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欣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发生了“工作组事件”。毛主席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把它撤出来。”周总理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
  运动伊始,林彪、江青一伙就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发生了“工作组事件”。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常用派工作组的方法加强领导,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则是维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组织上也是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这次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主席,征得了他的同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当初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组组长。不久,这事却被毛主席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责为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经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去北京大学。当时经周总理向正在杭州的毛主席请示,获得同意。
  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联名写信给毛主席书面请示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张承先于六月一日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新华社并于六月三日向全国作了报道。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陆续派出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克服有关单位正在急骤蔓延的无政府状态和日趋严重的混乱局面。
  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同毛主席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分歧,注定了工作组必然要犯所谓“错误”。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这时乘机煽动,从中捣鬼,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致使群众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有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
  这个时候毛主席在派工作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六月九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都已经派去了。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天上午,北大几个系的一些学生,将四十多名校、系领导干部和教授带上“斗鬼台”,采取了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等极端行动。工作组当即加以制止,扭转了局势。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同意工作组的做法,极少数造反派则认为这次事件是“革命行动”。
  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将驻北大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
  中共中央的批示说:“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主席在工作组问题上态度的变化,陈伯达和康生、江青是清楚的。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同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加深了。
  六月二十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造反派学生驱逐工作组并已知道毛主席态度改变了的时候,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他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工作组。
  在工作组存废去留的问题上,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
  这天深夜,陈伯达气急败坏地回到钓鱼台,谈起此事唉声叹气,满腹牢骚。他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
  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和以“撂挑子”相威胁的计谋没有奏效,在中央的会议上遭到反对,他并不认输(因为他已摸清了毛主席的“底”),又在七月十三、十九、二十二日的中央会议上,连续三次对工作组提出非议。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立即撤出所有的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毛主席于七月十八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七月二十四日,他在钓鱼台十二号楼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大区书记谈话时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决定撤销工作组。
  这个时候,江青和康生、陈伯达把派工作组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把工作组说得一无是处。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总理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他说,派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
  北京出现大字报,要求撤掉宋庆龄国家副主席的职务,扬言要冲进宋庆龄的寓所。周总理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是肯定了的。江青放肆地对周总理叫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红卫兵的积极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总理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强烈反对周总理的情绪,随时随地流露出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一九五六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总理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一眼看到封面上总理的字,就像疯了似的,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大肆咒骂宋庆龄,给她乱扣许多大帽子。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
  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并且迁怒于周总理,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既有“积怨”又有“新仇”。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宋庆龄也是受害者。上海的红卫兵破坏了宋庆龄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当墓地遭受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来的时候,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总理,周总理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之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
  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也被造反派闯进去。她在北京后海北沿的寓所没有被人闯进来,是由于周总理的及时拦阻。这年八月三十日,周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主席批准,名单上的头一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两天后,九月一日,在北京出现了大字报,要求把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且扬言要冲进宋庆龄的寓所,同时发生了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周恩来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原来,在此以前,毛主席曾派江青探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深受这场浩劫巨大伤害的宋庆龄心目中、江青只是一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熏心的女人”。这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完全采取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宋庆龄向她建议:“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结果不欢而散。宋庆龄的冷漠和批评,使她不能容忍,时思报复而又受阻于周总理的“保护名单”。她对周总理极力保护宋庆龄免遭冲击极为不满。有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江青曾经放肆地对着周总理叫嚣:“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周总理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得到安全。至于他极力保护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令人感动。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挫败了江青一伙打倒一切、改朝换代的险恶阴谋。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总理异常震怒,从不抽烟的他,点始了一支烟。“联动”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贴出“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标语。江青一伙下令对“联动”残酷镇压。周总理接见从监狱释放出来的“联动”成员,先问“董良翮在不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尽管这个组织如同其他许多组织一样,难免在人员上鱼龙混杂,“西纠”及其他地区的纠察队里有人做了些不利于稳定的事,但是总的说来,“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
  八月六日,最早组织纠察队的西城区和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开会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到会,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还曾把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找到一间化妆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但在背后有人给你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
  八月三十一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但当红卫兵日益认清了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真面目,组成“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起来造“中央文革”的反,张贴反对林彪、江青的大标语时,江青一伙就翻脸不认人,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残忍地把这些稚气未退的中学生打成“反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扣到这些青少年的头上,并对周总理进行突然袭击。
  十二月十六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那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头都去参加大会,叫我先到会场照料。在这次大会上,江青活像一个泼妇,竟对“小将”们撕破脸皮,破口大骂。她威吓说:“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事先未向周总理打招呼,突然当场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字,诬陷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还逼周荣鑫、雍文涛到前台低头认罪,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说:“我希望你们对于青年的、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总理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总理,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在江青还没有讲完话的时候就来问我(在江青后面接着先要讲话的是陈伯达):是否还请总理讲话?毕生经过无数惊涛骇浪,挫败过蒋介石、杜勒斯这些超级反动人物的周总理,岂能被江青这般鼠类的恶作剧所吓退?况且先已宣布总理要讲话,这也是在场的绝大多数红卫兵的殷切期望。我回答说:照原定议程不变。
  在陈伯达讲话后,总理从容自若地走到台前。针对江青对“西纠”声色俱厉的指责漫骂,他亲切地关注地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这个时候,全场响起长久不息的热烈响亮的掌声,说明了人们的意向。
  江青一伙策划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这时从中学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中,早已兴起来势凶猛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怒潮。十二月五日成立的“联动”组织,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贴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标语,震撼了江青一伙。
  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专门发表社论,提出“斗争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十三日,康生恶狠狠地说:“对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严厉的镇压!”十四日,康生再次恫吓:“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
  这天江青在台上这番咬牙切齿的漫骂,不过是这种恫吓伎俩的继续。实际上,对“联动”的镇压行动已经开始:“西纠”、“东纠”和海淀区纠察队都有许多人被捕。
  总理讲到那些被捕红卫兵的时候沉痛地说:“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交代出犯错误的原因,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
  同时,总理深知,江青一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唯恐这些青少年继续遭受他们的镇压摧残。总理出于真诚的爱护,在第二天接着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为了尽早解除江青一伙镇压的口实,劝告各纠察队马上自动解散。总理说:“我提议现在各个学校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取消。纠察队的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我们采取民主的方法,你们自己取消。”
  江青一伙心毒手狠,悍然下令对“联动”进行大规模的残酷的镇压,他们狡狯地躲在幕后,唆使大学生来斗中学生。就在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及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一、二、三“司令部”和首都兵团以及一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煽动他们镇压西城、东城的红卫兵纠察队。
  本来,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刚向全国批转的《北京市委重要通知》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同时规定:“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
  江青自居特殊,完全无视这个通知,继续在“幕后指挥”,还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找来,一起给这三个“司令部”非法抓人的犯法行为出点子,使它转为“合法”化。
  江青说:“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向反面,犯错误。抓来的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管,告诉公安人员管好,随叫随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
  提起红卫兵纠察队,江青咬牙切齿地说:“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她还恶狠狠地说:“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做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死刑;年轻的可以死刑缓期。”关锋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查出,严重的枪毙!”
