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健说

 




  “你们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他批评几位部长:“党还没有走,国家还没有走,你们为什么提前走?对给他开路的警卫干部大发雷霆:“你们要不请前面的代表先进会场,我决不离开此地一步。”
  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周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警卫人员:“你们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还要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有一次,他还明确具体地说:“在国务活动时我是政府总理,在党内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群众活动中我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我不能深刻理解他的话,就去请教邓大姐。
  邓大姐说:“他是提醒你们,不要只想他是总理,他是党的副主席,而忽略了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邓大姐还特别强调:“他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官老爷,你们牢牢记住这一点,就不会给他搞特殊化,使他脱离群众了。”邓大姐的教诲使我恍然大悟。
  原先我认为,正是因为周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党才派我们来保卫他的安全。虽然我也知道,警卫工作既要保证安全,又要方便领导联系群众。但是,当安全与联系群众发生矛盾时,我们总是坚持“安全第一”,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而脱离群众,那是受批评做检讨的事情。当然这种认识有极大的片面性,不过,当时确实就这么想的。
  在五十年代初,毛主席就批评说:“警卫工作是隔在党与群众之间的一堵墙。”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周总理来说,他不会容许他身边的警卫人员成为他联系群众的“墙”。所以他经常教育我们,不要特殊化,不要使他脱离群众。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郊机场送一个外国代表团。当客人的专机刚离开停机坪,几位部长和高级将领就离开送行的队伍,向自己的汽车走去。周总理十分恼火,大声疾呼外交部礼宾司长:“你给我把他们叫回来。”走的几位同志回来了,周总理当众批评:“党还没有走,国家还没有走,你们为什么就提前走?”又说:“送行的人要等客人专机起飞后,并在空中盘旋一周,以示告别,那时才能离去。”周总理当众批评几位领导同志,他是在执行总理的职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周总理到北京饭店新楼参加人大小组会。现场的警卫干部和指挥交通的同志一见周总理的车子来了,马上把其他代表的车子指挥到边上停住,给总理的车子让道,还把正要进饭店大门的代表阻止在两旁,好让总理先进会场。
  这时,周总理的汽车在离饭店门口很远的地方停住了。他走下汽车,站在那里,双手叉腰,大发雷霆。他说:“代表们都是来开会的,应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进入会场。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汽车往前指挥,把其他代表的车子压在一边?你们为什么让已到门口的代表站在门外等候,让我先进去?”他指着自己站的地方大声说:“你们要不请前面的代表先进会场,我决不离开此地一步。”
  这时,车辆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还是郭沫若副委员长有办法,他来到周总理跟前,拉着总理的手说,还是大家一起进去开会吧。于是周总理和郭沫若等人一起走进了北京饭店的大厅。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责任在现场警卫的同志,其实不然。我们常对北京饭店警卫科的同志讲:周总理工作太忙,他来时请你们给予方便。这才是问题的“根”。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对我说:“我们是执政的党,要尊重、礼让党外人士,决不能耍特权。”这就是周总理当时批评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春天,邢台地区发生地震时,周总理乘直升飞机到灾区,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慰问灾区群众。召开群众大会的现场是在一个高地上,当时春寒料峭,刮着北风,布置会场的同志为了照顾周总理,叫群众面朝北坐下,请周总理面朝南给群众讲话。周总理不同意这么安排。他亲自指挥群众面朝南坐下,他自己迎风而立,站在一个木箱子上向群众讲话到会的群众看见周总理这么关心他们都十分感动。周总理是站在公仆位置上讲话的,觉得心安理得。
  周总理体验作为一个老百姓看戏的滋味。他嘱咐我:“你要压低声音,放慢速度,不要使客人觉得我们急于赶他们走。”他告诉我:“办事情应当内外有别。该花的钱就是心痛得流眼泪,也要花。”
  周总理喜欢买票看戏,更喜欢买票和老百姓一块看戏。他在北京长安剧场、吉祥剧院、广和剧场、天桥“小小剧场”都买票看过戏。他为了买票看戏,采取了一套安全有效的办法,还讲了许多说服身边警卫人员同意他买票看戏的道理。
