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章说

 




  七伯十二岁那年我爷爷带他离开家乡去东北。这是他思想和生活转变的关键。他表示:我认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
  我们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据祖辈、父辈们讲,从高祖樵水公以后,就一直没有分过家,因此家大业大,人口众多。到我爷爷这一辈,还都是大排行,我爷爷行三,周恩来父亲行七;到我父亲这一辈,虽是大排行,但有的已说不清。周恩来又行七,所以我们都按家乡习惯喊他七伯,喊邓颖超七妈。七伯周恩来和我父亲周恩彦都出生于江苏淮安,祖籍都是浙江绍兴。在封建社会里,每科乡试都要回祖籍报名应考,所以不认祖籍是不行的。本世纪初,我爷爷周贻谦因其小舅子钱能训的关系,在东北铁岭谋了一个相当于今天税务局长的美差,有较好的经济收入。所以一九一○年他回故乡淮安省亲时,就顺便将年仅十二岁的七伯周恩来带离淮安去了东北。
  到铁岭后,我爷爷曾带着七伯去登龙首山踏青郊游,跟他讲《宝塔压飞龙》的民间传说:天上有一条飞龙,几千年来,这条飞龙一直为百姓耕云播雨,使万民过着风调雨顺的日子。后来惹恼了害人的妖魔,它招来八方妖兵魔将,用一座巨型宝塔将飞龙压到地狱下,从此百姓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飞龙不忍百姓遭灾受难,一直顽强挣扎,终于昂起了龙头,这就是现在的龙首山。这是我爷爷借民间传说比喻中国这条“飞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这个“妖魔”的压迫。七伯一直牢牢记着这个故事。打那以后,他就把救国救民、富民强国作为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一九一七年七月,他东渡日本留学前,特意重返沈阳看望他的老师、同学,并为沈阳同学郭思宁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一临别赠言。这是七伯牢记我爷爷讲的那则民间传说最直接的反映。
  尽管我爷爷的初衷只是为了能让他好好念书,日后好仕途高升,但这一无意之举,却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九四六年九月,七伯在南京与美国记者李勃曼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时曾说到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们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一九一三年,我爷爷周贻谦到天津闲居,我父亲周恩彦和七伯周恩来便先后进入南开学校读书。这时,我爷爷和七爷爷周贻能,我爸爸和七伯周恩来等兄弟叔侄之间往来更为频繁。
  在天津,据说我爷爷还掩护过七伯的一次革命活动。那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七伯从上海化装成商人乘船去天津。他是带着党中央交给他解决顺直省委问题这一特殊任务秘密去天津的。不料在一次集会时走漏风声,被反动军警包围了现场。当时敌人并不知道被围人员的具体身分,只严令所有被围人员必须有在津亲属来认领才能放行。七伯周恩来就想到了我爷爷周贻谦。他机智地托已被认领出去的同志带信给我爷爷。我爷爷得到信时,大吃一惊,忙不迭地穿上长袍马褂,叫了一辆车赶往出事地点。一路上,我爷爷又盘算着,多年未见着侄儿恩来,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子。因为在这一节骨眼上,相见时稍一迟疑或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都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但如果直书“接周恩来”的字幅去找他,无疑是把他送人虎口。老人忖度再三,想到七伯的乳名,就巧妙地写上“接周大鸾”的大字条幅置于车前。七伯十分机警,老远就看到了。他心领神会,早早亲热地迎上来高喊:“三伯!三伯!爸爸叫我给您拜寿来了。”我爷爷在天津有一定的声望,终于使七伯从容地摆脱了危险。事后,我爷爷还力劝七伯以后不要参加“乱党”,“清王朝已经推翻了,还革什么命?”七伯听了只置之一笑。他一边感谢伯父的救护之恩,一边坚定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我认准的路就一定要走下去!”
  从广播里听到七伯担任总理一职,父亲十分高兴:“总理就是过去的宰相啊。”他指望七伯能重新给他安排工作,想不到七伯的回电仅有七个字:“请到原单位报到”
  一九三八年,七伯以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分来到湖北武汉,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和与国民党谈判等工作。刚好我们一家当时都住汉口,因此过从甚密。七伯就利用我爷爷的身分和我父亲在国民党政府粤汉铁路局基层任职的特殊关系,将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一架秘密电台设在我家二楼上,由童小鹏直接主持负责。我们几个年纪较小的兄弟们被严格告诫:不许上楼玩耍!
