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救火队长”撑危局

 




  童小鹏说

  毛主席批评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派工作组不对。周总理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尽管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但他反复讲要“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改、紧赶”
  一九六六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总理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三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总理不顾余震危险,赶到灾区。正当他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时,突然又发生了五级以上地震,房屋剧烈摇晃,泥土唰唰地往下掉。大家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但是周总理拒绝了。他在灾区工作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又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慰问受灾群众。从灾区回来后,他又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
  周总理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在外地的毛主席,大字报于是在电合播出了。
  之后,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主席批评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派工作组的时候了。
  周总理在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他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同时他还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主席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总理还指示新华社:文字上不要用“黑帮”、“黑线”的提法。
  为了进一步全面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林彪还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周总理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的讲话是高调。周总理的讲话是低调。周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搞好。”
  毛主席的接见与林彪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起来造反的“士气”。他们自以为肩负着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重任,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奔走呼号,四处冲杀,到处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一些红卫兵失去理智,疯狂破坏,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严重,完全出乎周总理的意料之外。他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设想的?所有这些,周总理当时也搞不清楚。他在思想上没有做长期搞“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这从下面两件事中可以看出。
  一是面对当时红卫兵大串连之风席卷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渴望得到毛主席接见一事。周总理请示毛主席:红卫兵到北京串连最好是有个计划,有组织地分批到北京,人员要控制在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毛主席一听说:不行,起码二百五十万。毛主席的口一开,红卫兵到京串连人数最后达到一千一百多万。
  另一件事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机关、中南海也有许多造反派起来造反,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一乱,势必影响全国。周总理对此十分着急。他向毛主席请示,并得到批准后,立即向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告一段落。
  可见,毛主席是想以红卫兵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力量,达到“天下大乱”,所以,他不能同意周总理关于红卫兵申连应有组织、有计划、有数量控制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相差甚远,足以看出周总理对毛主席发动红卫兵串连运动的深层想法是不理解的。至于“文化大革命”时间长短,实际上毛主席本人也未经过深思熟虑,为此,他又同意周总理关于十月中旬告一段落的意见。
  正因为周总理是在这种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很不自觉的情况下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所以在当时许多场合下,周总理总是说:对“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他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从好的前途上去理解毛主席的意图,多次反复地讲:“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改、紧赶”。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中旬,毛主席也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于这一提法,周总理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他专门找了毛主席,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由于毛主席坚持,这一提法未做修改。于是,周总理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渐严重,周总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总理所能做到的就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
  全国混乱局面日渐严重,四处着火,火势甚猛,周总理冒死充当“救火队长”。天安门观礼台上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总理指示,把它撕下来;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要冲故宫,周总理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
  所谓的“救火”,主要是救干部、救档案。而这当中贯穿的主要工作则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与红卫兵讲道理,劝阻并制止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周总理的“救火队”有我、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我曾经说过:“我们是光荣的救火队员。”
  当时,周总理要我们救的干部主要有中央部长级领导和地方省委书记。只要红卫兵把部长们抓去批斗,周总理立即派我们出面与红卫兵讲道理、办交涉。他让我们掌握一条原则,不准红卫兵揪斗部长出去游街,不许打骂体罚部长,他们有错误、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将揭发材料送交周总理,凡是已住在中南海要揪出去批斗的领导干部,都要报请周总理审批,而且要写明时间,按时送回。
  如果得知地方省委领导被揪斗的消息,周总理就让我们打电话劝阻。记得四川省红卫兵揪斗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从成都揪起,押送北京。周总理得知消息后,叫我沿途打电话加以劝阻,但没有奏效。李井泉、廖志高被押到北京后,周总理指示我们立即将他们保护在中直招待所。我们对红卫兵说:要让他们在招待所里好好写检讨。名义上写检讨,实际上将他们保护起来。“文化大革命”后,廖志高见到我时,还提起这件事,对周总理和我这个“救火队员”充满着感激之情。
  早在八月下旬,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兴起,并逐渐联合起来。由于观点不同,大学分成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中学则以“西城纠察队”为主成立了第三司令部。他们分头派人到各机关、学校以至企业、工厂去串连,组织红卫兵联合造反。为了便于联系和诱导,周总理指示周荣鑫和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随时同他们保持联系,及时解决他们的合理要求。并给三个司令部各安排一个办公室、一辆吉普车。但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也随时加以批评、帮助。