  一九五九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周总理要到天桥“小小剧场”看石家庄市丝弦剧团演出。我们按照总理事先的安排,不告诉公安部门,轻车简从,一辆车,两名警卫人员,事先把票买好,算好行车时间,看好下车上车地点。我们晚七点出发,到天桥把汽车停在离剧场有几十米远的地方,下车后快步走进剧场,走路时总理还用扇子掩着脸,进剧场时七点三十分,正赶上黑灯拉幕。我们从后面向前走,这样不影响观众,观众也看不见总理,坐下后正好演出开始。散戏时,在谢幕时起立,边鼓掌边离开剧场,出门就上汽车,等大部分群众走出剧场时,我们的汽车已走远了。
  对这次到“小小剧场”看戏,周总理高兴极了。他说:“这地方才真是普通老百姓看戏的地方,小剧场里坐满了人,我体验了作为一个老百姓看戏的滋味。”又说:“我们不但要看大戏,也要看小戏。中央机关在河北平山县时,我就看过丝弦,他们这么小的剧团,到北京来演出三次不容易。我来看戏,他们知道了,也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
  周总理前面说的“大戏”就是京戏,这是他看得最多的一种戏。不仅自己买票看,有时还买票请几位朋友一块看。周总理也喜欢看话剧,他同人艺、青艺都有密切联系。周总理看戏,是为了调剂他的生活,接近群众,了解戏剧界的情况,好有发言权。
  一九六一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同缅甸吴努总理一起,到云南共同视察中缅边界,经过视察和谈判,解决中缅边界划界问题。我方参加的还有陈毅副总理等。
  在我到云南打前站时,周总理交待:按照当地少数民族的习惯接待外宾,要尽力在安全和生活方面给外宾以周到的照顾。要特别注意安置好吃饭有困难的群众生活,不要让他们跟着客人乱跑,不要当着客人的面告状。邓大姐还亲自给中共云南省省委书记打电话,要求他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周总理同吴努总理以及双方代表团,从昆明乘汽车出发,共同视察了楚雄、大理和景洪自治州,并一起在景洪参加了傣族的泼水节。周总理穿一身傣族服装和大家一道泼水。由于视察和谈判工作进展顺利,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我们住在思茅时,已把两架专机从昆明调到这里待命。这时我们接到空军送来的天气预报,说今后一周内,景洪地区以阴雨天气为主,并有大雨、暴雨。我们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总理。为了不被恶劣天气困在思茅,耽误工作,周总理提议双方代表团提前离开思茅。我们的具体安排是:两国代表团一起乘车到机场,先送客人上飞机回国,然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再登机回北京。
  为了将我们的安排意见告诉客人,并取得客人的同意,周总理派童小鹏同志带我去见吴努总理的秘书苏拉上校,通过他把我们的安排意见报告吴努总理。
  走前,周总理向童小鹏同志和我当面交待任务。周总理指示由我介绍天气预报情况(因为我是负责安全工作的),提出我方的建议。周总理先教给我应当怎样向客人介绍天气情况,提出建议。然后他要我按他说的复述一遍。当周总理发现我说话声音高、速度快时,就指示说:“你要压低声音,放慢速度,不要使客人觉得我们急于赶他们走似的,是我们同客人商量的。”
  童小鹏同志和我来到吴努总理住地,见了苏拉上校,我按周总理教的说了一遍,苏拉上校报告了吴努总理,客人完全同意我方的安排。第二天,双方代表团顺利离开思茅。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但周总理那种工作认真、细致和诲人不倦的精神,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忘。
  一九六三年秋天,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先生要调任回国,周总理在颐和园听鹂馆为他饯行。
  当天下午我和外交部的同志提前去检查电话通知的落实情况。我们的安排是:先在昆明湖划船,在船上谈话,晚七时到听鹂馆举行宴会。宴会上安排有一个大冷盘,有酒,有饮料,四菜一汤,有主食,有点心,有水果。安排就绪后,四点钟我到颐和园东门等候周总理,并提前买了门票。为了不使周总理在东门口耽误,在他下车时,我就把门票提前交给了售票员。周总理一到门口就问,门票呢?我说已经交了,售票的同志也马上为我证明确实提前交了。周总理批评说:你不该提前交票,这里那么多群众都看着我们进门,没有看到我们交票,这样影响不好。我说下次我改。
  周总理进门后,在一棵树下停住问我:接待处的事安排好了没有?我汇报了安排的情况。周总理听后说:“罗查大使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作为总理为他饯行,四菜一汤太寒碜了,办事情应当内外有别,我们内部的规定不适用于外宾。”还说:“现在我们在经济上确实有困难,应当厉行节约,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就是心痛得流眼泪,也要花。你去和听鹂馆的负责同志商量,再增加两道菜。”我马上就去办。真算幸运,那天听鹂馆有活鳜鱼和子鸡,为周总理办了个丰盛的晚宴。
  (张文健,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在中南海警卫处任科长、副处长)



 
 

2007/09/10

张文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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