  一九三八年末,日寇进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随之撤往广西桂林,我一家也跟着迁到了桂林,并也住进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大院。七伯每次到桂林,与我父亲等总是朝夕相处,有着谈不完的话和说不完的事。那时,我们兄弟虽然年幼,但七伯在当地军民中的声望和他那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的奋斗精神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春,七伯受党中央派遣,赴皖南处理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同时又借回浙江绍兴省亲祭祖的名义,到绍兴会见亲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七伯还趁这次回祖籍的机会,将他弟兄和我们侄儿辈共十六人的名字续进家谱。我和我的大哥周保昌、二哥周保常均在这十六人之中。据说这本家谱至今还保存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呢。
  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将要“还都”南京之前,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亦将随之东迁,七伯在百忙之中约我父亲去重庆,兄弟俩从深夜一直谈到黎明,并决定将我和二哥周保常送往革命圣地延安。后因时局急速变化和其他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成了我们兄弟俩终身的遗憾。
  一九四九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蒋家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朝不保夕了。这时,共产党方面通过地下党希望我爸爸留下,而国民党特务就整天影子似的跟踪、监视我父亲的一举一动,最后干脆向他摊牌:是坐牢还是加入国民党,二者必须择一。父亲望着我们都未成年的五个兄弟姐妹,被迫选择了后者。但是,国民党特务们并未罢休,又将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一职加到他的头上。父亲的这段历史,七伯是建国后,在我们要求入党受牵连时,通过有关方面要来父亲档案才知道的。这是我父亲的一个错误选择,但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结果我们全家只好随着国民党粤汉铁路局跑到广州。
  那年十月,人民解放军打进了广州城,我们和广州人民一起获得了新生。我父亲从新闻广播里听到七伯已经在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政务院总理一职时,十分高兴,对我们说:“你们的七伯现在是新中国的总理。总理就是过去的宰相啊!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力大着哩!我们马上就和他联系。”广州的邮政业务一恢复,我父亲就向北京发了电报,七伯的回电也很快就来了,但只有令人失望的短短七个字“请到原单位报到”。
  父亲收到电报时,愣愣地端详着,刚好我也在场,当时我已是个中学生,对这件事印象太深了!可以说,我们全家人都被电报内容惊呆了。因为这份几个字的电报犹如一份宣言书,宣告共产党人是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党;同时,又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切断了旧官场上习以为常的那种“裙带”关系,打破了企望攀着周恩来而高升的美梦。
  我和妹妹过继给七伯七妈的秘密。为了表扬我的进步,七伯七妈送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毛泽东选集》
  我是解放前夕在学校中参加我党领导的地下秘密活动的。全国大陆一解放,就在学校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团员,还成了学校团组织和学生会的一名干部。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由组织上保送到军事干校,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尽管当时我才十六七岁,但是使我自豪的是,我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了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一九五○年我参军后,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思想觉悟和业务素质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一直遵循着七伯对亲属的要求:不论任何时候,也不论任何地方或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向组织上和其他人暴露与他的关系。如今七伯去世二十余年了,有些家庭“秘密”不妨说一下吧。
  一九三八年在汉口时,由七伯的同学和好友赵光宸等人提议,经我父母和七伯七妈同意,将我和妹妹保庄过继给七伯七妈做他俩的嗣子女,而且还进行了磕头拜祖宗等一系列过继承嗣的仪式。仪式是在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楼顶凉台上进行的。仪式结束后,七妈邓颖超高兴地用右手抱着我妹妹保庄,左手搂着我一起拍照留念。我的二哥保常、大妹保芳和赵光衰的两个女儿赵忠绮、赵忠绩也都参加合影。七妈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赵光衰的女儿赵忠绮也保存着这张照片。赵忠绮至今还记得我们兄妹过继的事。当时我和妹妹都还幼小,都还不懂什么过继之类的事。现在想来,七伯和七妈很可能是出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因为自解放后,我们兄妹多次和伯伯、伯母见面、谈心,并且一起生活过,但他俩从没有再提起过武汉过继的事,有的只是老人家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的那份亲情。
