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说

 




  周总理告诉我:“要采取措施,保证不再出现这类事。”国事繁忙中,他依然不忘老朋友,总理努力使这些人“各得其所”。为了吸取教训,总理让我把检讨改成电报
  我是一九五○年初从地方上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既感到高兴又顾虑不能胜任,兢兢业业努力去做。就在我刚到不久,出了一个差错。
  有一天半夜,正是我值班,总理交给我一份有关外交方面的声明,要求第二天见报。我照例封好,交给收发室就睡觉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刊登。总理自然生气,要我立即查明原因,并嘱咐我要每个环节都查清楚。
  我一查,原来是由于天气寒冷,汽车在政务院机关旧式库房里很久没有发动起来,等将声明送到新华社时已经晚了,错过了发稿的时间。总理想到我刚来,并没有过多地责备,而是告诉我:要采取措施,保证不再出现这类事。
  我先给车房加大了炉火,很快又把那里改供暖气;同时建立了一套必要的制度,如文件发出后,要逐件检查送达时间,特别是对于即将发出的重要稿件要及时预告对方等等。后来,这些就成为秘书们习以为常的工作程序了。
  在这件事以后,秘书们仍难免发生差错,总理除了对负责人员进行批评外,往往是严肃地要求找出原因,想出改进办法,建立制度。尤其是在涉外领域出了差错以后,总理总是要求做到消除差错所造成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有时,总理甚至自己出面去补救,力求消除这种影响。这种事例就不止一件了。错了,怎么办?不是单纯批评,而是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原因,加以改进。这一点,我是永远铭记的。
  我刚到西花厅时,每天都有大量文件送来,其中有一种材料记载着最近到京的一些人名。总理总要翻阅并且在上面作些批示,如告统战部,如移住北京饭店,如派某某看望等等。
  我当时不明白,总理这么忙为什么还要看这些材料?后来才清楚:这些人绝大多数同党关系密切,做过不少有益的事。周总理是党内了解民主人士最多的领导人,有些人的身分、作用也只有周总理最清楚。所以,在国事繁忙中,他依然不忘老朋友,并努力使这些人“各得其所”。
  过了一段时间,总理不再看前面我说的这类材料了,而是移交给统战部去办了。在西花厅的近七年里,遇到的这些事有的我当时并不明白,也不理解,过后才逐渐明白、理解。有一些事,是在我离开西花厅,有了更多的实践和经验以后,才逐步理解,也对总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档案,能从历史的全面的角度去研究问题,才感到对总理有了更深的理解。
  回忆我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七年,觉得总理很忙,很有才华,不分昼夜工作,对各个领域的事情,抓得很紧,处理得十分周到细致,有条不紊。他作为政府的大管家,也真是不容易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都可以做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参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从事党的领袖的研究,看了大量的文献,联系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来思考,对周恩来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包括他的人格魅力的理解就更加深化了。他给我的印象就不光是过去形成了的负责政府运转的一个大管家了,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了。简单地说,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概括:周恩来是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界伟人。这个评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大约是一九五二年,我已逐渐适应了西花厅的工作环境,熟悉了如何处理一些日常事务。那一年,江西的邵式平来北京开会,打电话说想见总理。当时正是我接的电话,因为看到总理特别忙,就没有立刻报告。
  等到我向总理报告时,总理说:“好哇,你跟他联系一下,约个时间。”
  我赶紧同邵式平联系,一打电话,才知人已经走了,回江西去了。
  我立刻向总理承认错误:“我看您太忙,不忍心打扰您。”
  总理听后十分严肃地说:“你太粗心!我再忙,你也应该告诉我嘛!能否见他可以由我决定嘛。”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对地方同志来北京要求见他的,一般都要想法接见,以便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认识到错误后,立刻写了检讨。
  总理批评我说:“你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有问题,看不清问题的实质。只是看我忙,就不分事情的轻重缓急。”
  当时,我以为作了检讨,只要吸取教训,这件事大概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总理严肃地指示我说,把你的检讨改成电报,文字简洁些。以你的名义发给邵式平同志,道歉!
  这一下,我知道总理是真生气了。我当然照办。同时也明白只有这样处理,才能说明造成这次失误完全是由于我个人的过错。而我起初只想着向总理有个交待就行了,却没有想到如何及时去消除因为我的错误而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