  十月十八日,部分红卫兵在林彪、江青一伙人蛊惑下,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总理知道后,立即要周荣鑫和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说服工作。
  我和周荣鑫乘坐一辆小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前挤满了人,一片嘈杂,我们的车子无法开过,刚一停下即被拥挤的人流包围,车辆都被挤扁了。
  我们下车走进文化宫找到红卫兵头头,耐心地与他们讲道理。我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周总理指示,不能随便贴他的大字报。你们把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对国内国际影响都不好。周总理让你们把大字报撕下来。”
  经过我和周荣鑫的反复讲道理,虽然还有人反对把大字报撕下来,但多数人表示赞成。他们终于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从观礼台上撕了下来。
  有一天,外贸部的“造反派”要把部长李强拉去游街批斗,遭到另一派反对,相持不下,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要我马上到外贸部给“造反派”做工作,要我告诉他们,李强还要代表国家对外搞贸易,不能游街,有问题可送揭发材料。我赶到外贸部,两派正争论不下。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使李强免遭游街批斗之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晚,一大批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故宫,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卫戍区做好保卫工作。
  十九日上午,红卫兵再次来到故宫门前,叫喊着要冲击故宫。故宫的工作人员因事前接到周总理的指示,便理直气壮地对红卫兵说:“我们按周总理的指示,关闭故宫。现在,故宫一律不对外开放,要完整地保护故宫文物。请你们回去。”红卫兵听到是总理的指示,不敢强行冲进故宫,陆续退回。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故宫,就这样在周总理的保护下,免遭一场劫难,完整地保护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造反声中,红卫兵疯狂地冲击党政机关。机要、保密、档案等要害部门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中央调查部有许多绝密文件,孔原部长事先曾同我商量,秘密转移了一部分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但该部“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进档案室抢档案。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生气地说:这是最高机密的档案,怎么能抢呢!他马上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去劝阻。李质忠去后被狂热的“造反派”扣住。他反复与红卫兵讲道理,周总理又让办公室同志打电话去制止,终于保住了该部的档案。
  “文化大革命”中,为保护陈云的健康和安全,经周总理安排到西郊安全地方休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竟唆使红卫兵,冲进位于中南海外北长街的陈云家里要“破四旧”。陈云很喜欢听苏州的评弹,家中收存一些评弹的唱片、录音等,红卫兵说评弹是“四旧”,是封资修的毒草,要全部查抄出去毁掉,而实际目的是要抢机密档案。警卫团长张耀祠得悉后去劝阻无效。红卫兵把大门冲破后进到办公室要砸档案柜,由于警卫同志坚持,他们不敢动手。
  我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火速赶到现场交涉。我对红卫兵们说:周总理有指示,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而是党和国家的机要档案,任何人不准动;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作“四旧”破。你们破门进来,是错误的。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因为他们有后台,几个小时过去了,硬是不撤。我只得打电话给文革小组的戚本禹,郑重地把周总理的指示告诉他,让他通知红卫兵头头火速撤离。这样,陈云的档案才得以安全地保护下来,此后迅速转移到别处。
  为了制止红卫兵到处冲击、乱抢档案的做法。周总理指示我和周荣鑫等人起草了中央文件,下发各地。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正常工作,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各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
  这个由周总理主持起草的中央文件下发后,对红卫兵的四处冲击,乱抢文件、档案起到一定遏制作用,局面暂时得到控制。
  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有折衷主义”,欲整倒周总理,苦于找不到岔子,就开始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迫自杀,周总理的“救火”队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含冤而死……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了稳定全国局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做红卫兵的工作。对于红卫兵的疯狂破坏,周总理痛心疾首。但对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还不能训斥、压制,只能循循善诱,耐心教导。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的三个月时间里,周总理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四十多次,有些会一次长达四五个小时,有的会甚至通宵达旦。他唇焦舌燥,反复讲解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砸毁文物,对建国十七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周总理对红卫兵的生活很关心,北京天气寒冷,从南方来的红卫兵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周总理怕他们冻着了,让我们的招待部门去买棉衣、解放鞋,发给红卫兵。有一次,周总理得知有一批红卫兵上井冈山,遇上下雪,粮食运不上去,急得很,当即指示我们打电话到江西省委,派直升机把粮食空运到井冈山。
  周总理不仅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红卫兵的说服教育工作,还要做好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万人次红卫兵和广大师生。毛主席的这一重大步骤使北京人员流量猛增,大量繁重复杂、琐碎细致的工作都落在周总理头上。周恩来依靠党政军各级组织,充分发挥他那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保证了毛主席八次检阅都没有出事故。
  周总理的作为,使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九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总理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攻击周总理“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还公然指责周总理是“救火队长”。
  林彪、江青等人直接找周总理的岔子找不着,就绕道整周总理。其手段之一是先整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许明被迫自杀事件就是例证。
  许明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同志,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她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就受过表扬。“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审查电影时要许明去参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讨论其它影片时,许明同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又怀疑许明在周总理面前讲她的坏话,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权力逐步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毛主席要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并决定“文化大革命”和党、政、军的许多重大问题。那时刘、邓、陶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参加碰头会的只有周恩来与叶帅、徐帅和李先念。有时林彪也来参加。他一来就贯彻他那套极左的方针。因会前、会中和会后都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做,周总理就要周荣鑫和我协助汪东兴工作。