  自从我成为一名普通的革命者之后,似乎也明白了这里边的一些道理:七伯、七妈作为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有着广阔的革命胸怀,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当时处于全民族抗战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一边口头喊合作抗战一边又千方百计地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以达到最终消灭的目的。他们不断开动宣传机器,胡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等等,造成“国统区”许多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这样,七伯通过一九三八年的“武汉过继”到一九三九年的“绍兴祭祖”这两件中国人传统的做法,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谣言,让广大“国统区”人民更多地了解共产党,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心,也更加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因此,我在后来与他们的交往中,也从没有向他们提起过这件事。只是七妈在和我个别谈话时曾两次说过:“我们不仅是同志关系,我们还是亲戚。”她是不是指的这件事我没有追问过,也没有必要去问。但是,也许正因为我和两位老人这种“同志加亲戚”的特殊关系,所以受到他们更多的关心和教诲,这就足以使我终生满足。
  一九五七年,国家的政治大气候逐渐向“左”的方面倾斜。我这个积极争取进步的热血青年也因父亲的一些政治问题遭受牵连而无法入党。我便向也在解放军中服役的哥哥周保常求教。哥哥回信说他也说不清父亲的问题,但告诉我可以给七伯七妈去信,请他们给以帮助。直到这时,成年后的我才第一次与七伯、七妈取得了联系。从那以后,我给他们写信,他们也给我回信。回信都是七妈写的,也有她的秘书张元、赵炜代她写的,这些回信共有五十封,绝大部分我还都收藏着。我给他们写信时,除了汇报思想,谈自己的进步和人生之外,也告知他们自己家庭的情况以至个人的婚姻恋爱。从通信中,我发现七伯、七妈对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比较感兴趣,我也向他们反映社会情况和人民的要求。我做对了的,他们就表扬我;不对的,他们也毫不客气地批评指正。七妈曾在我们周家亲属聚会时表扬我说:“保章能够做到思想见面,要求进步,很好。”
  频繁的书信往来,拉近了我与伯父母的感情距离,我对他们什么话都能说,也敢说。如我父亲有些历史问题,我写信向他们谈了自己的一些思想和看法。七妈很快就来信告诉我:“保章侄,前后两封来信,我和七伯都看了……你对你父亲在政治上提高警惕、思想上帮助他、生活上对他照顾,这些原则和做法都很好,希望你能坚持下去。”我在个人生活上遇到麻烦,七妈知道后,给我写信说:”青年人在恋爱的路上遇到波折,亦是难免的。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就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每次信都是语重心长,既富于人情又富于哲理,于谆谆教诲中流露着几分亲情。这样,我便萌生了要赴京探望两位老人的愿望。
  一九五九年,也就是建国后我与伯伯、伯母通信两年以后的九月四日,我忐忑不安地将想在国庆节进京探望伯伯、伯母的信投进了邮筒,心里颇不踏实地等待着回信:也许伯伯、伯母的地位太高,不可能同意我进京;也许伯伯、伯母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来让我进京探望;也许他们还惦挂着我,答应了我的请求……就这么想呀想呀,盼呀盼呀整整十六天,我终于等来了七妈的秘书张元同志的回信。我迫不及待地将信拆开。
  “我是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她知道你在国庆假期想来北京,她也很想看看你,但因今年是国庆十周年大庆,外宾及各省来观礼的较多,所以上级有通知:凡在京干部的家属,尽可能不要在国庆期间来京探望,以减少车辆运输及其他的挤拥情况。为执行规定,她很歉然地望你推迟来京……”读了信之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七伯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这些《规定》的制定者,而且也是这些《规定》的模范执行者。他决不会以自己的资历和地位表现出任何一丝一毫的“特殊”。
  一九六○年春节,七妈在南方休养,我进京探望的愿望也没能实现。但当时我正在各方面积极争取进步,工作上也不断取得一些好的成绩。到一九六○年国庆节,我向七伯七妈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方面取得的成果,还随信寄去了我的照片和获得的两张奖状。七妈收到信后高兴极了,回信一开头就写道:“亲爱的保章侄:……为了奖励你的理论学习学得好,现又开始工业经济专修科的函授学习的需要,特从伯伯和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抽一本送给你,在北京此书除原预购者外,也难买到零售本,所以子侄中向我们要的还多,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破例寄给你一本,作为奖品……”这本《毛泽东选集》是七伯七妈赠送给我的特殊奖品,至今我还收藏在家中,因为它是七伯七妈对我们这一代人关心和爱护的历史证明。