  “我是总理,我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好让毛主席、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些大的问题。”斯大林逝世,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到总理落泪
  有一次,周总理到广州休假。秘书们都为此高兴,因为大家感到总理太忙太累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在京的秘书们出于关心爱护,商议后给总理写了封信,大胆陈述,要求今后改进。
  过了不久,就收到总理的回信。
  回到北京后,谈起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总理是在屋里边踱步边谈话)。他用很轻的声音问我:“李琦,这么久了,你还没理解我啊。”
  我当时确实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意思,只好继续听着。
  总理说:“国家刚建设,我是总理,我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好让毛主席、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多考虑些大的问题。”
  这话虽然很简单,可我在当时的确是不可能懂啊。直到后来,才逐步理解周总理这句话是多么朴素而又多么真实、多么深刻,有着何等丰富的内涵!它充分反映了周总理一心为党为国的崇高品德,反映了他的大公无私、他的伟大。
  一九五三年,报纸上刊登了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当时斯大林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大家的心情立即沉重起来。周总理也不例外,非常关注这一事态。三月四日,总理临去睡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特地嘱咐我万一斯大林逝世了要办的几件事。我一一记录下来。当他走出办公室门口回过头来,看到我还拿着记录纸呆立时,很有感情地对我说:放在口袋里吧,人还没死。
  就在第二天清晨,传来了噩耗。我悄悄地走进总理卧室,轻轻地向他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去卧室向他报告事情。然后,我等待邓小平副总理的到来。当时,周、邓都在西花厅办公,共同使用我们这个秘书班子。邓到后很快就按照周总理的意见着手办理了。其中有一个简单的给毛主席、中央的建议,要立即打出来给主席送去。但是打字的同志却总是打不好。平时总理对打字要求很严,我不得不手改错字,送给总理,并代她们做解释。出乎意料的是总理看了一下报告,拿下自己的眼镜,擦了泪痕,低声说:她们也很难过,就这样送去吧。这是我在七年中惟一的一次看到总理落泪。
  以后,中央经过讨论,组成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吊唁。当时,收到许多群众来信,建议以这样那样的办法来纪念斯大林。有一位同志写信给总理,主张改某一街道为斯大林街,总理立即要我打电话,告诉他不应该这么办。
  在斯大林得病和逝世前后,晚上值班时,总理和秘书们很自然地谈到斯大林。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点:斯大林是功大于过的,不能全面否定,要历史地看待人和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犯了错误而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总理也不止一次谈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并很明确地说,那时中国共产党不成熟,主要责任在我们自己。总理还非常强调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绝对不能盲从,要学会独立思考。他还一再强调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说苏联抛弃了群众路线,而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却发展了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千万不能丢掉,党一定不能脱离群众。
  回忆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以致造成苏联国内思想混乱,成为苏联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难道能不警惕,不从中引出应有的教训吗?
  总理的和蔼使我很快进入了角色。总理面有愠色:“有人要我任用几个私人,这怎么可能?我绝不会犯组织性的错误。”几个钟头的会议,他竟能准确记住每个民主人士提出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发表后,有不少同志写信给周总理,其中不乏知名的党内外人士,希望能够做一名光荣的人民代表。总理认为这些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民代表的产生和推选是神圣的,不能由个人随意确定。对于这些来信,他往往是批交中央组织部处理。