  有一次开碰头会前,我碰到江青,她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间我:“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你知不知道?”我如实回答:“我不知道。不过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她原来是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进城后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调入总理办公室的。她分工管文教,与彭真没有直接往来。当然,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时开会,总理派许明去旁听。许明回来要向总理汇报。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看不出是彭真安的‘钉子’。”
  因为话不投机,江青很不高兴,气呼呼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红小鬼啊。”说完,扭头就走,从此不再理睬我。
  江青一伙罗织许明的“罪证”,说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实际上是想把彭真与总理联系起来,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点名的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其用心十分险恶。
  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周总理让许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搞接待工作。陈伯达、戚本禹经常到接待站来,向红卫兵宣传他们那一套。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戚本禹听了很高兴,但许多红卫兵听了不同意,说是“唯成份论”,两派的红卫兵因此在接待站展开辩论。戚本禹就将打油诗进行改动,并告诉许明是陈伯达改的。当红卫兵质问为何改动打油诗时,许明告诉他们是陈伯达改的。这下许明闯了大祸。陈伯达知道后十分不满,以陈伯达到接待站,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向江青告了许明一状。江青又将此事告到毛主席那儿。毛泽东指示周总理:此人(指许明)不适合做接待工作。
  许明知道主席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一个儿子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江青状告她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
  她吃安眠药之前,还与我通了最后一次电话。我告诉她:“在主席、总理面前没有说不清的事情,延安抢救运动你也是参加了的,最后,不是都甄别了吗?”然而,她还是含恨离开了人间,临死前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悲惨地死去。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他当然是积极参加“救火”的。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他和汪东兴一起把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人民来访接待站加以扩大,加强领导,以适应人民上访,特别是红卫兵来访的需要。汪东兴从部队抽调了一批于部来加强接待站工作。本来这是不干文革小组的事,但江青、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认为事先没同他们商量,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想把接待工作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们借口红卫兵对接待站有意见,由王力出面,组织中南海的“造反派”和北京、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开会,名为提意见,实际上是斗争大会,主要矛头对着周荣鑫,对汪东兴也顺带批了一下,我也是被批判的对象。
  会开了三天,最后由王力代表文革小组宣布:汪东兴在主席身边工作很忙,他顾不了那么多,应原谅他。童小鹏有一定责任,要检查,但可继续工作。周荣鑫问题严重,要好好检讨,要负责把接待工作搞好。王力把周荣鑫的问题说得很严重,更助长了某些“造反派”对周荣鑫的不满。
  散会后,王力就走了。天津的一批红卫兵忽然喊着要把周荣鑫揪到天津去批到。我当即出来制止。我说:“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红卫兵不能在中南海内抓人,有什么意见可以报告周总理。”同时,我对国务院的“造反派”说,你们有责任保护周荣鑫,不能让外面的人把他揪走。天津的红卫兵无理以对,只得撤退。但此后,周荣鑫就再也不能对外进行工作,只好靠边站了。
  江青等人始终没有放过遵照周总理指示勤恳工作的周荣鑫。一九七五年,周荣鑫在教育部当部长,曾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当副部长。就在“四人帮”掀起“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风浪中,周荣鑫因坚持周总理的有关指示,被江青的爪牙迟群等揪去批斗,心脏病复发仍不停止,也不及时抢救,因而含冤死去。李琦得以幸存至今,也许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吧!
  周总理对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办公厅当第一副主任。我认为你不一定能搞好。但是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就服从吧。”这个决定使我感到突然,但我看出周总理也有难言之隐。离开总理办公室主任的岗位没多久,我就被监督劳动改造了
  我这个周总理手下的救火队员,虽然救了别人,可是最后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我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在“文化大革命”风浪兴起之时到中央办公厅任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事前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中央决定后,周总理找我谈话才知道。大约六月四日,周总理对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办公厅当第一副主任。他稍停一下又说:我认为你不一定能搞好,但是,中央既决定了,你就服从吧。这个决定真使我感到突然,但又不能不表态。我说:“我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很繁重,我是不能胜任的。你说,中央已经决定,我只有坚决服从,尽力把工作做好。”我感到他也有难言之隐,但我当然不能问明。两天后,我就去中办上班了。其实,调我到中央办公厅是汪东兴的主意。“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免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任主任,他把机要局长李质忠调来当副主任,帮他清理、整顿办公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汪忙于在毛主席和文革小组之间的工作,就先报经毛主席批准把我调到中办,因为毛主席已先批准,所以周总理就不好不同意了。
  我到办公厅后,就按分工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不久,“红卫兵”运动兴起,不论白天、晚上,都有许多批“红卫兵”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见中央领导同志,或者揪部长来向中央告状,秘书局副局长出面不行,只得我出面做工作。有两次红卫兵甚至不听警卫劝阻,爬过铁门冲到大门里头,我只得协同警卫团副团长出面劝阻,最后报周总理命令他们退出。我常常忙得精疲力竭。
  可是,刚成立几个月由江青的爪牙戚本禹(他当时还挂名秘书局副局长)所指挥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就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开始批斗我。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造反团”居然得到汪东兴的批准,在庄严的怀仁堂召开大会批斗我和秘书局另一位副局长曹全夫,会上散发经过汪东兴批准去机要局印刷厂印刷的(告中央办公厅革命同志书》和《中南海红色造反团通令》。《通令》不仅揭发我的“罪状”,更猖狂地骂朱德为“黑司令”。当时朱德还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住在怀仁堂南边的一幢小楼里。
  现在引用《通令》中的话,让大家作为奇文共赏吧!