  两天收到了七妈两封信,关爱之情,尽在其中。初到西花厅,“总理府”与我想象的相距甚远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我读着伯伯年轻时写的诗句,思念伯伯、伯母的情意也更加迫切,我坚信他们也在想念着我。“每逢佳节倍思亲”。一九六一年的春节又快到了,我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于一月二十七日给七伯七妈去了一封信。二月二日,收到七妈的回信:
  保章侄:
  二十七日的来信已收到。
  春节假期,我们同意你来北京。这个机会也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前两年我都去南方过冬,今年春节我们在北京。
  你下火车后,可直接到府右街国务院西花厅找我们(可乘从车站到府右街的无轨电车)或找成元功同志就行了。
  一切面谈愿你
  健好
  七妈一月三十日
  信中说的成元功同志就是跟随七伯二十多年的卫士长。我顿时高兴得全身热血涌流,彻夜难眠。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又收到七妈的另一封来信:
  保章侄:
  昨天发信后,忘记提醒你来京时,在火车上要注意寒暖,增减衣服,不可受凉。北京的天气可能比青岛冷,你可参看人民日报的气温报告,这两天又冷到室外零下七度了。总之,在旅途中要预防受凉生病。
  来的日期确定前,可先来信告知,以免挂念。祝
  好
  七妈一月三十一日
  这一先一后发出的两封信,是七妈对我慈母般的关怀,这种关怀是细心周到、无微不至的。
  中南海,在全国人民乃至海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都是一处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圣地”。因为,党中央、国务院就在那里办公,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那里生活,那里是我们全国政治上的神经中枢。现在,我就要到那里去了,怎能不高兴呢!
  一九六一年初,我刚从部队转业到青岛,分配在青岛公私合营的来顺机械修配厂(今青岛通用机械厂)的厂长室做文书工作。这个厂的干部职工不足一百人,因此我算是最基层的一名普通职工。可是,我却持有进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特别“通行证”——七妈给我的两封信。我怀着按捺不住的激动登上北去的列车,奔向北京,“飞”向中南海西花厅!
  随着汽笛的长鸣,列车徐徐驶入北京站,我遵照七妈的嘱咐乘无轨电车到西四,下车后因人地生疏,连方向都辨不清,本来靠得很近的地方,结果打听了好久,才摸到中南海的北门。我的神经顿时又紧张起来,全身热血沸腾,头脑发胀,脚步踩下去都有轻飘飘的感觉。我原以为这里一定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的地方,没想到我报个名就让我进去了。更巧的是,进门就碰上成元功同志的爱人焦纪壬同志。她轻轻地对我说:“请随我来吧。”我跟着她走进静静的中南海,步入了使我魂牵梦绕的西花厅。
  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是灰色平房。西花厅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据说原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为其父亲、摄政王载沣修建的一处西花园,这个园还没修好,清王朝就垮台了。后来被北洋军阀政府用作国务院的办公地点。国民党统治时期,北平特别市的市政府也设在这儿,因为园内的一处主要建筑叫西花厅,后来人们就习惯地将整个“西花园”称做西花厅。七伯住进前,只进行过简单的粉刷维修,有的地方连屋子漏雨还没有解决。
  我随焦纪壬同志进了西花厅大门不远,就见到一座油漆剥落的小亭,叫不染亭。当时我就想,这大概是七伯给起的名字,“一尘不染”嘛(这个亭名是原来的一一整理者注)!过了不染亭,就是西花厅的主要建筑,也就是前客厅。焦纪壬同志告诉我,这是总理会见重要外宾的地方。然后我们又从这座大客厅的旁边拾级而过来到后院。后院里有总理办公室、邓颖超办公室以及他们的卧室,还有会见内宾的内厅兼餐厅,两边厢房则是秘书、警卫等人员的用房和办公房。
  我被焦纪壬同志直接带到后厅,老远,就见到七妈已经站在门口,我赶紧三步并做两步跑上前去,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七妈,您好!”七妈高兴地笑着一边打量我,一边握着我的手说:“保章,我们有二十多年未见了。”这一句家常话让我感到特别亲切、温暖,紧张的心理也一下全部消失了。再看伯伯这座“总理府”,并不是想象中的豪华气派,房子太旧,方砖地尽管打扫得很干净,但却湿漉漉的;墙壁不知是哪一年粉刷的了,已呈现出灰黄色;墙旮旯随处可见泛起的回碱印花……
  用七伯的助物证买毛巾,营业员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我要给七伯盛饭,他问我这是哪家的规矩。独具匠心的团圆饭
  赴京前,由于比较激动和紧张,我忘记带洗脸毛巾。当我见到西花厅盥洗室内有好几条毛巾时,就随手拉下一条用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我告诉七妈时,竟受到她一顿严厉批评:“你七伯从来不允许任何人乱拿、乱用公物。那是办公室的公用毛巾,你不问一下,是不应该拿、不应该用的。自己没有,应该去买一条。”我很惭愧自己一住进西花厅就给伯母添麻烦。她说着就塞给我一个购物本。当时全国物资匮乏,买粮购物全部凭证供给。
  我接过购物本一看,是和普通居民一样的购物证,各种物品的配给在各栏表格上都有明确记载,许多东西都已买了,只有毛巾栏上还有两条毛巾未买。我就拿着购物证跑到西单商场去买毛巾。可是,当商场营业员一看到“户主”栏上写着“周恩来”三个字时,马上提高了警惕,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把购物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又盯住我盘问了许久,才卖给我一条毛巾。
  后来我回单位说起这件事,开始谁也不相信,国家总理买条毛巾还用购物证?当时,这件小事对我的教育很大,七伯身为一国总理,也与普通老百姓一样不搞特殊,与人民同甘共苦,我们国家还会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什么困苦不能战胜呢?作为他的亲属,还有什么理由要求特殊呢?