  有了上方宝剑,三个“司令部”的“司令”立即对红卫兵纠察队——“联动”大举镇压。谢富治指挥蒯大富、聂元梓等,先后数次调动数以万计的大专院校学生,配合谢富治下令调派的警察,连续对许多中学大包围、大搜捕。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动三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一般,把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学砸得稀烂,逮捕三十二名同学。两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作“联动”投进监狱。
  这次疯狂的搜捕,逼得大批青年南下逃亡,举国哗然。这些被江青所追捕的青少年都是革命后代,周总理异常痛惜,忧心如焚。有一百多名十几岁的“联动”成员,被江青等当作“专政对象”关进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囚禁了三个多月。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才把监狱大门打开,把他们释放出来,送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总理接见。
  看到周总理走进来,孩子们全都站起来,像受了委屈的儿女见到了亲人,顿时哭声喊声交织一片。总理一边招手,一边审视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小囚犯”,眼睛也湿润了。
  总理挥手让大家坐好,先间:“董良翮在不在?”又问:“谁是孔丹?”他们都满眼热泪,默默地站起来。董良翮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是董老能严守组织纪律,老老实实交出去的(这天董良翮回到家里,董老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替我去坐牢呀!”)。孔丹的母亲许明是总理的秘书,已因不堪江青的迫害凌辱含恨而死(死后江青还恶狠狠地指控她是“联动”儿子的“后台")。总理对孔丹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总理讲话的声音低沉。人们看到,他那深沉的目光里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爱怜和一种难言的痛楚。下令搜捕他们的祸首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及戚本禹也都在一旁坐着。这次是根据毛主席的命令释放的。江青等人虽不甘心认输,却也无可奈何。总理生怕孩子们再受折磨,这时面向大家,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一伙在钓鱼台“放火”,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灭火”,及时平息红卫兵冲击国防部的事件。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谢富治的虚情假意激发了周总理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混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总理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周总理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总理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可是每次他们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让周总理等待很久。周总理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总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总理多次出面保护,还曾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关”的。讲好大会是七点钟召开,可是到八点多钟,总理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直到他们来,才一同进入会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听了这个消息都急了。十一月八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受江青一伙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不堪设想。总理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的。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总理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难。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总理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总理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一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总理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总理是“灭火队长”。
  一九六七年二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总理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总理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了她对总理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可是,尽管有不同意见,他们采取偷梁换柱的做法,暗中背着有不同意见的人,兜售他们的私货,给群众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中央文革小组是一致的。特别是江青一伙人对周总理的工作进行种种刁难时,更是采取这种手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总理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而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这张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的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十二月的三个月中,总理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四十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总理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二百三十次之多。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到同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天安门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一千一百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从毛主席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就是这样,还要受到江青一伙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刁难,给周总理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时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连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
  周恩来总理为了平息这次事件,十八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主席接见活动。因为总理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
  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总理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
  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总理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
  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
  周总理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是总理早已洞悉了这个被人们耻称为“犹大”的人的丑恶嘴脸,他是靠着“揭发”诬陷他的老上级邓小平,投靠江青一伙而迅速高升的“新贵”。他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总理和老帅们没有片刻安宁,被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总理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和江青一伙政治地位的提高,他们更加迫不及待地急于搬掉阻碍他们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绊脚石”一一周总理。对周总理的折磨、刁难和冲击,也从暗处转到明处,由隐蔽而公开化。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总理“和稀泥”、“搞调和”、“折衷主义”。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总理,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衷主义的假面具”。
  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江青一伙甚至利用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伍豪启事”来攻击陷害周总理。“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诬蔑周总理是“现代的大儒”。
  面对这些无耻的攻击诽谤,周总理岿然不动。他忍辱负重,力撑危局,并不因此而停止与江青一伙人的斗争,尽力稳定当时的局势。这使江青一伙更加忌恨,必欲打倒而后快。一九六七年八月江青一伙就公开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政治家周总理,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总理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干扰,消除动乱,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他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他为挽救国家民族危局的又一次不可磨灭的功绩,将永世留存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穆欣,“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007/09/10

穆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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