  我在总理办公室近七年时间,始终同人事部门保持联系,这是我分工的任务之一。我清楚记得总理对干部的任免,一直是依靠组织,绝不个人擅自决定。就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陪着总理批阅公文,忽然保密电话响了,总理接过来谈了几句,忽然声音提高,说的话大意是:我无权决定,你的要求我可以转达,你一定要安心工作,不得马虎。放下电话后,总理说:我这个人从来是对越熟悉的同志越严格,不要想钻空子,利用我的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谁要想经过我这里爬上去,那是妄想,趁早离开我这里。看来总理为这事很生气。
  平时,总理是很平静的。有一天,他从外边回来,一进门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进到办公室后,总理面有愠色,一边打开皮包拿出文件,一边自言自语:“我这个人是犯过不少错误,都是政治性的。”接着抬起头来,发现我跟着进办公室了,就对我说:“有人要我任用几个私人,这怎么可能?我绝不会犯组织性的错误。”总理说话时,还有些气愤和像受了侮辱似的神情。我觉得这话的分量太重了,根本不敢再问一句,立刻拿出需要批示的文件送给总理。的确,党内外任何人都一致公认:周总理大公无私,从不任用私人,没有自己的所谓小圈子、小集团,光明磊落。他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爱戴,成为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楷模。
  在西花厅七年,我深感到总理十分注意培养干部,特别是给青年干部创造成长的机会。
  总理管理的事务繁多,包括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平时,各方面工作都有专门的秘书负责,但夜班只有一个人,各类问题都要处理。
  第一次值夜班,我感到面临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繁杂,心里实在是忐忑不安。总理知道我是初次遇到这种情形,又知道我来自农村,对许多事情不了解,因此对我态度非常和蔼,尽量消除我的紧张心情。在说到需要记录的一些事情时,他总是说得很慢,以便我能跟上他的口授速度。在批文件的时候,他也不像平时那样快,而是批完一件后,告诉我这个文件是怎么回事,应当注意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处理等等,然后着手批第二件。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地,我进入了角色,不再感到紧张,也逐渐熟悉了夜班的工作方法。多年以后,我想起当时的情景,才明白总理这样做,其实有着更深的用意一一他是在利用一切机会,培养秘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不仅给秘书们创造了提高的机会,也因此提高了总理办公室的工作水平和效率。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于刚对我的帮助。在我值夜班之前,他就详细地告诉了我夜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分清哪些文件是重要的、紧急的,对于总理的意见,又应该怎样准确完整地记录下来,夜间要发送的文件怎么发出去,等等。有了他的这些帮助,再加上总理的耐心教导,我在第一次值班时,总算没有出现什么纰漏。
  总理主持政务院工作时,除不定期举行三五个人的小型会议外,还定期地举行每周(或两周)一次的政务会议。会议由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组成,有关的部长、副部长列席。总理对政务会议十分重视。
  我到西花厅不久,就参加了一次政务会议。进门后,我远远地坐在后面,很快就发现有很多的知名人士出席,郭沫若、黄炎培、章乃器、罗隆基、史良等都来了,真是英才荟萃,让人眼花缭乱。事隔几十年,我对那次会议的具体的议程已经记不清了,但那天会场上十分热烈的气氛,却令初次参加高级国事会议的我十分难忘。众多党内外人士,特别是民主人士聚在一起,认真地听,认真地议,没有任何拘束,有时候为一个字都要争论。总理则边听边记,在会议的最后,针对大家的意见作总结性的发言。他的总结入情入理,娓娓道来,既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做了宣传,又把党外人士、下级人员的一些好的意见吸收进来,一些疑点也讲清楚了。总理高度概括的能力非常强。在长达几个钟头的会议结束时,他总能抓住主要向题和争论焦点,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意见,尤其是能准确地记住是哪个民主人士提出了哪个问题,甚至谁说了某个字、某句话,并在做总结时照顾到。这一点颇令我吃惊。
  在政务院时期,举行政务会议是重要的政务活动。可以说建国初期的许多事,方方面面的,大致都要经过政务会议讨论、研究。政府发布的决定、指示、条例等等,大致都要经过政务会议研究后正式发布。绝大多数的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在会上,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到会者畅所欲言,周总理也一再鼓励发言,虚心听取点见。那种协商讨论的气氛,直到现在想起来仍令人神往。
  (李琦,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六年任总理办公室秘书、副主任)



 
 

2007/09/10

李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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