  一天下午,我外出游览归来,一进后厅门就见七妈自己正在一针一线地缝被子。我当时就一愣:怎么七妈还自己缝被子?那年她也快六十岁了,眼和手都已不那么灵便。于是,我立即找针穿线,和她一起动手缝起来,还劝告她去休息休息,把这些交给我们青年人做就行了。七妈见我摸针拿线就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问我:“保章也能做我们针工女红的活?”我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告诉她:“在部队当兵时,大家都学会了许多独立生活的本领:洗衣、叠被、补袜子等日常事情都不在话下。连队有时还开展这方面的比赛呢。”七妈看我操作得还算熟练、利索,也就高兴了。但她老人家并不肯停针住手,只是每次用完线,让我帮她穿线。后来,卫士长成元功走过来,也加入到我们缝被子的行列。三个人合缝一床被子,各人用各人的针法,有宽针的,有细针的,有用埋针的,也有用匀针的,还各说各的针法好。不一会儿,一床被子就缝好了。七妈高兴地说:“这是大家的劳动果实,我们一定会更加珍惜爱护的。”她还很内行地对各种针法进行比较评点。她说的有板有眼,我们都高兴得直笑。
  第一次与七伯、七妈一起吃饭时,我见七伯要盛饭,心想,自己是晚辈,难得来一次西花厅,应该尽点晚辈的孝道,就立即起身去接他的饭碗。谁知这在平常人家也是常有的事,七伯见了却立即示意我别动,并说:“我自己来。”七妈也扯扯我的衣襟叫我坐下,使我感到既莫名其妙又有点儿尴尬。七伯看出我的窘态后,立即很随和地说:“自己可以盛嘛,为什么叫别人呢?这是哪家的规矩?”他这么一说,我才回过神来。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想到这些发生在西花厅的缝被、盛饭之类的平凡小事,心情总是久久难以平静。因为从这些平凡的小事上,我看到了他们那些不平凡的高尚情操!
  一九六一年春节到了。旧历除夕那天晚上,七伯把身边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请来了,还有我们周家的在京亲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十号人,把个西花厅挤得满满的,整整坐了三个大长桌。七伯七妈请大家吃年夜团圆饭。
  人们兴致勃勃地坐齐后,孩子们瞪大眼睛望着空荡荡的餐桌,焦急地等待着。桌上没上一碟菜,没放一杯酒,我正纳闷着,工作人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黄澄澄的小米稀饭,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家长”七伯满面笑容地步出他的办公室。他连连问大家新年好,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勤劳动。这时,这顿团圆饭的主持人七妈与七伯相视一笑,然后站起身来说:“今天请大家来吃团圆饭,不摆酒,不设菜,吃小米稀饭和包子。”我坐在那里,感到好新鲜啊!这是哪个地方的风俗呢?一般老百姓就是困难点,过年也得弄上几道菜,喝上几杯酒,吃顿饺子热闹一番。
  我正想着,又听到七妈意味深长地接着说:“为什么请大家来吃小米稀饭呢?因为新中国的诞生就是靠小米加步枪换来的。打出来的。‘小米’对我们的革命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在革命胜利后过新年时,不能忘了小米,更不能忘掉小米的时代。为什么请大家吃包子呢?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有了提高,我们今天才能够吃到包子!我们吃到包子不能忘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七妈的话音一落,大厅坐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一边鼓掌一边领悟到,原来这顿除夕团圆饭,是七伯七妈独具匠心的安排。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吃得最有意义的一次团团饭!