  “撤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童小鹏的党内外一切职权,监督劳动,勒令其交代自己的罪行。”
  接着是要撤销追随童小鹏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曹全夫的一切职权,监督工作,责令其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行,揭发朱德等人的罪恶事实。(按:曹全夫曾任朱德的秘书十三年,与我同时调中办秘书局。)
  《通令》宣布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委任我的职权,就一下子被夺走了!
  还有两个副局长曹幼民、赖奎,则要其认真检讨,改正错误,继续工作。
  当天晚上,中办主任汪东兴接见了“造反团”头头,承认他们的“全部行动”,并表扬他们对四个局级干部“区别对待”的政策。
  这是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厅里发生的事情。
  从此,我就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每天打扫秘书局三层楼的六个卫生间,看《毛泽东选集》,背“老三篇”,不时还被揪去批斗,一呆就是十个月。接着就以“在重庆工作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突击”为由,在审查、批斗“杨尚昆死党”的“训练班”隔离审查一年多。一九六九年一月,下放到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学校”监督劳动改造(当猪倌)三年。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后才恢复我的党的组织生活,调到校部生产组任副组长。可是改造三年后还不让我回北京,要我到江西南昌齿轮厂当副厂长。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要求回北京搬家和检查身体。当我准备去南昌时,中央组织部通知等一等,一等又是一年半。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回中央统战部工作,参加以军代表为主的三人领导小组。不久,中央办公厅党委正式通知,我的历史已查清楚,没有问题。至此,算是“落实政策”了。
  我这个“救火队员”还能活到现在,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还有一件怪事情。一九七二年三月我准备去江西南昌时,向周总理、邓大姐辞行。周总理未表态,但突然问我一句:“你是怎样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他说:“有人反映,童小鹏调到总理办公室是周总理提名的。”
  我心里很清楚,周总理用人历来是由组织安排,从未私自提出要调与自己关系好的同志到身边工作。一定是江青等人在背后指责周总理任用私人,罗织他的罪名。于是,我便将如何调往总理办公室一事详细向总理述说一遍。
  我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调到总理办公室的。在此之前,我在中央统战部任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张维汉年纪大了,齐燕铭兼主任。齐认为要由一个熟悉周总理情况的同志来牵头任办公室主任,于是想到我,因我过去长期在他身边工作,情况熟悉。但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不太同意,因为中央统战部许多工作也离不开我。李维汉于是提出条件,要有一个人来换我。后与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商量,调北京市副市长兼秘书长薛子正到统战部当副部长兼秘书长,接替我的工作。这样,我便正式调到总理办公室任主任。
  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并非周总理提名,更不是总理想用私人,而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调进去的。
  当时周总理虽然没有向我透露是谁在背后造他的谣,但我也猜出八九不离十是江青一伙。因为他历来不把闲言碎语放在心上,为何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专门向我了解组织调动的全过程呢?可见造此谣言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才会这么重视。
  周总理的“救火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救火队长”和他的队员们一再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诬蔑、指责、迫害,然而,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救火”。后来,救火队员都被夺权,靠边站,眼见“救火队”就要散了,他又想了一个办法,设“联络员办公室”。联络员办公室成立于一九六七年,人员随着工作量逐步增加,军队调师级干部,后来扩大到四五十人。哪里出乱子,两派打架,周总理就派一名与造反派熟悉的人去当“联络员”,实际上也是去“救火”。如让刘西尧去当科学院的联络员,让胡立教去当财政部的联络员,情况直接向周总理反映,并收集信息。经过周总理艰辛的努力,全国混乱的局面一度有所稳定。
  (童小鹏,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六年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



 
 

2007/09/10

第五章“救火队长”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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