励大家更多地创作出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文艺作品啊!
  四月八日下午两点半,周总理派车把黄佐临、凌琯如、吕复和我接到了中南海。总理接待我们的会客室,陈设简单、朴素,只有一圈陈旧的沙发和几个茶几,地毯的绒毛已经踏光。当我们正打算坐下,周总理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了。原来周总理脚下穿的是布鞋,所以走在地毯上一点声音也没有,直到他走到我们身边我们才知道。周总理让我们坐下,他自己并没有坐在正中座位上,却坐在右边一个单人沙发上。他的日常生活是如此朴素、随便,让我们感到就像在家里似的亲切、温暖。一会儿工作人员端来了茶杯,我打开杯盖一看,是白开水。我朝周总理的茶杯看去,也是白开水。周总理察觉了我脸上的惊讶,微笑着说:“国务院有个规定,为了厉行节约,内宾一律不招待茶叶。我们应该服大家一样,遵守国务院的规定,以身作则。喝白开水照样可以谈文艺嘛!”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周总理讲话既随便又爽朗,使我们很快地解除了拘束,感到亲切。他对当时上北京汇报演出的优秀剧目热情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某些不足之处。他说:“文艺上产生的某些片面性,不要单纯责备作家,是与我们工作上的偏差分不开的。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嘛。”
  周总理接着说:“这次汇报演出的戏,内容是好的,革命化的,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要写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激烈的,也有缓和的。可是大量的还是反映在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中,有矛盾就有斗争嘛!但也不要搞成到处是阶级斗争。要反映工农兵的丰富生活,但并不是除工农兵之外就不要别的。”周总理还谆谆教导我们,要正确对待批评意见。正在这时,工作人员端着盘子走到周总理跟前,请周总理吃药片,并小声地提醒总理谈话时间不要过长。
  “看看,一个人绝对自由是没有的,甚至得让人管着按时吃药,谈话不能过长。”周总理笑着说,“所以作家要有雅量,要听得进意见,不怕修改自己的作品。主席在杭州写《满江红》,是写给自己看的,不知修改了多少遍。在酝酿时,也有修改。好的作品、文章,就是改出来的。”
  接着,周总理详细地分析了《激流勇进》、《一家人》两个戏的主题和人物。他认为《激流勇进》中的徐厂长写得不够深,仅仅写他事务主义意义不大。对开会一场戏的处理,利用灯光既有会场的全景,也有车间炉前的特写,还有一个个人物心理活动的特写。周总理认为这手法很新颖。但他也不主张像电影镜头那样用得太多,失去话剧的特点。
  导演黄佐临说:“也有人反对的,说这是布莱希特的手法,不符合话剧舞台的传统,因为打破了三垛墙。”
  “外国的、欧美各国的东西也不都是坏的。”周总理说,“我们既有传统戏曲,也要有芭蕾舞、轻音乐。话剧本身就是外来形式,所谓文明戏传统也是老习惯,为什么不能吸收外国的好经验?但是学习外国也不要迷信。话剧通过语言和动作来表现,关键的地方,对话要慢一点,否则听不清。又如书记批评厂长让副科长钻了空子,说他当了副科长往上爬的‘阶梯’。这两字怕工农群众听不懂。”当谈到《一家人》时,剧本中有一句台词说:“在家里我们是兄弟,在外面是兄弟厂兄弟车间,我们是兄弟。”周总理建议在“兄弟”之前应加“阶级”两个字,即叫“阶级兄弟”为好。周总理讲话时,总是平等待人,从不强加于人。他说:“我说的不一定对,你们不同意可以提出来。”
  谈话间,天已黑了。“啊!已经七点钟了。”周总理一看手表站起来说,“有什么办法,我们话还没有说完,时间不允许了。我马上要去接待外宾,就这样了吧!”周总理与我们握手告别,就匆匆地走了。
  这次谈话长达四个小时。周总理那认真的态度,敏锐的思想,精确的见解,使我终身难忘。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亚非作家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讨论会。
  当时,林彪的极左路线十分猖獗。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会上采取了很多极左做法,以致使外宾很不满。不少友好人士纷纷写信给周总理,反映会议的不正常情况。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见我们。那时,周总理的健康已经受到不应有的损害,身体很消瘦。
  那天,周总理很激动,他说:“现在有些人就是那样,‘左’得很,似乎惟‘左’才算革命。我们党不是没有教训,王明不是‘左’得很吗?可是使我们的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我奉劝大家,不要这么搞。”
  从我与周总理接触以来,我从未见到过他这么严厉、生气、激动。他举了我们党历史上的许多经验教训,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要发扬民主,不要搞专制,不要强迫人家说自己不愿说的话。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对我们的教育很大。周总理还一个一个问在座的人,对这次会议的做法有什么看法。他也问到我:“胡万春,你没有感到这个会议有什么问题吗?”
  我很紧张,脸发热,只微微点了点头。
  “感觉到了不对头,为什么不敢讲?”周总理很严肃,接着语重心长地说,“你已经三十八岁了嘛!不是小孩子啦!为什么不敢讲?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刚正不阿,看到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事应该敢讲话,敢抵制。”
  说实在的,周总理对我的批评太深刻了!正因为我对周总理说的“刚正不阿”没有牢记在心,身体力行,后来就犯了错误。我很惭愧,有负于周总理生前的教导和期望,痛悔不止啊!
  (胡万春,著名作家)



 
 

2007/09/10

胡万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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