  中午吃饭时,工作人员端上桌的是一碟子窝窝头,共四个,三个在下,一个在上,都是玉米面做的。仔细一瞧,做法也和普通老百姓家的一样:圆圆的好似一座小山头,只是个头比民间的要小一点。我更奇怪了:过大年“宰相”家不包饺子却吃窝窝头?!吃饭的只有三个人:七伯、七妈和我。我一坐下伸手就去拿窝窝头。七妈却立即用筷子将我的手拨开,说:“慢,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你是客人,请吃客饭。”她随即用手一指:“去盛大米饭吃吧。”我想说,我是晚辈,该我吃粗粮。伯伯像是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向我投来慈爱而又不容争辩的目光。我只好照他们的意见办了。可是那顿饭我却怎么也没吃好,每一口饭都难于下咽。一是想着我们六亿多人口的国家,怎么还能让一国总理吃粗粮?二是想着七伯、七妈年岁都比较大了,工作又那么忙,经常吃粗粮身体怎么吃得消?三是还想到我一个二十多岁的晚辈却要被他们当做客人招待,在他们面前被优待吃大米饭……
  在以后的几天生活里,我更加明白了,七伯和七妈不但经常吃粗粮,而且也和普通市民一样,每月口粮也是按市民定量供应标准,粗细粮按比例搭配。这是赴京前我怎么也没想到的。因此,到我假期将要结束离开西花厅时,我按照自己每天八两的定量标准如数掏出了粮票。七妈见我拿出粮票,慈祥地说:“保章,如果你觉得应该这样做就把粮票留下,如果有困难,也可以不留粮票。”我忙连声回答:“我不困难,我不困难。我应该拿粮票。”这样,七妈就叫秘书收下我的粮票。其实,当时我的粮食月定量是二十七斤,还要求八个月粮食九个月吃,计算一下,平均每天只划八两,一日三餐,每餐只有二两多。蔬菜等副食品更是一无所有,在家每顿饭都是拌点酱油汤咽下的,常常是几口就把一顿饭吞光了,肚子里还是空落落的。饿了只有喝水,有时也放点盐在水里。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由于缺乏营养,竟然浑身二度浮肿。本以为到了伯伯家,可以放开肚皮吃几天,并可节余一点粮票,可是,见到的却是一国总理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忍饥挨饿,以身作则地带领着全国人民去战胜困难,我作为一名普通工人怎能不发愤图强呢?
  也就在那个春节里,我的一个堂弟周尔萃在大西北空军服役时回老家淮安探亲,顺道北京看望伯伯、伯母。我们一起吃饭时,七伯问他:“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你们飞行员的生活怎么样?营养能保证吗?”尔萃回答说:“国家虽困难,但对我们飞行员还是特别照顾的,每人每天还能保证供应半斤猪肉。”他的话音一落,七妈就在一旁叫了起来:“哎呀,那你在我们这儿两天还没吃上一次猪肉。明天快叫伙房把供应我们的猪肉集中集中,打个‘歼灭战’,可不要亏了我们飞行员的身体啊!”她老人家说的虽然幽默风趣,可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有的却是几分酸楚。七伯七妈他们每天也只有二两猪肉供应,这使我想了很多很多:为了保卫祖国,当然要保证飞行员有个良好的身体素质,但一个管理五六亿人口的大国总理,何尝不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他的身体营养又何尝不重要呢?
  我听七伯对十二伯说:“你身体不好,不能正常上班,又占着位子,拿着国家的全工资,人家会不会说,‘周恩来的弟弟拿着工资不上班’?那影响多不好。”
  记得我刚刚到西花厅的那天,七妈就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你来了正好,快写封信给你哥,他现在有骄傲情绪,我正发动大家帮助他。”我遵照办了,并把写给哥哥的信给七妈看一下。没想到七妈看完找的信很生气,严厉地批评我说:“你七伯不是领袖,只能称国家领导人。不允许你这样写,以后在任何地方也不许这么说!快给我改过来。”原来是我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谈到七伯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仍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等话。我按她说的当场修改,然后才将信寄出。
  我原以为这件事到此已经了结,没想到在那次除夕宴快结束时,七妈还当着七伯和那么多亲属以及七伯身边工作人员的面严肃地说起这件事:“保章年纪轻,不懂事,竟说他七伯是领袖,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国家的领袖只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在场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地向我射来。当时,我才二十多岁,自尊心很强,弄得我十分尴尬,无地自容,心想:我的说法并不一定是错的,何况当时已经当面批评过了,为啥还要在大家面前批评呢?而且我在部队服役时曾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已经读了《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等书籍,书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和“领袖”都有专章叙述。“领袖”通常是指一个政治集团里的几个人,并不是具体指哪一个人。后来等我冷静地思考之后,终于悟出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七妈和七伯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因为这是我们党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根本保证;二是借机告诫我们周家亲属和他们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定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模范。这也是伯伯一贯严于律己的作风。
  记得年三十那天下午,十二伯周恩寿一家也应邀到西花厅和兄嫂们一起吃团圆饭。七伯与周恩寿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都比我父亲年岁大。七伯字翔宇,十二伯字同宇。十二伯也在天津南开学校读过书,上过黄埔军校,还参加过北伐战争,挂过花,当时在国家内务部(今民政部)工作。七伯总是忙,因此,老哥俩一年也难得见上几回面。平常我们也很少见到十二伯,所以我也待在不远的一旁,无意中听到他俩的谈话。
  只听七伯对十二伯说:“同宇,我建议你申请退休吧。”十二伯回答说:“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呢。”“你身体不好,不能正常上班,又占着位子,拿着国家的全工资,人家会不会说,‘周恩来的弟弟拿着工资不上班’?那影响多不好!”十二伯沉默了。是的,一个为革命、为生活奔波忙碌了一生的人谈到退休,要他离开与之朝夕相处的集体大家庭,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十二伯还未到退休年龄,他总得好好思考一下,准备一下才行啊!七伯似乎都早已替他想到了,所以稍停一下说:“我比你大六岁,但我的情况和你不同。历史已经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我就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大约一年多以后,十二伯终于接受了哥哥的建议,向内务部打了申请,并被批准提前一年办了退休手续。
  西花厅的空气突然“紧张”,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偷”看了“圣容”不过瘾,又躲在一旁“偷”听“圣谕”。七伯嘱咐我:坚持在基层工作
  西花厅后客厅的东面是全国妇联副主席七妈的办公室,西面就是七伯的办公室。一般人员是绝对不能随意进去的。我在那几天内一直严格遵守着纪律,没事时就坐在大客厅内看看书、读读报,不敢乱走乱动。但随着秘书们来去匆匆的脚步声,有时我也抬起头,偶尔从开启的门缝中看到七伯七妈都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有时一位秘书还在他办公室没出来,另一位秘书已拿着待处理的文件在客厅内等候了。
  有一天,西花厅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秘书、警卫甚至司机等人都严阵以待地留在自己的岗位上,随时准备着派遣和调用。他们的脚步比平常还要快捷,工作节奏也明显地比平时快多了,每个人神情也一个比一个严肃,我预感到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事后我才知道,那是非洲一个刚独立的国家总理被帝国主义者策划杀害了。我们国家决定抗议殖民主义的滔天罪行,声援非洲弱小民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第二天在首都召开十多万人参加的声援大会,那天晚上就是在忙这件事。我还记得那天到深夜时,七伯他们工作得有点疲倦了,大师傅给他们煮了浓咖啡,也让我这个周家“客人”喝了半杯。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咖啡的滋味。没想到它确实有“威力”,喝了那半杯咖啡后,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所以知道了那天晚上西花厅内“紧张”的全过程。到第二天上午九点,一夜未眠的七伯又登车上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代表六亿中国人民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声援大会。七伯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我,七伯住进西花厅以来,几乎天天都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忙碌着。
  一天下午,七妈突然跟我说:“保章,你伯伯在前厅接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你可以到侧门去看看‘皇帝’。”我一听高兴极了,拔腿跑到前厅,隐在东侧门内,看到了当年尊称为“万岁”的满清末代皇帝溥仪。溥仪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脸庞,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仍是那么一种道貌岸然的样子。一同被伯伯接见的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猛一看,这哥俩模样长的差不多,只是溥杰的个子比溥仪矮。我“偷”看了“圣容”还不过瘾,又站在那里“偷”听“圣谕”,听溥仪在那里向七伯汇报他的思想改造心得。特别是他讲被人民政府特赦后第一次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步入社会的经历时,非常滑稽有趣。如他第一次去乘公共汽车时,不知道售票员每到一站必须先下车,等乘客都上车了再最后一个上车关门。溥仪想“我应该讲礼貌”,待乘客都上车了,他仍未上去,因为他看到车门口还站着一位女同志,觉得应该让那位女同志先上,就朝那位等他上车的售票员打了一个谦让的手势,女售票员以为他是在等人或者等下一班车,就上了车关门而去。溥仪像尊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好站在那里等下一班车。
  溥仪还讲到有一回,出门碰上雨天,就从附近商店里买了件油布雨衣穿上。雨衣前边有两个插口,里边并无袋子,可使两手插进去不被雨淋。他把这两个插口当成口袋,将随身带的钱掏出来塞进两个插口里,待到下个商店买东西掏钱时,钞票都已无影无踪了。人们听了他的这些生动的“故事”都笑了起来,连我这个在侧门偷听的人也忍俊不禁。
  随后,七伯就给溥仪做思想工作,要溥仪同意溥杰的妻子、日本人嵯峨浩回到中国来,使他们夫妻团聚。溥仪当时的思想倒“左”得很,他说,嵯峨浩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想永远霸占我国东三省而采取的联姻继嗣的政治阴谋,嵯峨浩可能是个日本特务,因此坚决反对嵯峨浩再回到中国来。而溥杰在与妻子嵯峨浩的长期相处中,发现妻子纯朴善良,从没发现她有日本特务的嫌疑。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溥杰先后被苏联红军和中国政府监禁,嵯峨浩被遣返日本,她却铁心死守,坚决不肯改嫁,连她的女儿要和日本人恋爱结婚她都坚决不答应,弄得女儿和她的男朋友殉情自杀。当嵯峨浩得知溥杰被特赦时,又千方百计要来中国与丈夫团聚,其对丈夫的感情之深,对中国的热爱都令人感动。在对嵯峨浩的认识和了解上,溥杰自然要比溥仪更深、更全面些。但溥仪却一直固执己见,不让弟媳嵯峨浩再来中国。七伯讲了许多道理,做好了溥仪的思想工作,为“皇帝”和“皇弟”解了疙瘩,并且亲自批准嵯峨浩到中国来,与溥杰相聚。这看上去只是个家庭小事,但七伯的这一高瞻远瞩之举对团结各种爱国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以及对不断发展中的中日友好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西花厅一共生活了一个星期,虽常见到七伯并和他一起吃饭,但他实在太忙了,所以真正和他谈话却只有一次。
  那是一天中午饭后,七伯把我叫到跟前,先表示对我在一个基层工厂工作很高兴,向我详详细细询问了工厂的情况,有些问题几乎把我这个厂文书也给难住了。他问得最多的是工人的生活、职工的困难,并谆谆嘱咐我:“希望你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的劳动者。”还要我多给他写信,经常向他反映工厂的情况。当时,我有点不理解,七伯为啥对我们这么一座小工厂感兴趣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了解基层情况。
  西花厅的一周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我要离开西花厅返回青岛的那天晚上,没想到百忙之中的七伯突然慈祥地出现在我面前。他微笑着伸出他那战争年代负过伤的右臂,握着我的手说:“保章呀,今晚我有事,不能送你了,希望你坚持在基层工作,多向我反映情况。”这时,我却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七伯,你要多保重啊!
  十五年后,即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完七伯的追悼大会后,七妈把我们亲属召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巨大悲痛,说:“伯伯临终前要我向你们交待一句话,那就是‘永远不要特殊化’。你们作为周家亲属,千万要记住,不要以为你们是周恩来的亲属,就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单位里优越于别人。”我一直没有忘记七伯的教诲,这也是他生前留给我们亲属的最后遗嘱。我在工作岗位上干了四十四年,后办理了离休手续。回顾自己的一生,总惭愧自己对国家贡献甚微,惟有一点引以自慰的是,我遵从了七伯对我的教海,一生坚持在基层,谢绝过所有调动,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名普通劳动者。
  (周保章,周恩来堂弟周恩彦之子)



 
 

2007/09/10

周保章说

漂泊的树 E书作品  支持键盘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